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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日益活跃。但因长期追求发展速度，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显。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以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新时期我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文章从环境承载力、环境管理力、环境友好性、环境抗压力、环境稳定性五个维度，构建了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基于2007—2017年的数据，对我国30个省（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向好，但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依然存在差异。
关键词：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时空差异
中图分类号：F062;X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9）04-0015-08
“绿色发展”概念的提出源于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从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到2012年的“里约+20”峰会，世界各国努力推进绿色转型。我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重视环境保护，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但绿色发展的提出与真正的实践，则是自十八大以后开始的。围绕国家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确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和制度体系。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1]。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一同作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理念，再次彰显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但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未完全擺脱粗放式发展。在此形势下，如何通过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对我国绿色发展现状做出精准判断，以及如何明确未来发展方向，显得极为重要。
就绿色发展测度而言，目前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或指数。国外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或指数，如绿色增长测度体系（OECD，2009）、绿色经济测度指标体系（UNEP，2012）、加州的绿色创新测度体系（NEXT10，2012）、耶鲁大学的环境绩效指数EPI（ Yale Center for Fmvimnmental Law and Policy.ColumbiaUniversity，2012 ）等;国内，则有中国科学院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6），北师大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北师大等，2010），北京工商大学的绿色经济指数，朱春红（2011）构建的评价区域绿色产业发展效果的指标体系框架，席广亮（2008）构建的绿色产业发展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等等。但由于区域和发展进程的差异，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存在明显不同，发达国家更多关注资源环境、社会包容和人类福祉，而国内由于还处于工业化进程阶段，因此更多关注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包容和人类福祉关注较少。此外，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绿色发展研究的应用领域主要体现在国家层面，较少涉及区域、行业、产业。 基于这样的考虑，结合我国绿色发展的实际需求，从环境承载力、环境管理力、环境友好性、环境抗压力、环境稳定性五个维度，构建了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全国30个省（市）2007—2017年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旨在为政府制定绿色发展相关政策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各地区绿色发展提供参考。
1 评价体系及研究方法
从绿色发展的内涵、运行机制和模式判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应当具有四方面功能：一是描述和反映绿色发展的水平和状况;二是评价和监测绿色发展的速度和趋势;三是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四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公众的生产活动发挥导向作用[2]。因此，绿色发展指标应当是具有指示作用、全方面覆盖的综合性指标，能充分反映绿色发展的重要内涵、发展效率、发展质量、可持续性、环境制约性以及发展的协调性等。值得说明的是，绿色发展是一种理想状态[3]，所以在实际研究中不存在绿色发展指标的绝对标准值，但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参考有关国际标准来确定参考标准值。
1.1 评价体系构建
遵循整体性与个体性相结合、总量控制和结构布局相协调、数据的可获取性等原则[4]，并参考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5]和有关学者的研究，构建了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该体系共包括5项一级指标和22项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
1.2 评价指标内涵
环境承载力，指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承受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之一，用来衡量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程度 [6];环境管理力，指协调人类活动与环境资源关系的能力，运用多种合理有效手段对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限制和弥补，以保障环境质量 [7];环境友好性，指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反映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索取状况 [8];环境抗压力，指环境资源应对外界干扰的耐受能力，其中人类活动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9];环境稳定性，指环境内部的平衡状态，反映资源环境的质量和安全状况 [10]。
1.3 数据来源
以我国30个省（市）作为测度对象，研究的样本期为2007—2017年。评价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30个省（市）2008—2018年的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部分环境数据参考了《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8》以及2008—2018年各省（市）环境管理部门官方公布的有关数据，其中不能直接获取的指标数据通过相关计算而得，足以保证使用数据的真实性、全面性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1.4 评价方法选择 （1）综合指数法，在确定一套合理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各项指标个体指数加权平均，计算出发展水平综合值，用以综合评价的一种方法[11]。
（2）Q型聚类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的一种，是对样本进行分类处理的分析方法，通过综合利用多个变量的信息对样本进行分类，使相似特征的样本聚集在一起，使差异大的样本分离开，最后通过聚类谱系图直观表现出分类结果[12]。
2 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2.1 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总体特征
以2007—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各项指标平均值为处理对象，通过离散系数法来确定权数，得到如表2所示的权重计算结果。
基于指标体系（表1）、权重体系（表2）以及计算方法，对我国30个省（市）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各地区绿色发展综合指数（见表3）。由表3可见，2007—2017年我国绿色发展整体水平稳中向好。
从时间维度看，10年间，全国绿色发展水平逐渐提升，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由2007年的126.8%增长为2017年的142.4%，年均增速为1.2%。由此可见，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良好态势。
从空间维度看，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其中，广东省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最高为207.3%，宁夏最低为82.2%。根据表3数据进一步计算可知，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地区差异值由2007年的106.3%上升到2017年的303.7%，年均增速为18.6%。由此可见，我国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程度较大，并出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2.2 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局部特征
通过Q型聚类分析法并运用SPSS软件，对全国30个省（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分类结果如图1所示。
基于上述Q型聚类分析的过程及结果，将全国30个省（市）根据绿色发展水平分为3个类型：第一类为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第二类为绿色发展水平较好地区，第三类为绿色发展水平一般地区。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分类是各地区相对来讲，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较高、较好和一般。分类结果如下：
第一类：北京、广东;
第二类：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陕西、青海、新疆;
第三类：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甘肃、宁夏。
上述分类结果表明，第一级别只有北京和广东2个地区，占比不到7%;第二级别共16个地区，占比高达53%;第三级别共12个地区，占比达40%。由此可见，我国绿色发展水平较好地区占比最大，水平一般地区比重紧随其后，而水平较高地区则是凤毛麟角，比重偏低。通过对三个级别中各地区的地域分布进一步比较发现，全国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东、中、西递减的趋势，由此构成我国区域间绿色发展水平宏观层面的空间差异。
3 结论
从时间维度看，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根据测度结果可知，2007—2017年，全国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均大于100%，除内蒙古和宁夏以外，各地区11年里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也均超过100%。由此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较好。但全国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在2013年之前存在较大波动，综合指数平均值在2011年达到最大增长值14.2%，在2013年出现最大降低值8.5%。由此表明，2013年之前我国绿色发展水平较不稳定。2013年之后，全国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逐渐趋于平稳，我国在绿色发展进程中逐渐步入正轨，迈向成熟。
从空间维度看，到目前为止，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地区差异依然明显。通过观察测度结果可知，2007—2017年，30个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其中，广东省水平最高，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高达207.3%，而水平最低的宁夏仅为82.2%。各地区中，每年有23～28个地区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數大于100%，比例高达76.7%～93.3%，有2～7个地区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小于100%，比例达到6.7%～23.3%。由此表明，绿色发展的地区差异持续存在。通过进一步聚类分析发现，我国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大致呈现出由东向西梯次分布的态势，由此推断，绿色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性。即：东部地区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与之相对应的是相对较好的绿色发展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与之伴随的是相对较低的绿色发展水平。
纵观全局，我国东部地区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高于全国平均值，不仅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还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一直坚持并自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着重突出绿色发展导向，强调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注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并走在全国前列率先进行绿色发展的有效探索。而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能仅归因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客观来看，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对绿色发展理念认识不足、环境管理水平较低才是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较好，但各区域之间并不是“势均力敌”，而是“强弱分明”。各省市应立足于本省生态环境的客观现状和存在的现实问题，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追求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积极探索创新机制，打破政府常态化管理，提升环境管理能力。绿色发展，关键在于环境的绿色化，各地政府应加大生态环境治理的投资力度，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尽快实现生态环境的绿色化;改革生态补偿制度，加大生态补偿力度，探索运用创新模式实施环境管理项目，充分发挥科技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以科技支撑环境的绿色化发展;深化环境监测改革，加大环保管理力度，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打造最严环保执法队伍，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行为，依法促进环境绿色化发展。 二是开拓经济发展新路径，实现产业结构优调整。紧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良好契机，践行“低碳升级+循环改造+绿色替代”的产业发展路径，全面落实产业结构调整改革专项行动，深化“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立足于各地区主导产业特点，实施绿色制造示范项目，延伸绿色生产可能性边界，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科技含量大、环境效益好、产品附加值高的优势，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构建现代化创新型产业体系。
三是竭力保护自然资源，全力守住绿水青山。持续推进生态修复治理，坚持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坚决完成生态修复工作;加大力度保护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制定科学的使用规划，在做好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绝对禁止胡乱开发，以此保证充足的后备资源。
虽然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但想要通过绿色发展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我国经济发展永葆生机活力，则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各级政府、企业、公众、社会各界协调合作、共同发力。
注释：
① 因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的相关资料无法获取，所以本研究仅涵盖我国其余30个省（市）区。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 杜倩倩，于博，李宗洋.北京市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设计与实证评价[J].安徽农业科学，2018（29）：215-220.
[3] 徐旭.我国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商业评论，2014（10）：7-10.
[4] 袁文华，李建春，刘呈庆，等.城市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及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山东省17地市时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7（5）：19-27.
[5] 关成华，韩晶.2017/2018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M].香港：经济日报出版社，2019.
[6] 段佩利，刘曙光，尹鹏，等.城市群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9（8）：49-52.
[7] 王雨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三个维度及其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2）：7-14.
[8] 高雷.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读[N].人民日报，2007-12-05（2）.
[9] 周笑，王鹏飞.中国工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空间分异演化及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18（8）：1541-1557.
[10] 潘家华.从生态失衡迈向生态文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绿色转型发展的进程与展望 [J].城市与环境研究，2018（4）：3-16.
[11] 田金平，臧娜，许杨，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发展指数研究[J].生态学报，2018（19）：7082-7092.
[12] 王雅楠，谢艳琦，谢丽琴，等.基于LMDI模型和Q型聚类的中国城镇生活碳排放因素分解分析[J].2019（4）：539-546.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ctive. However， due to the long-term pursuit of development speed， problems such as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achiev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major issue faced by China’s further development in new era.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from five dimensions：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apacity，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environmental stress resistance and environmental stabilit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07 to 2017，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30 provinces （cities） in China is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good， but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in time dimension and space dimension.
Key words：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composite index;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責任编辑 王继国
关键词：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时空差异
中图分类号：F062;X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9）04-0015-08
“绿色发展”概念的提出源于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从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到2012年的“里约+20”峰会，世界各国努力推进绿色转型。我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重视环境保护，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但绿色发展的提出与真正的实践，则是自十八大以后开始的。围绕国家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确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和制度体系。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1]。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一同作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理念，再次彰显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但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未完全擺脱粗放式发展。在此形势下，如何通过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对我国绿色发展现状做出精准判断，以及如何明确未来发展方向，显得极为重要。
就绿色发展测度而言，目前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或指数。国外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或指数，如绿色增长测度体系（OECD，2009）、绿色经济测度指标体系（UNEP，2012）、加州的绿色创新测度体系（NEXT10，2012）、耶鲁大学的环境绩效指数EPI（ Yale Center for Fmvimnmental Law and Policy.ColumbiaUniversity，2012 ）等;国内，则有中国科学院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6），北师大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北师大等，2010），北京工商大学的绿色经济指数，朱春红（2011）构建的评价区域绿色产业发展效果的指标体系框架，席广亮（2008）构建的绿色产业发展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等等。但由于区域和发展进程的差异，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存在明显不同，发达国家更多关注资源环境、社会包容和人类福祉，而国内由于还处于工业化进程阶段，因此更多关注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包容和人类福祉关注较少。此外，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绿色发展研究的应用领域主要体现在国家层面，较少涉及区域、行业、产业。 基于这样的考虑，结合我国绿色发展的实际需求，从环境承载力、环境管理力、环境友好性、环境抗压力、环境稳定性五个维度，构建了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全国30个省（市）2007—2017年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旨在为政府制定绿色发展相关政策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各地区绿色发展提供参考。
1 评价体系及研究方法
从绿色发展的内涵、运行机制和模式判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应当具有四方面功能：一是描述和反映绿色发展的水平和状况;二是评价和监测绿色发展的速度和趋势;三是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四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公众的生产活动发挥导向作用[2]。因此，绿色发展指标应当是具有指示作用、全方面覆盖的综合性指标，能充分反映绿色发展的重要内涵、发展效率、发展质量、可持续性、环境制约性以及发展的协调性等。值得说明的是，绿色发展是一种理想状态[3]，所以在实际研究中不存在绿色发展指标的绝对标准值，但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参考有关国际标准来确定参考标准值。
1.1 评价体系构建
遵循整体性与个体性相结合、总量控制和结构布局相协调、数据的可获取性等原则[4]，并参考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5]和有关学者的研究，构建了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该体系共包括5项一级指标和22项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
1.2 评价指标内涵
环境承载力，指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承受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之一，用来衡量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程度 [6];环境管理力，指协调人类活动与环境资源关系的能力，运用多种合理有效手段对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限制和弥补，以保障环境质量 [7];环境友好性，指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反映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索取状况 [8];环境抗压力，指环境资源应对外界干扰的耐受能力，其中人类活动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9];环境稳定性，指环境内部的平衡状态，反映资源环境的质量和安全状况 [10]。
1.3 数据来源
以我国30个省（市）作为测度对象，研究的样本期为2007—2017年。评价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30个省（市）2008—2018年的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部分环境数据参考了《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8》以及2008—2018年各省（市）环境管理部门官方公布的有关数据，其中不能直接获取的指标数据通过相关计算而得，足以保证使用数据的真实性、全面性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1.4 评价方法选择 （1）综合指数法，在确定一套合理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各项指标个体指数加权平均，计算出发展水平综合值，用以综合评价的一种方法[11]。
（2）Q型聚类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的一种，是对样本进行分类处理的分析方法，通过综合利用多个变量的信息对样本进行分类，使相似特征的样本聚集在一起，使差异大的样本分离开，最后通过聚类谱系图直观表现出分类结果[12]。
2 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2.1 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总体特征
以2007—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各项指标平均值为处理对象，通过离散系数法来确定权数，得到如表2所示的权重计算结果。
基于指标体系（表1）、权重体系（表2）以及计算方法，对我国30个省（市）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各地区绿色发展综合指数（见表3）。由表3可见，2007—2017年我国绿色发展整体水平稳中向好。
从时间维度看，10年间，全国绿色发展水平逐渐提升，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由2007年的126.8%增长为2017年的142.4%，年均增速为1.2%。由此可见，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良好态势。
从空间维度看，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其中，广东省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最高为207.3%，宁夏最低为82.2%。根据表3数据进一步计算可知，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地区差异值由2007年的106.3%上升到2017年的303.7%，年均增速为18.6%。由此可见，我国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程度较大，并出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2.2 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局部特征
通过Q型聚类分析法并运用SPSS软件，对全国30个省（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分类结果如图1所示。
基于上述Q型聚类分析的过程及结果，将全国30个省（市）根据绿色发展水平分为3个类型：第一类为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第二类为绿色发展水平较好地区，第三类为绿色发展水平一般地区。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分类是各地区相对来讲，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较高、较好和一般。分类结果如下：
第一类：北京、广东;
第二类：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陕西、青海、新疆;
第三类：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甘肃、宁夏。
上述分类结果表明，第一级别只有北京和广东2个地区，占比不到7%;第二级别共16个地区，占比高达53%;第三级别共12个地区，占比达40%。由此可见，我国绿色发展水平较好地区占比最大，水平一般地区比重紧随其后，而水平较高地区则是凤毛麟角，比重偏低。通过对三个级别中各地区的地域分布进一步比较发现，全国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东、中、西递减的趋势，由此构成我国区域间绿色发展水平宏观层面的空间差异。
3 结论
从时间维度看，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根据测度结果可知，2007—2017年，全国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均大于100%，除内蒙古和宁夏以外，各地区11年里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也均超过100%。由此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较好。但全国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在2013年之前存在较大波动，综合指数平均值在2011年达到最大增长值14.2%，在2013年出现最大降低值8.5%。由此表明，2013年之前我国绿色发展水平较不稳定。2013年之后，全国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逐渐趋于平稳，我国在绿色发展进程中逐渐步入正轨，迈向成熟。
从空间维度看，到目前为止，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地区差异依然明显。通过观察测度结果可知，2007—2017年，30个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其中，广东省水平最高，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高达207.3%，而水平最低的宁夏仅为82.2%。各地区中，每年有23～28个地区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數大于100%，比例高达76.7%～93.3%，有2～7个地区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小于100%，比例达到6.7%～23.3%。由此表明，绿色发展的地区差异持续存在。通过进一步聚类分析发现，我国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大致呈现出由东向西梯次分布的态势，由此推断，绿色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性。即：东部地区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与之相对应的是相对较好的绿色发展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与之伴随的是相对较低的绿色发展水平。
纵观全局，我国东部地区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高于全国平均值，不仅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还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一直坚持并自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着重突出绿色发展导向，强调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注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并走在全国前列率先进行绿色发展的有效探索。而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能仅归因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客观来看，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对绿色发展理念认识不足、环境管理水平较低才是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较好，但各区域之间并不是“势均力敌”，而是“强弱分明”。各省市应立足于本省生态环境的客观现状和存在的现实问题，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追求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积极探索创新机制，打破政府常态化管理，提升环境管理能力。绿色发展，关键在于环境的绿色化，各地政府应加大生态环境治理的投资力度，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尽快实现生态环境的绿色化;改革生态补偿制度，加大生态补偿力度，探索运用创新模式实施环境管理项目，充分发挥科技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以科技支撑环境的绿色化发展;深化环境监测改革，加大环保管理力度，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打造最严环保执法队伍，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行为，依法促进环境绿色化发展。 二是开拓经济发展新路径，实现产业结构优调整。紧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良好契机，践行“低碳升级+循环改造+绿色替代”的产业发展路径，全面落实产业结构调整改革专项行动，深化“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立足于各地区主导产业特点，实施绿色制造示范项目，延伸绿色生产可能性边界，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科技含量大、环境效益好、产品附加值高的优势，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构建现代化创新型产业体系。
三是竭力保护自然资源，全力守住绿水青山。持续推进生态修复治理，坚持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坚决完成生态修复工作;加大力度保护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制定科学的使用规划，在做好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绝对禁止胡乱开发，以此保证充足的后备资源。
虽然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但想要通过绿色发展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我国经济发展永葆生机活力，则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各级政府、企业、公众、社会各界协调合作、共同发力。
注释：
① 因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的相关资料无法获取，所以本研究仅涵盖我国其余30个省（市）区。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 杜倩倩，于博，李宗洋.北京市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设计与实证评价[J].安徽农业科学，2018（29）：215-220.
[3] 徐旭.我国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商业评论，2014（10）：7-10.
[4] 袁文华，李建春，刘呈庆，等.城市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及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山东省17地市时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7（5）：19-27.
[5] 关成华，韩晶.2017/2018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M].香港：经济日报出版社，2019.
[6] 段佩利，刘曙光，尹鹏，等.城市群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9（8）：49-52.
[7] 王雨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三个维度及其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2）：7-14.
[8] 高雷.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读[N].人民日报，2007-12-05（2）.
[9] 周笑，王鹏飞.中国工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空间分异演化及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18（8）：1541-1557.
[10] 潘家华.从生态失衡迈向生态文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绿色转型发展的进程与展望 [J].城市与环境研究，2018（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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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雅楠，谢艳琦，谢丽琴，等.基于LMDI模型和Q型聚类的中国城镇生活碳排放因素分解分析[J].2019（4）：539-546.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ctive. However， due to the long-term pursuit of development speed， problems such as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achiev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major issue faced by China’s further development in new era.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from five dimensions：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apacity，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environmental stress resistance and environmental stabilit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07 to 2017，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30 provinces （cities） in China is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good， but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in time dimension and space dimension.
Key words：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composite index;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責任编辑 王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