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南雄到南安

　　《牡丹亭》出世不久，即有人说它“乃案头之书，非筵上之曲”，大意是说汤显祖重在以文字传情达意，有时照顾不到演唱的方便。此中曲直，早为论者抉发殆尽;不过作为“案头之书”的《牡丹亭》，有些余蕴确也不能尽为舞台搬演，故事所发生的地理空间即是其中之一。
　　汤显祖所作戏剧，皆本于已有的传奇故事，《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莫不如此。“臨川四梦”之中，只有《牡丹亭》的本事长期不为人知，不过经过学者数十年的努力，终于大致厘清了《牡丹亭》的故事来源及其演变。原来，在《牡丹亭》问世之前，已经存在一种杜丽娘还魂故事，具备了后来《牡丹亭》的主角人物及大致情节，保存在胡文焕所编《稗家粹编》卷二《幽期部》的文言小说《杜丽娘记》、何大抡所辑《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卷九所收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余公仁编《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卷八所收《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及卓发之（一五八七至一六三八）《漉篱集》卷十二所收文言小说《杜丽娘传》，都是这个故事的不同文本。《牡丹亭》的《题词》说：“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所谓“传杜太守事者”，应该就是这类叙述杜丽娘还魂故事的小说。
　　将几种杜丽娘故事与戏剧《牡丹亭》相比较，学者往往从人物形象、情节铺排、语言锻炼等方面来证明汤显祖的文学建树，这自不待言;可是有一点地理上的挪动却少有提及：在原本的故事中，故事发生在广东南雄府衙的后花园，杜丽娘系南雄太守杜宝之女，思春成病而亡。柳梦梅则是继任太守之子，偶然见到杜丽娘自画小影，感得丽娘的鬼魂前来相会。到了汤显祖笔下，主要的场景却改到江西南安府，杜宝改成南安太守，杜丽娘随父住在南安，柳梦梅也不再是随父到任的翩翩公子，却成了广州的落魄书生。
　　在汤显祖之前或同时，那几位改编杜丽娘故事的作者，都不觉得有改变故事发生地的必要;汤显祖却大笔一挥，将整个故事的地理背景改得面目全非。在原本的故事中，杜太守的籍贯和任官之地，都是开篇第一句;汤显祖《牡丹亭》里面，除了第一出《标目》没有人物出场，只是一个引子，第二出《言怀》起首是柳梦梅的自述来历，第三出《训女》起首是杜宝的白报家门，也是整部大剧的开篇，汤显祖在地理上如此大动干戈，一定是有意的改造。更何况，广东南雄和江西南安这两个地方，汤显祖都亲身到过，而这两座城市其实相距甚近，中问只隔一座小小的梅岭（又名大庾岭），全程八十里不到，不过一日路程。
　　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闰三月，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任上，上了一道《论辅臣科臣疏》，弹劾首辅申时行及给事中杨文举、胡汝宁。四月，被诏切责，五月，贬徐闻典史添注。九月，汤显祖从临川出发，水路经过赣州到达南安。大约在九月底十月初，他合舟登岸，翻越梅岭到南雄，又转水路，舟行过英德浈阳峡，十月中到广州，游罗浮山之后换海船，经香山、澳门等地到涠洲岛，最后折回徐闻。也就在这个时候，北京的政局发生了大动荡——建极殿大学士许国致仕，首辅申时行接连被劾，王家屏、赵志皋、张位先后入阁办事，行政中枢几乎全部换新。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汤显祖在岭南的贬谪生涯只过了一年多一点，到万历二十一年春天，就量移浙江遂昌知县了。
　　他究竟是到了遂昌才开始写作《牡丹亭》，抑或是在路上就萌生了“还魂记”的构思，甚至是亲履南雄其地，让他想起曾读过的杜丽娘还魂故事，进而决定演为戏剧，这些都不得而知了。但是往返两度翻越梅岭的经历，一定给他深刻的印象，他把故事从南雄移到南安，也不会是无意的随手挥洒。

二、汤显祖的两个岭南

　　梅岭山不甚高，但一岭之隔，数十里之遥，却有着“岭南”“中州”，更早甚至有着“塞外”“中国”之别。不过在汤显祖的时代，岭南已经不是苏轼笔下的南国，更不再是汉代那个似乎与中原天隔地绝的南越国。到了岭南，或许是因为旅途的经历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艰难，诗文中所见的汤显祖反而带了几分轻松和浪漫。他在清远女郎祠下看到当地女性的踏歌，写了几首吟咏踏歌的诗，其中两首《岭南踏踏词》，一首说“女郎祠下踏歌时，女伴晨妆教莫迟。鹤子草粘为面靥，石榴花揉作胭脂”，一首说“笑倩梳妆阿姊家，暮云笼月海生霞。珠钗正押相思子，匣粉裁拈指甲花”，就带着清新的欣赏目光。在韶州南华寺，他身体微恙，大概寺僧无计可施，所以他开玩笑说“曹溪一滴能消疾，何用丹砂就葛君”，既然佛法治不了他的病，那就不好意思，只能转投道教了。
　　现实的岭南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岭南的文化印象却迟滞而具有惯性。对于没有到过岭南的文人来说，他们的印象还受着韩愈、苏轼的主宰，岭南始终保持着一种烟瘴怪奇的形象。这从邹迪光为汤显祖所写的传中对徐闻的描述就可见一斑：“吞吐大海，白日不朗，红雾四障，猩猩狒狒，短狐修鳄，啼烟啸雨，跳波弄涨。”邹迪光不但未曾到过岭南，他也没有见过汤显祖，仅凭传闻和想象就写了这篇传，唯其如此更能体现一般的心理与印象。在《邯郸记》中，汤显祖对卢生贬谪海南所见种种的大段铺排，像海上的鲸、化为人身的瘟神，以及浑身黝黑的“黑鬼”，就颇符合一般文人对南国的期待与幻想。
　　对汤显祖来说，存在着两个岭南：一个是他亲身目验的、充满各类新奇风情的甚至是愉快的岭南，一个是存在于文学传统之中的、充斥危险与怪异的岭南。原本的杜丽娘还魂故事之所以把场景设定在广东南雄，那是配合了岭南这种恍兮惚兮的怪异形象。我们可以举证的是，类似的还魂故事大多数都发生在边鄙地区：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自己提示的“李仲文、冯孝将儿女事”，李仲文是甘肃武都太守，李女还魂的故事发生在湖南邵阳;冯孝将之子的故事发生在广州，还魂女则是广西北海太守之女;最早见于《太平广记》，后来郑光祖敷衍而成的杂剧《倩女离魂》故事发生在湖南衡州;元杂剧《萨真人夜断碧桃花》发生在广东潮阳。好像只有在文化上比较暧昧的华夏边缘地区，才能发生这样匪夷所思的故事，而在文明开化的中原地区，生人死人都学会了各安本分，不会乱来。
　　杜丽娘故事与《太平广记》中发生在南国的那些还魂故事一样，本来都带有明显的志怪色彩，而《牡丹亭》将还魂的故事移出岭南，移到南安，整个故事的面貌就不再是猎奇式的边疆怪谈，而成为一出雅致的中州正剧了。然而，即便需要将故事移出岭南，又何以不干脆移到中原地区的通都大邑，或者江南水乡的烟雨小城，而非得移到一岭之隔的南安呢？

三、南安：制造异质性

　　“梅”在《牡丹亭》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渊源，学者已有充分的讨论。汤显祖把故事放在南安，正是要借重“梅岭”之“梅”，因为岭南人柳梦梅必须翻越梅岭，才能到达梦中之地。柳梦梅、梅岭、梅关、梅树、梅花观，“梅”成为《牡丹亭》的“关键物证”，营造了一种戏剧性的命定色彩。但是，倘我们只把《牡丹亭》的地理调整看作为了凑合“梅”字，那就未免低估了《牡丹亭》的復杂性。汤显祖把故事移到岭南之外却又紧靠岭南，同时还不断强调柳梦梅的岭南身份，乃是为了拉开柳梦梅和杜丽娘的文化距离，制造一种异质性的相遇。
　　与身处岭南的南雄不同，南安的文化面貌完全是中原式的，是第三出《训女》所谓“名邦”“大郡”、第五出《延师》所谓“大邦生大儒”。自宋代以来，赣南的“开化”相当迅速，以至于当地文教之发达，成为文人津津乐道的题材。例如苏轼为新落成的南安军学所写的记文就说“南安江西之南境，儒术之富，与闽、蜀等”，又说“南安之学，甲于江西”，这座府学拥有房屋一百二十间，礼殿讲堂的规模之大，“视大邦君之居”，文教之盛可以想见。甚至在理学道统中，南安还有其特殊地位，因为庆历年问在南安军担任司理参军的周敦颐曾在此地教过两位著名的学生，就是代理兴国县知县的大理寺丞程垧之子程颢、程颐。
　　在汤显祖的时代，南安的脍炙人口，主要还是因为王阳明。明代正德年间，王阳明曾任南赣巡抚，统辖赣州、南安两府，兼管闽、赣、湘、粤四省交界地区。他在此地平叛、缉盗、劝农、兴学，立《南赣乡约》，在南安府设崇义县，竭尽精力行化地方，甚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在南安度过，客死在大庾县章江的孤舟之中。黄宗羲《明儒学案》说“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赣南的事业是他一生学问的落脚点，第八出《劝农》所谓“各村乡约保甲，义仓社学，无不举行，极是地方有福”，几乎就是阳明事业的罗列。
　　自宋代以后，围绕南安的地方书写，任务之一是强调此地虽近岭南，却不是岭南。苏轼贬谪海南路上，题诗南安府谯楼说：“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元代做过江西儒学提举的滕宾就借势发挥道：“南安为庾岭南来第一州，非蛮烟瘴雨之乡，有中州清淑之气”，清清楚楚要与岭南撇清关系。
　　汤显祖是临川人，与南安同属江西;作为罗汝芳的弟子，他自然也在阳明学的笼罩下成长，他由水路从赣州南下南安，恰就是王阳明最后旅程的反方向。南安对于他来说，是不具任何文化异质性的本乡本土。杜宝、陈最良，一位循吏，一位腐儒，就是与南安这种文化气质极相配合的人物。
　　柳梦梅虽然号称柳宗元之后，有意思的是他从未向杜宝等人提起，只在《言怀》一出插科打诨地向观众解释过。第五十一出《榜下》，陈最良问这位新科状元柳梦梅是哪里人，回答是“岭南人”，这是他的标签。对杜丽娘来说，柳梦梅来自梅关之外的光怪陆离的岭南，带有强烈的异质性，是枯寂生活的新鲜元素。
　　对于杜宝，柳梦梅同样具有异质性：他是来自半开化地区的可疑分子。五十五出《圆驾》柳梦梅说“你骂俺岭南人吃槟榔，其实柳梦梅唇红齿白”，这只是插科打诨;三十七出《骇变》陈最良看见丽娘的坟墓遭掘，第一反应却是“柳梦梅岭南人，惯了劫坟，将棺材放在近所，截了一角为记，要人取赎”，可就污人清白不浅了，视之为“中州人士”对岭南人的“蛮荒想象”，或者不算离谱。
　　柳梦梅、杜宝、杜丽娘，就这样形成错综的文化异质关系，杜丽娘的始终坚持和杜宝的终于妥协，当然也就代表着剧作者的价值判断。不过，游历过岭南的汤显祖能够体味到这种文化距离，把《牡丹亭》当作“案头之书”反复追索的读者也可能心领神会，但戏剧的观众却不大可能注意到这种细节。真正能够在舞台上充分表现而传达给观众的，是空间上的距离，这也是汤显祖在《牡丹亭》改编中所致力达成的效果。

四、梅关道：流离与等待

　　自出场之后，柳梦梅就一直处于流离之中。第十三出《诀谒》他要“外县傍州，寻觅活计”，第二十一出《谒遇》就“一贫无赖，弃家而游”，第二十二出《旅寄》则“人出路，鸟离巢，搅天风雪梦牢骚”，几乎每况愈下了。在还魂之前的《牡丹亭》地图上，柳梦梅从广州到香山再到梅关，“撞府穿州”，他的人生就是不断趋近南安的旅程。杜丽娘呢？她的生活安闲、单调、无趣，人生经验被严格限定在杜宝的价值观当中。她首次出场，就是在《训女》的场景之中，作为一个被训诫、被规定的对象而存在。杜宝对她的要求，一是“长向花阴课女工”，二是知书达理，将来嫁人之后，“父母光辉”。
　　这就是《牡丹亭》着力营造的气氛：杜丽娘等不到她想要的人，已经慕色而亡，在泥土中彻底归于沉静，柳梦梅却还浑然不知，依然在路上奔走流离，生与死，才是最彻底的动静对比。
　　同汤显祖的真实旅途一样，梅岭之上的梅关道也是柳杜相遇的关键里程。第十出《惊梦》，杜丽娘上场就念：“晓来望断梅关，宿妆残”，杜府中再严厉的家教，也挡不住远处举目可见的梅岭和岭上的梅关。
　　在真实的地理世界中，梅关道始终是沟通岭南北的最主要商路，“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驿铺相望，各类货物在驿铺中集散、收售，形成流动性极大的商业线路。南安、南雄同是岭南北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但如若在汤显祖的时代经过，会发现它们在流动性上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南安好像是稳固的、一直存在着的文化重镇，南雄却是流动的、五方杂处的移民小城。
　　《牡丹亭》故事所发生的南安、南雄一线，是客家先民南迁至赣南、岭南的最重要交通路线。不过，在汤显祖的时代，南安的人口构成已经稳定下来，南雄却尚处于周转之中。清代的地方志说，南雄居民十之六七都是往来贩运的商贾，而且即便这一小部分本地居民也迁徙无常，所谓“自北而来者不少，望南而去者亦多”（道光《直隶南雄州志》卷九《户口》），南雄只不过是移民南来的中转站，这种情况直到清代后期方才改观。
　　如此这般，在梅岭之南，似乎家家都有一部迁徙的历史;而在梅岭之上，日夜奔波不息的是来往的商旅、移民，甚至外国使臣，而柳梦梅就在这幅庞杂的川流图景中随波浮沉，“此生漂泊苦西东”。杜丽娘却和他完全相反，她被有意安置在一个完全封闭安定的环境，好像置身于所有热闹的事外。 　　原本的杜丽娘还魂故事没有这样等待与颠沛的交织。那里的杜丽娘是太守的女儿，柳梦梅也是太守的儿子，主要情节的场景都在南雄府衙而已。汤显祖把故事的空间拓展到了岭北的南安、岭南的广州，既创造了文化异质性的相遇，又在流离与等待的空间对比中激发出柳杜生死交缠的巨大张力。
　　但是，汤显祖的野心远不止此。

五、番邦与海舶：《牡丹亭》的世界

　　在《牡丹亭》與此前杜丽娘故事的差别中，最受注意的是两段新情节：一个是柳梦梅到香山多宝寺，找“钦差、识宝中郎”苗舜宾打秋风;另一个是杜宝在扬州、淮安一带抗击李全。这两段情节都与柳杜姻缘关系不大，汤显祖却用了大段篇幅来敷陈，特别是杜宝在淮扬的战事，竟用了七出之多，与还魂的比重相当，同为全剧最重头的段落。
　　“临川四梦”之中，全都含有军国大事的情节，即便那部未完成的《紫箫记》也不例外。但是，其他作品的本事中本来就有相应的故事，汤显祖的改编只不过顺手点染，强化了这种空间上的宏阔感，而《牡丹亭》就大大不同，原本的杜丽娘还魂故事仅限于一地一处，极为单调狭窄，而改编之后所涉及的地理空间从南海之滨到北方边境，这全赖汤显祖的凭空创造。
　　汤显祖贬官所到的徐闻，本是重要的贸易港。可惜汤显祖已经生活在大航海时代，海洋贸易的重心转移，徐闻早已风光不再。不过，他见识过外国商人、通事，听过关于遥远国度的神奇故事，这些经验也都投射到了《牡丹亭》的剧本里。第二十一出《谒遇》，柳梦梅见到收宝钦差苗舜宾，柳梦梅念：“南海开珠殿”，苗舜宾念：“西方掩玉门”，讲的就是明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断绝导致海洋贸易发达的道理。
　　如果说《牡丹亭》中的海舶献宝是汤显祖实际见闻的渲染，那么杜宝成功抵抗北国番邦的事迹就更像他个人梦想的补偿。在汤显祖的前半生，始终保持着立功疆场的理想，即便不能从军，他对边事的关心也一以贯之。剧本在《写真》《诘病》这些儿女情长之间，突然插进一出气势汹汹的《虏谍》，大金皇帝完颜亮要“把赵康王剩水残山都占了”，柳杜的故事从此就在外敌入侵的巨大阴影之下了。
　　汤显祖在北境边事孔亟的时候被贬到南海之滨，见识了海上贸易的盛景，这与柳梦梅受识宝使臣的资助自南海之滨北上，正逢着溜金王李全大军南下侵扰宋朝，恰好形成镜像般的照应。北国番邦与南海商舶，好像头尾相接为一个闭环，既为汤显祖和柳梦梅提供了生活舞台，也是他们人生故事展开的推动力量。
　　北国与商舶，都是“还魂记”的原始故事里所没有的，汤显祖添加进去这些情节，与其说是他万历十七到二十一年这几年经历的投射，倒不如说是他努力拓展故事舞台，以便强调还魂这个故事核心的道具。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南安的光芒让所有其他都沦为背景，“情之所起”不但可以生死起废，也使天下军国黯然失色，这是人之本真与文学的力量。
　　所以，在南海，柳梦梅见识了海上丝路的繁华，却也只是打了个秋风，得些盘费，并没有结交什么异人、获取什么异宝;在北疆，或许是汤显祖对自己未能参与军机的失望，或许是屡次的挫折让他意识到羽扇纶巾式的儒将终究只是梦想，他也并没有让柳梦梅万里赴戎机。似乎汤显祖在杜丽娘还魂故事中特意添加了这一番兵荒马乱，又故意把男女主角与兵火隔绝开来，不使他们沾染烽烟的污秽，也不制造书生纵横疆场的虚假传奇。在这一点上，是真的可以“令《西厢》减价”（《万历野获编》卷二五）的，也是《牡丹亭》超出其他“三梦”的地方。

六、“俊得江山助”

　　青木正儿曾说，《牡丹亭》在《闺塾》与《肃苑》《惊梦》中间设《劝农》一出，形成了“深闺”与“田园”、“雅”与“野”的互相对照（《中国近世戏曲史》）。其实，《牡丹亭》的整个结构，就是先造成多层次的对照关系，在本来浑噩的世界中制造出差异和对立，却又在至情的旗帜下将对立的双方重归一统，于是世界因为蕴藏了多重的异质性而获得了新生。
　　如果以第三十七出《骇变》为界，会发现《牡丹亭》的地理空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是南安及南安之外的岭南，后半部是临安及临安之外的淮扬。前一部分代表着浪漫的情的世界，后一部分则从属于现实，而《牡丹亭》全剧，就在现实世界对浪漫世界的承认和接纳中结束——杜宝替整个现实世界承认了杜丽娘的死而复生，从此这个世界就与之前有了根本区别。
　　汤显祖有意把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生活环境都推到各自的极端。杜丽娘的与世隔绝，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强调情欲和真情的无法禁锢，其实也是为了塑造一个完全纯粹、不受污染的形象。相比之下，柳梦梅奔走红尘，不仅充满了功名利禄之心，“干谒之兴甚浓”（第十三出《诀谒》），还懂得利用打秋风这样的人间门路，一心想要暮登天子堂，就世俗得多。可是，汤显祖渲染出这样的对比，并不是为了褒贬，反而让他们至情相通——毕竟，“情”超越一切世间法。
　　除了柳杜之外，岭南与中原、流离与等待、海舶与番邦，都形成了“对比”，也都在还魂故事中融汇一体，《牡丹亭》的灵魂“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就是这种融汇的最终表现。为了容纳和表现这些异质元素的分别与融汇，汤显祖大刀阔斧改造了原本故事的地理背景和空间结构，终于将原本简单的杜丽娘还魂故事改编为一出充满爆发力的不朽传奇。
　　戏剧对于地理空间的表现只能是象征性的，剧作者、剧本读者及戏剧的观众对此都予以承认和理解。或许正因为这种无从改变的先天特质，历来都少有人认真到把戏剧中的故事放置在真实的地理空间中去思考。《牡丹亭》的“题词”说：“人世之事，非人世可以尽”，柳梦梅翻越梅岭，既是人世，从天高皇帝远的岭南海滨进入了有着科举、战争、皇帝和美人的中原世界;又是出世，出离了“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能复生”的人世间。供柳梦梅出入其问的，是梅岭内外真实的大地山河，那才是《牡丹亭》的真正舞台，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终于理解《牡丹亭》第一出《标目》那首著名的《蝶恋花》所说“俊得江山助”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