2013年初夏的一天，我拜访了已经92岁高龄的任楚（1921年出生在湖南汨罗市，1937年年底赴延安参加革命。1983年离休），听他讲述了他到延安的经过。
　　给彭德怀当了一路的“儿子”
　　任楚的父亲任作民（1899-1942，曾任陈独秀秘书、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湖南特委书记、中共西北局秘书长）参加革命后一直工作在外，所以任楚一直在湖南汨罗乡下由奶奶和婶婶抚养，一直到4岁半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他第二次见到父亲是在1937年，那时他已16岁。1937年11月，他再次离开父亲，跟随堂叔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从武汉到郑州，再到西安，住进了位于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在办事处领导林伯渠的安排下，陈琮英和任楚又随彭德怀的车队一同赶往延安。
　　任楚记得第一次见彭德怀时，彭德怀一脸严肃，说话不带笑容，当时他有些害怕，一直站在陈琮英的身旁不敢说话。
　　彭德怀见到这位不爱说话的小老乡，想表示亲热，就跟任楚打趣说：“你这个娃崽，要坐我的车，跟我一块儿上延安，人家要问我，你是我什么人，我咋个说呀？”
　　任楚看彭德怀和自己打趣，于是一下放松了窘迫，很机灵地回答说：“只要带我到延安，你咋个说都行。”
　　彭德怀哈哈大笑起来，说：“那就说你是我儿子，行不行？”
　　任楚使劲地点着头，连声说：“行！行！”
　　他们一行是一个30多辆军用卡车的车队，由一个连的八路军战士押车，车上边都架着机关枪。任楚同彭德怀坐在其中一辆的驾驶室里，他给彭德怀当了一路的“儿子”。
　　车队浩浩荡荡，国民党的哨卡没有拦阻，就这样，任楚跟着临时“爸爸”彭德怀，顺利地到达了延安。
　　“主席，你的字不好认呀！”
　　让任楚没想到的是，他初到延安并没有被安排去学校学习，而是被安排到中宣部的中央印刷厂工作。在印刷厂，他发现，毛泽东的本家侄子毛远翥等许多中央领导的孩子都在这里当工人。在印刷厂的排字车间，他当了一名排字工，他的师傅是排字车间的主任周永生和老工人赵鹤。他穿上了一套比自己身体宽大的八路军军服，从此成了一名小八路。
　　印刷厂设在延河对岸的清凉山上，山上有一个有名的万佛洞，铸字、排字、印刷、装订车间，都在这个大石洞里，任楚在印刷厂工作了8个月。在这期间，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排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那是1938年5月的一天，车间主任周永生对大家说：这个月我们要排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大家要努力生产，争取提前完成任务。并说，这本书出版后，将会指导全国的抗日战争，增强抗日军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同志们听完后，一致表示即使不休息，也要按时完成任务。
　　一天，毛泽东亲自来到排字车间校对。任楚这时已经和他熟了，就问他：“主席，您为什么不去厂长办公室？”
　　毛泽东笑着说：“我是来校对的，车间就是我的办公室嘛！”他一边说着一边按照他写的原稿校对。
　　任楚又说：“主席，您这本书出版了，对坚持抗日很有鼓舞和指导作用，全国人民都会拥护的。”
　　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拥护的是抗日的积极分子和所有爱国者，这当然是大多数。但也有少数人反对，他们是少数顽固派和投降派，也还有革命队伍中极少数对抗日不坚定的人。”
　　任楚一边按手稿拣铅字，一边和毛泽东开玩笑说：“主席，我排别人的稿子一天能排七八千字，排您的手稿一天才排四五千字。您的字不好认呀！”
　　毛泽东笑着对他说：“小鬼，我的字既不是颜真卿，也不是柳公权，我写的是毛体字。”说完，两人都笑起来。
　　经过连日的工作，《论持久战》很快被印刷装订完毕，并用小毛驴驮到新华书店，发往全国各地。
　　习仲勋重视调查研究
　　1938年6月，任楚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4个多月后，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9月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组织上派往中央印刷厂担任会计工作，同时还兼管宣传和工会工作。1942年2月20日，其父任作民不幸去世。
　　父亲去世不久，一天，任弼时把任楚叫到自己住的窑洞里，说：“孩子，你父亲刚刚去世，中央考虑到你的情况，准备安排你去绥德工作。你还年轻，要好好学习，加强锻炼，严格要求自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也是一位年轻有魄力的领导干部，我已经和他打过招呼了，让多给你压担子，多学些本领。”
　　来到绥德后，习仲勋也找任楚谈话，他首先鼓励任楚安心基层工作，提醒他说：“基层不会屈才，你年轻，有干劲，这是你的优点，但要记住，工作不是仅凭这些，要多动脑，多思考，才能少走弯路。”并说，“做基层工作说难也易，只要你深入，一深入就好办，做群众工作要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能当群众的老先生，工作上虚心，群众就会跟随着你干。”
　　在任楚离开办公室时，习仲勋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带几名同志去米脂农村搞调查。
　　在习仲勋的亲自指导下，任楚和其他调查组成员一起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接着，深入到米脂县杨家沟进行调查蹲点，和当地村民和村干部进行座谈，与农民一同劳动，一起生活，了解当时农村的情况，农民也愿意和他们说实话，讲真情。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他们了解到，边区政府在米脂县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后，农民生活虽然得到初步改善，但是广大农民阶级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决，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
　　任楚回忆说：“那时我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压力也比较大。在绥德地委和专区的领导下，尤其是在仲勋同志的亲自指导下，我的工作起色很大。特别是仲勋同志知道我长驻郝家桥村，还亲自到这个村蹲点指导我的工作。”
　　1944年4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勋带调查组的同志来到绥德以西20里外的郝家桥村，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习仲勋到郝家桥后，即邀请当地群众一致推选的劳动模范刘玉厚和该村村支书到自己住处叙谈。一见面他就拉住刘玉厚的手问道：“是党员不？”
　　“咱是。”刘玉厚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和方言回答说。
　　刘玉厚问：“呃！你是住在九贞观地委的习书记？夜黑里你们来时，咱一满（陕北方言“完全”的意思）没知道，刚从地里回来，人家就催咱来开会了。”
　　“好！好党员，好同志，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党员，咱的党就更有办法！”
　　“咱什么也解不下（陕北方言“不知道”），只解下受苦（陕北方言“只知道受苦”），党要咱努力生产，那是容易事嘛！”
　　通过调查，习仲勋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理顺土地租佃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经他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并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
　　蹲点调查结束后，习仲勋还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的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至此，绥德分区各县都纷纷动员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热火朝天地开展了一场大生产运动，以实际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封锁。
　　任楚也通过与习仲勋近距离的接触和言传身教，工作能力和水平，特别是调查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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