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初夏，我路费几乎用尽的时候，终于在昆山找到一份工作。最怕的就是过周末：一个人待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没有电视，翻来覆去看家里带来的两本书。更糟糕的是还要忍受饥饿——周末休息，吃不成公司食堂，没到发薪水的日子，只能一天吃一顿饭。我把五十元钱细细地卷起来，藏在贴身处以备不时之需。
　　这里离上海很近，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大多去建设上海了，那里是最肯包容的地方，只要有力气就行。我不想去，守着读书人那点儿可怜的自尊，要在城市里找一份我认为正经的工作。说是读书人，却连一张初中毕业证都没有。好不容易找到的销售工作干得也不顺利，因为我普通话讲得很烂，说了二十多年四川话一时转不过弯儿，磕磕巴巴地都能咬着自己舌头。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自卑和挫败感噬啮着我所剩不多的信心。就在这段时间，在上海打工的阿臣联系上了我。阿臣是我发小儿，这些年我们相继成家后都埋没在各自并不如意的人生里。阿臣说他在工地上揽些小工程，工期紧走不开，叫我周末一定到他那里去。
　　公交车停在阿臣工地附近的站台，要不是他喊我，差点儿没认出来。安全帽下的臉又黑又瘦，一身工作服被铁锈染成赭红，阿臣欢喜地咧开嘴笑，一排白牙格外显眼。两双手在千里之外的异乡紧紧攥在一起，真有些“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味道。简单寒暄几句，来到他工地的宿舍。阿臣沏好一搪瓷缸子茶水，还没到下班时间，他接着去工地，我躺在他的单人床上休息。
　　枕边有只口琴，是阿臣的。乡间的傍晚，夕阳洒下金子般的光辉，山坡上有一位吹口琴的少年，丝丝清澈的琴音诉说着他的忧伤。那一年，阿臣的父亲抛下他们母子，故事是裁缝师傅爱上了年轻的女徒弟。除了吹口琴，阿臣还能唱动听的歌。我们都是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的才华都能被挖掘并获得表现的机会……
　　躺在床上，听外面工地上一片叮叮当当，想起远方的家乡和亲人，想起离家以来的遭遇，我却想象不出自己的未来。
　　迷迷糊糊中，阿臣下班回来了，拎着很沉的马夹袋。他满面笑容地从袋子里拿出一瓶烧酒、花生米，和一些猪头肉，又咚咚咚地跑到食堂打来两碗米饭。往一个搪瓷饭钵里倒上酒，说：我们哥儿俩一个碗里喝吧，没碗了。说着他先喝了一大口，呛得直咳嗽。我知道他不会喝酒，我也几乎滴酒不沾。他笑着说，今天高兴，然后把碗递给我，让我也抿一口。两个人一来二去半斤酒下去了，脸红得像关公。那些隐秘的委屈和忧伤在这一刻爆发，我们从彼此的笑容里隐约看见眼角的泪痕。阿臣说：既然走出来了，天大的苦都要咬牙扛住，家里人还指望着我们呢！他承包了这个工地的外架，熬到年底就有三四万的收入，说明年争取揽更多的活儿。看他眼睛一闪一闪地发亮，我心里也腾起了希望。阿臣坚定地看着我说，你在昆山好好干，我们有难同当，你看的书多，李白不说“我辈岂是蓬高（蒿）人”吗，你一定会闯出一片天地。我说那念“蓬蒿人”，不是一般的人。他说那不还是高人么？说完，两个人笑得东倒西歪。这一晚，一个揽工汉子，一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在酒精的作用下豪情万丈，恨不得弄根杠子去撬地球。
　　翌日中午我回昆山，阿臣送我到公交站台。我们一夜之间年少老成，相互叮咛着爱惜身体，注意安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和他相见。车过来了，阿臣看了一眼说，人多等下一班吧。两个人又能多待一会儿。这样车过了两班，才说下一班一定走呀，他说等下，转身跑到附近的超市。一会儿拎了个塑料袋子出来，不由分说地塞到我手上。车又来了，我故作轻松地挥挥手，径直往车上走，头也没回。汽车开出一段，我忍不住回过头，远远看见瘦瘦小小的阿臣伫立在站台上。我慢慢解开袋子，里面有一盒很好的香烟，十来个果冻和两瓶饮料，纸巾里包着一卷钱（共500元，三张一百，其余都是零的）。我头一下埋进袋子里，再也不能自己，无声地泪如泉涌。我比阿臣大一岁，在遥远的异乡，他却给予了我兄长般的温暖和力量。
　　我当初为挣钱还债，被一个昔日称兄道弟的朋友带到昆山，之后，他说去趟上海就回来，从此杳无音信，把我留在了这个陌生的城市。
　　很长的时间里寻不下一份工作，曾一度我心灰意冷。从阿臣那里回来，我重新振作精神，把烟也戒了，他买的那一盒，我一直放在那里。看着它，就有一束期望的目光望着我，而我，也没有辜负阿臣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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