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随着一个宁夏女孩的呼吁，安乐死的话题再度引发社会热议。
　　28岁的李燕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导致肌肉和各种器官萎缩，生活不能自理。出于对今后境遇的担心，她通过媒体希望能联系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一份给安乐死立法的建议案。李燕期待在父母死后，能被合法实施安乐死，因为她甚至不具备自杀的行动能力。
　　有网友留言反对：“这个社会更为需要的不是安乐死合法化，而是给予更多生命活下去的理由”；支持李燕的网友则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活着和死去都应有尊严。”
　　其实早在20多年前，中国已开始有追求合法安乐死的努力，并陆续进入公众视野。
　　1986年7月，中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在陕西汉中立案。死者儿子王明成和医生蒲连升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长达五年的审判后，法院于1991年3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两被告为绝症病人注射促进死亡药物不构成犯罪。二审法院维持了这一判决。
　　17年后，王明成也因身患胃癌等多种疾病，难以承受高额医疗费用，希望能安乐死，但医院答复没有立法，不能为其实施。2003年8月，王明成病逝。
　　2001年4月，西安九名尿毒症患者不堪病痛折磨和对家庭的拖累，投书媒体要求安乐死。消息见报后，又有40名尿毒症患者提出相同要求。
　　2003年10月，身患喉癌的长沙市民张建波因求医无望，提出安乐死；遭拒后，张建波跳楼自杀，生前曾透露——自杀是为尊严。
　　近几年，有不少人士在为中国的安乐死立法奔走。2002年，全国政协委员田世宜要求为安乐死立法；2003年，全国人大代表王忠诚等人建议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2006年，全国政协委员赵功民在提案再次提到：“安乐死合法化短时间内虽然不可能，但可以先从试点开始积累经验。”
　　质疑的声音也不在少数。就在前述西安尿毒症患者要求安乐死的例子中，2001年8月，西安市把尿毒症在社保中报销额度从70％增加到90％，把每次透析费最高标准从450元降低到380元。
　　当时联名投书的病人除一名因病去世，其余人都不再要求安乐死。所以有评论说：“如果中国立法允许家境贫困导致的安乐死请求，政府将面临尴尬。”
　　其他主要的反对理由还包括：担心不孝子女为摆脱负担，随意让父母“安乐死”；避免命案凶手利用“安乐死”为自己脱罪。
　　当然，安乐死的立法困境并非中国独有。1996年7月1日，澳大利亚北部专区立法机构通过的《临终患者权利法案》生效。不到一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通过一项修正案，推翻上述法案。期间，仅有三人实现了合法的安乐死。
　　英国的皇家妇产科学院在2006年11月5日提交建议，希望能考虑残障新生儿的安乐死问题。而在同年的另一次投票中，英国皇家医学院和皇家全科医师学院的成员们反对修改法律，以避免实施安乐死将给他们带来的风险。
　　目前，仅有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等为数不多的国家立法令安乐死合法化。荷兰的医师助死法案于2002年4月1日生效，每年有4000人“合法化安乐死”。但因此有老年人担心他们会被医生“杀死”，甚至不相信自己的家属。
　　2002年11月，比利时也尾随其后，通过类似法案。但因对条件和程序进行较多限制，它被指责为“设定了一种官僚的死法”。
　　同属欧盟国家，意大利、瑞典和丹麦等国则明确立法制止协助安乐死。在德国，医生利用药物协助重病患者自杀被法律视为犯罪行为，可判半年至五年。德国人强烈的反应不仅出自对生命的敬畏，也源于他们对希特勒对约10万身体或心理有残缺的人执行“安乐死”仍心有余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