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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社保案系列窝案已审结的38名罪犯中，为何唯一的极刑落在首都机场集团原董事长李培英头上?
太腐太贪!
涉嫌贪污8250万元，涉嫌受贿266l万余元，涉嫌挪用公款1500万元，总涉案金额高达1.24亿元，李培英被检方指控的这三项罪名，其中任何一项均可令李培英罪责难逃。
李培英1950年10月8日生，河北省广平县人，他18岁入伍到124部队通信连服役，1969年10月进入民航十四航校学习，1972年6月分配至民航北京管理局，进行了长达17年的安保工作。1989年2月，李任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局长，此后历任首都国际机场副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2003年底出任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2007年1月兼任董事长，其个人仕途达到最高点。但好景不长，六个月后李培英即被免职调查。
现年58岁的李培英本还有不错的仕途，但他的命运于2007年6月被“双规”而坠落人生低谷，起因是牵涉上海社保案中的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闻公司”)常务副总裁王政案。王在2007年9月已因单位行贿罪领刑3年。
2008年2月4日，李培英被正式逮捕。这起惊天大案经由中纪委发现线索，并由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济南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两次延长办案期限半个月，两次退回检察机关补充侦查。
2009年2月10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培英案一审宣判，涉嫌挪用公款1500万元未获最终认定，一审法院判定，李培英犯有受贿罪、贪污罪，其中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且具有索贿情节，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贪污罪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鉴于其贪污赃款已全部退缴，对其判决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最后，一审法院对李培英予以两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案发后，专案组已从李氏家族追缴赃款共计人民币1.08947亿元。
2月19日，李培英已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状。不服一审法院“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3月17日上午，本案在山东省高级法院二审开庭。李的多名辩护律师在二审法庭上极力辩护，试图力保李培英一命。此时的李培英，经过两次庭审，正因居于秦城监狱一隅，等待着关乎他生命的判决。
而在近年来的经济要案中，各级法院已鲜有触及极刑，李培英案无疑成为一个重要风向标，剖析他的案发经过、作案手法和他治理下的首都机场，也可谓国有重点公司专业治理的一个失败标本。
王政案导火索
2007年9月23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华闻公司常务副总裁王政因单位行贿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王政未上诉，实刑早已执行。
华闻公司隶属人民日报社，王政彼时年仅45岁，正当年壮，他在公司虽为副职，却被公认为华闻灵魂人物。实际上，经他实际控制的“华闻系”不独在上海施展拳脚，而是向全国各地大举开疆拓土，其主要业务包括媒体投资、基建和金融三块，2005年底的账面总资产达155亿元。
王政1984年完成了复旦大学经济学本科学业，后进入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任编辑。1993年，王政以人民日报社综合经营办处长齣身份，到南宁参与开办广联公司。这种以定向募集方式成立的股份制公司当时需要国家特许，各省都有指标，广联成立时注册资本约1亿元，实际募资约八九千万元。
在广联公司当时的股份构成中，法人股约占85％，其中5％以上的股东有五家，包括人民日报社下属中国华闻事业发展总公司(下称华闻总公司)，以及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广西分公司和广西建工集团。运行初期，王政在广联先后担任总经理助理、副总裁，一度分管行政。
在特殊历史條件下，广联公司几乎和所有同类股份公司一样，面临着投资方向混乱、账面亏损严重的情况，尤其是公司在初期卷入广西的地产泡沫，致使1995年泡沫破裂时，广联的账面资金仅余2000万元。
从1999年起，王政全面接管广联公司，并开始承担人民日报社的不良资产。从此开始，广联公司陆续承担人民日报社逾5亿元规模的不良资产，包括地产项目和应收债务等，悉数置入由广联公司成立的中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中大部均由王政团队在日后化解。
到2001年6月，广联举债1亿元，与华闻总公司携手收购上市公司海南民生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后来的“华闻传媒”)股权，获得其20亿元总资产控制权，并控制其长期稳定的现金流。
王政的扩展顺势展开。在金融业，王以上海“新华闻公司”为主平台，全资拥有上海中泰信托、华闻期货，控股深圳大成基金，参股联合证券，并通过安徽国元信托染指国元证券，此外，参股中再财险和人保健康险；在传媒业，控股深圳证券时报公司、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江苏江南时报社，及北京中体传媒有限公司等。
已露尖角的华闻系，获得了首都机场时任高管李培英的关注。自其掌控数百亿的首都机场后，累计委托给王政的理财资金高达数十亿元。
2006年11月2日，华闻控股常务副总裁王政因上海社保案，被上海警方带走。后经法院审理查明，华闻公司在“新黄浦收购案”中，向上海新黄浦集团原董事长吴明烈行贿1000万元。如此大额贿赂，亦成为王获罪原由。
王政案发之时，华闻公司这架高速冲刺的金融战车被迫刹停，面临重组。在危急关头，正是李培英主政的首都机场集团出手，收购“华闻系”旗下的上市公司华闻传媒(000793SZ，原名燃气股份)。
2006年11月15日，王政被刑事拘留不过两周，首都机场集团与华闻公司达成协议，由前者收购上市公司华闻传媒3亿股，代价是总计出资11.2亿元。这笔买卖的目标：正是借此平掉之前首都机场委托华闻的十数亿坏账。
但未曾预料，此笔交易因为李培英职务的突然调整而宣告流产——2007年1月26日，57岁的李培英被国家民航总局要求辞去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仅留董事长一职。
贪污之巨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一审认定，李培英利用担任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机场股份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上的便利，先后侵吞公款三笔共计8250万元人民币。
其中最大一笔高达4000万元，正是涉及王政的广联公司。
2000年9月，李培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未经机场集团公司、机场股份公司(统称首都机场)领导班子集体研究，通过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民信公司)副总裁王祯琦，从首都机场委托民信公司理财资金中私自转出4000万元公款，用于投资成立北京海问创业新技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海创公司)。李培英于2002年12月将此作为首都机场委托给民信公司的理财资金，转交给王政的广联公司。在此“理 财”之机，李采取降低理财利息、收益率的手段，将该4000万元打入理财亏空中，平账处理。
经中纪委专案组查证，到李培英案发长达7年之久，首都机场领导班子及职能部门对上述4000万元投资毫不知情，首都机场账目中对该笔投资没有任何反映，海创公司也从来没有纳入到首都机场管理。这4000万元实际被李培英一个人控制、占有、支配。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以原北京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为基础，联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BCHA)、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中国民航机场建设总公司、金飞民航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中国民航工程咨询公司，于2002年12月28日正式成立，集团成立后还先后收购全国7省市的机场集团，现为我国最大的机场集团。
在李培英任董事长、总经理期内，首都机场实现了大规模扩张。2000年初，首都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2002年11月，成为首家跨区域的机场集团公司；2003年至2004年间，收购了多个机场；2004年，近200亿元投资的首都机场扩建工程启动。
此后，首都机场又进入金融领域，控股了海南金元证券等机构；2006年中，首都机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开发与机场主业相关联的地产项目。
首都机场的发展获得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其充裕的現金流，一直为同业所羡慕，这也给身为公司一把手的李培英获得了更大的资金运作空间。不过，随着2001年股市由牛转熊，曾经的商机一度转变为危机。据悉，2000年，首都机场集团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将6亿元委托中民信理财，但仅在华闻传媒一只股票上就赔了5000万元。
在2002年底，王政面对漫漫熊市，希望李培英依托其巨大的现金流出手支持。李培英眼见机会可循，同意对王政的公司进行现金转出，方式是以委托理财的名义，王李双方签订总额为15亿元的委托理财协议，其中首笔正是前文所述的民信公司的6亿元理财资金，此后首都机场又陆续追加了9亿元。
不过，李培英提供这15亿元资金显然是有私人条件的，也就是由王政的广联公司承担首都机场在民信理财形成的2.62亿余元亏空，作为融资成本平账，并在委托合同中隐去承担亏空的内容。如此做账，实际就是将李培英此前从中民信转走的8250万元平账，从而形成在股市亏空的假象。
其中最大一笔就是4000万元，李培英采取降低理财利息、收益率的手段将其打入理财亏空中，平账处理。此后又陆续转出4250万元，如此大账目轻而易手，可见李培英贪欲及内控机制的形同虚设。
当然，王政也并未完全是亏本的买卖，他不仅获是了15亿元救命钱，还获得首都机场的另一承诺——作为对广联公司的补偿，15亿元委托理财资金只收取较低的理财收益率。
等到2006年3月，国家审计署在针对民航总局、首都机场的专项审计中，发现李培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李培英之后，华闻公司分管资金运作的副总裁李中强、广联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磊被相继落马。
首都机场集团与广联之间的资金往来问题遂露出端倪，其中一项正是收受广联公司贿赂。
致命指控，受贿2661万余元
受贿罪，成为李培英判决至关重要的指控。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5年1月至2003年11月，李培英利用担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副总经理、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总裁)、首都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资金拆借、银行贷款担保等方面的利益，先后11次索要并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1220.62万元、美元110万元、港币500万元，以上共计折合人民币2661.44万元。
其中，2002年10月，李培英利用职务便利，接受王政的请托，安排首都机场为广联公司提供15亿元理财资金，收受广联公司副总经理王磊所送中国银行长城信用卡一张，内存人民币48万元，后李培英使用此卡个人消费32.87余万元，
法院从九名证人中获证了上述事实，李培英亦对此供认不讳。
李培英被查证的最早一笔贿赂发生在1995年1月，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深圳市经济协作发展公司总经理陈小平的请托，安排首都机场财务处为该公司办理2000万元委托贷款，在深圳晶都酒店收受陈小平所送贿赂30万元人民币，并将此款用于个人消费等。
2003年3月，李培英接受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和建的请托，为其在机场股份公司拆借资金6000万元用于房地产项目开发，收受胡和建通过香港汇丰银行个人账户汇到其子李庆(另案处理)个人美国银行账户1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82.775万元，后李庆将此款用于个人消费等。
2002年4月至2003年11月期间，李培英又安排机场建投公司提供资金6.3亿元，为卓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覃辉提供融资，索要后者所送人民币1040万元，美元100万元(折合人民币827.68万元)。
早在2005年的仲春，当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出事”之后，第一个受到牵连的正是37岁的覃辉。在拿掉“上层背景”和“黑道”面纱之后，游走于京港两地、以“传媒新贵”著称的覃辉，实际仅剩下一个行贿人角色。
2002年至2005年间，张恩照先后六次收受覃辉给予的贿赂款，总计6万美元、20万港元、10万元人民币。为此，张恩照在星美传媒向建设银行北京分行贷款6亿元及贷款抵押担保的解除事项上提供帮助，另外为重庆长丰通信的全资子公司成都长丰宽频公司向建行贷款5000万元提供了便利。
覃辉向张恩照、李培英行贿之目的，均是以贷款或委托理财之名套取现金。不过，相对于传统的贷款，光辉似乎更热钟于后者，故而向李培英行贿更显阔气。
赌博成性
李培英好赌，且无法自拔。
检方指控称，李培英先后14次到澳门赌场赌博，所输的3000余万元多数由商人麦炳辉代替偿还。
澳门，一个袖珍小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风吹氤氲而散漫开的都是赌的味道，据澳门当局披露，赌场客源至少85S是中国内地游客，澳门学者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内地客高达93％。
李培英的赌博史与他的当官史密切相连。当他还是小公务员时，他玩的只是小赌小闹；当了公安局长，也升级为专业赌徒；等执掌资产数百亿的首都机场时，他的赌癮也越来越大，还跑到公海的赌船上赌。
1998年7月至2001年6月期间。李培英在深圳市一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麦炳辉(另案处理)陪同下，先后十四次到澳门赌场赌博，共输掉3300余万元港币，其中麦炳辉通过深圳地下钱庄为其转往澳门赌场2750万元港币。
李培英喜好“百家乐”，桌上的赌资 从5万元到500万元不等，赌资和输赢额都由组织者透过银行汇兑转账方式支付和提取，组织者则按赌资的1.5％和赌场赢利总数的5％提成获取暴利。
2001年4月麦炳辉向犯罪嫌疑人李培英催要赌债，李培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民信公司副总裁王祯琦从首都机场委托民信公司理财资金中，私自转到深圳一辉公司3500万元公款，用于偿还麦炳辉为其垫付的赌债2750万元港币，余款同意由麦炳辉占有、支配。
2002年12月，李培英借将首都机场委托民信公司理财资金转交广联公司理财之机，采取降低理财利息、收益率的手段，将该3500万元打入理财亏空中，平账处理，上述3500万元实际被李培英一个人控制、占有、支配。
针对来自麦炳辉的行贿，检方指控称，早在1999年3月。李培英接受深圳一辉公司总经理麦炳辉的请托，为其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拆借资金等共计4.35亿元，收受麦炳辉所送中国银行长城信用卡一张，内存人民币10万元(后个人实际消费7.7万余元)。
2000年7月，李培英又向麦炳辉索要港币100万元，用于偿还其在韩国赌博所输赌债。
实际上，李培英在赌桌上的亏空并不止于此。2002年春节至2003年6月期间，李培英接受香港繁荣集团董事长蔡汉德的请托，为其提供资金9.5亿元用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偿还欠款、收购北京信通大厦等，为此，李索要并收受蔡汉德贿赂人民币110万元、港币400万元(折合人民币424.24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34余万元。
上述两笔高达5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均被李用于个人在澳门赌博等使用。
赌瘾随着官位飙升，折射出官位越大，监督约束力越小，如此频繁出入澳门赌博，上级部门竟然没有任何监督约束力；官越大，财权越大。
家族生意与个人命运
根据一审法院认定，李培英贪污的巨款中，有750万元给了其弟弟李济杉。以避免他们因黄河集团公司拒绝回购黄河股份公司的股份而遭受个人损失。
王雁元系黄河股份公司总经理。他于1998年4月与李培英商定，由李济杉、姚建闽(李培英之友)及王雁元个人出资共计人民币750万元，以隶属首都机场集团的机场商贸公司的名义，购买黄河股份公司500万股股份。三人计划待该公司上市后，由其上级公司黄河集团公司以市价回购从而获利。
但是，黄河集团公司在黄河股份公司上市后，拒绝履约回购机场商贸公司名下的股份。为避免李济杉等人个人遭受损失，2000年8月，李培英从委托民信理财的资金中转出750万元给上述3人。但是李培英要求将该股权证质押在民信，后来，经诉讼，该笔歉加上赔偿款共计人民币830万元，已由黄河集团公司赔付给机场商贸公司，以“其他应付款”的名义挂账。
2005年期间，李培英还曾要求其弟李济杉与华闻控股有关人士起草虚假的股权“转让”“委托持股”协议，制造首都机场集团将其在海创公司400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北联公司、北联公司再委托首都机场集团代持该股份的假象。
李济杉最为投资界人士熟知的是其高尔夫球技和拥有的股票。他有一家北京天竺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在中泰友好杯名人高尔夫邀请赛中，曾以71杆收得总杆冠军。
从上市公司资料可见，截至2007年底，李济杉个人拥有冠豪高新(600433)普通股42万股，梅林正广(600073)普通股23万股。福日电子(600203)普通股66万股，海鸟发展(600634)20万股，丰原药业(000153)普通股176.1277万股。
仅以此推算，李济杉拥有的股票市值即达数亿元。这尚未包括他名下的北京天信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亚之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据悉，在李培英之后，其弟弟李济杉一度也被调查。此后，他又配合调查机构积极退还了李培英所涉及的赃款。一审判决也认定，案发后“追缴在案的被告人李培英犯罪所得人民币1.08947亿元”，即承认李培英的近亲属代其全额退缴赃款的事实。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被告人亲属应被告人的请求，或者主动提出并征得被告人的同意，自愿代被告人退赔部分或者全部违法所得的，法院可视为被告人主动退赔，酌情从宽处罚。此项规定是李的辩护律师请求从轻处罚的依据。
不过，一审法院特别强调：“李培英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根据了解，此项认定成为判处李培英极刑的关键因素。
在二审中，李培英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表示，李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认罪态度较好，主动交代受贿事实，有自首情节，请求对李培英从轻处罚。
此时，身在秦城监狱的李培英，如何回味曾经的富贵与荣华?如何面对未来的命运?只待终审判决落槌。
编辑：靳伟华
太腐太贪!
涉嫌贪污8250万元，涉嫌受贿266l万余元，涉嫌挪用公款1500万元，总涉案金额高达1.24亿元，李培英被检方指控的这三项罪名，其中任何一项均可令李培英罪责难逃。
李培英1950年10月8日生，河北省广平县人，他18岁入伍到124部队通信连服役，1969年10月进入民航十四航校学习，1972年6月分配至民航北京管理局，进行了长达17年的安保工作。1989年2月，李任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局长，此后历任首都国际机场副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2003年底出任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2007年1月兼任董事长，其个人仕途达到最高点。但好景不长，六个月后李培英即被免职调查。
现年58岁的李培英本还有不错的仕途，但他的命运于2007年6月被“双规”而坠落人生低谷，起因是牵涉上海社保案中的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闻公司”)常务副总裁王政案。王在2007年9月已因单位行贿罪领刑3年。
2008年2月4日，李培英被正式逮捕。这起惊天大案经由中纪委发现线索，并由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济南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两次延长办案期限半个月，两次退回检察机关补充侦查。
2009年2月10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培英案一审宣判，涉嫌挪用公款1500万元未获最终认定，一审法院判定，李培英犯有受贿罪、贪污罪，其中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且具有索贿情节，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贪污罪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鉴于其贪污赃款已全部退缴，对其判决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最后，一审法院对李培英予以两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案发后，专案组已从李氏家族追缴赃款共计人民币1.08947亿元。
2月19日，李培英已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状。不服一审法院“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3月17日上午，本案在山东省高级法院二审开庭。李的多名辩护律师在二审法庭上极力辩护，试图力保李培英一命。此时的李培英，经过两次庭审，正因居于秦城监狱一隅，等待着关乎他生命的判决。
而在近年来的经济要案中，各级法院已鲜有触及极刑，李培英案无疑成为一个重要风向标，剖析他的案发经过、作案手法和他治理下的首都机场，也可谓国有重点公司专业治理的一个失败标本。
王政案导火索
2007年9月23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华闻公司常务副总裁王政因单位行贿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王政未上诉，实刑早已执行。
华闻公司隶属人民日报社，王政彼时年仅45岁，正当年壮，他在公司虽为副职，却被公认为华闻灵魂人物。实际上，经他实际控制的“华闻系”不独在上海施展拳脚，而是向全国各地大举开疆拓土，其主要业务包括媒体投资、基建和金融三块，2005年底的账面总资产达155亿元。
王政1984年完成了复旦大学经济学本科学业，后进入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任编辑。1993年，王政以人民日报社综合经营办处长齣身份，到南宁参与开办广联公司。这种以定向募集方式成立的股份制公司当时需要国家特许，各省都有指标，广联成立时注册资本约1亿元，实际募资约八九千万元。
在广联公司当时的股份构成中，法人股约占85％，其中5％以上的股东有五家，包括人民日报社下属中国华闻事业发展总公司(下称华闻总公司)，以及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广西分公司和广西建工集团。运行初期，王政在广联先后担任总经理助理、副总裁，一度分管行政。
在特殊历史條件下，广联公司几乎和所有同类股份公司一样，面临着投资方向混乱、账面亏损严重的情况，尤其是公司在初期卷入广西的地产泡沫，致使1995年泡沫破裂时，广联的账面资金仅余2000万元。
从1999年起，王政全面接管广联公司，并开始承担人民日报社的不良资产。从此开始，广联公司陆续承担人民日报社逾5亿元规模的不良资产，包括地产项目和应收债务等，悉数置入由广联公司成立的中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中大部均由王政团队在日后化解。
到2001年6月，广联举债1亿元，与华闻总公司携手收购上市公司海南民生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后来的“华闻传媒”)股权，获得其20亿元总资产控制权，并控制其长期稳定的现金流。
王政的扩展顺势展开。在金融业，王以上海“新华闻公司”为主平台，全资拥有上海中泰信托、华闻期货，控股深圳大成基金，参股联合证券，并通过安徽国元信托染指国元证券，此外，参股中再财险和人保健康险；在传媒业，控股深圳证券时报公司、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江苏江南时报社，及北京中体传媒有限公司等。
已露尖角的华闻系，获得了首都机场时任高管李培英的关注。自其掌控数百亿的首都机场后，累计委托给王政的理财资金高达数十亿元。
2006年11月2日，华闻控股常务副总裁王政因上海社保案，被上海警方带走。后经法院审理查明，华闻公司在“新黄浦收购案”中，向上海新黄浦集团原董事长吴明烈行贿1000万元。如此大额贿赂，亦成为王获罪原由。
王政案发之时，华闻公司这架高速冲刺的金融战车被迫刹停，面临重组。在危急关头，正是李培英主政的首都机场集团出手，收购“华闻系”旗下的上市公司华闻传媒(000793SZ，原名燃气股份)。
2006年11月15日，王政被刑事拘留不过两周，首都机场集团与华闻公司达成协议，由前者收购上市公司华闻传媒3亿股，代价是总计出资11.2亿元。这笔买卖的目标：正是借此平掉之前首都机场委托华闻的十数亿坏账。
但未曾预料，此笔交易因为李培英职务的突然调整而宣告流产——2007年1月26日，57岁的李培英被国家民航总局要求辞去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仅留董事长一职。
贪污之巨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一审认定，李培英利用担任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机场股份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上的便利，先后侵吞公款三笔共计8250万元人民币。
其中最大一笔高达4000万元，正是涉及王政的广联公司。
2000年9月，李培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未经机场集团公司、机场股份公司(统称首都机场)领导班子集体研究，通过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民信公司)副总裁王祯琦，从首都机场委托民信公司理财资金中私自转出4000万元公款，用于投资成立北京海问创业新技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海创公司)。李培英于2002年12月将此作为首都机场委托给民信公司的理财资金，转交给王政的广联公司。在此“理 财”之机，李采取降低理财利息、收益率的手段，将该4000万元打入理财亏空中，平账处理。
经中纪委专案组查证，到李培英案发长达7年之久，首都机场领导班子及职能部门对上述4000万元投资毫不知情，首都机场账目中对该笔投资没有任何反映，海创公司也从来没有纳入到首都机场管理。这4000万元实际被李培英一个人控制、占有、支配。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以原北京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为基础，联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BCHA)、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中国民航机场建设总公司、金飞民航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中国民航工程咨询公司，于2002年12月28日正式成立，集团成立后还先后收购全国7省市的机场集团，现为我国最大的机场集团。
在李培英任董事长、总经理期内，首都机场实现了大规模扩张。2000年初，首都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2002年11月，成为首家跨区域的机场集团公司；2003年至2004年间，收购了多个机场；2004年，近200亿元投资的首都机场扩建工程启动。
此后，首都机场又进入金融领域，控股了海南金元证券等机构；2006年中，首都机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开发与机场主业相关联的地产项目。
首都机场的发展获得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其充裕的現金流，一直为同业所羡慕，这也给身为公司一把手的李培英获得了更大的资金运作空间。不过，随着2001年股市由牛转熊，曾经的商机一度转变为危机。据悉，2000年，首都机场集团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将6亿元委托中民信理财，但仅在华闻传媒一只股票上就赔了5000万元。
在2002年底，王政面对漫漫熊市，希望李培英依托其巨大的现金流出手支持。李培英眼见机会可循，同意对王政的公司进行现金转出，方式是以委托理财的名义，王李双方签订总额为15亿元的委托理财协议，其中首笔正是前文所述的民信公司的6亿元理财资金，此后首都机场又陆续追加了9亿元。
不过，李培英提供这15亿元资金显然是有私人条件的，也就是由王政的广联公司承担首都机场在民信理财形成的2.62亿余元亏空，作为融资成本平账，并在委托合同中隐去承担亏空的内容。如此做账，实际就是将李培英此前从中民信转走的8250万元平账，从而形成在股市亏空的假象。
其中最大一笔就是4000万元，李培英采取降低理财利息、收益率的手段将其打入理财亏空中，平账处理。此后又陆续转出4250万元，如此大账目轻而易手，可见李培英贪欲及内控机制的形同虚设。
当然，王政也并未完全是亏本的买卖，他不仅获是了15亿元救命钱，还获得首都机场的另一承诺——作为对广联公司的补偿，15亿元委托理财资金只收取较低的理财收益率。
等到2006年3月，国家审计署在针对民航总局、首都机场的专项审计中，发现李培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李培英之后，华闻公司分管资金运作的副总裁李中强、广联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磊被相继落马。
首都机场集团与广联之间的资金往来问题遂露出端倪，其中一项正是收受广联公司贿赂。
致命指控，受贿2661万余元
受贿罪，成为李培英判决至关重要的指控。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5年1月至2003年11月，李培英利用担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副总经理、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总裁)、首都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资金拆借、银行贷款担保等方面的利益，先后11次索要并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1220.62万元、美元110万元、港币500万元，以上共计折合人民币2661.44万元。
其中，2002年10月，李培英利用职务便利，接受王政的请托，安排首都机场为广联公司提供15亿元理财资金，收受广联公司副总经理王磊所送中国银行长城信用卡一张，内存人民币48万元，后李培英使用此卡个人消费32.87余万元，
法院从九名证人中获证了上述事实，李培英亦对此供认不讳。
李培英被查证的最早一笔贿赂发生在1995年1月，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深圳市经济协作发展公司总经理陈小平的请托，安排首都机场财务处为该公司办理2000万元委托贷款，在深圳晶都酒店收受陈小平所送贿赂30万元人民币，并将此款用于个人消费等。
2003年3月，李培英接受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和建的请托，为其在机场股份公司拆借资金6000万元用于房地产项目开发，收受胡和建通过香港汇丰银行个人账户汇到其子李庆(另案处理)个人美国银行账户1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82.775万元，后李庆将此款用于个人消费等。
2002年4月至2003年11月期间，李培英又安排机场建投公司提供资金6.3亿元，为卓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覃辉提供融资，索要后者所送人民币1040万元，美元100万元(折合人民币827.68万元)。
早在2005年的仲春，当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出事”之后，第一个受到牵连的正是37岁的覃辉。在拿掉“上层背景”和“黑道”面纱之后，游走于京港两地、以“传媒新贵”著称的覃辉，实际仅剩下一个行贿人角色。
2002年至2005年间，张恩照先后六次收受覃辉给予的贿赂款，总计6万美元、20万港元、10万元人民币。为此，张恩照在星美传媒向建设银行北京分行贷款6亿元及贷款抵押担保的解除事项上提供帮助，另外为重庆长丰通信的全资子公司成都长丰宽频公司向建行贷款5000万元提供了便利。
覃辉向张恩照、李培英行贿之目的，均是以贷款或委托理财之名套取现金。不过，相对于传统的贷款，光辉似乎更热钟于后者，故而向李培英行贿更显阔气。
赌博成性
李培英好赌，且无法自拔。
检方指控称，李培英先后14次到澳门赌场赌博，所输的3000余万元多数由商人麦炳辉代替偿还。
澳门，一个袖珍小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风吹氤氲而散漫开的都是赌的味道，据澳门当局披露，赌场客源至少85S是中国内地游客，澳门学者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内地客高达93％。
李培英的赌博史与他的当官史密切相连。当他还是小公务员时，他玩的只是小赌小闹；当了公安局长，也升级为专业赌徒；等执掌资产数百亿的首都机场时，他的赌癮也越来越大，还跑到公海的赌船上赌。
1998年7月至2001年6月期间。李培英在深圳市一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麦炳辉(另案处理)陪同下，先后十四次到澳门赌场赌博，共输掉3300余万元港币，其中麦炳辉通过深圳地下钱庄为其转往澳门赌场2750万元港币。
李培英喜好“百家乐”，桌上的赌资 从5万元到500万元不等，赌资和输赢额都由组织者透过银行汇兑转账方式支付和提取，组织者则按赌资的1.5％和赌场赢利总数的5％提成获取暴利。
2001年4月麦炳辉向犯罪嫌疑人李培英催要赌债，李培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民信公司副总裁王祯琦从首都机场委托民信公司理财资金中，私自转到深圳一辉公司3500万元公款，用于偿还麦炳辉为其垫付的赌债2750万元港币，余款同意由麦炳辉占有、支配。
2002年12月，李培英借将首都机场委托民信公司理财资金转交广联公司理财之机，采取降低理财利息、收益率的手段，将该3500万元打入理财亏空中，平账处理，上述3500万元实际被李培英一个人控制、占有、支配。
针对来自麦炳辉的行贿，检方指控称，早在1999年3月。李培英接受深圳一辉公司总经理麦炳辉的请托，为其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拆借资金等共计4.35亿元，收受麦炳辉所送中国银行长城信用卡一张，内存人民币10万元(后个人实际消费7.7万余元)。
2000年7月，李培英又向麦炳辉索要港币100万元，用于偿还其在韩国赌博所输赌债。
实际上，李培英在赌桌上的亏空并不止于此。2002年春节至2003年6月期间，李培英接受香港繁荣集团董事长蔡汉德的请托，为其提供资金9.5亿元用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偿还欠款、收购北京信通大厦等，为此，李索要并收受蔡汉德贿赂人民币110万元、港币400万元(折合人民币424.24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34余万元。
上述两笔高达5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均被李用于个人在澳门赌博等使用。
赌瘾随着官位飙升，折射出官位越大，监督约束力越小，如此频繁出入澳门赌博，上级部门竟然没有任何监督约束力；官越大，财权越大。
家族生意与个人命运
根据一审法院认定，李培英贪污的巨款中，有750万元给了其弟弟李济杉。以避免他们因黄河集团公司拒绝回购黄河股份公司的股份而遭受个人损失。
王雁元系黄河股份公司总经理。他于1998年4月与李培英商定，由李济杉、姚建闽(李培英之友)及王雁元个人出资共计人民币750万元，以隶属首都机场集团的机场商贸公司的名义，购买黄河股份公司500万股股份。三人计划待该公司上市后，由其上级公司黄河集团公司以市价回购从而获利。
但是，黄河集团公司在黄河股份公司上市后，拒绝履约回购机场商贸公司名下的股份。为避免李济杉等人个人遭受损失，2000年8月，李培英从委托民信理财的资金中转出750万元给上述3人。但是李培英要求将该股权证质押在民信，后来，经诉讼，该笔歉加上赔偿款共计人民币830万元，已由黄河集团公司赔付给机场商贸公司，以“其他应付款”的名义挂账。
2005年期间，李培英还曾要求其弟李济杉与华闻控股有关人士起草虚假的股权“转让”“委托持股”协议，制造首都机场集团将其在海创公司400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北联公司、北联公司再委托首都机场集团代持该股份的假象。
李济杉最为投资界人士熟知的是其高尔夫球技和拥有的股票。他有一家北京天竺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在中泰友好杯名人高尔夫邀请赛中，曾以71杆收得总杆冠军。
从上市公司资料可见，截至2007年底，李济杉个人拥有冠豪高新(600433)普通股42万股，梅林正广(600073)普通股23万股。福日电子(600203)普通股66万股，海鸟发展(600634)20万股，丰原药业(000153)普通股176.1277万股。
仅以此推算，李济杉拥有的股票市值即达数亿元。这尚未包括他名下的北京天信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亚之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据悉，在李培英之后，其弟弟李济杉一度也被调查。此后，他又配合调查机构积极退还了李培英所涉及的赃款。一审判决也认定，案发后“追缴在案的被告人李培英犯罪所得人民币1.08947亿元”，即承认李培英的近亲属代其全额退缴赃款的事实。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被告人亲属应被告人的请求，或者主动提出并征得被告人的同意，自愿代被告人退赔部分或者全部违法所得的，法院可视为被告人主动退赔，酌情从宽处罚。此项规定是李的辩护律师请求从轻处罚的依据。
不过，一审法院特别强调：“李培英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根据了解，此项认定成为判处李培英极刑的关键因素。
在二审中，李培英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表示，李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认罪态度较好，主动交代受贿事实，有自首情节，请求对李培英从轻处罚。
此时，身在秦城监狱的李培英，如何回味曾经的富贵与荣华?如何面对未来的命运?只待终审判决落槌。
编辑：靳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