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出版社在2017年11月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首批推出李建军、洪治纲等十位批评家的评论集，出版社希望通过这些关注文学现场的评论家敢于讲真话的评论，能够营造“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健康批评生态，破除当代文学批评近年颇流行一味赞歌的“同质化”倾向，意在重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精神和批评维度，愿望良好。其实也是针对当下文学批评亟需解决和构建的一个维度来设想和举措的，出版社的举措既有勇气又别具慧眼。
　　洪治纲的《偏见之辞》与李建军的《超越消极写作》，在整个文丛当中，格外出类拔萃。洪治纲将评论集命名为“偏见之辞”，评论家自谦和智慧的光芒俱显。“剜烂苹果”、锐批评，如若一味地追求与众不同的批评语辞，这样的“锐批评”是行之不远的，即便一时翩若惊鸿也很快会被大浪淘尽徒剩砂砾，反而会因为时过境迁更显这种样式批评的可笑和无知。洪治纲自谦的“偏见”，其实恰恰是敢于对一段时间以来当下文学批评的时弊和沉疴已久的症结发声，而且他的发声既切中肯綮又不偏激，还暗藏智慧、余音绕梁。
　　在《论新世纪文学的“同质化”倾向》、《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俗世生活的张扬与理想主义的衰微》、《畸形“智慧”的迷恋与书写》等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一直关注文学现场的评论家的睿见和慧眼独具。《论新世纪文学的“同质化”倾向》一篇，宏观与微观兼具，及时并且深刻指出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本流行在商业领域的“同质化”产品现象，业已蔓延到文学创作领域：“它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作家的个人创作，不断出现内在的自我重复，一些作家对某些现实热点现象，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群体追捧，形成模式化的经验书写；不少作家对文化消费的嗜好，进行不加甄别的迷恋式表达，导致类同化的审美表达；诸多作家对特殊生存群体的存在境遇，进行单一化的经验处理，等等。”评论家首先意识到了新世纪以来的网络小说当中这个问题格外明显，但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网文到底是不是文学？另辟一个门类，或许对于网文和文学本身都更好。虽然现在网络文学的讨论会和评奖不胜枚举，有关网络文学的评论和研究似乎也在趋热，但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网络文学已经越来越被狭隘地理解为网文平台的网文，“文学”被偷换成“IP”之后，也就是网络文学之“文学”忽然被定义为类型通俗小说之网文时，其实，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之“网文”的“共识”已经和文学越来越没有关系了（参见何平《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将之追认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陆原创通俗文学的复苏，现代通俗文学的发现、追认，古典文学的“说部”传统，恐怕都是差强人意的。许多网文当中存在的模式化写作，具体描写的整段高频率复制和粘贴，对历史人物过于虚无的改写已经到疯狂的地步……网文往往是“三俗”现象最为容易滋生的地带，网文背后的民间资本力量是庞大和足以让人惧的、而“文学”性则是堪忧的。打赏机制和网文大神辈出、无须借助纸媒的力量，点击量、粉丝数、收视率，等等，自成评价和赢利机制。在“IP”时代到来之前，网络写手还是希望得到传统文学期刊的确认，而后他们几乎完全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和评价机制。好的有睿见的批评，启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洪治纲的批评有这样的作用。
　　《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卡德勒·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等国外小说，在书写底层生存苦难时，能在叙事话语中始终洋溢著某种宽广而温暖的人性；反思我们的底层写作，带给读者的，常常是惊怵、绝望、凄迷和无奈，间或还有些堕落式的玩味和暴力化的戏谑。评论家提出了这种有关底层苦难的书写，是一种应该反思的叙事陷阱。我对此深以为然。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在一些知名的、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家那里，其审美意味和写作伦理都是值得反思的，不止写暗娼之类的小说“缺乏真诚、真实而又深刻、有效的悲剧表现力”，而且其他题材的底层写作中，也同样存在着这类问题，甚至往往对农村道德的崩落持一种玩味的态度。洪治纲的发现是及时的、准确的、非常具有针砭创作时弊的意义和价值的。我们看新时期以来的乡土文学写作，写出“乡村的失落”的多，写出乡村传统伦理价值依然存续的少；写出乡村人性畸变和各种苦难的多，写出乡村在社会转型当中依然不乏人性温暖的作品少。乡村的失落是新时期以来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土小说一直在反复申说的主题。包括像贾平凹的《高老庄》、《秦腔》、《带灯》、《极花》等小说，也是对这一主题持续而深刻的揭示，作家对中国传统乡村日渐消逝的表现，是满怀“五四”以来作家作为受苦先知、意图拯救乡村和对乡村未来抱有来自知识者的期许的文学理想。我们在乡土文学中几乎看不到乡村生命力的时候，反而是在一直扎根乡村的基层作家譬如四川作家贺享雍那里，能看到久违的内置的乡村视点和乡村传统伦理价值依然存续的可能性。在众多或者通过带有浓重社会问题性质的事件书写“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者满怀对乡土中国面临现代性社会转型所遭遇的经济急速发展乃至无数畸形现实的深刻思考和危机感书写正在经历巨变和社会转型的乡村，再或者是书写乡村文化传统是如何在文化消费主义面前不堪一击的乡土小说当中，反而是曾务农四十载的、一个基层作家在能够兼具文学性的同时，书写了传统乡村伦理当下依然存续以及新的可能性，小说呈现“新乡土中国”的整体性审美书写向度。这不能不引发我们严肃和认真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洪治纲所提出的问题，很有价值而且意义重大。
　　《俗世生活的张扬与理想主义的衰微》、《畸形“智慧”的迷恋与书写》等篇无不是这样针砭创作时弊和总结一段时间以来一类创作或者多数创作当中潜隐的弊病。这种针对文学现场的发声，不是空穴来风，皆有创作的文本和事实为依据，很有说服力。如果能够反作用于创作、反向投射到文学现场，不啻有着治病救人的功效。洪治纲的评论当中，对于文学现场的关注和及时发声，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但也都是有着深厚的学养、理论基础和学理性支撑的，与所谓的“酷评”天然拉开了距离。我非常欣赏他在《短篇小说，或一些问题》、《陷阱中的写作——论新世纪初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先锋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迷障》、《论非虚构写作》等篇当中所呈现的理论素养、学养和学理性支撑的批评维度。《短篇小说，或一些问题》中所提出的问题和思考，其实对于作家短篇小说的写作很有反思和指导意义。“欧·亨利式的短篇，或一种包袱”、“辛格式的短篇，或一种游离”、“卡尔维诺式的短篇，或一种寓言”，读来让人信服。《论非虚构写作》一篇，批评的睿见和学理性兼具，我在做此文的责编时，就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众说纷纭的评论非虚构写作的文章中，这篇文章不乏睿见，又以学理性显著特色为标识。洪治纲认为，“非虚构写作”作为中国文坛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创作热潮，“它以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在直面现实或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呈现出创作主体的在场性、亲历性和反思性等叙事特征，折射了当代作家试图重建‘真实信念’的写作伦理。”与此同时，他也反思了非虚构写作容易罹患的文学性欠缺的问题。
　　洪治纲的文学评论是很有批评的勇气的，而这勇气是建立在睿见和良好的批评眼光的基础上的。《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等篇，就明确显示了这一点。而李建军《超越消极写作》评论集，我们同样可见批评家的眼光，慧眼独具，勇气可嘉和批评的睿见，很好地诠释了“批评何为”及其当下的可能性。我个人尤为欣赏李建军《超越消极写作》中第一辑——有关莫言获得诺奖的整体性评论，不应只听到赞美，“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尤为需要构建的批评精神和批评维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深深地不同意缺乏文本分析支持的、缺少学理性支撑的“酷评”和一味挑刺之作，我认为这样的批评，对于自己的评论和作家的创作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据了解，的确曾经有一些成长中的作家乃至已经成名的作家几乎被“棒杀”的现象，“捧杀”不可取，“棒杀”同样可怕。让我们通过有标杆和示范意义的评论家的评论，重新呼唤良好的批评精神，重建批评的应然维度，重构健康正常的批评伦理。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