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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兵工至民用，由沿海至内地，由轻工业至重工业，延续数千年的农耕社会，在100多年间度尽劫波，终于进入工业文明的殿堂——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与工业文明产生紧密关联，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人生命运，都因工业文明的脚步，发生深刻乃至颠覆性的变化。
工业文明对整个社会的重大影响，自然在敏于时势与世事的文学领域中得到体现——工业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平凡世界与非凡诗意的叙事中，饱含深情，摇曳多姿，蕴含着创作者对工人阶级最深切的关注与祝福。
2011年上映的《钢的琴》，讲述了改革大潮中的工人为争取女儿的抚养权打造钢琴的感人故事。作品呈现了工人下岗后所面临的失落、无奈和痛苦，也不乏逆境中的乐观坚忍。影片中，有一群人试图阻止将要被炸毁的两根烟囱、却无力挽回烟囱命运的情节，让人泪目——要知道，在东北开拓者、建设者眼中，那是成长的记忆、国家的坐标、遗忘许久的老朋友，更是深情到无语的告白。
底色：奉献与牺牲
1948年至1950年间，广东顺德籍作家草明，依仗着带有血泪的深刻体验，创作了中篇小说《原动力》《火车头》。作品一经面世，便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成为文坛盛事。1952年，草明开始主持东北作协的工作，并于1954年落户鞍山。工作之余，草明笔耕不辍，于1959年出版长篇小说《乘风破浪》，更是引起世人关注。
这部反映新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发展的小说，呈现了工人阶级创世纪的沸腾生活。郭沫若看完《原动力》，这样评价草明对工业题材的创造和开拓：“我们拿笔杆的，照例是不擅长写工业文学，但草明克服了这种弱点。以诗人的素质、女性的纤细和婉，把工业题材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草明笔端的文字，总是和时代的潮音、人民的心声，尤其是中国工人的思想感情交響共鸣，因此，被誉为“新中国工业文学的拓荒者”。
工业文学的创作甫一发萌，便如高山流水、倾斜而出。作为共和国工业基地的辽宁，在工业文学创作上，更是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如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1950年），萧军的《五月的矿山》 （1952年），艾芜的《百炼成钢》（1957年），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1954年），罗丹的《风雨的黎明》（1959年），李云德《沸腾的群山》（1965年），魏俊权《我的师傅》（1955年）等小说。
此外，还产生一些重要诗歌、散文、戏剧等作品，如杜印、刘相如、胡零等创作的话剧剧本《在新事物的面前》（1951年）、崔德志的《刘莲英》（1954年）、大连黑嘴子车站工人集体创作的《装卸工》（1965年）等。
作家深耕生活，找到最能展示社会生活本质和时代精神的切口，生动再现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历史，叙述了在恢复工业生产和建设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中国工人的社会地位、心理以及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作品共同锻造出工业文明大潮中，工人阶级品格的基石——奉献精神，那是投身火热建设而非战争背景下的牺牲，从而确立了工业文学中不可替代的优秀基因，并因此领跑工业文学的走向。
阵痛：反思与疗愈
在新时期“改革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浪潮中，辽宁作家高举着工业题材的旗帜，多次闪现其中：崔德志的话剧《报春花》（1979年），孙春平的《分局长的早晨》（1981年）、《补票》（1981年）、《停车一分钟》（1982年），邓刚的《八级工匠》（1982年）、《刘关张》（1982年）、《阵 痛》（1983年）、《在荒野上》（1983年）、《沉重的签字》（1985年）、《小厂琐事》（1983年）、系列小说《全是真事》（1986年），陈屿的《坐着的和站着的》（1985年）等，都是这类文学的代表作品。
在这时期，邓刚无疑是工业文学创作的代表。《阵痛》写出了因沿袭多年价值观念和工作生活模式的普通工人，在面对改革浪潮时所产生的剧烈震动。虽然作品中的主人公最终适应了改革，有“改革文学”的理想化色彩，但作者将这种“阵痛”之“痛”深深地传递给了读者，为后来国企工人真正面临的坎坷，提前做了心理建设。
更难得的是，在积极呼喊和造势“改革文学”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如达理那样的作家，开始以普通人的视角写工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如《无声的雨丝》（1983年）等。
20世纪80年代是工业文学白银时代。除了小说，辽宁诗人刘震、晓凡、毕增光、郎恩才、 高东蝇、徐光荣抒写的工业生活诗歌《单等汽笛一声》《矿山的怀念》《致普罗米修斯们》《写给冷却后的钢》《锻工汉子的心态》等，都诗意地描绘了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工业的艰难转型和企业改革，工人开始真正遭遇大面积尴尬。面对现实形态的巨大变化，作家的内心产生极大困惑，无法化解改革带来的阵痛，尤其是处于老工业基地的辽宁作家。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 90年代初，在国内描写普通工人生活的创作中，产生了以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胡小胡的《蓝城》、高奇志的《空白地带》为代表的一批反映底层工人生活原生状态的作品。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工业文学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经过沉寂和体悟，东北作家开始意识到国有企业改革背后的深刻划痕，陆续创作出一系列反映国有企业转型导致工人命运转折的作品：徐坤的《沈阳啊沈阳》（1996年），胡小胡的《太阳雪》（1997年），孙春平的《道碴无言》（1997年）、《小站弥存》（1997年）、《重点列车》（1999年）、《陈焕义》（1999年）、《同遮风雨》（1999年）等，充满了对下岗工人艰辛处境的感慨与反思。
重塑：构建与出发
经过跨世纪的探索与积累，工业文学在时间长河中呈现出全新律动，包括双雪涛、贾行家、郑执和耿军在内的东北作家的创作，在互联网上被大量转发，话题中涉及的东北现实，也一次次被关注、被讨论、被放大。 无论是写作还是演讲，真实或是虚构，这些创作者所讲述的故事，都有一个大背景：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改革的阵痛中，失去工作的数千万人不得不重新寻找生活的出路。
这些作家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那些深陷困境的人和事，充斥着童年记忆，并最终成为写作素材。双雪涛说：“‘艳粉街’这三个字让我觉得熟悉，因此可以产生一些情绪，在写作中，它就像是一个抓手，可以让我抓着它往上爬。它也像是一个口袋，可以把很多童年的东西放到里面。它是有活力的、鲜艳的，是可以被书写、被塑造、被虚构的，它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于是，双雪涛笔下的艳粉街、班宇小说里的工人村、郑执的下岗潮……这些带有隐喻性质的符号，貌似更符合大众对于东北过往的想象，因而，读者也更愿意途经它们，进入“东北叙事”。
相比较，李铁更愿意直面伤痛，做出自己的文学表达。他正视“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会给个体带来巨大困顿”的前提，更留意那些“身处逆境的人闪耀出的人性光芒”——国有企业改革遭遇困境，置身社会底层的工人，生活艰难窘迫，普通女工更是经常性地处于妥协与坚守的巨大矛盾之中，直至不惜为了家庭的命运，以付出自己作为代价。
话剧、影视剧的文学表现，更是硕果累累。仅2005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就推出了话剧作品《父亲》《岁月》《母亲》《师傅》《那一年夏天》《红红月亮黑的血》。这些作品贴近现实，真实描写了大时代下，工厂里普通工人的悲喜人生。高满堂创作的《大工匠》（2007年）和《漂亮的事》（2008年）、《鋼铁年代》（2011年），林和平的《西圣地》（2006年）等电视剧，先后在央视播出，引发强烈的时代共鸣。
没有只写“过去”而没有现实性意义的作品——新时期工业文学，既回眸历史进程，又直击现实生活，呈现出具有积极能量的物质导向和情感价值。在当下的第四次全球工业革命浪潮中，创新不断、科技引领，中国工业正积极融入世界并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工业文学自然呈现出全新的时代脉动。
纵观近10年涌现的工业文学作品，凸显了“时代本身决定题材”的特点：赵雁的《第四级火箭》（2015年）、石金彦的《天亮之前》（2016年）、崔斌峰的《鲲鹏起兮》（2017年）、孙学丽的《大机车》（2018年），书写了中国航天工业的新发展，其中的人工智能、大型运输机研制诞生和大型机车制造厂发展的历史轨迹，本身就是作者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厂，天然就是重大工业文学题材。比如，《第四级火箭》中描写的是火箭研发基地中，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奋斗，隐喻着的正是因为无数家庭的付出，才有了新中国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火箭研发基地之于这一家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概念，而是新的故乡、新的人生征程。
随着以智能制造为主的工业4.0时代的开启，工业文学中的工人形象，也不再仅仅是“力气与汗水”的简单表达，更是“创造与智慧”的化身——工人作为创造者、生产者，在文学描摹对象中的主体地位，从未被撼动，劳动者的荣光，更未消减一分。
文学的意义正在于此——凝视、铭记且展望。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吴秉杰先生、大连大学张祖立教授、文化学者宁珍志先生、辽宁歌舞团曲滋娇女士对采访的大力支持）
工业文明对整个社会的重大影响，自然在敏于时势与世事的文学领域中得到体现——工业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平凡世界与非凡诗意的叙事中，饱含深情，摇曳多姿，蕴含着创作者对工人阶级最深切的关注与祝福。
2011年上映的《钢的琴》，讲述了改革大潮中的工人为争取女儿的抚养权打造钢琴的感人故事。作品呈现了工人下岗后所面临的失落、无奈和痛苦，也不乏逆境中的乐观坚忍。影片中，有一群人试图阻止将要被炸毁的两根烟囱、却无力挽回烟囱命运的情节，让人泪目——要知道，在东北开拓者、建设者眼中，那是成长的记忆、国家的坐标、遗忘许久的老朋友，更是深情到无语的告白。
底色：奉献与牺牲
1948年至1950年间，广东顺德籍作家草明，依仗着带有血泪的深刻体验，创作了中篇小说《原动力》《火车头》。作品一经面世，便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成为文坛盛事。1952年，草明开始主持东北作协的工作，并于1954年落户鞍山。工作之余，草明笔耕不辍，于1959年出版长篇小说《乘风破浪》，更是引起世人关注。
这部反映新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发展的小说，呈现了工人阶级创世纪的沸腾生活。郭沫若看完《原动力》，这样评价草明对工业题材的创造和开拓：“我们拿笔杆的，照例是不擅长写工业文学，但草明克服了这种弱点。以诗人的素质、女性的纤细和婉，把工业题材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草明笔端的文字，总是和时代的潮音、人民的心声，尤其是中国工人的思想感情交響共鸣，因此，被誉为“新中国工业文学的拓荒者”。
工业文学的创作甫一发萌，便如高山流水、倾斜而出。作为共和国工业基地的辽宁，在工业文学创作上，更是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如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1950年），萧军的《五月的矿山》 （1952年），艾芜的《百炼成钢》（1957年），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1954年），罗丹的《风雨的黎明》（1959年），李云德《沸腾的群山》（1965年），魏俊权《我的师傅》（1955年）等小说。
此外，还产生一些重要诗歌、散文、戏剧等作品，如杜印、刘相如、胡零等创作的话剧剧本《在新事物的面前》（1951年）、崔德志的《刘莲英》（1954年）、大连黑嘴子车站工人集体创作的《装卸工》（1965年）等。
作家深耕生活，找到最能展示社会生活本质和时代精神的切口，生动再现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历史，叙述了在恢复工业生产和建设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中国工人的社会地位、心理以及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作品共同锻造出工业文明大潮中，工人阶级品格的基石——奉献精神，那是投身火热建设而非战争背景下的牺牲，从而确立了工业文学中不可替代的优秀基因，并因此领跑工业文学的走向。
阵痛：反思与疗愈
在新时期“改革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浪潮中，辽宁作家高举着工业题材的旗帜，多次闪现其中：崔德志的话剧《报春花》（1979年），孙春平的《分局长的早晨》（1981年）、《补票》（1981年）、《停车一分钟》（1982年），邓刚的《八级工匠》（1982年）、《刘关张》（1982年）、《阵 痛》（1983年）、《在荒野上》（1983年）、《沉重的签字》（1985年）、《小厂琐事》（1983年）、系列小说《全是真事》（1986年），陈屿的《坐着的和站着的》（1985年）等，都是这类文学的代表作品。
在这时期，邓刚无疑是工业文学创作的代表。《阵痛》写出了因沿袭多年价值观念和工作生活模式的普通工人，在面对改革浪潮时所产生的剧烈震动。虽然作品中的主人公最终适应了改革，有“改革文学”的理想化色彩，但作者将这种“阵痛”之“痛”深深地传递给了读者，为后来国企工人真正面临的坎坷，提前做了心理建设。
更难得的是，在积极呼喊和造势“改革文学”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如达理那样的作家，开始以普通人的视角写工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如《无声的雨丝》（1983年）等。
20世纪80年代是工业文学白银时代。除了小说，辽宁诗人刘震、晓凡、毕增光、郎恩才、 高东蝇、徐光荣抒写的工业生活诗歌《单等汽笛一声》《矿山的怀念》《致普罗米修斯们》《写给冷却后的钢》《锻工汉子的心态》等，都诗意地描绘了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工业的艰难转型和企业改革，工人开始真正遭遇大面积尴尬。面对现实形态的巨大变化，作家的内心产生极大困惑，无法化解改革带来的阵痛，尤其是处于老工业基地的辽宁作家。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 90年代初，在国内描写普通工人生活的创作中，产生了以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胡小胡的《蓝城》、高奇志的《空白地带》为代表的一批反映底层工人生活原生状态的作品。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工业文学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经过沉寂和体悟，东北作家开始意识到国有企业改革背后的深刻划痕，陆续创作出一系列反映国有企业转型导致工人命运转折的作品：徐坤的《沈阳啊沈阳》（1996年），胡小胡的《太阳雪》（1997年），孙春平的《道碴无言》（1997年）、《小站弥存》（1997年）、《重点列车》（1999年）、《陈焕义》（1999年）、《同遮风雨》（1999年）等，充满了对下岗工人艰辛处境的感慨与反思。
重塑：构建与出发
经过跨世纪的探索与积累，工业文学在时间长河中呈现出全新律动，包括双雪涛、贾行家、郑执和耿军在内的东北作家的创作，在互联网上被大量转发，话题中涉及的东北现实，也一次次被关注、被讨论、被放大。 无论是写作还是演讲，真实或是虚构，这些创作者所讲述的故事，都有一个大背景：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改革的阵痛中，失去工作的数千万人不得不重新寻找生活的出路。
这些作家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那些深陷困境的人和事，充斥着童年记忆，并最终成为写作素材。双雪涛说：“‘艳粉街’这三个字让我觉得熟悉，因此可以产生一些情绪，在写作中，它就像是一个抓手，可以让我抓着它往上爬。它也像是一个口袋，可以把很多童年的东西放到里面。它是有活力的、鲜艳的，是可以被书写、被塑造、被虚构的，它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于是，双雪涛笔下的艳粉街、班宇小说里的工人村、郑执的下岗潮……这些带有隐喻性质的符号，貌似更符合大众对于东北过往的想象，因而，读者也更愿意途经它们，进入“东北叙事”。
相比较，李铁更愿意直面伤痛，做出自己的文学表达。他正视“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会给个体带来巨大困顿”的前提，更留意那些“身处逆境的人闪耀出的人性光芒”——国有企业改革遭遇困境，置身社会底层的工人，生活艰难窘迫，普通女工更是经常性地处于妥协与坚守的巨大矛盾之中，直至不惜为了家庭的命运，以付出自己作为代价。
话剧、影视剧的文学表现，更是硕果累累。仅2005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就推出了话剧作品《父亲》《岁月》《母亲》《师傅》《那一年夏天》《红红月亮黑的血》。这些作品贴近现实，真实描写了大时代下，工厂里普通工人的悲喜人生。高满堂创作的《大工匠》（2007年）和《漂亮的事》（2008年）、《鋼铁年代》（2011年），林和平的《西圣地》（2006年）等电视剧，先后在央视播出，引发强烈的时代共鸣。
没有只写“过去”而没有现实性意义的作品——新时期工业文学，既回眸历史进程，又直击现实生活，呈现出具有积极能量的物质导向和情感价值。在当下的第四次全球工业革命浪潮中，创新不断、科技引领，中国工业正积极融入世界并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工业文学自然呈现出全新的时代脉动。
纵观近10年涌现的工业文学作品，凸显了“时代本身决定题材”的特点：赵雁的《第四级火箭》（2015年）、石金彦的《天亮之前》（2016年）、崔斌峰的《鲲鹏起兮》（2017年）、孙学丽的《大机车》（2018年），书写了中国航天工业的新发展，其中的人工智能、大型运输机研制诞生和大型机车制造厂发展的历史轨迹，本身就是作者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厂，天然就是重大工业文学题材。比如，《第四级火箭》中描写的是火箭研发基地中，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奋斗，隐喻着的正是因为无数家庭的付出，才有了新中国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火箭研发基地之于这一家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概念，而是新的故乡、新的人生征程。
随着以智能制造为主的工业4.0时代的开启，工业文学中的工人形象，也不再仅仅是“力气与汗水”的简单表达，更是“创造与智慧”的化身——工人作为创造者、生产者，在文学描摹对象中的主体地位，从未被撼动，劳动者的荣光，更未消减一分。
文学的意义正在于此——凝视、铭记且展望。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吴秉杰先生、大连大学张祖立教授、文化学者宁珍志先生、辽宁歌舞团曲滋娇女士对采访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