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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成舍我运用“小报大办”理念经营报业并取得成功;21世纪初,中国报业又呈现“大报小办”的鲜明趋势。本文截取这两个点并将其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同时由“小报大办”反观“大报小办”,进一步思考前者对于后者的借鉴意义。文章最后指出“大”与“小”的相对性,认为报纸改革应避免陷入操作陷阱,从而在“有型”之中入“无型”之境。
关键词:成舍我 小报大办 大报小办
晚清“四大报人”之一的成舍我,在办报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尤其是他的两份四开“小”报——于1928年创刊的《民生报》和于1935年9月创刊的《立报》,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一度成为上海报业之冠,他也因此被誉为小型报专家。成舍我小型报的大发展可以看做是他“小报大办”理念的成功实践。其“小报大办”,简单地说,就是“用小型张的报纸承载大报的内容,用办大报的理念来经营‘小报’”。①
新世纪以来,中国报业又呈现出“大报小办”的鲜明趋势。这里所谓的“大报小办”,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大版改小版,如《成都晚报》、《武汉晚报》、《郑州晚报》、《新闻晚报》等从原来的对开大报改为四开小报;二是内容变“小”,主要指一些传统大报转而在内容上追求实用性、趣味性和娱乐性。
从成舍我的“小报大办”到现今之“大报小办”,单单从字面上来看,二者就极具可比性。那么,二者究竟分别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对其作怎样的解读?成舍我的“小报大办”对现今之“大报小办”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对此作具体分析。
“小报大办”与“大报小办”的相同之处
“小报大办”和“大报小办”都追求报纸的大众化,都是为了争取最大多数的大众。“报纸大众化”思想贯穿于成舍我小型报的始终,“小报大办”即为其直接体现。首先,从办报方针来看,他提出“报纸大众化”、“日销百万为目的”的口号,体现了追求畅销、争取最大多数受众的大众化报纸的定位。其次,从宣传策略来看,“只要少吸一支烟,你准看得起;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五分钟可知天下事,一元钱可看三个月”②等都体现出其吸引普通读者的用心,具有较强的商品意识。再次,从实际结果来看,《立报》销量最高超过20万份,被称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小报”③,同时也创下了中国有日报以来的最高发行纪录,可以说,他成功地实现了“报纸大众化”的梦想。正如唐志宏所言,“它在中国出现的因素,反映了近代报业逐次走向‘大众化’,取代传统政论报刊‘代圣人言’的过程”④。
而当今报纸之“大报小办”,也同样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首先,从办报理念来看,“从强调报纸的社会责任和教化功能向承认报纸的娱乐消遣功能和扩大报社的经营自主权过渡”⑤,服务意识增强,注重服务市民、引领生活,可读性和趣味性被一再强调,实用、服务和休闲娱乐功能得到张扬;其次,从办报风格来看,一些传统大报开始走“亲民”路线,生活和娱乐方面的内容增多,甚至出现了社会新闻上头条、服务类栏目上头版的变化。
“小报大办”与“大报小办”的不同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媒介的生态环境相去甚远,使得“小报大办”和“大报小办”更多地体现出相异的特质,二者所追求的大众化在本质上也相去甚远。以下从背景、目的、具体实践等方面进行分析:
背景不同。成舍我创办小型报时,上海已有极具影响力的《申报》、《新闻报》等大报,而以软新闻和娱乐为主要内容的消闲小报也盛行于上海。在这种背景下,成舍我提出“小报大办”,特别地将其小型报与“不竞争新闻、不重视言论,只以乱造无稽谣言,揭发个人隐私为其首要任务。正如夏夜之蚊,到处嗡嗡,扰人清梦,惹人厌恶”⑥的小报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单取小报之型而取大报之髓,坚持了严肃、有品位的办报思路,树立了另一种风格。所以,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是对格调低下的小报的摈弃。
现今之“大报小办”的流行,是传统报纸在受到业内竞争和业外竞争双重夹击的背景下出现的,尤其是在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严重冲击下,“发行量持续下降,广告收益表现平平,甚至出现不断下滑的趋势,读者范围日益缩小,趋向于老龄化。传统报纸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威胁”⑦。为了挽回市场,赢得利润,传统大报不得不转变策略以求贴近读者,“大报小办”成为主要手段。
目的不同。成舍我通过“小报大办”所要实现的大众化,并不仅仅是追求畅销而已,而是坚守社会责任的大众化。“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能知道,这就是我们创立《立报》唯一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后最主要的使命。”⑧由此可见,其报纸大众化理念是基于国家责任基础之上的,“具有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的传者推动”⑨。
而当今报业的“大报小办”,是传统大报在面临生存考验的情况下所作出的选择,以期在变革中求得发展,并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赢得市场。其背后的关键词是“市场竞争”,面向市场、追求发行量、追求市场份额最大化。所以在本质上,它属于市场化操作,“它作为文化工业体系的一部分,在于通过控制大众的消费意识而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⑩。
具体操作不同。成舍我认为“一张成功的报纸,内容重于一切,版面重于一切”,因此他的“小报大办”非常重视报纸的内容,奉行精编主义。一方面,他坚持严肃态度、坚持新闻本真,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新闻熔于一炉,使小型报向综合性方向发展,“除量的方面以外,质的方面,只有比大型报更优胜,更精美,亦即中国所谓‘以少许胜多许’”(11)。另一方面,他又汲取小报之长,重视社会新闻,文字简短,笔调生动。如此,他将大报的丰富性和小报的灵活性集于一身,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在对待广告的态度上,成舍我摒弃了以刊发大量广告来挣钱的办法,坚持先立品牌,以报业的品牌效应,让广告主主动上门登求。《立报》日销10万份之前,不登任何广告。
当今之“大报小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群众、贴近了生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大报却开始抛弃职业操守,越来越多地受到小报的影响,有的更是主动仿效小报的办报风格,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报纸格调的降低。具体体现有:娱乐之手伸向了新闻,严肃的硬新闻遭到商业逻辑的践踏,新闻传递信息、服务公众的社会功能无以保证;过度倚重广告主,忽视了读者的真正需求,在服务姿态的背后其实遵循的是广告商的利益。所以才有学者呼吁:“在肯定报纸的大众化、强调新闻传播活动的自主性的同时,我们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避免因为对绝对自由放任的迷信而让中国报纸的大众化走上歧途。”(12)
综合上述对比分析,我们认为,第一,成舍我的“小报大办”,“以‘启蒙’或‘化大众’为己任”(13),秉承着“社会公器”意识;而现今的“大报小办”,则与报纸所处的商业社会环境密切联系,商业原则是其核心原则,其大众化的背后实际上是市场化,“对于今天的中国报业来说,市场化之于大众化比其他任何要素都更有现实意义”(14) 。第二,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承载的是一种报业理想,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理想与现实相接,使其在新闻实践中得以贯彻;而如今之“大报小办”却在利益和责任的天平上倾向了利益。如果说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体现,那么当下之“大报小办”却在某种程度上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迷失。
由“小报大办”反观“大报小办”
成舍我“小报大办”的报刊理念和报刊实践无疑成为新闻史上的辉煌,它也在诸多方面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尤其当我们将之与现今之“大报小办”联系起来考察时,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成舍我的小型报能在大小报纸的夹缝中生存并创造销量的奇迹?为什么成舍我能够靠“严肃”赢得受众,而今天的报纸却要靠“低俗”争得市场?为什么成舍我能够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很好地统一起来,并取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究其原因,当然比较复杂,其中包括经济社会的转型、生活方式的变迁、信息消费形式的变化等,这些都会深刻影响报纸的生产和消费形态。但是,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本质的东西,对于当下的“大报小办”来说,不失为很好的启示:
只有贴近读者的报纸才能贴近市场。报纸只有取得大众的信任,才能拥有大的发行量,从而获得利润的最大化。成舍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的广告观上。他认为,办好一张报纸的顺序是“由编辑到发行,由发行到广告,不先搞好内容,即妄想销路大、广告多,那就完全因果颠倒,必将徒劳无功”(15)。换言之,只有做好报纸的版面和内容,才能争取读者,扩大发行,然后各种广告才能不招而来。他的这一思想与李普曼不谋而合:“这是报业的一个定律:读者越多,就越能摆脱广告商的影响;读者越少,就越是要依赖广告商。应当说,广告商越多,他们各自对出版商发挥的影响就越小。这看上去似乎是个矛盾,但事实的确如此。”(16)
报纸形式上的“大”或“小”并不具绝对意义。长期以来,“大报”和“小报”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严肃”与“低俗”的代名词。从成舍我小型报的成功实践,我们确认:大报也好,小报也罢,形式终归是形式,关键还在于内容。“小”报可以被办“大”,“大”报也可能被办“小”。正如成舍我所强调的:“大报和小报的区别只能在量上分,而不应在质上分。纸面有大小,字数有多少,职务和责任,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办小报,应当有办大报的精神,办大报也应采取办小报的技术,然后才不失之于纤巧,不失之于枯燥……果然小报能大报化,大报能小报化,大报和小报两个名词,根本便可取消。我愿意大家记住,报之分大小,只应该是一个型,一个型而已。”(17)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非简单的对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虽然是两套不同的评价体系,有着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把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经济效益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社会效益,相对地,社会效益和政治宣传也并不是无一例外地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将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达到两方面效益的最大化,是最佳的选择。如果二者的关系处理不当,报纸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则可能走向两个极端,造成报纸的“精神分裂”,最终将同时失去经济效益和积极的社会效益。
结语
在报纸频频改革的今天,变还是不变,“大”还是“小”,值得深思。成舍我“小报大办”的关键在于内容,而今天“大报小办”的立足点也应该在于内容,在于如何以更加优质的信息和服务满足读者,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而非专注于“如何小报化”。“大报小办”在适度的新闻活泼化、版面生动化的同时,应拿捏分寸,避免陷入操作的陷阱,从而使这种变革真正贯穿创新意识、凝聚报纸理念、塑造品牌形象。如此,报纸方能在“有型”之中抽身而出进入“无型”之境。
注 释:
①黄俊华:《“小报”大世界——成舍我“小报大办”思想研究》,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②周海波:《论成舍我与中国报纸的大众化趋向》,《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26页。
③曾宪明:《中国百年报人之路》,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④⑨唐志宏:《成舍我的小型报广告策略》,《广告大观理论版》,2008(4)。
⑤(13)(14)杜成会:《理解报纸大众化——关于我国20余年报业改革的思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⑥成舍我:《由“小型报”谈到〈立报〉的创刊》,李瞻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371页。
⑦卢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报纸的生存困境和出路探析》,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版。
⑧成舍我:《我们的宣言》,《立报》,1935年9月20日。
⑩郜书锴:《报纸“瘦身”的经济学分析》,2008-02-29。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2/29/content_7692116_1.htm
(11)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5页。
(12)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15)唐志宏:《报业集团与媒体知识分子——以成舍我“世界报系”为例》,《世界华人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中国西部与全球化》,成都:四川大学,2007年5月。
(16)沃尔特•李普曼[美]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17)成舍我:《谈小报》,1935年9月22日。
(作者单位:杨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何斌,塔里木大学)
编校:赵 亮
关键词:成舍我 小报大办 大报小办
晚清“四大报人”之一的成舍我,在办报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尤其是他的两份四开“小”报——于1928年创刊的《民生报》和于1935年9月创刊的《立报》,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一度成为上海报业之冠,他也因此被誉为小型报专家。成舍我小型报的大发展可以看做是他“小报大办”理念的成功实践。其“小报大办”,简单地说,就是“用小型张的报纸承载大报的内容,用办大报的理念来经营‘小报’”。①
新世纪以来,中国报业又呈现出“大报小办”的鲜明趋势。这里所谓的“大报小办”,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大版改小版,如《成都晚报》、《武汉晚报》、《郑州晚报》、《新闻晚报》等从原来的对开大报改为四开小报;二是内容变“小”,主要指一些传统大报转而在内容上追求实用性、趣味性和娱乐性。
从成舍我的“小报大办”到现今之“大报小办”,单单从字面上来看,二者就极具可比性。那么,二者究竟分别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对其作怎样的解读?成舍我的“小报大办”对现今之“大报小办”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对此作具体分析。
“小报大办”与“大报小办”的相同之处
“小报大办”和“大报小办”都追求报纸的大众化,都是为了争取最大多数的大众。“报纸大众化”思想贯穿于成舍我小型报的始终,“小报大办”即为其直接体现。首先,从办报方针来看,他提出“报纸大众化”、“日销百万为目的”的口号,体现了追求畅销、争取最大多数受众的大众化报纸的定位。其次,从宣传策略来看,“只要少吸一支烟,你准看得起;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五分钟可知天下事,一元钱可看三个月”②等都体现出其吸引普通读者的用心,具有较强的商品意识。再次,从实际结果来看,《立报》销量最高超过20万份,被称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小报”③,同时也创下了中国有日报以来的最高发行纪录,可以说,他成功地实现了“报纸大众化”的梦想。正如唐志宏所言,“它在中国出现的因素,反映了近代报业逐次走向‘大众化’,取代传统政论报刊‘代圣人言’的过程”④。
而当今报纸之“大报小办”,也同样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首先,从办报理念来看,“从强调报纸的社会责任和教化功能向承认报纸的娱乐消遣功能和扩大报社的经营自主权过渡”⑤,服务意识增强,注重服务市民、引领生活,可读性和趣味性被一再强调,实用、服务和休闲娱乐功能得到张扬;其次,从办报风格来看,一些传统大报开始走“亲民”路线,生活和娱乐方面的内容增多,甚至出现了社会新闻上头条、服务类栏目上头版的变化。
“小报大办”与“大报小办”的不同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媒介的生态环境相去甚远,使得“小报大办”和“大报小办”更多地体现出相异的特质,二者所追求的大众化在本质上也相去甚远。以下从背景、目的、具体实践等方面进行分析:
背景不同。成舍我创办小型报时,上海已有极具影响力的《申报》、《新闻报》等大报,而以软新闻和娱乐为主要内容的消闲小报也盛行于上海。在这种背景下,成舍我提出“小报大办”,特别地将其小型报与“不竞争新闻、不重视言论,只以乱造无稽谣言,揭发个人隐私为其首要任务。正如夏夜之蚊,到处嗡嗡,扰人清梦,惹人厌恶”⑥的小报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单取小报之型而取大报之髓,坚持了严肃、有品位的办报思路,树立了另一种风格。所以,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是对格调低下的小报的摈弃。
现今之“大报小办”的流行,是传统报纸在受到业内竞争和业外竞争双重夹击的背景下出现的,尤其是在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严重冲击下,“发行量持续下降,广告收益表现平平,甚至出现不断下滑的趋势,读者范围日益缩小,趋向于老龄化。传统报纸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威胁”⑦。为了挽回市场,赢得利润,传统大报不得不转变策略以求贴近读者,“大报小办”成为主要手段。
目的不同。成舍我通过“小报大办”所要实现的大众化,并不仅仅是追求畅销而已,而是坚守社会责任的大众化。“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能知道,这就是我们创立《立报》唯一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后最主要的使命。”⑧由此可见,其报纸大众化理念是基于国家责任基础之上的,“具有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的传者推动”⑨。
而当今报业的“大报小办”,是传统大报在面临生存考验的情况下所作出的选择,以期在变革中求得发展,并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赢得市场。其背后的关键词是“市场竞争”,面向市场、追求发行量、追求市场份额最大化。所以在本质上,它属于市场化操作,“它作为文化工业体系的一部分,在于通过控制大众的消费意识而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⑩。
具体操作不同。成舍我认为“一张成功的报纸,内容重于一切,版面重于一切”,因此他的“小报大办”非常重视报纸的内容,奉行精编主义。一方面,他坚持严肃态度、坚持新闻本真,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新闻熔于一炉,使小型报向综合性方向发展,“除量的方面以外,质的方面,只有比大型报更优胜,更精美,亦即中国所谓‘以少许胜多许’”(11)。另一方面,他又汲取小报之长,重视社会新闻,文字简短,笔调生动。如此,他将大报的丰富性和小报的灵活性集于一身,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在对待广告的态度上,成舍我摒弃了以刊发大量广告来挣钱的办法,坚持先立品牌,以报业的品牌效应,让广告主主动上门登求。《立报》日销10万份之前,不登任何广告。
当今之“大报小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群众、贴近了生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大报却开始抛弃职业操守,越来越多地受到小报的影响,有的更是主动仿效小报的办报风格,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报纸格调的降低。具体体现有:娱乐之手伸向了新闻,严肃的硬新闻遭到商业逻辑的践踏,新闻传递信息、服务公众的社会功能无以保证;过度倚重广告主,忽视了读者的真正需求,在服务姿态的背后其实遵循的是广告商的利益。所以才有学者呼吁:“在肯定报纸的大众化、强调新闻传播活动的自主性的同时,我们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避免因为对绝对自由放任的迷信而让中国报纸的大众化走上歧途。”(12)
综合上述对比分析,我们认为,第一,成舍我的“小报大办”,“以‘启蒙’或‘化大众’为己任”(13),秉承着“社会公器”意识;而现今的“大报小办”,则与报纸所处的商业社会环境密切联系,商业原则是其核心原则,其大众化的背后实际上是市场化,“对于今天的中国报业来说,市场化之于大众化比其他任何要素都更有现实意义”(14) 。第二,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承载的是一种报业理想,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理想与现实相接,使其在新闻实践中得以贯彻;而如今之“大报小办”却在利益和责任的天平上倾向了利益。如果说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体现,那么当下之“大报小办”却在某种程度上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迷失。
由“小报大办”反观“大报小办”
成舍我“小报大办”的报刊理念和报刊实践无疑成为新闻史上的辉煌,它也在诸多方面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尤其当我们将之与现今之“大报小办”联系起来考察时,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成舍我的小型报能在大小报纸的夹缝中生存并创造销量的奇迹?为什么成舍我能够靠“严肃”赢得受众,而今天的报纸却要靠“低俗”争得市场?为什么成舍我能够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很好地统一起来,并取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究其原因,当然比较复杂,其中包括经济社会的转型、生活方式的变迁、信息消费形式的变化等,这些都会深刻影响报纸的生产和消费形态。但是,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本质的东西,对于当下的“大报小办”来说,不失为很好的启示:
只有贴近读者的报纸才能贴近市场。报纸只有取得大众的信任,才能拥有大的发行量,从而获得利润的最大化。成舍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的广告观上。他认为,办好一张报纸的顺序是“由编辑到发行,由发行到广告,不先搞好内容,即妄想销路大、广告多,那就完全因果颠倒,必将徒劳无功”(15)。换言之,只有做好报纸的版面和内容,才能争取读者,扩大发行,然后各种广告才能不招而来。他的这一思想与李普曼不谋而合:“这是报业的一个定律:读者越多,就越能摆脱广告商的影响;读者越少,就越是要依赖广告商。应当说,广告商越多,他们各自对出版商发挥的影响就越小。这看上去似乎是个矛盾,但事实的确如此。”(16)
报纸形式上的“大”或“小”并不具绝对意义。长期以来,“大报”和“小报”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严肃”与“低俗”的代名词。从成舍我小型报的成功实践,我们确认:大报也好,小报也罢,形式终归是形式,关键还在于内容。“小”报可以被办“大”,“大”报也可能被办“小”。正如成舍我所强调的:“大报和小报的区别只能在量上分,而不应在质上分。纸面有大小,字数有多少,职务和责任,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办小报,应当有办大报的精神,办大报也应采取办小报的技术,然后才不失之于纤巧,不失之于枯燥……果然小报能大报化,大报能小报化,大报和小报两个名词,根本便可取消。我愿意大家记住,报之分大小,只应该是一个型,一个型而已。”(17)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非简单的对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虽然是两套不同的评价体系,有着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把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经济效益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社会效益,相对地,社会效益和政治宣传也并不是无一例外地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将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达到两方面效益的最大化,是最佳的选择。如果二者的关系处理不当,报纸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则可能走向两个极端,造成报纸的“精神分裂”,最终将同时失去经济效益和积极的社会效益。
结语
在报纸频频改革的今天,变还是不变,“大”还是“小”,值得深思。成舍我“小报大办”的关键在于内容,而今天“大报小办”的立足点也应该在于内容,在于如何以更加优质的信息和服务满足读者,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而非专注于“如何小报化”。“大报小办”在适度的新闻活泼化、版面生动化的同时,应拿捏分寸,避免陷入操作的陷阱,从而使这种变革真正贯穿创新意识、凝聚报纸理念、塑造品牌形象。如此,报纸方能在“有型”之中抽身而出进入“无型”之境。
注 释:
①黄俊华:《“小报”大世界——成舍我“小报大办”思想研究》,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②周海波:《论成舍我与中国报纸的大众化趋向》,《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26页。
③曾宪明:《中国百年报人之路》,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④⑨唐志宏:《成舍我的小型报广告策略》,《广告大观理论版》,2008(4)。
⑤(13)(14)杜成会:《理解报纸大众化——关于我国20余年报业改革的思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⑥成舍我:《由“小型报”谈到〈立报〉的创刊》,李瞻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371页。
⑦卢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报纸的生存困境和出路探析》,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版。
⑧成舍我:《我们的宣言》,《立报》,1935年9月20日。
⑩郜书锴:《报纸“瘦身”的经济学分析》,2008-02-29。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2/29/content_7692116_1.htm
(11)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5页。
(12)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15)唐志宏:《报业集团与媒体知识分子——以成舍我“世界报系”为例》,《世界华人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中国西部与全球化》,成都:四川大学,2007年5月。
(16)沃尔特•李普曼[美]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17)成舍我:《谈小报》,1935年9月22日。
(作者单位:杨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何斌,塔里木大学)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