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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8日，战仁才事迹报告会在牡丹江党政会议中心举办，千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时而鸦雀无声，时而掌声雷动。大家都被“牡丹江好人”战仁才的事迹所感染，久违了的感动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让我们重温在他本人，他的爱人、同事和艺术家眼里，战仁才跨越式成长为“战争”的经历吧。
战胜自己，争做人才
我的原名叫战仁才，意思是父母希望我成为老战家的人才。1985年从军当兵，让我懂得了人生就是一场战争。1990年复员被分配到铁路工务段，不久被调到铁路文化宫做宣传工作一直到今天。在半军事化的铁路系统中受到历练，取艺名“战争”，是为了战胜自己，争做人才。
我的成长走到今天，深深感恩于家乡，是牡丹江的丰厚文化给予我成长的土壤；我感恩于祖国，是少数民族500多个村寨的特色文明给予我展示民俗摄影的舞台。我只不过比别的摄影人爬过更多的山，走过更远的路，流了更多的泪水和汗水而已。
2002年，我为原牡丹江铁路分局所拍摄的新中国建国以来132位英模的黑白画册在全国铁路系统交流，因此意外接到一个拍摄“中国铁路发展成就”为主题的“迎奥运、展铁路风采”的政治任务。我突发奇想，趁此走遍全国的难得机会，能拍摄少数民族的民居就好了。
我用8个月的时间、以军人的眼光查看全国铁路地图，研究每一个特色车站的行走路线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和民俗资料。
我深知这是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以后很难有精力照顾家里的事儿，也不可能再继续为父母照相了，我把13年来为父母拍摄的照片编辑成黑白画册，自费印刷了2千册。我在画册中详尽介绍了父母互敬互爱、勤俭持家、不畏艰难、助人为乐的良好家风，正是家风对我的熏陶，让我在部队入党、立功受奖，在复原后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学习、积极进取。没想到这本画册《为伟大而歌——我的父亲母亲》在2003年“国际平遥摄影节”上得到了中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回到牡丹江后，在市文联的大力支持下还举办了一个首发式。当电视台节目《社会方圆》摄制组到父母的居住地——牡丹江畔的三道通采访时，父母翻看着画册，很激动，对我因为即将踏上的征程而不得不把他们长期拜托给两个姐姐照料，深表理解和赞成。
没想到的是，这本画册竟成为我走进少数民族地区的通行证和名片，让我很容易地就受到少数民族同胞的认可，一次次换来所需的宝贵资料和各种支持。
于是，在从2003年初到2009年末的7年中，我有1700多天在中国铁路和少数民族聚居地摄影采风。少数民族的自然村落几乎都在大山深处，交通非常闭塞，与外界无法通信联系，甚至很多地方没有公路，只有人背马驮的羊肠小道儿和驿道，要走进自然村落只能靠徒步。我背着40公斤的摄影包一走就是十几公里，翻山越岭，蹚溪越涧，行百米高几十米长的独木桥，这不仅是对身体的考验，更是对心理乃至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2004年，我到了四川的江油，早晨在火车站我和当地的书记说了第二天要到北川县的大山里拍摄羌族的想法。他说：“江油是李白的故乡，晚上我在太白酒楼为你饯行。”
晚上，书记举起酒杯说：“去年有十几个游客在大山里没了音信，上个月一台面包车和9个乘客坠入了山谷，无一生还。你多保重！”好心的书记陪我喝的是诀别酒哇！
进山生死未卜，放弃就是遗憾，好在我早有心理准备。我到电话亭给照顾母亲的姐姐打通了电话。我平静地说：“我明天要走进大山，如果一周后接不到我的电话，就不要找我了。办公桌上有我的留言，不要告诉妈妈，拜托了，好姐姐。”电话那边传来姐姐的哭泣声，我赶紧放下了电话。因为那办公桌上的留言，就是我准备的遗言。
北川县是我国最后一个命名的自治县，羌族和藏族人口占了80%。羌族的自然村落主要在离县城200多公里的青片乡。我一路用登山手表测着海拔高度，汽车从海拔450米启程，一路上坡，到了海拔800米，路越来越窄，坡陡弯急，到了连两轮摩托超车都要等到会车的地段。对面会车时，一个急刹车，前轮胎的一半着地，后轮的两只轮胎，外侧轮胎悬空着，我的心也悬了起来，不敢往外看，闭上眼睛等着开车。到了海拔1400米，温度急剧下降，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8个多小时的颠簸后，汽车开进了海拔2200米的羌寨。
这里是四川盆地岷山脚下的中高山地区，大山养育了几十万羌族人。司机把我带进村长家，村长握着我的手说：“你真是吉祥的人哪！”见我不解的样子，就说：“我们羌族的羌字是由羊和人组成的，结婚就是羌喜，明天就有个结婚的，有朋自远方来是喜上加喜，你可不就是吉祥的人嘛！”我一边道喜一边说：“赶上吉祥，就是缘分，我能帮忙干点儿什么吗？”村长一拍脑门说：“还真有个大活儿呢，学校会写毛笔字的老师放假回城里了，正愁着没人写对联，你能写吗？”我自信地说：“没问题。”说话间，来了几个带着纸墨笔砚的年轻人，我按大门、房门、洞房、厨房的用途分别写了对联，在场的人都夸我会写这么多字体、会编这么些内容的好对联。接下来的几天我享受着跟村长、寨老和长辈一样的最高待遇。
一周的时间很快到了，离开羌寨时，村长认真地问道：“我们能看到你给我们拍的照片吗？以前我们这儿来过好多人，给我们拍了好多照片，可我们还从来一张没见过呢……”我说：“我能！”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漫长而陡峭的坡道，要不停地刹车，过热的刹车部位要靠车顶的蓄水箱洒水降温，中途还要加两次水才够用。汽车安全到了北川，我为能囫囵个儿地回来而长舒了一口气。我觉得用生命去克服困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回到北京，我第一时间冲胶卷洗照片，每个人一张的、厚厚的一沓给他们寄去了。不久，接到了他们在县城打来的电话：“你是到我们羌寨第一个说话算数的人，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后来的汶川大地震，整个儿地毁灭了那座县城，我所拍摄的羌族民居和村落就成了极为珍贵的绝版。
傣族的民居高大宽敞，几代同堂共同居住在一个独立的大卧室内，外人是绝对不能进入的。在西双版纳，我提着几斤新鲜猪肉和米酒走进竹楼，为傣族老爹点上竹筒大烟袋，老人热情地打开卧室让我拍照。 在宁夏同心清真大寺，我用事先学习的《古兰经》故事和阿訇交谈，并按斋月整个白天不饮不食的教规，和穆斯林一样封斋。我的行动感动了阿訇，他让我住在清真寺里，尽情拍摄开斋节穆斯林在广场上的礼拜盛况。
在广西那坡县的壮族村寨正赶上一位老人的葬礼。我帮着劈柴磨豆腐，到好几公里外的水柜去挑水，他们把我当成远道而来的亲戚。我向他们介绍北方和其他民族的葬礼习俗，一连三天，从灵堂到墓地，我轻松地拍摄了葬礼的每一个细节。
至今，我还和不少少数民族朋友保持着电话联系。
2005年，党和政府将10万人口以下的少数民族确定为“小少民族”，他们有16个，总人口不过60万，都居住在边疆的高山峡谷中。因为小而少，他们变得更加宝贵，更体现个性和高尚，他们的生活和存在早已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民族。因此更需要关爱和珍惜，保护好他们，就是保护好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完整和人类本身的健全。
国家加大了扶持力度，建设通路通电通网络的生态村、民族村、小康村，彻底改善了居住条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成功的民居革命。保护和建设永远是矛盾的。民居留下了人类文明的足迹。眼看少数民族的传统民居和原始村落被拆除，抢救性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刻不容缓。我以摄影人的使命感不断地调整着计划，加快了拍摄进度。
可母亲在2005年春天患了感冒，并从此就卧床不起。为了不影响拍摄，又能尽短时间回到牡丹江，我选择了比较近的地区拍摄。
2005年6月19日，我在湖南西部的永顺县拍摄完土家族民居要留下一张自拍像时，发现哈苏相机的快门打不开了，我立时惊出一身冷汗！已经拍过的几十个胶卷是不是也出问题了呢？我不敢多想，立即动身回北京修理相机和试冲胶卷看结果。刚到图片社，我心里突发一阵痛感，从未有过的痛感，我立即想到了母亲，就赶紧给二姐打通了电话。二姐急切地说：“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咱妈病危，快回来！”我等不及胶卷的结果，就直奔火车站连夜回到母亲的床前。
此时的母亲，已经全身浮肿，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看到了我，她的眼睛即刻里闪出了光芒，定定地看着我。以后的几天里，母亲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我昼夜守护在母亲的身边，尽我最后的孝心。
6月26日，劳累一生的母亲，在我的呼唤声中，在我的怀抱里，永远地歇息了。中国早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可忠孝两全是不可能的。传统民居和村落每天在大量地消失，历史的责任已经落在我的肩上，我没有退路啊！
送走母亲，我登上了回京的火车。
奇怪的是，相机只是在最后那个胶卷出了一个简单的故障，其他胶卷全都正常，相机也很快恢复了功能。难道这就是母亲发出的神奇召唤使然吗？
7年中，我单枪匹马深入少数民族腹地，行走在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天山南北的崇山峻岭中。吃不上饭就采野果喝山泉水，最困难时一袋方便面坚持了3天。毒蛇蚂蝗上演的一幕幕惊险更是如影随形。但我的心中却十分快乐，信心也越来越坚定不移，因为，每拍摄一个民族，就离55个少数民族的目标又近了一步；每记录一个村落，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研究少数民族民居新的佐证。
这十多年来，牡丹江的老师们一次次给我鼓励，单位的同事们承担了我的工作，不少朋友伸出援手帮助我解决家里的困难。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以时代担当一路前行的。我自己，永远没有骄傲的理由。
眼下，牡丹江的高铁建设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借助近水楼台的优势，我要用手中的相机，把它定格下来，留给后人一段精美的历史画卷。我向大家保证，战争会永远在路上！
我爱战争
跟战争相识是在2006年的6月，当时我32岁，在北京自己家族的一个物流公司工作，收入很好。像许多女孩一样，在此之前我也曾多次想象过自己的人生伴侣：英俊潇洒的、才华横溢的、事业有成的、钱财雄厚的……经朋友介绍，我在北京站附近与战争见面了。他个子不高，又黑又瘦，饱经沧桑的脸带着旅途的疲惫，活像一位农村老大爷。很不入眼的外表长相，让我的心顿时瓦凉瓦凉——我决定：拒绝他！
出于礼貌，我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战争聊了一会儿。他说：“因为对摄影太喜欢了，我就用准备买楼房的12万元买了一台哈苏专业相机，为此结束了10年的婚姻。我的主要家当都在这个形影不离的摄影背包里。”初相识，我就感到了战争的率真和坦诚。他又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了他拍摄中的一个又一个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讲得入情，我听得入心。我感到了他经历、阅历的丰富，我有一种好奇和莫名的吸引。
告别时，他双手捧着一本摄影集放在我的手上，他说这是他用13年的时间为自己的父母拍摄的。在出租车即将起动时，他问了我的电话号码，我如实说了。
就在我刚下出租车时，收到了他的短信：“到家了吗？惦记你。缘分，让我们这次在北京相识；缘分，让我们在未来的路上相知。”我的心顿时被温暖了，匆忙间说出的电话号码，他不但记住了，还发来了这样关切的短信，感觉他是一个细心、重情、懂爱的人。心中一下子鼓荡起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我回到家就打开画册看起来。那朴实的话语，那熟悉的场景，那为父母洗脚、剪指甲的画面，我感动得流泪了，想起了自己已经过世的父亲。天下儿女千千万，又有几人能够如此有心、用情，把父母生活的琐琐碎碎拍下来，以此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样一个大孝子，对自己的生活伴侣还能差得了吗？又经过几次的交流与接触后——我决定：走近他！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时，得到的全是反对票。哥哥说：“一个照相的，能有啥发展。”弟弟说：“现实点儿吧，姐，他一没房子二没钱，一个背包就是全部家当，你跟着他游荡啊！”反对声改变不了我的初衷。战争虽然生活不富裕，但他的背包里装得是一个男子汉的事业担当，装得是对国家对民族极有价值的心血结晶——我决定：与他同行！
首次旅行不像我想象得那样浪漫。衣食住行能省则省，能简则简。在云南勐海县住宿时，他只要了最便宜的双人普通间，洗澡和上厕所很不方便。他说：“出门在外不像在家里，要学会适应各种条件。”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和傣族风情让我痴迷，我想，跟着专业摄影师出行，一定能留下许多好照片，可他只在几个标志性的地方给我拍了几张，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拍摄民居和民俗风情上。 2007年初，我们到了贵州石阡县的一个仡佬族山寨，去拍摄一对老夫妻，一辈子没照过相的他们，为了充分展现本民族服饰特色，竟然拿出了等过世之后才穿到身上的长袍，特别投入地配合战争拍摄。拍完，战争感激地给了两位老人一些钱表达心意。事后他对我说：“要不是继续拍摄还要花很多钱，我会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们的。”战争经常让我买些糖果、学习用品、烟酒，送给少数民族朋友。他对自己从来都是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可他用于途中的施舍与帮助，用于摄影的设备与设施，却花费了几十万元。
我被他感动了，决定和他一起为摄影艺术做点儿贡献，就毅然拿出自己的8万元积蓄，支持战争走完最后也是最艰难的两年。两年多的7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相互搀扶关爱着，相互感动温暖着，相互鼓励支撑着，一同走过云南的十万大山，一同走过青藏高原、天山南北，遭受了太多的艰难苦险，但战争每次都能从容地面对和解决，让我能在这个小个子的男人怀里感受到巨大的安全与关爱——我决定：嫁给他！
2008年4月，我们回到牡丹江，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婚礼的费用是由我母亲支付的。在婚礼的现场战争拒收礼金，这让我很费解：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啊！他是对我这样解释的：从2004年把父母接到牡丹江后，是两个姐姐悉心照顾，自己才没有后顾之忧地出去拍片。每年老人的生日，都是朋友们自发地在牡丹江最好的饭店为老人祝寿，并给出门在外的他发个信息告知，让他安心拍摄。老父亲得了帕金森病，只能吃软糯的食物，又是朋友们三天两头地把蛋糕和香蕉给老人送过去。当老人身体不适时，总是朋友们直接送到医院治疗，都不通知战争一声。在二老去世时，还是朋友们像办理自家的事情一样，全力以赴。所以，自己的婚礼就是对朋友们的答谢宴，希望我能理解。并说等将来条件好了，一定弥补我一个像样的婚礼。听到这，我的心在抽泣，我试图捂住那盈眶的热泪，但它反而奔涌得更快更猛。他是这样一个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的人，凡事总是考虑别人，从没有自己。再难再苦，都竭力克服，给别人的都是阳光灿烂。这样的好人不多，能让我碰上，是我的运气和福气呀，我选择并嫁给这样的一个精神富翁，值了！
婚后，无论怎样清贫，怎样简陋，都阻挡不住我们生命激情的绽放。我们开始整理资料，筹备展览。铁路文化宫的仓库就是我们蜗居的“家”，他每天4点起床，练书法，看底片，查资料，没日没夜地忙。如果说拍摄过程是千难万险、千辛万苦，整理过程则是千头万绪、琐碎麻烦。他将4万多张底片分别编码，几十本日记按行程归档。想要索取某一民族的底片、文字资料，只需在一个塑封的卡片上找到索引，仅10几秒就能全部拿出来。我除了帮他整理资料、收发邮件、举办展览、筹备讲座，就是最大限度地照顾好他的生活。每当为他包饺子或蒸包子时，第一锅他从来不吃，骑车子或是送到桥北我的母亲家，或是送到东三条路他的书法老师家，一个多小时回来后，自己再吃。他为我及时端来的一杯水，出门添加的一件衣，经常的一句问候语，让我时时感受到生活在他无休无尽的疼爱里。
2014年5月，以《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30周年为契机，在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的展览馆极少免费为个人提供展览场地的情况下，战争在3所学校分别进行了“中国少数民族居住习俗、民俗风情”摄影图片展，2000多幅图片，近8万字的说明文字，就是一部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科普教材。如今，战争的成绩让我的家人也改变了看法。我们在北京展览时，就吃住在哥哥家，他每天开车陪着，布展时还带人赶过来帮忙。哥哥惭愧地对我说：“看不出，照相还真能照出这么大的名堂来！”
在北京成功办展后的金秋时节，我们收获了祈盼已久的爱情结晶，一个聪慧、漂亮、小精灵般的天使女儿。50岁的战争又有了一个无价的新作品，他开始重新规划更远更高的人生目标。
现在，我把逛街、美容、娱乐的时间，都用在帮助战争整理文稿、图片和资料上，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我无怨无悔，因为我知道我正在做着的一切所拥有的价值——嫁给战争，我幸福！
我写战争
我，原任牡丹江铁路分局党委宣传部文联秘书长。
初识战争，是在参加哈尔滨铁路局文代会上。我习惯性地按会议电报的人数，选择舒适的车次，逐一通知与会人员。当通知到战争的时候，他说：“很对不起，我有工作没完要晚上单独走。”我不理解：一个宣传指导哪有那么多工作可做？是有意见？还是对我不屑一顾？要知道晚上坐车那得是半夜上车早上到，既辛苦又疲劳呀，没听说谁会选择这么坐车的，真是有点怪。在会议的空闲时间，他找到我说：“我从来到哈尔滨都这样走，这样一个来回就省下一天时间可以做好多事儿呢，反正晚上睡觉车上家里哪都一样。”我怀着好奇问他：“能给我讲讲你都做了哪些个事儿吗？”他先给我讲他已经拍遍了管内的117个火车站，这，就足以让我大为惊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可是用脚用步量出来的，而且不是光能坐火车就到的，得坐无座的守车、工务施工有时还是敞篷的工务车才能去的呀！他接着讲他已经拍摄了《牡铁人风采》《牡铁英模谱》《牡铁功臣谱》《铁路大修人》《世纪之交的蒸汽机车》《牡铁分局车站博览》《消失的风景》，这，又让我大为惊奇：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可是一个题目一本书，用手用眼拍出来的，而且囊括车机工电辆的大量说明文字，需要逐字逐句推敲并翻查50年史料才能做出来的呀！他又说他要在国际老年人年里展览《跨世纪的爱》，展示牡丹江的百对不同职业的夫妻的风采，现在要从已经拍得300对夫妻中挑选。这更让我大为震惊：这可不是做着玩的，那可是要在全牡丹江找出不同的百对夫妻，而且一对夫妻一个典型，一对夫妻一个风格，一对夫妻一种职业，那得是动用各种拍摄手法要用心用爱才能拍出来截然不同的效果的呀！至此，我才明白他这么忙的原因！他最后向我提出一个请求：“我感觉拍了这么多片，文学底蕴跟不上我的片子了，如有文学班请推荐我来学习一下。”后来，他真的参加了一次文学创作研讨班，还很认真地写了一篇散文习作给我看呢。看来，战争安排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真是有理想追求的摄影人呢。得到中华铁路总工会授予的第一批“火车头职工艺术家”这个行业里的最高称号，真是当之无愧！ 是的，因为他特立独行的个性，给外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喝酒不用杯，睡觉不用枕头”的举止异常的“怪人”。但是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又让人觉得他有些超凡脱俗。他没有像有些摄影人那样成名后，开始走穴婚礼摄影，腰包胀满而不枉辛苦一场；也没有开始拍风光片开图片社，既游名山大川又赚回丰厚的财富。而是26年如一日地坚守摄影阵地，至今还蜗居在铁路文化宫舞台上二楼的仓库里——这个唯一可以容他居住的“家”，虽然他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他的精神是富足的。他依然埋着头在走他的纪实摄影之路，动用所有的知识储备和所有的钱财，去实现他心中的梦想！他把用生命换来的图片传播开来回报铁路、回报家乡、回报社会。
再识战争是2002年的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马上要到全国拍片了，取了个笔名战争。以后部里或文联有什么大型会议或需要我参与的活动提前一个月电话告诉我，我好调整我的拍摄计划，按时赶回来。”这时一个同事插嘴道：“小战，你脑子没进水吧？都被抽去拍大片了，还管什么偏远小地区的什么会议的破烂事啊？都快是京城大衙门里的人了，还想着回来呀？”“我一定回来，抽调是临时的，我的根在这里——牡丹江。”随后，一招手，走了。后来，我参加了战争黑白摄影集《为伟大而歌——我的父亲母亲》的首发式，感觉他的文字水平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
战争以“想摄影大家所不敢想、行旅行者所不能行”的气魄，在改革的大潮即将冲击和淹没一部分历史文化遗存的那一刻，赶到了55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地，抢拍到珍贵的民居图片，让这笔民族文化遗产在他的镜头里成为永恒。而常人难以想象，战争几乎是以超出生命的极限为代价，付出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毫不夸张地说：战争的付出，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文化遗产上增添了耀眼的光环，也为每五年举办一次、2009年7月27日中国首次承办的“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重头戏“世界本土文化展”上增添了“中国民族建筑摄影组照”的浓重一笔。殊不知，就这一笔却把中国少数民族的民居大面积、大气派地展现在10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面前，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当代建筑界泰斗罗哲文先生生前高度评价这是“新中国以来最为完整、标准最高、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图片”，并荣获“中国民族建筑事业突出成就奖”。此后，参加一次次的战争北京展览，感觉他的文学艺术水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今天，在许多人眼中，战争成功了。而他的成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每个脚印都潜伏着“让人生更精彩些”的渴望，都承载着亲人、师长、战友、朋友的期许。有人说每个成功者都是唯一的，各有各的奥秘，不可复制，但仍然有着规律可循：在苦难面前谈笑风生，在成就面前重新求索，用最大的残酷压榨自己，用最大的激情回报社会，无一例外。——这就是战争给我们的启示。
说不尽的战争
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第一个把中国历代文艺家上下求索的过程，既形象又深刻地称为“文化苦旅”；他还在著名的《行者无疆》一书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颂那些苦行僧般的远行者们：“远行者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群落。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何以脱离早已调试好了的生命温室，去领受漫长而陌生的时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要面对未知，许多困难超乎精神储备，大量考验关乎生死安危。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战争，就是这样一个既有着一流的健康体魄又有着一流的健全人格的人。他的成功对所有已经在或正在或将要在文化苦旅上艰辛跋涉的人们，都有着生命启示的作用，有着心灵坐标的作用，有着人格借鉴的作用，有着行为榜样的作用。
战争首先是一个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人。7年苦旅，都是战争自找的，既没有谁命令他，也没有谁动员他，更没有谁拿什么炫目迷人的东西诱惑他，这就是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又来自文化自信，来自一名文化人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的一种使命担当。有位学问家说过：“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能做到选择他所爱的，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做到爱他所选择的。”于是就有了不离不弃、坚持坚守等这些警句的出现。战争对自己的选择，是一爱到底的选择，是义无反顾的选择，是背水一战的选择，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选择，是一条道跑到黑、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选择！其实我们对战争也不是没有过担心：这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颠颠儿地到处跑，总也看不到亮儿，可别hold不住停下来呀……于是他每次回来我们就互相约定好，见了面多说加油鼓劲儿的话，尽可能地“拔高”他的拍摄价值，尽可能地“放大”他的美好前景（凭良心说，多少有点儿“忽悠”的成分）。后来证明我们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战争他自己从来就没有闪现过哪怕一次“不拍了”的念头！方才战争的演讲稿名叫《永远在路上》，我们都应该学习他永远在路上的精神，追逐梦想、实现理想、成就自己、超越自己的努力永远处于进行时！
战争又是一个有着严谨科学态度的人。他对摄影技术悉心钻研，精益求精，在同行里深得好评（他拜的老师就是铁路题材摄影大家，中国唯一的一个世界各类摄影大赛奖项大满贯得主）。他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十分到位，让专家教授都叹为观止。他把能买到、借到、网上搜到的少数民族读物，读了太多太多。所以我们才能从他的作品里，从一座高高支起的吊脚楼，一个烧水做饭的小火塘都能感受到一种厚重的历史感，一种特有的文化味道——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说的“有筋骨”“有温度”的作品；他每次出发前设定的行走路线都是最省时间、最有成效的最简捷的路线，尽可能晚间坐车睡觉，腾出白天投入工作；拍回来的底片——那是用生命换来的无价之宝，几年心血的结晶——他制定的保管方案绝对万无一失，检索起来又是绝对的“短平快”；就连他身上背得那40公斤东西，都是经过精心测算了的，达到了“去掉一样不行，添上一样不能”的程度！战争做事的科学态度，是早在部队时就养成了的习惯。做首长的警卫员，出行时都携带什么，大至军事地图，小至削铅笔的小刀，必须考虑得周周到到。直到今天，几点起床干什么，下午几点必须到什么地方，战争都有精准的安排。 战争还是一个有着超强沟通能力的人。沟通能力首先来自亲和力，亲和力又来自发自内心的善良。这是他之所以能拍到他人很难拍到的东西的关键所在。他信奉一条：有“礼”走遍天下——彬彬有礼那个礼。他还有句名言：“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是微笑。”他是多么敬重他的每一个拍摄对象啊，7年里结交了那么多的好朋友，哪一个不是掏心窝子换来的呢？战争向我们流着泪讲过，有一次到中国独龙族（那个民族只有7000人口）一个很穷的小村寨拍摄（独龙江边的大山上），两天后完成拍摄任务离开时，村长到各家跑了一圈儿才敛到7个鸡蛋，煮熟了给战争带着路上吃。有个村寨全员穿上盛装专门为战争摆拍一个民族节日活动的场面，让他感动极了。他说：“别人想把你当朋友待的愿望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只能来自对你的相信。人家只有相信你是在为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谋利益、做好事儿，他才会视你为知己，心甘情愿地帮助你把好事儿促成。好人的眼光是最准的，比X射线都厉害，一眼就能看穿你。”“把你当朋友待的愿望来自人们对你的相信”，“好人的眼光是最准的”，战争说得多么好啊！所有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都原汁原味地记录在他的22本拍摄日记里，在不久的将来出版时，我敢打包票：一定会引起轰动。邓小平说过：“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我觉得战争是把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真正当作母亲、当作亲人的！
战争更是一个有着“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宝贵操守的人。我们正处在一个“一言难尽”的时代，市场经济下，我们的生活好了；文化多元下，我们的选择多了。但是，出于本能，人们都想生活得更好一些，都想选择得更多一些，都想一夜暴富，都想及时行乐。能像战争那样，坐得住冷板凳，埋头做一件长达7年的“见不到回头钱儿”的文化工程，不首先做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的思想准备，绝对不行！清贫关不好过，寂寞关更不好过。有位诗人写过：“寂寞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说明一个人寂寂孤行，是可以发疯、发狂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战争是很难一步一步在两个万里长征的路上一往无前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谈及“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时讲过一段文采飞扬的话：“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即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我相信，战争对总书记的这番话，会比我们任何人的体会都深刻！
战争是一个特别懂得感恩的人。牡丹江许多优秀文化人都对战争很赞赏，给过他这样那样的支持和帮助也就成为必然。贾振祥、刘玉珉两位先生为战争作品参加世界人类学大展，篆刻了56个民族的印章，装到箱子里一拎足有12斤沉，堪称千古绝响——那可是一刀一刀精心刻出来的呀！“用痛苦打捞生命”“用笔取暖”的著名军旅诗人林柏松，每次在病床上见到前来探望的战争，都以一名老军人的身份鼓励他“用最少的悔恨面对过去，用最少的浪费面对今天，用最多的梦想面对未来”。傅伯庚先生为战争的首次作品展在牡丹江举办做策划人，写导言，还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肩负大爱的远行者》。“我们的战争就是在改革的大潮即将冲击和淹没一部分历史文化遗存，民俗文化宝库的那一刻，或者说在第一时间里赶到了那里，抢拍了一些照片，抢救了这批财富。使这些民居在他的镜头里成为永恒。这就是军事，这就是战略，这就是战争目的。战争就是通过战的手段，实现争得的目的的。因此，战争的照片不是他的个人财富，而是人类的。作为一个军人，他知道军令如山，作为一个摄影人，他记住艺海无涯，作为一个远行者，他知道行者无疆，作为战争，鲁迅有一句话，战斗正为有穷期。谢谢战争，他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意义的战争，与和平一样可爱可敬的战争。”战争多次真诚地对我说：“前辈们给我的是一眼泉，我却不能还他们一滴水，只能先把手头工作做好来回报了。”
说到这里，我想专门说说牡丹江文化圈的一个好传统，那就是互相支撑、互相提携、互相欣赏、互相照耀，一扫中国“文人相轻”的旧习、陋习、恶习，变“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这个传统近几年得到了空前的弘扬，以至于省文联主席（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著名学者）傅道彬先生十分感慨地说，他对牡丹江的“文人相亲”有着“文明被呵护的感动”——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啊！
一位西方哲人讲：“一个人成功的金字塔，其实就在他的脚下，就是那些深深浅浅的足迹。成功者成功的那一刻，所有的经历都成了原因。”战争在绿色军营里是一名响当当的好兵，在半军事化的铁路系统内是一个轰隆隆的火车头，在全国民族学界和建筑学界中也已经是顶呱呱的人物了，他值得我们挖掘、效仿的东西太多太多，真就有说不尽之感。
战胜自己，争做人才
我的原名叫战仁才，意思是父母希望我成为老战家的人才。1985年从军当兵，让我懂得了人生就是一场战争。1990年复员被分配到铁路工务段，不久被调到铁路文化宫做宣传工作一直到今天。在半军事化的铁路系统中受到历练，取艺名“战争”，是为了战胜自己，争做人才。
我的成长走到今天，深深感恩于家乡，是牡丹江的丰厚文化给予我成长的土壤；我感恩于祖国，是少数民族500多个村寨的特色文明给予我展示民俗摄影的舞台。我只不过比别的摄影人爬过更多的山，走过更远的路，流了更多的泪水和汗水而已。
2002年，我为原牡丹江铁路分局所拍摄的新中国建国以来132位英模的黑白画册在全国铁路系统交流，因此意外接到一个拍摄“中国铁路发展成就”为主题的“迎奥运、展铁路风采”的政治任务。我突发奇想，趁此走遍全国的难得机会，能拍摄少数民族的民居就好了。
我用8个月的时间、以军人的眼光查看全国铁路地图，研究每一个特色车站的行走路线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和民俗资料。
我深知这是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以后很难有精力照顾家里的事儿，也不可能再继续为父母照相了，我把13年来为父母拍摄的照片编辑成黑白画册，自费印刷了2千册。我在画册中详尽介绍了父母互敬互爱、勤俭持家、不畏艰难、助人为乐的良好家风，正是家风对我的熏陶，让我在部队入党、立功受奖，在复原后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学习、积极进取。没想到这本画册《为伟大而歌——我的父亲母亲》在2003年“国际平遥摄影节”上得到了中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回到牡丹江后，在市文联的大力支持下还举办了一个首发式。当电视台节目《社会方圆》摄制组到父母的居住地——牡丹江畔的三道通采访时，父母翻看着画册，很激动，对我因为即将踏上的征程而不得不把他们长期拜托给两个姐姐照料，深表理解和赞成。
没想到的是，这本画册竟成为我走进少数民族地区的通行证和名片，让我很容易地就受到少数民族同胞的认可，一次次换来所需的宝贵资料和各种支持。
于是，在从2003年初到2009年末的7年中，我有1700多天在中国铁路和少数民族聚居地摄影采风。少数民族的自然村落几乎都在大山深处，交通非常闭塞，与外界无法通信联系，甚至很多地方没有公路，只有人背马驮的羊肠小道儿和驿道，要走进自然村落只能靠徒步。我背着40公斤的摄影包一走就是十几公里，翻山越岭，蹚溪越涧，行百米高几十米长的独木桥，这不仅是对身体的考验，更是对心理乃至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2004年，我到了四川的江油，早晨在火车站我和当地的书记说了第二天要到北川县的大山里拍摄羌族的想法。他说：“江油是李白的故乡，晚上我在太白酒楼为你饯行。”
晚上，书记举起酒杯说：“去年有十几个游客在大山里没了音信，上个月一台面包车和9个乘客坠入了山谷，无一生还。你多保重！”好心的书记陪我喝的是诀别酒哇！
进山生死未卜，放弃就是遗憾，好在我早有心理准备。我到电话亭给照顾母亲的姐姐打通了电话。我平静地说：“我明天要走进大山，如果一周后接不到我的电话，就不要找我了。办公桌上有我的留言，不要告诉妈妈，拜托了，好姐姐。”电话那边传来姐姐的哭泣声，我赶紧放下了电话。因为那办公桌上的留言，就是我准备的遗言。
北川县是我国最后一个命名的自治县，羌族和藏族人口占了80%。羌族的自然村落主要在离县城200多公里的青片乡。我一路用登山手表测着海拔高度，汽车从海拔450米启程，一路上坡，到了海拔800米，路越来越窄，坡陡弯急，到了连两轮摩托超车都要等到会车的地段。对面会车时，一个急刹车，前轮胎的一半着地，后轮的两只轮胎，外侧轮胎悬空着，我的心也悬了起来，不敢往外看，闭上眼睛等着开车。到了海拔1400米，温度急剧下降，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8个多小时的颠簸后，汽车开进了海拔2200米的羌寨。
这里是四川盆地岷山脚下的中高山地区，大山养育了几十万羌族人。司机把我带进村长家，村长握着我的手说：“你真是吉祥的人哪！”见我不解的样子，就说：“我们羌族的羌字是由羊和人组成的，结婚就是羌喜，明天就有个结婚的，有朋自远方来是喜上加喜，你可不就是吉祥的人嘛！”我一边道喜一边说：“赶上吉祥，就是缘分，我能帮忙干点儿什么吗？”村长一拍脑门说：“还真有个大活儿呢，学校会写毛笔字的老师放假回城里了，正愁着没人写对联，你能写吗？”我自信地说：“没问题。”说话间，来了几个带着纸墨笔砚的年轻人，我按大门、房门、洞房、厨房的用途分别写了对联，在场的人都夸我会写这么多字体、会编这么些内容的好对联。接下来的几天我享受着跟村长、寨老和长辈一样的最高待遇。
一周的时间很快到了，离开羌寨时，村长认真地问道：“我们能看到你给我们拍的照片吗？以前我们这儿来过好多人，给我们拍了好多照片，可我们还从来一张没见过呢……”我说：“我能！”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漫长而陡峭的坡道，要不停地刹车，过热的刹车部位要靠车顶的蓄水箱洒水降温，中途还要加两次水才够用。汽车安全到了北川，我为能囫囵个儿地回来而长舒了一口气。我觉得用生命去克服困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回到北京，我第一时间冲胶卷洗照片，每个人一张的、厚厚的一沓给他们寄去了。不久，接到了他们在县城打来的电话：“你是到我们羌寨第一个说话算数的人，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后来的汶川大地震，整个儿地毁灭了那座县城，我所拍摄的羌族民居和村落就成了极为珍贵的绝版。
傣族的民居高大宽敞，几代同堂共同居住在一个独立的大卧室内，外人是绝对不能进入的。在西双版纳，我提着几斤新鲜猪肉和米酒走进竹楼，为傣族老爹点上竹筒大烟袋，老人热情地打开卧室让我拍照。 在宁夏同心清真大寺，我用事先学习的《古兰经》故事和阿訇交谈，并按斋月整个白天不饮不食的教规，和穆斯林一样封斋。我的行动感动了阿訇，他让我住在清真寺里，尽情拍摄开斋节穆斯林在广场上的礼拜盛况。
在广西那坡县的壮族村寨正赶上一位老人的葬礼。我帮着劈柴磨豆腐，到好几公里外的水柜去挑水，他们把我当成远道而来的亲戚。我向他们介绍北方和其他民族的葬礼习俗，一连三天，从灵堂到墓地，我轻松地拍摄了葬礼的每一个细节。
至今，我还和不少少数民族朋友保持着电话联系。
2005年，党和政府将10万人口以下的少数民族确定为“小少民族”，他们有16个，总人口不过60万，都居住在边疆的高山峡谷中。因为小而少，他们变得更加宝贵，更体现个性和高尚，他们的生活和存在早已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民族。因此更需要关爱和珍惜，保护好他们，就是保护好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完整和人类本身的健全。
国家加大了扶持力度，建设通路通电通网络的生态村、民族村、小康村，彻底改善了居住条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成功的民居革命。保护和建设永远是矛盾的。民居留下了人类文明的足迹。眼看少数民族的传统民居和原始村落被拆除，抢救性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刻不容缓。我以摄影人的使命感不断地调整着计划，加快了拍摄进度。
可母亲在2005年春天患了感冒，并从此就卧床不起。为了不影响拍摄，又能尽短时间回到牡丹江，我选择了比较近的地区拍摄。
2005年6月19日，我在湖南西部的永顺县拍摄完土家族民居要留下一张自拍像时，发现哈苏相机的快门打不开了，我立时惊出一身冷汗！已经拍过的几十个胶卷是不是也出问题了呢？我不敢多想，立即动身回北京修理相机和试冲胶卷看结果。刚到图片社，我心里突发一阵痛感，从未有过的痛感，我立即想到了母亲，就赶紧给二姐打通了电话。二姐急切地说：“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咱妈病危，快回来！”我等不及胶卷的结果，就直奔火车站连夜回到母亲的床前。
此时的母亲，已经全身浮肿，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看到了我，她的眼睛即刻里闪出了光芒，定定地看着我。以后的几天里，母亲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我昼夜守护在母亲的身边，尽我最后的孝心。
6月26日，劳累一生的母亲，在我的呼唤声中，在我的怀抱里，永远地歇息了。中国早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可忠孝两全是不可能的。传统民居和村落每天在大量地消失，历史的责任已经落在我的肩上，我没有退路啊！
送走母亲，我登上了回京的火车。
奇怪的是，相机只是在最后那个胶卷出了一个简单的故障，其他胶卷全都正常，相机也很快恢复了功能。难道这就是母亲发出的神奇召唤使然吗？
7年中，我单枪匹马深入少数民族腹地，行走在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天山南北的崇山峻岭中。吃不上饭就采野果喝山泉水，最困难时一袋方便面坚持了3天。毒蛇蚂蝗上演的一幕幕惊险更是如影随形。但我的心中却十分快乐，信心也越来越坚定不移，因为，每拍摄一个民族，就离55个少数民族的目标又近了一步；每记录一个村落，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研究少数民族民居新的佐证。
这十多年来，牡丹江的老师们一次次给我鼓励，单位的同事们承担了我的工作，不少朋友伸出援手帮助我解决家里的困难。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以时代担当一路前行的。我自己，永远没有骄傲的理由。
眼下，牡丹江的高铁建设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借助近水楼台的优势，我要用手中的相机，把它定格下来，留给后人一段精美的历史画卷。我向大家保证，战争会永远在路上！
我爱战争
跟战争相识是在2006年的6月，当时我32岁，在北京自己家族的一个物流公司工作，收入很好。像许多女孩一样，在此之前我也曾多次想象过自己的人生伴侣：英俊潇洒的、才华横溢的、事业有成的、钱财雄厚的……经朋友介绍，我在北京站附近与战争见面了。他个子不高，又黑又瘦，饱经沧桑的脸带着旅途的疲惫，活像一位农村老大爷。很不入眼的外表长相，让我的心顿时瓦凉瓦凉——我决定：拒绝他！
出于礼貌，我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战争聊了一会儿。他说：“因为对摄影太喜欢了，我就用准备买楼房的12万元买了一台哈苏专业相机，为此结束了10年的婚姻。我的主要家当都在这个形影不离的摄影背包里。”初相识，我就感到了战争的率真和坦诚。他又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了他拍摄中的一个又一个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讲得入情，我听得入心。我感到了他经历、阅历的丰富，我有一种好奇和莫名的吸引。
告别时，他双手捧着一本摄影集放在我的手上，他说这是他用13年的时间为自己的父母拍摄的。在出租车即将起动时，他问了我的电话号码，我如实说了。
就在我刚下出租车时，收到了他的短信：“到家了吗？惦记你。缘分，让我们这次在北京相识；缘分，让我们在未来的路上相知。”我的心顿时被温暖了，匆忙间说出的电话号码，他不但记住了，还发来了这样关切的短信，感觉他是一个细心、重情、懂爱的人。心中一下子鼓荡起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我回到家就打开画册看起来。那朴实的话语，那熟悉的场景，那为父母洗脚、剪指甲的画面，我感动得流泪了，想起了自己已经过世的父亲。天下儿女千千万，又有几人能够如此有心、用情，把父母生活的琐琐碎碎拍下来，以此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样一个大孝子，对自己的生活伴侣还能差得了吗？又经过几次的交流与接触后——我决定：走近他！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时，得到的全是反对票。哥哥说：“一个照相的，能有啥发展。”弟弟说：“现实点儿吧，姐，他一没房子二没钱，一个背包就是全部家当，你跟着他游荡啊！”反对声改变不了我的初衷。战争虽然生活不富裕，但他的背包里装得是一个男子汉的事业担当，装得是对国家对民族极有价值的心血结晶——我决定：与他同行！
首次旅行不像我想象得那样浪漫。衣食住行能省则省，能简则简。在云南勐海县住宿时，他只要了最便宜的双人普通间，洗澡和上厕所很不方便。他说：“出门在外不像在家里，要学会适应各种条件。”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和傣族风情让我痴迷，我想，跟着专业摄影师出行，一定能留下许多好照片，可他只在几个标志性的地方给我拍了几张，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拍摄民居和民俗风情上。 2007年初，我们到了贵州石阡县的一个仡佬族山寨，去拍摄一对老夫妻，一辈子没照过相的他们，为了充分展现本民族服饰特色，竟然拿出了等过世之后才穿到身上的长袍，特别投入地配合战争拍摄。拍完，战争感激地给了两位老人一些钱表达心意。事后他对我说：“要不是继续拍摄还要花很多钱，我会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们的。”战争经常让我买些糖果、学习用品、烟酒，送给少数民族朋友。他对自己从来都是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可他用于途中的施舍与帮助，用于摄影的设备与设施，却花费了几十万元。
我被他感动了，决定和他一起为摄影艺术做点儿贡献，就毅然拿出自己的8万元积蓄，支持战争走完最后也是最艰难的两年。两年多的7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相互搀扶关爱着，相互感动温暖着，相互鼓励支撑着，一同走过云南的十万大山，一同走过青藏高原、天山南北，遭受了太多的艰难苦险，但战争每次都能从容地面对和解决，让我能在这个小个子的男人怀里感受到巨大的安全与关爱——我决定：嫁给他！
2008年4月，我们回到牡丹江，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婚礼的费用是由我母亲支付的。在婚礼的现场战争拒收礼金，这让我很费解：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啊！他是对我这样解释的：从2004年把父母接到牡丹江后，是两个姐姐悉心照顾，自己才没有后顾之忧地出去拍片。每年老人的生日，都是朋友们自发地在牡丹江最好的饭店为老人祝寿，并给出门在外的他发个信息告知，让他安心拍摄。老父亲得了帕金森病，只能吃软糯的食物，又是朋友们三天两头地把蛋糕和香蕉给老人送过去。当老人身体不适时，总是朋友们直接送到医院治疗，都不通知战争一声。在二老去世时，还是朋友们像办理自家的事情一样，全力以赴。所以，自己的婚礼就是对朋友们的答谢宴，希望我能理解。并说等将来条件好了，一定弥补我一个像样的婚礼。听到这，我的心在抽泣，我试图捂住那盈眶的热泪，但它反而奔涌得更快更猛。他是这样一个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的人，凡事总是考虑别人，从没有自己。再难再苦，都竭力克服，给别人的都是阳光灿烂。这样的好人不多，能让我碰上，是我的运气和福气呀，我选择并嫁给这样的一个精神富翁，值了！
婚后，无论怎样清贫，怎样简陋，都阻挡不住我们生命激情的绽放。我们开始整理资料，筹备展览。铁路文化宫的仓库就是我们蜗居的“家”，他每天4点起床，练书法，看底片，查资料，没日没夜地忙。如果说拍摄过程是千难万险、千辛万苦，整理过程则是千头万绪、琐碎麻烦。他将4万多张底片分别编码，几十本日记按行程归档。想要索取某一民族的底片、文字资料，只需在一个塑封的卡片上找到索引，仅10几秒就能全部拿出来。我除了帮他整理资料、收发邮件、举办展览、筹备讲座，就是最大限度地照顾好他的生活。每当为他包饺子或蒸包子时，第一锅他从来不吃，骑车子或是送到桥北我的母亲家，或是送到东三条路他的书法老师家，一个多小时回来后，自己再吃。他为我及时端来的一杯水，出门添加的一件衣，经常的一句问候语，让我时时感受到生活在他无休无尽的疼爱里。
2014年5月，以《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30周年为契机，在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的展览馆极少免费为个人提供展览场地的情况下，战争在3所学校分别进行了“中国少数民族居住习俗、民俗风情”摄影图片展，2000多幅图片，近8万字的说明文字，就是一部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科普教材。如今，战争的成绩让我的家人也改变了看法。我们在北京展览时，就吃住在哥哥家，他每天开车陪着，布展时还带人赶过来帮忙。哥哥惭愧地对我说：“看不出，照相还真能照出这么大的名堂来！”
在北京成功办展后的金秋时节，我们收获了祈盼已久的爱情结晶，一个聪慧、漂亮、小精灵般的天使女儿。50岁的战争又有了一个无价的新作品，他开始重新规划更远更高的人生目标。
现在，我把逛街、美容、娱乐的时间，都用在帮助战争整理文稿、图片和资料上，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我无怨无悔，因为我知道我正在做着的一切所拥有的价值——嫁给战争，我幸福！
我写战争
我，原任牡丹江铁路分局党委宣传部文联秘书长。
初识战争，是在参加哈尔滨铁路局文代会上。我习惯性地按会议电报的人数，选择舒适的车次，逐一通知与会人员。当通知到战争的时候，他说：“很对不起，我有工作没完要晚上单独走。”我不理解：一个宣传指导哪有那么多工作可做？是有意见？还是对我不屑一顾？要知道晚上坐车那得是半夜上车早上到，既辛苦又疲劳呀，没听说谁会选择这么坐车的，真是有点怪。在会议的空闲时间，他找到我说：“我从来到哈尔滨都这样走，这样一个来回就省下一天时间可以做好多事儿呢，反正晚上睡觉车上家里哪都一样。”我怀着好奇问他：“能给我讲讲你都做了哪些个事儿吗？”他先给我讲他已经拍遍了管内的117个火车站，这，就足以让我大为惊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可是用脚用步量出来的，而且不是光能坐火车就到的，得坐无座的守车、工务施工有时还是敞篷的工务车才能去的呀！他接着讲他已经拍摄了《牡铁人风采》《牡铁英模谱》《牡铁功臣谱》《铁路大修人》《世纪之交的蒸汽机车》《牡铁分局车站博览》《消失的风景》，这，又让我大为惊奇：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可是一个题目一本书，用手用眼拍出来的，而且囊括车机工电辆的大量说明文字，需要逐字逐句推敲并翻查50年史料才能做出来的呀！他又说他要在国际老年人年里展览《跨世纪的爱》，展示牡丹江的百对不同职业的夫妻的风采，现在要从已经拍得300对夫妻中挑选。这更让我大为震惊：这可不是做着玩的，那可是要在全牡丹江找出不同的百对夫妻，而且一对夫妻一个典型，一对夫妻一个风格，一对夫妻一种职业，那得是动用各种拍摄手法要用心用爱才能拍出来截然不同的效果的呀！至此，我才明白他这么忙的原因！他最后向我提出一个请求：“我感觉拍了这么多片，文学底蕴跟不上我的片子了，如有文学班请推荐我来学习一下。”后来，他真的参加了一次文学创作研讨班，还很认真地写了一篇散文习作给我看呢。看来，战争安排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真是有理想追求的摄影人呢。得到中华铁路总工会授予的第一批“火车头职工艺术家”这个行业里的最高称号，真是当之无愧！ 是的，因为他特立独行的个性，给外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喝酒不用杯，睡觉不用枕头”的举止异常的“怪人”。但是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又让人觉得他有些超凡脱俗。他没有像有些摄影人那样成名后，开始走穴婚礼摄影，腰包胀满而不枉辛苦一场；也没有开始拍风光片开图片社，既游名山大川又赚回丰厚的财富。而是26年如一日地坚守摄影阵地，至今还蜗居在铁路文化宫舞台上二楼的仓库里——这个唯一可以容他居住的“家”，虽然他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他的精神是富足的。他依然埋着头在走他的纪实摄影之路，动用所有的知识储备和所有的钱财，去实现他心中的梦想！他把用生命换来的图片传播开来回报铁路、回报家乡、回报社会。
再识战争是2002年的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马上要到全国拍片了，取了个笔名战争。以后部里或文联有什么大型会议或需要我参与的活动提前一个月电话告诉我，我好调整我的拍摄计划，按时赶回来。”这时一个同事插嘴道：“小战，你脑子没进水吧？都被抽去拍大片了，还管什么偏远小地区的什么会议的破烂事啊？都快是京城大衙门里的人了，还想着回来呀？”“我一定回来，抽调是临时的，我的根在这里——牡丹江。”随后，一招手，走了。后来，我参加了战争黑白摄影集《为伟大而歌——我的父亲母亲》的首发式，感觉他的文字水平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
战争以“想摄影大家所不敢想、行旅行者所不能行”的气魄，在改革的大潮即将冲击和淹没一部分历史文化遗存的那一刻，赶到了55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地，抢拍到珍贵的民居图片，让这笔民族文化遗产在他的镜头里成为永恒。而常人难以想象，战争几乎是以超出生命的极限为代价，付出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毫不夸张地说：战争的付出，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文化遗产上增添了耀眼的光环，也为每五年举办一次、2009年7月27日中国首次承办的“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重头戏“世界本土文化展”上增添了“中国民族建筑摄影组照”的浓重一笔。殊不知，就这一笔却把中国少数民族的民居大面积、大气派地展现在10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面前，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当代建筑界泰斗罗哲文先生生前高度评价这是“新中国以来最为完整、标准最高、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图片”，并荣获“中国民族建筑事业突出成就奖”。此后，参加一次次的战争北京展览，感觉他的文学艺术水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今天，在许多人眼中，战争成功了。而他的成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每个脚印都潜伏着“让人生更精彩些”的渴望，都承载着亲人、师长、战友、朋友的期许。有人说每个成功者都是唯一的，各有各的奥秘，不可复制，但仍然有着规律可循：在苦难面前谈笑风生，在成就面前重新求索，用最大的残酷压榨自己，用最大的激情回报社会，无一例外。——这就是战争给我们的启示。
说不尽的战争
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第一个把中国历代文艺家上下求索的过程，既形象又深刻地称为“文化苦旅”；他还在著名的《行者无疆》一书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颂那些苦行僧般的远行者们：“远行者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群落。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何以脱离早已调试好了的生命温室，去领受漫长而陌生的时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要面对未知，许多困难超乎精神储备，大量考验关乎生死安危。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战争，就是这样一个既有着一流的健康体魄又有着一流的健全人格的人。他的成功对所有已经在或正在或将要在文化苦旅上艰辛跋涉的人们，都有着生命启示的作用，有着心灵坐标的作用，有着人格借鉴的作用，有着行为榜样的作用。
战争首先是一个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人。7年苦旅，都是战争自找的，既没有谁命令他，也没有谁动员他，更没有谁拿什么炫目迷人的东西诱惑他，这就是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又来自文化自信，来自一名文化人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的一种使命担当。有位学问家说过：“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能做到选择他所爱的，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做到爱他所选择的。”于是就有了不离不弃、坚持坚守等这些警句的出现。战争对自己的选择，是一爱到底的选择，是义无反顾的选择，是背水一战的选择，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选择，是一条道跑到黑、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选择！其实我们对战争也不是没有过担心：这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颠颠儿地到处跑，总也看不到亮儿，可别hold不住停下来呀……于是他每次回来我们就互相约定好，见了面多说加油鼓劲儿的话，尽可能地“拔高”他的拍摄价值，尽可能地“放大”他的美好前景（凭良心说，多少有点儿“忽悠”的成分）。后来证明我们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战争他自己从来就没有闪现过哪怕一次“不拍了”的念头！方才战争的演讲稿名叫《永远在路上》，我们都应该学习他永远在路上的精神，追逐梦想、实现理想、成就自己、超越自己的努力永远处于进行时！
战争又是一个有着严谨科学态度的人。他对摄影技术悉心钻研，精益求精，在同行里深得好评（他拜的老师就是铁路题材摄影大家，中国唯一的一个世界各类摄影大赛奖项大满贯得主）。他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十分到位，让专家教授都叹为观止。他把能买到、借到、网上搜到的少数民族读物，读了太多太多。所以我们才能从他的作品里，从一座高高支起的吊脚楼，一个烧水做饭的小火塘都能感受到一种厚重的历史感，一种特有的文化味道——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说的“有筋骨”“有温度”的作品；他每次出发前设定的行走路线都是最省时间、最有成效的最简捷的路线，尽可能晚间坐车睡觉，腾出白天投入工作；拍回来的底片——那是用生命换来的无价之宝，几年心血的结晶——他制定的保管方案绝对万无一失，检索起来又是绝对的“短平快”；就连他身上背得那40公斤东西，都是经过精心测算了的，达到了“去掉一样不行，添上一样不能”的程度！战争做事的科学态度，是早在部队时就养成了的习惯。做首长的警卫员，出行时都携带什么，大至军事地图，小至削铅笔的小刀，必须考虑得周周到到。直到今天，几点起床干什么，下午几点必须到什么地方，战争都有精准的安排。 战争还是一个有着超强沟通能力的人。沟通能力首先来自亲和力，亲和力又来自发自内心的善良。这是他之所以能拍到他人很难拍到的东西的关键所在。他信奉一条：有“礼”走遍天下——彬彬有礼那个礼。他还有句名言：“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是微笑。”他是多么敬重他的每一个拍摄对象啊，7年里结交了那么多的好朋友，哪一个不是掏心窝子换来的呢？战争向我们流着泪讲过，有一次到中国独龙族（那个民族只有7000人口）一个很穷的小村寨拍摄（独龙江边的大山上），两天后完成拍摄任务离开时，村长到各家跑了一圈儿才敛到7个鸡蛋，煮熟了给战争带着路上吃。有个村寨全员穿上盛装专门为战争摆拍一个民族节日活动的场面，让他感动极了。他说：“别人想把你当朋友待的愿望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只能来自对你的相信。人家只有相信你是在为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谋利益、做好事儿，他才会视你为知己，心甘情愿地帮助你把好事儿促成。好人的眼光是最准的，比X射线都厉害，一眼就能看穿你。”“把你当朋友待的愿望来自人们对你的相信”，“好人的眼光是最准的”，战争说得多么好啊！所有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都原汁原味地记录在他的22本拍摄日记里，在不久的将来出版时，我敢打包票：一定会引起轰动。邓小平说过：“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我觉得战争是把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真正当作母亲、当作亲人的！
战争更是一个有着“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宝贵操守的人。我们正处在一个“一言难尽”的时代，市场经济下，我们的生活好了；文化多元下，我们的选择多了。但是，出于本能，人们都想生活得更好一些，都想选择得更多一些，都想一夜暴富，都想及时行乐。能像战争那样，坐得住冷板凳，埋头做一件长达7年的“见不到回头钱儿”的文化工程，不首先做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的思想准备，绝对不行！清贫关不好过，寂寞关更不好过。有位诗人写过：“寂寞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说明一个人寂寂孤行，是可以发疯、发狂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战争是很难一步一步在两个万里长征的路上一往无前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谈及“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时讲过一段文采飞扬的话：“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即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我相信，战争对总书记的这番话，会比我们任何人的体会都深刻！
战争是一个特别懂得感恩的人。牡丹江许多优秀文化人都对战争很赞赏，给过他这样那样的支持和帮助也就成为必然。贾振祥、刘玉珉两位先生为战争作品参加世界人类学大展，篆刻了56个民族的印章，装到箱子里一拎足有12斤沉，堪称千古绝响——那可是一刀一刀精心刻出来的呀！“用痛苦打捞生命”“用笔取暖”的著名军旅诗人林柏松，每次在病床上见到前来探望的战争，都以一名老军人的身份鼓励他“用最少的悔恨面对过去，用最少的浪费面对今天，用最多的梦想面对未来”。傅伯庚先生为战争的首次作品展在牡丹江举办做策划人，写导言，还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肩负大爱的远行者》。“我们的战争就是在改革的大潮即将冲击和淹没一部分历史文化遗存，民俗文化宝库的那一刻，或者说在第一时间里赶到了那里，抢拍了一些照片，抢救了这批财富。使这些民居在他的镜头里成为永恒。这就是军事，这就是战略，这就是战争目的。战争就是通过战的手段，实现争得的目的的。因此，战争的照片不是他的个人财富，而是人类的。作为一个军人，他知道军令如山，作为一个摄影人，他记住艺海无涯，作为一个远行者，他知道行者无疆，作为战争，鲁迅有一句话，战斗正为有穷期。谢谢战争，他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意义的战争，与和平一样可爱可敬的战争。”战争多次真诚地对我说：“前辈们给我的是一眼泉，我却不能还他们一滴水，只能先把手头工作做好来回报了。”
说到这里，我想专门说说牡丹江文化圈的一个好传统，那就是互相支撑、互相提携、互相欣赏、互相照耀，一扫中国“文人相轻”的旧习、陋习、恶习，变“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这个传统近几年得到了空前的弘扬，以至于省文联主席（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著名学者）傅道彬先生十分感慨地说，他对牡丹江的“文人相亲”有着“文明被呵护的感动”——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啊！
一位西方哲人讲：“一个人成功的金字塔，其实就在他的脚下，就是那些深深浅浅的足迹。成功者成功的那一刻，所有的经历都成了原因。”战争在绿色军营里是一名响当当的好兵，在半军事化的铁路系统内是一个轰隆隆的火车头，在全国民族学界和建筑学界中也已经是顶呱呱的人物了，他值得我们挖掘、效仿的东西太多太多，真就有说不尽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