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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机关通过事实的逐步披露,是可以赢得民意的
2010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报检察日报旗下网站正义网发布了“2009年地方政法机关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榜单。
“重庆打黑风暴”以最高得分位居榜首,被评为地方政法机关应对舆情最得力案例;“呼和浩特越狱案”、“成都公交车纵火案”分列第二、第三。而“石首群体性事件”、“成都唐福珍自焚阻拆事件”、“阿荣旗豪车检察长事件”则在应对能力排行榜上垫底。
2009年公众关注度最高的热点舆情事件,如云南“躲猫猫”事件、上海交管部门“钓鱼执法”、 杭州胡斌飙车案、巴东邓玉娇刺官案等,均被这份榜单囊括其中。
正义网舆情工作室常务副秘书长钱贤良对《财经国家周刊》说:从入围的30个舆情热点案例来看,当前地方部分政法机关领导干部面对网络等新兴媒体的特点、规律和舆论导向的影响认识不足,对舆论情势的认识还不太清晰,及时反映、有效应对重大舆情的能力尚有欠缺。
排行榜出炉
钱贤良向《财经国家周刊》介绍,由正义网舆情工作室组织了8位专家评委和12位专业舆情分析师,历时一个多月时间完成该榜单。最终结果按照信息是否透明等常规应对评价、与网民及媒体关系等舆情应对技巧评价的两项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又称专家意见法)对30个舆情案例进行了三轮综合打分,经加权运算得出。
专家评委之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表示,德尔菲法的最大特点是通过专家分布的合理性和专家质量的高标准来保证榜单的权威性。出于专业性考虑,本次排行榜主要邀请了政法机关、舆情传播学学者和网络社区代表人士进行打分。
钱贤良告诉本刊,入围的30个舆情案例,是从正义网日常工作中积累产生。而选择进入榜单的依据,主要是看其所展现出来的地方政法机关应对、引导和处置舆情过程有无值得探讨和借鉴之处。
从最终得分来看,“重庆打黑风暴”最高,为37.7分。得分16分以上的案例有10个,包括成都公交车纵火案,深圳梁丽捡金案,云南陆良群体性事件,浙江湖州临时性强奸案等。得分在8分以下也有10个,包括邓玉娇案,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白宫书记案,上海钓鱼执法案等。公众高度关注的唐福珍案得分为-4.32,石首事件得分垫底为-6.43。
应对能力较弱
正义网介绍,“地方政法机关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常规应对评价,如信息是否及时、信息是否透明、信息是否得当、是否守法;还涉及应对技巧评价,如与网民、媒体的关系等,两项指标权重分别占六成和四成。
在一些指标上设置负分,是本排行榜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问责是否到位,应对是否有效,打分标准是-5到5分,与网民关系则是-10分到10分。钱贤良解释,“我们认为,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处理不当,将会使得应对初衷走向反面效果。”
排名垫底的“湖北石首事件”即体现出这样的反面效果。凯迪网络总编辑肖增建点评该案例时说:当地政府面对此类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舆论反应,失策之一是轻视了事件后的坊间传说,不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客观真相的信息反馈;其二是被迫做出的回应倾向性太强,显出明显的缺乏诚意的敷衍姿态,反而徒增了公众的猜疑;失误之三居然以消防演习来应对群体事件,这种借演习之名行镇压之实的对抗性行动加剧了官民冲突。
芜湖中院关门审理“白宫书记案”也被视为舆情应对负效应的典型教材。钱贤良分析该案例时称,面对已是舆情焦点的“白宫书记案”,庭审本身是芜湖中院树立司法权威的好机会。但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名记者吃了法院的闭门羹。芜湖市中院暗中“公开开庭审理”,不仅有违司法公开的基本要求,也将拥有议程设置的记者全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造成了在舆论面前的负面形象。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点评2009年网络舆论热点事件“湖州临时性强奸案”时指出:正因为“临时性的即意犯罪”这一过于轻薄的解释无法承载司法公正之重,才有了网络舆情如潮。好在浙江两级法院反应及时,调卷审查工作开展迅速,赶上了舆情应对的第一时间,最终接受网络监督并促进司法公正的达成。
钱贤良向本刊总结:“事件屡屡证明,就是因为当初一些司法认定出现一些错误、武断或者不合时宜,或者存在徇私枉法渎职行为,才导致舆情愈演愈烈,产生负效果。”
直面现实
喻国明表示,根据他们的舆情监测,舆情矛盾集中在一些公权力的滥用、腐败跟百姓的利益受损、利益抗争之间。
“网络信息对网民的冲击相当大,网络舆情事件已经不再局限于小范围。网民也经受了一年的考验,我们亲眼看到很多激进的网民趋向理性。”凯迪网络总编辑肖增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喻国明说,网络热点事件有由中心城市向级别更低的县级区域转移的趋势。在红色警戒级别中,网络热点事件呈哑铃型分布。全国性事件因为影响广泛,演变为热点事件不难理解,连县级事件最后也引起全国关注,这需要引起重视。
喻国明表示,网络舆情已是地方政府应当面对的一个现实。舆情应对排行榜的多个案例也证明,好的舆情应对本身有助于推动政府公正执法,化解社会矛盾。政法机关通过事实的逐步披露,是可以赢得民意的。
他认为,2009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都通过网络直接跟网民沟通、了解民意,这是对各级官员的率先垂范,说明信息沟通已经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执政手段。而现在部分地方官员仍固守传统思维惯性方式,已经不合时宜。
2010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报检察日报旗下网站正义网发布了“2009年地方政法机关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榜单。
“重庆打黑风暴”以最高得分位居榜首,被评为地方政法机关应对舆情最得力案例;“呼和浩特越狱案”、“成都公交车纵火案”分列第二、第三。而“石首群体性事件”、“成都唐福珍自焚阻拆事件”、“阿荣旗豪车检察长事件”则在应对能力排行榜上垫底。
2009年公众关注度最高的热点舆情事件,如云南“躲猫猫”事件、上海交管部门“钓鱼执法”、 杭州胡斌飙车案、巴东邓玉娇刺官案等,均被这份榜单囊括其中。
正义网舆情工作室常务副秘书长钱贤良对《财经国家周刊》说:从入围的30个舆情热点案例来看,当前地方部分政法机关领导干部面对网络等新兴媒体的特点、规律和舆论导向的影响认识不足,对舆论情势的认识还不太清晰,及时反映、有效应对重大舆情的能力尚有欠缺。
排行榜出炉
钱贤良向《财经国家周刊》介绍,由正义网舆情工作室组织了8位专家评委和12位专业舆情分析师,历时一个多月时间完成该榜单。最终结果按照信息是否透明等常规应对评价、与网民及媒体关系等舆情应对技巧评价的两项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又称专家意见法)对30个舆情案例进行了三轮综合打分,经加权运算得出。
专家评委之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表示,德尔菲法的最大特点是通过专家分布的合理性和专家质量的高标准来保证榜单的权威性。出于专业性考虑,本次排行榜主要邀请了政法机关、舆情传播学学者和网络社区代表人士进行打分。
钱贤良告诉本刊,入围的30个舆情案例,是从正义网日常工作中积累产生。而选择进入榜单的依据,主要是看其所展现出来的地方政法机关应对、引导和处置舆情过程有无值得探讨和借鉴之处。
从最终得分来看,“重庆打黑风暴”最高,为37.7分。得分16分以上的案例有10个,包括成都公交车纵火案,深圳梁丽捡金案,云南陆良群体性事件,浙江湖州临时性强奸案等。得分在8分以下也有10个,包括邓玉娇案,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白宫书记案,上海钓鱼执法案等。公众高度关注的唐福珍案得分为-4.32,石首事件得分垫底为-6.43。
应对能力较弱
正义网介绍,“地方政法机关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常规应对评价,如信息是否及时、信息是否透明、信息是否得当、是否守法;还涉及应对技巧评价,如与网民、媒体的关系等,两项指标权重分别占六成和四成。
在一些指标上设置负分,是本排行榜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问责是否到位,应对是否有效,打分标准是-5到5分,与网民关系则是-10分到10分。钱贤良解释,“我们认为,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处理不当,将会使得应对初衷走向反面效果。”
排名垫底的“湖北石首事件”即体现出这样的反面效果。凯迪网络总编辑肖增建点评该案例时说:当地政府面对此类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舆论反应,失策之一是轻视了事件后的坊间传说,不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客观真相的信息反馈;其二是被迫做出的回应倾向性太强,显出明显的缺乏诚意的敷衍姿态,反而徒增了公众的猜疑;失误之三居然以消防演习来应对群体事件,这种借演习之名行镇压之实的对抗性行动加剧了官民冲突。
芜湖中院关门审理“白宫书记案”也被视为舆情应对负效应的典型教材。钱贤良分析该案例时称,面对已是舆情焦点的“白宫书记案”,庭审本身是芜湖中院树立司法权威的好机会。但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名记者吃了法院的闭门羹。芜湖市中院暗中“公开开庭审理”,不仅有违司法公开的基本要求,也将拥有议程设置的记者全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造成了在舆论面前的负面形象。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点评2009年网络舆论热点事件“湖州临时性强奸案”时指出:正因为“临时性的即意犯罪”这一过于轻薄的解释无法承载司法公正之重,才有了网络舆情如潮。好在浙江两级法院反应及时,调卷审查工作开展迅速,赶上了舆情应对的第一时间,最终接受网络监督并促进司法公正的达成。
钱贤良向本刊总结:“事件屡屡证明,就是因为当初一些司法认定出现一些错误、武断或者不合时宜,或者存在徇私枉法渎职行为,才导致舆情愈演愈烈,产生负效果。”
直面现实
喻国明表示,根据他们的舆情监测,舆情矛盾集中在一些公权力的滥用、腐败跟百姓的利益受损、利益抗争之间。
“网络信息对网民的冲击相当大,网络舆情事件已经不再局限于小范围。网民也经受了一年的考验,我们亲眼看到很多激进的网民趋向理性。”凯迪网络总编辑肖增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喻国明说,网络热点事件有由中心城市向级别更低的县级区域转移的趋势。在红色警戒级别中,网络热点事件呈哑铃型分布。全国性事件因为影响广泛,演变为热点事件不难理解,连县级事件最后也引起全国关注,这需要引起重视。
喻国明表示,网络舆情已是地方政府应当面对的一个现实。舆情应对排行榜的多个案例也证明,好的舆情应对本身有助于推动政府公正执法,化解社会矛盾。政法机关通过事实的逐步披露,是可以赢得民意的。
他认为,2009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都通过网络直接跟网民沟通、了解民意,这是对各级官员的率先垂范,说明信息沟通已经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执政手段。而现在部分地方官员仍固守传统思维惯性方式,已经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