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两则关于基金会秘书长的新闻颇受业界瞩目，一是王健林开出百万年薪招基金会秘书长而不得，二是万通基金会原理事长李劲接替杨鹏，成为壹基金的新操盘手。一个客观的图景是，当前中国基金会界越来越倾向于以职业经理人思路来招聘“职业秘书长”。
　　资本运作风险
　　职业经理人起源于18世纪末的美国。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意味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公司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延续下去。
　　基金会的资本运作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个风险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捐了钱，反而挨骂；二是钱没花好，一块钱投出去，只产生了几毛钱的社会效益。
　　秘书长难招
　　百万年薪招不到秘书长，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现代意义基金会行业发展的起步阶段，独特的秘书长个人与独特的基金会定位能否成功配对，此亦需相当程度的机缘巧合。怎样才算一个绝好的基金会秘书长？在冯仑看来，也许李劲是最好的；如果王石可以选择，他大概希望刘小钢一直担任阿拉善SEE的秘书长，但对于朱健刚来说，可能一个2.0版本的胡小军才是他最想要的。
　　流动可行性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在当下的中国，职业秘书长在基金会间的流动是否具备了可行性？
　　此次接受采访的秘书长们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令人讶异的是，刚刚实现“转会”的壹基金秘书长李劲与胡小军的观点一致，认为成熟秘书长对原有的体系有着很强的依附性，很难实现流动，并认为自己“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流动”。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从机构治理的角度呼应了李、胡的观点，他明确表态，扶贫基金会暂不考虑职业经理人，并认为“对机构、对个人，都有很大风险”。
　　但SEE秘书长刘小钢与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基金会的本质属性是一致的，秘书长的工作大同小异，职业秘书长不仅可以流动，而且应该流动——最起码在非官办、非单一企业注资的民间基金会中，是能够流动的。
　　郭媛的观点则更进一步，她认为职业秘书长在所有基金会，包括官办基金会中都可以流动。“关键是要看人。”说这话的时候，媒体出身的她刚被广州青基会聘为“体制外秘书长”。
　　受访的秘书长们，各有其职业认知与观察维度，他们对同一话题的不同论述，或许都指向中国基金会发展现状的真实图景。
　　【面孔】
　　李劲 45岁 壹基金秘书长，曾经担任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处高级项目官员等职位。
　　李劲从万通基金会“转会”壹基金，往往被业内人士解读为职业秘书长流动的经典案例，但令人意外的是，当事人并不这么看。“我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流动。王健林找不到秘书长就是因为成熟的秘书长是不流动的。”
　　刘洲鸿 39岁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福利专业博士
　　作为一家企业基金会的秘书长，刘洲鸿不用承担筹款的压力，他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老板的钱花好，“最难办的是取舍、选择、判断哪些事情最应该做。比如应该把钱投到什么地方，让它发挥最大的价值。我们到底应该支持哪些公益组织，能够使这些机构更加优秀、服务更多的人，扩大它的规模？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
　　刘文奎 49岁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刘文奎说，“创新”、“改变”是其机构文化的重要一环。何道峰为扶贫基金会的秘书处灌输了“不创新，毋宁死”的观念。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情况有点特殊。这家公募基金会虽背靠国务院扶贫办公室，但早在2000年前后便已启动“去行政化”改革，宣称“不用行政手段和行政力量去募捐，也不让政府发文件指定谁来捐款，完全排除用上级对下级命令的方式来筹集善款”。知名公益人何道峰主导了这一次改革。“何会长要求秘书处必须不断创新，用新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还要求扩大基金会的影响力，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刘文奎说。
　　胡小军 35岁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胡小军看来，现代意义上的基金会行业发展才刚刚起步，其秘书长也在既定的体系中滋养成长，若与原体系进行切割，恐怕难以发挥所长，“过去政府直接来做公益和慈善，成立大量的官办慈善机构，我们现在倡导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或者公益创投的方式来支持社会组织发展。我们还倡导公募权的开放，希望打破公募垄断，推动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使慈善真正回归民间。”
　　郭媛33岁 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郭媛说，她享受追求真相，并通过自己的表达呈现给读者的感觉，但她并无意只当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与邓飞、王克勤等人相似，郭媛加入了“公益媒体人”的行列——这个人群职业是媒体采编人员，却经常利用媒体资源参与、发起、运作公益项目。
　　有点遗憾的是，广州青基会并不能为她提供更高的薪资。“比我在媒体时略低吧。但我接这个活，主要考虑的也不是钱了。”郭媛说，她很希望亲身体验这股基金会蓬勃发展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