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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底特律和纽约的历史会非常有趣。底特律在法语中是“海峡”的意思，和纽约一样，它也是随着19世纪水运商业的发展形成的商业中心。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靠近运河或港口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的巨大便利，让它们成为发展工业的首选之地。直到今天为止，主要的钢铁公司仍然分布在大的河流沿岸。便利的运输条件让企业家们可以更快更经济地获取原材料并将产品运输出去，而围绕着公司聚集的人群，本身又形成一个大的消费市场，可以促进其他行业的发展。
亨利·福特改变了底特律，使其成为那一时期美国的标志。“19世纪末的底特律看上去很像1970年代的硅谷。作为刚刚起步的创新者的温床，这座汽车城逐渐繁荣了起来。其中，许多创新者从事的是同一个新兴行业—汽车。”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写道。
同一时期，船运业在纽约孵育出了包括制糖业、服装业和出版业在内的新兴行业。接下来两个城市面对着共同的命运：衰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让水运对一座城市的哺乳功效降低；全球化则让纽约和底特律失去了它们在制造业上的优势。纽约的服装业面对着来自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的挑战；底特律则要应对日本汽车公司的冲击。
以今天为节点来看，两个城市的命运区别在于：纽约终于找到了新的繁荣之道，而底特律仍然在衰退的阴影中徘徊。爱德华·格莱泽的解释是：亨利·福特的生产线是一种“破坏知识的创意”，机器和流水线降低了对人的独创性的需求，通过将个人变成大型工厂中的齿轮来提高效率和产量，“但是，如果人们必须掌握更少的知识，他们对于传播知识的城市的需求也减少了。当一座城市提出了一种影响力足够大的破坏知识的思想之后，它也就注定走向自我毁灭。”
“城市的优势在于竞争和交流，规模过大、自我封闭的工厂是与此相违背的。福特明白如何合理地设计生产线，以便能够利用文化水平较低的美国人的才能。但从长远来看，技能水平较低的底特律人给底特律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人口密集的市中心是激发新思想的理想场所，但并不是生产数百万辆T型汽车的理想之地。”爱德华·格莱泽说。
纽约则蹒跚着从城市破产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成为今天全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也是美国人均工资最高的城市。《城市的胜利》一书提供的数据是：2010年，曼哈顿的平均周薪为2404元，比美国的平均水平高出170%，比硅谷所在的圣塔克莱拉高出45%，后者是除大纽约之外工资水平最高的地区。
让纽约实现涅槃般转变的是金融业，而金融业的创新来自聚集在纽约的企业家精神。爱德华·格莱泽说：“纽约复兴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家精神的增强，主要集中金融服务领域。”包括前任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在内的金融企业家们拯救了纽约。而“汽车城的失败是福特成功带来的后遗症。如果发挥19世纪的底特律所拥有的传统城市的优势，即训练有素的工人、小型企业家，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创造性互动，城市是可以实现复兴的。但支撑20世纪末底特律的是单一产业，三大垂直一体化的企业雇佣了数十万技能水平较低的工人。这是一个多么不利的组合啊。”爱德华·格莱泽感慨说。
底特律为了走出衰退，还犯了爱德华·格莱泽所称的“最常见的错误”，即“通过住宅项目、高档写字楼或梦幻般的高科技运输系统”，以便让城市重新回到往日的辉煌。福特家族建造后来出售给通用汽车作为总部大楼的文艺复兴中心就是一个例子。“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源在于人们往往把一座城市与它的结构混为一谈，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彼此相关的人类群体。”
对比纽约和底特律，结论是，底特律真正需要的是人力资本：“像福特和杜兰特以及道奇兄弟一样的新一代企业家。他们可以开创一些新的产业，就像肖克利和仙童公司在硅谷所做的一样。”
“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而城市居民中最具企业家精神的那一部分人，则可以为城市带来繁荣。
在这本书的一开始，格莱泽就说：“自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在雅典的一个集会场所展开辩论以来，作为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人口密集区域，城市已经成为创新的发动机。”
他在书中以破除人们惯常持有的对城市的成见为乐。正如我们在上文看到的底特律和纽约的例子，爱德华·格莱泽认为通过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并不能达到使城市繁荣的目的。“市政府的职责不是为根本无法弥补成本的建筑或铁路项目提供资金，而是关爱它们的居民。”而且，城市日益衰退的标志是它们拥有相对于其经济实力来说过多的住宅和基础设施。”
他对城市中的贫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直接了当地说：“从里约热内卢到鹿特丹，城市中存在的贫困现象事实上体现了城市的优势，而非劣势……城市的发展是减轻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贫困通常是一座城市成功的一种标志”。当一座城市中不再有贫困人口时，我们反而应当焦虑，“它们为什么不能吸引比较贫困的人口了呢”？
因此，“评价一个地区的依据不应该是它存在的贫困现象，而应该是它在帮助比较贫困的人口提升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方面所做出的成绩。如果一座城市正在吸引着比较贫穷的人口持续地流入、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目送他们离开，然后再吸引新的贫困移民，那么从社会最为重要的功能来看，它是成功的。”
他对城市建筑的过度保护心存疑虑—保护城市中的老街区和老建筑，这是简·雅各布斯所提倡的。“事实上，保护一座城市就需要拆除其中的一部分……当有些地方过度限制建设的时候，它们就会面临经济停滞和物价逐步上升的风险。”爱德华·格莱泽说。
他争辩道，简·雅各布斯对于古老的、低层化的社区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不过，他忽略了高密度社区的优点。过度的保护让巴黎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旅游城市，但却只适合富裕阶层生活。因为过高的生活成本把中产阶级完全拒之门外，巴黎也失去了两次世界大战间作家与艺术家乐园的地位。
高密度社区的优点之一是环保。因为“开发新的、高密度的高层大楼可以提供一种比24分钟开车上下班更加快捷的通勤方式—15分钟的步行”。“人口密度与汽车的使用之间存在着非常明确的负相关关系—在各类城市中，人口密度每增加1倍，开车去上班的人口所占的比例通常会下降6.6%”。爱德华·格莱泽说：“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密集的地区，他们将会缩短出行的距离、减少汽油的消耗，即便他们仍然要开车上班。城市越大，人口越密集，它消耗的电力就越少。”
因此，和想要远离城市的环保主义者们的看法恰恰相反，“如果要让未来变得更加绿色，那就必须进一步为城市化人口密集的城市提供一种更少驾车出行、需要制冷和取暖的面积更小的房屋的生活方式……为了人类和我们的地球，城市是，而且必须是未来的潮流。”
因此，心安理得的享受城市带给你的乐趣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城市更加高效、更有创意、更加环保。而城市的管理者所能做的，是帮助城市中聚集的人群，保护并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城市延续繁荣。
亨利·福特改变了底特律，使其成为那一时期美国的标志。“19世纪末的底特律看上去很像1970年代的硅谷。作为刚刚起步的创新者的温床，这座汽车城逐渐繁荣了起来。其中，许多创新者从事的是同一个新兴行业—汽车。”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写道。
同一时期，船运业在纽约孵育出了包括制糖业、服装业和出版业在内的新兴行业。接下来两个城市面对着共同的命运：衰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让水运对一座城市的哺乳功效降低；全球化则让纽约和底特律失去了它们在制造业上的优势。纽约的服装业面对着来自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的挑战；底特律则要应对日本汽车公司的冲击。
以今天为节点来看，两个城市的命运区别在于：纽约终于找到了新的繁荣之道，而底特律仍然在衰退的阴影中徘徊。爱德华·格莱泽的解释是：亨利·福特的生产线是一种“破坏知识的创意”，机器和流水线降低了对人的独创性的需求，通过将个人变成大型工厂中的齿轮来提高效率和产量，“但是，如果人们必须掌握更少的知识，他们对于传播知识的城市的需求也减少了。当一座城市提出了一种影响力足够大的破坏知识的思想之后，它也就注定走向自我毁灭。”
“城市的优势在于竞争和交流，规模过大、自我封闭的工厂是与此相违背的。福特明白如何合理地设计生产线，以便能够利用文化水平较低的美国人的才能。但从长远来看，技能水平较低的底特律人给底特律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人口密集的市中心是激发新思想的理想场所，但并不是生产数百万辆T型汽车的理想之地。”爱德华·格莱泽说。
纽约则蹒跚着从城市破产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成为今天全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也是美国人均工资最高的城市。《城市的胜利》一书提供的数据是：2010年，曼哈顿的平均周薪为2404元，比美国的平均水平高出170%，比硅谷所在的圣塔克莱拉高出45%，后者是除大纽约之外工资水平最高的地区。
让纽约实现涅槃般转变的是金融业，而金融业的创新来自聚集在纽约的企业家精神。爱德华·格莱泽说：“纽约复兴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家精神的增强，主要集中金融服务领域。”包括前任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在内的金融企业家们拯救了纽约。而“汽车城的失败是福特成功带来的后遗症。如果发挥19世纪的底特律所拥有的传统城市的优势，即训练有素的工人、小型企业家，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创造性互动，城市是可以实现复兴的。但支撑20世纪末底特律的是单一产业，三大垂直一体化的企业雇佣了数十万技能水平较低的工人。这是一个多么不利的组合啊。”爱德华·格莱泽感慨说。
底特律为了走出衰退，还犯了爱德华·格莱泽所称的“最常见的错误”，即“通过住宅项目、高档写字楼或梦幻般的高科技运输系统”，以便让城市重新回到往日的辉煌。福特家族建造后来出售给通用汽车作为总部大楼的文艺复兴中心就是一个例子。“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源在于人们往往把一座城市与它的结构混为一谈，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彼此相关的人类群体。”
对比纽约和底特律，结论是，底特律真正需要的是人力资本：“像福特和杜兰特以及道奇兄弟一样的新一代企业家。他们可以开创一些新的产业，就像肖克利和仙童公司在硅谷所做的一样。”
“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而城市居民中最具企业家精神的那一部分人，则可以为城市带来繁荣。
在这本书的一开始，格莱泽就说：“自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在雅典的一个集会场所展开辩论以来，作为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人口密集区域，城市已经成为创新的发动机。”
他在书中以破除人们惯常持有的对城市的成见为乐。正如我们在上文看到的底特律和纽约的例子，爱德华·格莱泽认为通过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并不能达到使城市繁荣的目的。“市政府的职责不是为根本无法弥补成本的建筑或铁路项目提供资金，而是关爱它们的居民。”而且，城市日益衰退的标志是它们拥有相对于其经济实力来说过多的住宅和基础设施。”
他对城市中的贫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直接了当地说：“从里约热内卢到鹿特丹，城市中存在的贫困现象事实上体现了城市的优势，而非劣势……城市的发展是减轻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贫困通常是一座城市成功的一种标志”。当一座城市中不再有贫困人口时，我们反而应当焦虑，“它们为什么不能吸引比较贫困的人口了呢”？
因此，“评价一个地区的依据不应该是它存在的贫困现象，而应该是它在帮助比较贫困的人口提升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方面所做出的成绩。如果一座城市正在吸引着比较贫穷的人口持续地流入、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目送他们离开，然后再吸引新的贫困移民，那么从社会最为重要的功能来看，它是成功的。”
他对城市建筑的过度保护心存疑虑—保护城市中的老街区和老建筑，这是简·雅各布斯所提倡的。“事实上，保护一座城市就需要拆除其中的一部分……当有些地方过度限制建设的时候，它们就会面临经济停滞和物价逐步上升的风险。”爱德华·格莱泽说。
他争辩道，简·雅各布斯对于古老的、低层化的社区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不过，他忽略了高密度社区的优点。过度的保护让巴黎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旅游城市，但却只适合富裕阶层生活。因为过高的生活成本把中产阶级完全拒之门外，巴黎也失去了两次世界大战间作家与艺术家乐园的地位。
高密度社区的优点之一是环保。因为“开发新的、高密度的高层大楼可以提供一种比24分钟开车上下班更加快捷的通勤方式—15分钟的步行”。“人口密度与汽车的使用之间存在着非常明确的负相关关系—在各类城市中，人口密度每增加1倍，开车去上班的人口所占的比例通常会下降6.6%”。爱德华·格莱泽说：“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密集的地区，他们将会缩短出行的距离、减少汽油的消耗，即便他们仍然要开车上班。城市越大，人口越密集，它消耗的电力就越少。”
因此，和想要远离城市的环保主义者们的看法恰恰相反，“如果要让未来变得更加绿色，那就必须进一步为城市化人口密集的城市提供一种更少驾车出行、需要制冷和取暖的面积更小的房屋的生活方式……为了人类和我们的地球，城市是，而且必须是未来的潮流。”
因此，心安理得的享受城市带给你的乐趣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城市更加高效、更有创意、更加环保。而城市的管理者所能做的，是帮助城市中聚集的人群，保护并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城市延续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