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及其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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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摘要运用半参数法对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及其趋同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流动时长的增加,城乡劳动力工资趋同显著,但女性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慢于男性劳动力,且男性农民工的平均流动时长高于女性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无助于城乡劳动力收入趋同速度的提高,但非农技能培训、社会关系网会加快城乡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尤其是男性劳动力;适度的工作变换只会提高男性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上述结论意味着改善农民工“短期化”的流动局面、加大农民工技能培训的覆盖面能够加快城乡劳动力的工资趋同,而剥离城镇职工的户籍福利,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民生问题对延长女性农民工的流动时长尤为重要。
  关键词:关键词农民工;城镇职工;收入融合;半参数估计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9)01-0031-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9.01.003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乡劳动力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社会融合的多维指标中,经济融合是外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基础
  此处的外来流动人口特指具有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即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而收入水平折射出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是驱动流动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也是经济融合的关键指标[1]。因此,研究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及其动态趋同对促进外来流动人口经济融合的政策制定,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根据国外的相关文献,移民进入流入地后,一些在流出地的技能比如语言技能、特殊培训、劳动力市场网络以及信息的作用都被弱化,甚至完全消失。因此,早期移民的收入水平是比较低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收入会提高。一方面早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开始显现,另一方面伴随着对流入地特殊技能投资的下降,移民放弃的收入越来越少。移民收入的这一变化规律被称为“收入趋同假说”。
  很多学者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美国学者奇西克(Chiswick)指出,外国出生的劳动力收入在1964年到1973年的增长速度高于本土出生的白人[2]。贝尔(Bell)的研究结果显示,非白人移民自流动到英国后与本地居民的收入存在着“强趋同”[3]。杜斯特曼(Dustmann)依据种族和流出地对移民进行划分后发现,非白种移民以及从英联邦流出的白种移民收入会普遍上升[4]。
  在国内,“移民”的收入趋同主要指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趋同。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劳动力静态的工资差距以及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源分析上。比如王美艳、杨菊华等人指出,与当地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处于明显的劣势,而户籍制度是造成农民工收入劣势的重要原因[5-6]。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以及“市民化”概念的普及,一些学者开始转向城乡劳动力工资趋同的动态研究。孟欣和张
  俊森
  的研究表明,随着流动时长的延长,城乡劳动力工资收入存在着趋同,但高教育群体没有趋同的优势[7]。谢桂华认为,尽管农民工在流动初期处于收入劣势,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高技能者与本地居民的工资收入存在着趋同趋势,而低技能者的收入劣势无法改变[8]。陈珣、徐舒指出,不同初始工资的农民工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流动时长才能达到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工资水平,而且高学历不会显著增加农民工工资的同化速度[9]。吕炜、杨沫的研究显示,在高收入职业内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不存在显著的工资差距,在低收入职业内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存在显著的初始工资差距且无法通过延长迁移时间实现工资同化[10]。
  以上研究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思考视角,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城乡劳动力工资差距及其动态趋同的性别差异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而诸多研究结果却显示城乡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性别差异非常明显;城乡劳动力工资差距及其动态趋同的研究大部分采用参数估计法,先验地认为农民工的流动时长与工资成简单的线性关系,从而降低了估计精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强调了工作变换(职业流动)对城乡劳动力工资趋同的重要作用[9-10],但却没有将其纳入城乡劳动力工资趋同速度影响因素模型中。
  基于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①关注城乡劳动力工资差距及其动态趋同的性别差异;②采用半参数法估计城乡劳动力(分性别)的工资差距及其动态趋同,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参数法考察影响城乡劳动力工资趋同速度的因素;③在考察教育、技能培训或非农就业经历、社会关系网等变量对城乡劳动力工资趋同速度影响的同时,也将工作变换纳入模型。
  从样本信息来看,CHIP调查数据没有明确提供农民工在流入地生活时间期限的信息,但可以通过农民工“第一次离开户籍所在的乡镇外出务工经商时间”的准确信息计算得出。表1给出了不同性别群体农民工和城镇职工主要变量的统计信息。从表中可以看出,男性农民工的平均流动时长(9.56年)要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平均流动时长(7.92年),而且具有更高的平均小时工资率和更高的平均教育水平。但是与城镇职工相比,不管是男性劳动力还是女性劳动力,农民工的平均小时工资率基本上只有城镇职工的一半,但每周工作时间比城镇职工多了12个小时左右。
  表2 进一步给出了不同流動时长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小时工资率及其增长率
  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时长主要集中在30年以内,因此我们将流动时长分为0—10年、10—20年和20—30年三个区间段。增长率的计算方法是:
  ε=wt1-wt0wt0×100%。
  。可以看出,随着流动时长的增加,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率稳步上升, 但工资率的快速增长主要发生在流动时长为20年以内,在这个时间段,男性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约高达25%,女性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率低于男性农民工,约为20%。但在流动时长为20—30年这个区间段,女性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率(6.99%)反而高于男性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率(3.78%),这可能与男性农民工(尤其是低教育程度)更多从事对体力要求比较高的职业有关,流动时长的增加意味着男性农民工由于年龄的增大,体力的下降,他们可能不得不退出一些工资相对比较高的重体力职业。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城乡劳动力工资差距及其变动趋势
  根据前面的模型设定,利用Stata统计软件,半参数估计结果的非参数部分,即城乡劳动力分性别收入—流动时长曲线分别由图1—4给出。 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时长绝大多数在30年以内,因此,城乡劳动力工资差距变动趋势分析主要集中在曲线的前半段(0—30年)。在初始阶段,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但随着流动时长的增加,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率上升显著,收入差距缩小,趋同明显。
  从整体趋势看,男性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快于女性劳动力。具体而言,在流动时长达到15年左右,男性劳动力收入的户籍差异基本消失,流动时长达到20年的时候,男性农民工收入水平甚至有超过男性城镇职工收入水平的趋势。而女性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要在23年左右才会逐步消失。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不管是女性劳动力还是男性劳动力,农民工收入—流动时长曲线基本呈抛物线状。但值得关注的是在不同时间段曲线的斜率会发生变化,即流动时长对收入的边际效应不同。尤其是男性农民工,流动时长达到10年左右时,收入曲线的斜率有一个突然增加然后再趋缓的趋势。这可能意味着,流动时长对收入的累积作用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
  鉴于篇幅所限,表3给出了半参数回归的几个重要变量的回归结果,作为对比,表中同时给出了相应变量的参数回归(Heckman两步法)结果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农民工而言,流动时长(ysmi)与影响工资的不可观测因素(个人能力等)存在相关性,从而使得我们仅能观测到目前在城镇打工个体的流动时长,对于未外出打工或已经返乡的个体无法观测到其流动时长。解决样本选择性问题的经典做法是采用Heckman两步法,即利用农村劳动力和农民工样本,在农民工工资方程中加入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概率。本文使用的农村劳动力样本依然是CHIP2013和CHIP2008年的数据。经过处理后,共有6533个农村劳动力样本(男性样本3971个,女性样本2562个)。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进入选择方程的变量包括教育、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是否参加非农培训以及家里是否有学龄前儿童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详细报告Heckman两步法的回归结果。。首先,参数回归中,虽然农民工样本(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中的Lambda系数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但与半参数回归结果(农民工样本)相比,教育、婚姻状况、就业部门、职业以及流动时段等变量的回归系数值的正负号以及显著性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其次,流动时长及其平方项在参数回归的所有样本中都显著为正,即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城镇职工,随着(流动)时长的增加,收入水平先上升后下降,呈抛物线形式。
  再次,不管是男性劳动力还是女性劳动力,与1990年之前进行流动的农民工相比,1990年之后流动的农民工收入水平都下降了,意味着越是早期的农民工收入越高,群组效应明显,这与陈珣、徐舒的研究结果相一致[9]。
  最后,控制了婚姻状况、就业部门、职业和观测时间等变量后,教育虚拟变量的系数值在所有样本中都非常显著,且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显著上升。
  2.影响城乡劳动力收入融合速度的因素
  教育是否会提高或降低城乡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影响城乡劳动力工资趋同速度的因素还有哪些?参考陈珣、徐舒的做法[9],本文采用扩展的明瑟方程式对其进行考察。根据前面的半参数估计,“流动时长”和“收入”变量之间呈抛物线关系,因此,对模型(1)进一步扩展:
  或职业,或者找到更加匹配的工作是加快城乡劳动力收入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14-15]。但在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工作变换无助于农民工的收入增长[16-17],一些学者认为多次流动更有利于农民工的职位升迁[18-19],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适度的流动能够促进农民工的收入增长,但过多的流动次数则会造成人力资本丢失[20]。基于此,本文将农民工进入流入地后工作变换的次数纳入模型,分性别考察工作变换能否加快城乡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
  此外,为了控制群组效应,在模型中加入了样本的流动时间段变量Speriodni(n=1,2,3)。
  表4给出了分性别城乡劳动力工资趋同速度影响因素回归结果。男性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快于女性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但不管是男性劳动力还是女性劳动力,教育水平与农民工流动时长的交互项都不显著(尽管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教育回报率的户籍差距都在发生变化),换句话说,教育水平的提高无助于农民工的工资趋同速度的提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或有过非农就业经历会显著提高城乡劳动力工资同化的速度,尤其是男性劳动力,与没有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或没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劳动力相比,他们的工资趋同速度提高了5.7%。
  代表社会关系网的工作获得方式变量,在初始状态,不管是女性劳动力还是男性劳动力,“农民工×熟人介绍”的系数值显著为正,但“农民工×政府就业机构”的系数值不显著,这表明与通过自主应聘方式相比,通过熟人介绍获取工作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优势,即与同等特征的城镇职工工资差距较小。在流动期间,通过熟人介绍获取工作的方式依然会显著加快城乡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具体而言,与通过自主应聘就业方式相比,通過熟人介绍就业的男性劳动力工资趋同速度提高了4.0%,女性劳动力工资趋同速度提高了3.0%。
  对于农民工流动时长与工作变换的次数交互项而言,与“农民工×流动时长×没有换过工作”相比,“农民工×流动时长×换过一到两次工作”或“农民工×流动时长×换过两次以上工作”的系数值在女性样本中都不显著,即工作变换无助于女性劳动力工资趋同速度的提高,这可能与女性农民工缺乏纵向的工作变换有关,横向流动并不必然带来职位或岗位的升迁。当然,这一结论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农民工×流动时长×换过一到两次工作”在男性样本非常显著,会使得男性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提高5.4%。但 “农民工×流动时长×换过两次以上”变量的系数值在男性样本中也不具有显著性,可能的原因是只有那些对工作不满意的劳动力才会频繁换工作,而频繁地换工作会造成人力资本丢失,反而无助于这类男性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高。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CHIP数据,综合运用半参数估计和参数估计法,对城乡劳动力工资差距及其动态趋同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农民工的平均流动时长高于女性农民工。随着流动时长的增加,城乡劳动力工资收入存在着明显的趋同,但是女性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慢于男性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不管是男性劳动力还是女性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农民工流动初期的工资水平,但无助于城乡劳动力工资趋同速度的提高。非农技能培训或非农就业经历会显著提高城乡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尤其是男性劳动力。社会关系网(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获取工作)不但缩小了城乡劳动力的初始收入差距,而且还加快了城乡劳动力工资趋同速度。此外,适度的工作变换会显著提高男性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
  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政策启示:①不管是男性劳动力还是女性劳动力,延长农民工在城镇的持续务工时间,有助于农民工的工资向城镇职工靠拢,尤其是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达到10年以上,会加速城乡劳动力的工资趋同。因此,改善农民工“短期化”“钟摆式”的流动局面能加快城乡劳动力经济融合的步伐。②尽管正规教育无法加快城乡劳动力的工资趋同,但扩大农民工技能培训的覆盖面,使农民工的技能本地转化,将会对城乡劳动力的工资趋同速度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对男性劳动力尤其如此。
  ③城乡劳动力工资趋同的性别差异非常明显,一是女性农民工流动时长明显低于男性劳动力;二是即使相同的流动时长,女性农民工也更难实现向城镇职工(女性劳动力)的工资靠攏。前者意味着剥离城镇职工的“户籍”福利,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民生问题对延长女性农民工的流动时长尤为重要
  (诸多研究显示,由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与男性劳动力相比,子女教育问题会更多地影响女性劳动力的就业、职位升迁以及工资收入。)后者表明要想加快实现女性劳动力的工资趋同和经济融合,就亟须政府的政策帮助以促进女性农民工的工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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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刘爱华,方志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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