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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著名作家V.S奈保尔的小说《世间之路》中看似不相关的九个组成部分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历史的建构性：历史不是专属于人的历史，同时也是自然的历史、土地的历史，而其中“自然”，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不应被忽视。奈保尔力图恢复自然的历史纵深感，揭示殖民者对殖民地自然的建构过程。自然风景与自然历史融合生发出地方意识，而这种地方意识历经殖民者的消解与建构，成为统治殖民地的意识形态工具。奈保尔以第三世界人民立场重构特立尼达地方意识，以抗衡后殖民势力的再度入侵。
关键词：《世间之路》 生态批评 后殖民 地方意识
出生于特立尼达的印度裔英国小说家V.s.奈保尔具有多重文化背景，对前殖民地历史与文化的关注是其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间之路》中，奈保尔的眼光聚焦于特立尼达，将历史、人物研究、游记、虚构叙事与自传紧密交织在一起，戏剧化地重构被西方殖民者的主导叙事所扭曲的历史，呈现殖民地历史与现实中的众生相，而历史的见证者之一——自然，却是这场殖民活动中容易被忽视的“角色”。殖民地的旧迹被战火吞噬，殖民地居民的过去被帝国的征服史掩盖，殖民地曾经独特的风貌也遭破坏而变成了别人的风景，人像树一样被从大地上连根拔起，再也无法回到诗意栖居的过去，“家乡”从此沦为冷冰冰的“殖民空间”。
“生态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一种文学和文化批判倾向，致力于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文学重审人类文化，探索人类的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生态批评倡导重读文学经典，颠覆以人为中心的阐释模式，将过去作为“背景”的自然置于与人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成为文学作品中的“角色”。西方生态批评在经历了“环境公正”转向后，将种族视野纳入生态视域，认为环境问题不单是一个伦理和美学的问题，更是一个殖民主义问题，殖民化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对于殖民主义的暴力过程而言，环境就是一个‘非人类’的证人。而置身于变化之中的环境本身就是‘后殖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殖民地的环境不仅仅是物质或历史的背景，它是令人想象的存在，是被赋予了意义的空间，即“地方”，是民族情感、身份认同、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交织的场域。因此，这种环境想象即是“地方意识”。它是生态自然抑或人化自然的外延，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精神桥梁，对散居族裔的身份认同、殖民地居民的历史重写、流散作家的文学空间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视角重读《世间之路》，探讨文本中地方意识与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
一、殖民化与地方意识的消解
特立尼达及周边的岛屿和大陆曾是欧洲殖民者想象中的“黄金国”，殖民者为了掠夺黄金和其他自然资源将印第安人的家园夷为平地。曾经这里到处都是森林，现在这片土地被剥得光光的，所有的山脊和凹地都裸露无遗。在多年之前，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就在这里进行长途行军，寻找印第安人的黄金，将这片土地“刮得只剩下荒草”。将生态危机简单地归结于人类中心主义是对帝国主义罪行的掩盖，将西方殖民者与第三世界人民不加区别地划归为“人类”，让生态殖民的受害者——如今处于后殖民阴影下的第三世界人民，承担同样的环境责任是不公平的。殖民地环境的破坏不是源于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解决生态危机不能简单地依靠乌托邦理想式的生态中心主义来解决，而要回到人与人之间，立足于现实世界的环境公正问题。
印第安人的森林、自然家园消失了，与它们一同消亡的还有历史的陈迹。作为殖民地的特立尼达岛国，虽然风光旖旎，却完全找不到历史上土著的影子。“我”在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文献时，惊讶地发现这曾是一座土著印第安人居住的拥挤的岛屿，和“我”所熟悉的一切毫无关联。历史无从寻觅，即使阅读历史文献，其中也很少有令人信服的描述，给出的具体细节少之又少。在特立尼达殖民统治者编纂的历史书中，岛上的土著人为想象提供的东西比爱斯基摩人还少。“人需要历史，历史帮助人了解自己是谁。”包蕴历史的地方风景被破坏，环境想象的可能性被剥夺，殖民地居民的过去被抽离，陷入身份困境。“过去居住着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住所作为身份的一个聚居地，在吸收过程中得到了重塑。这些记忆是指实际的住所……它们以程式化和主观化的方式与我们在一起，成为身份的标记。”本土化的身份重建对于第三世界人民的政治独立具有重要意义。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经由想象建构的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共同的语言、文化，还需要独特的环境想象，共同的地方意识。西方殖民者已经建构起稳固的民族身份，通过殖民化消解了殖民地人民的住所感和地方意识，其带来的身份感缺失意味着反抗意识的缺位，殖民者将自然改造成他们的同谋。
二、殖民者对地方意识的建构
欧洲旅行者和殖民者被特立尼达的热带小岛风情所吸引，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欣赏异域风情。“某些海湾和海滩，沥青湖，某些繁花盛开的树木，某些建筑，还有我们那种族混杂的人口”成为殖民者观看的对象，成为明信片和邮票賦予的“风光旖旎”的印象，成为游客为了晒太阳，为了躲开冬天的严寒和大萧条的郁闷的欧洲后花园，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沦为他者。那些旅行者关注的并非是自然本身，而是把自然当作意识形态工具。“自我意识包含对他者的必要参照。”他们通过殖民地的自然和人来确立自己的统治者身份。“他们来这里也是为了历史。他们想亲身体验18世纪发生了那一场场大海战的这片水域：当时欧洲列强为了争夺加勒比海这片富庶的盛产甘蔗的小岛打得不亦乐乎。”历史是双重的，对历史的解读是对位的，萨义德认为在文本所叙述出来的宗主国历史中，应意识到同时存在的与占统治地位的支配性话语抵抗的其他历史。而土著人抵抗的历史被抹去了，小岛成了帝国辉煌历史的见证，被赋予新的形象。
殖民地的居民回眸历史，发现这片土地过去一片空白，无根的茫然促使人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但是他们自己却做不到，他们需要来访者提供“关于我们身在何处、我们是何人的知识”。来访者写旅游日记，虽然记述了在这些殖民地的游历，但讲述的依然是一片被抹掉历史的地方。外国人观看殖民地的眼光充满了偏见和漠视，当地人只是背景里遥远而模糊的人物，关于这些人怎么说都可以，他们以偏概全，在游记中建构一个自己想象中的殖民地，“从欧美科学艺术的立场超验的重构、描绘或绘制自然世界及土著居民”就像西方人眼中“东方主义”的东方，他们仿佛是“假装是到这些殖民地去的旅行家”。 殖民者对特立尼达的“重塑”比东方主义作家更甚一筹，东方虽在政治军事上力量薄弱，其历史与文明却具有稳固的根基，并非西方的“误读”所能篡改，而这些被剥夺了过去的加勒比海小岛却没有任何可依附的力量，他们是弱者中的弱者，像一张白纸被殖民者随意涂写而无能为力。哪怕反感殖民者为这座小岛定义的“风光旖旎”的概念，没有这些来访者的见证，没有地方意识的小岛居民只能是一群漂泊无根的人：过去是空白的，历史是缺失的，他们默默无闻地活着，人生是虚空的。
对于西方殖民者而言，这片颇具热带风情的土地是供其“环境想象”驰骋的地方，而对于殖民地土著居民而言，建立属于自己的地方意识无从着手，唯有“拿来”殖民者施加给他们的一切。特立尼达的空间被去地方化，被剥去历史曾经赋予它的意义，这一过程伴随着残酷、血腥和流离失所的哀痛。当血迹被时间冲刷干净之时，殖民者重新赋予了特立尼达新的地方意识。这种由西方人建构的地方意识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特立尼达附属于欧洲文明世界，其历史起始于殖民统治。似乎荒蛮的过去从来不曾存在过，小岛居民生来就是西方白人的附庸。
三、反殖民主义与地方意识的重建
地方意识是超越物质存在的一种环境想象，是一种情感和体悟：“人与自然风物融为一体，我们所熟知的自然之物不再是简单的物理现象，而是一种与我们想通的精神存在，与我们的传统、历史、文化以及我们自己的一切都融为一体。”地方意识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含着我们对家园不可割舍的依恋和守护之情。正如生态诗人温德尔·贝里所言：“没有对自己地方的全面了解，没有对它的忠诚，地方必然被肆意地滥用，最终被毁掉。”对于面临后殖民力量威胁的前殖民地，被毁掉的不仅仅是自然，还包括资源的掠夺、文化的同化、历史的消解和政治的压迫。地方意识的重建不仅具有生态意义，同时还具有历史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
《世间之路》中看似不相关的九个组成部分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历史的建构性。奈保尔将“自然”作为其中的一个角色，将自然历史化，追溯这片土地遥远的过去，揭示小岛上土生土长的植物如何被抹去了古老的时间连续性，成为哥伦布第三次横渡大西洋之后所目睹的自然风貌的翻版。“岩石不复是同样的岩石了，却是从他所看到的那些岩石中生发出来的。”历史不是人所独有的，自然亦被赋予历史，成为被消解和被重构的对象。作者将这一真相展示出来，将人们习以为常的风景陌生化，恢复自然的历史纵深感，追溯这片土地、这块岩石、这只鸟、这棵树的过去，恢复他们历史见证者的地位。作者写奥利诺科河上的雨，时而暴雨倾盆，时而湿热难耐，这样的雨折磨着英国探险家罗利，也折磨着寻找黄金的西班牙人，然而，“在他们那一本正经、简单到简单抽象的叙述中，没有任何身体感受;没有任何风景”。档案中对殖民地自然的纪录是一种更狭隘的观察和感受方式，而奈保尔描绘的热带雨水、河岸风景中，自然不再是殖民者档案中征服行为的背景，它从西方人建构的牢笼中被释放出来，重获野性的美和狂暴的力量。地方意识经由陌生化重新活跃起来，克服因熟视无睹和殖民者强加的思维定势所带来的地方意识的衰退和淡忘，因此，地方具有一种“抵抗政治”的潜力。从地方意识中生发出新的身份认同感，这份认同将引导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身份建构，使之成为对抗后殖民势力的强大力量。
作为流散作家的奈保尔站在新的高度理解故土的自然、历史与地方意识，多重文化背景与英国的教育经历使他能够以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殖民地的反殖民运动和新民族身份的构建：撇开对过去单纯的形而上思考，让思想回到一个只关心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奈保尔对待自然与历史的观念是辩证的：他努力恢复殖民地自然的历史维度，同时反对将思维囚禁于过去的创伤、将民族情感简单化为对殖民者的仇視，“历史如同神圣，能驻足于心，只要有某些东西就足够”。比恢复历史更重要的，是重获历史意识，他反对激进的反殖民运动，反对出于对被殖民历史的耻辱感而对殖民时代风景的肆意破坏和毁弃。地方意识并非纯粹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它随时间的流动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充盈自身，人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为身份的一部分，塑造了现在的自我，任何对历史的否定都导致身份建构的中断、地方意识的弱化，反而不利于反殖民运动事业的发展。
四、结语
地方意识的消抹与重建、历史的消解与重写和人的失根与寻根在《世间之路》中形成“差异与重复”的变奏，三者相互渗透，彼此折射，共同描画出一条具有多重内涵的“世间之路”——通往散居族裔渴望的家园，通往击退后殖民势力的自由世界，通往自我实现的乌托邦。地方意识维系着自然与人类社会，历经消解与重建，获得反抗殖民统治强大的政治力量。《世间之路》中的地方意识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既有“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的愿景，又凝结着第三世界国家未完成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世间之路》 生态批评 后殖民 地方意识
出生于特立尼达的印度裔英国小说家V.s.奈保尔具有多重文化背景，对前殖民地历史与文化的关注是其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间之路》中，奈保尔的眼光聚焦于特立尼达，将历史、人物研究、游记、虚构叙事与自传紧密交织在一起，戏剧化地重构被西方殖民者的主导叙事所扭曲的历史，呈现殖民地历史与现实中的众生相，而历史的见证者之一——自然，却是这场殖民活动中容易被忽视的“角色”。殖民地的旧迹被战火吞噬，殖民地居民的过去被帝国的征服史掩盖，殖民地曾经独特的风貌也遭破坏而变成了别人的风景，人像树一样被从大地上连根拔起，再也无法回到诗意栖居的过去，“家乡”从此沦为冷冰冰的“殖民空间”。
“生态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一种文学和文化批判倾向，致力于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文学重审人类文化，探索人类的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生态批评倡导重读文学经典，颠覆以人为中心的阐释模式，将过去作为“背景”的自然置于与人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成为文学作品中的“角色”。西方生态批评在经历了“环境公正”转向后，将种族视野纳入生态视域，认为环境问题不单是一个伦理和美学的问题，更是一个殖民主义问题，殖民化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对于殖民主义的暴力过程而言，环境就是一个‘非人类’的证人。而置身于变化之中的环境本身就是‘后殖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殖民地的环境不仅仅是物质或历史的背景，它是令人想象的存在，是被赋予了意义的空间，即“地方”，是民族情感、身份认同、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交织的场域。因此，这种环境想象即是“地方意识”。它是生态自然抑或人化自然的外延，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精神桥梁，对散居族裔的身份认同、殖民地居民的历史重写、流散作家的文学空间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视角重读《世间之路》，探讨文本中地方意识与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
一、殖民化与地方意识的消解
特立尼达及周边的岛屿和大陆曾是欧洲殖民者想象中的“黄金国”，殖民者为了掠夺黄金和其他自然资源将印第安人的家园夷为平地。曾经这里到处都是森林，现在这片土地被剥得光光的，所有的山脊和凹地都裸露无遗。在多年之前，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就在这里进行长途行军，寻找印第安人的黄金，将这片土地“刮得只剩下荒草”。将生态危机简单地归结于人类中心主义是对帝国主义罪行的掩盖，将西方殖民者与第三世界人民不加区别地划归为“人类”，让生态殖民的受害者——如今处于后殖民阴影下的第三世界人民，承担同样的环境责任是不公平的。殖民地环境的破坏不是源于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解决生态危机不能简单地依靠乌托邦理想式的生态中心主义来解决，而要回到人与人之间，立足于现实世界的环境公正问题。
印第安人的森林、自然家园消失了，与它们一同消亡的还有历史的陈迹。作为殖民地的特立尼达岛国，虽然风光旖旎，却完全找不到历史上土著的影子。“我”在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文献时，惊讶地发现这曾是一座土著印第安人居住的拥挤的岛屿，和“我”所熟悉的一切毫无关联。历史无从寻觅，即使阅读历史文献，其中也很少有令人信服的描述，给出的具体细节少之又少。在特立尼达殖民统治者编纂的历史书中，岛上的土著人为想象提供的东西比爱斯基摩人还少。“人需要历史，历史帮助人了解自己是谁。”包蕴历史的地方风景被破坏，环境想象的可能性被剥夺，殖民地居民的过去被抽离，陷入身份困境。“过去居住着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住所作为身份的一个聚居地，在吸收过程中得到了重塑。这些记忆是指实际的住所……它们以程式化和主观化的方式与我们在一起，成为身份的标记。”本土化的身份重建对于第三世界人民的政治独立具有重要意义。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经由想象建构的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共同的语言、文化，还需要独特的环境想象，共同的地方意识。西方殖民者已经建构起稳固的民族身份，通过殖民化消解了殖民地人民的住所感和地方意识，其带来的身份感缺失意味着反抗意识的缺位，殖民者将自然改造成他们的同谋。
二、殖民者对地方意识的建构
欧洲旅行者和殖民者被特立尼达的热带小岛风情所吸引，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欣赏异域风情。“某些海湾和海滩，沥青湖，某些繁花盛开的树木，某些建筑，还有我们那种族混杂的人口”成为殖民者观看的对象，成为明信片和邮票賦予的“风光旖旎”的印象，成为游客为了晒太阳，为了躲开冬天的严寒和大萧条的郁闷的欧洲后花园，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沦为他者。那些旅行者关注的并非是自然本身，而是把自然当作意识形态工具。“自我意识包含对他者的必要参照。”他们通过殖民地的自然和人来确立自己的统治者身份。“他们来这里也是为了历史。他们想亲身体验18世纪发生了那一场场大海战的这片水域：当时欧洲列强为了争夺加勒比海这片富庶的盛产甘蔗的小岛打得不亦乐乎。”历史是双重的，对历史的解读是对位的，萨义德认为在文本所叙述出来的宗主国历史中，应意识到同时存在的与占统治地位的支配性话语抵抗的其他历史。而土著人抵抗的历史被抹去了，小岛成了帝国辉煌历史的见证，被赋予新的形象。
殖民地的居民回眸历史，发现这片土地过去一片空白，无根的茫然促使人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但是他们自己却做不到，他们需要来访者提供“关于我们身在何处、我们是何人的知识”。来访者写旅游日记，虽然记述了在这些殖民地的游历，但讲述的依然是一片被抹掉历史的地方。外国人观看殖民地的眼光充满了偏见和漠视，当地人只是背景里遥远而模糊的人物，关于这些人怎么说都可以，他们以偏概全，在游记中建构一个自己想象中的殖民地，“从欧美科学艺术的立场超验的重构、描绘或绘制自然世界及土著居民”就像西方人眼中“东方主义”的东方，他们仿佛是“假装是到这些殖民地去的旅行家”。 殖民者对特立尼达的“重塑”比东方主义作家更甚一筹，东方虽在政治军事上力量薄弱，其历史与文明却具有稳固的根基，并非西方的“误读”所能篡改，而这些被剥夺了过去的加勒比海小岛却没有任何可依附的力量，他们是弱者中的弱者，像一张白纸被殖民者随意涂写而无能为力。哪怕反感殖民者为这座小岛定义的“风光旖旎”的概念，没有这些来访者的见证，没有地方意识的小岛居民只能是一群漂泊无根的人：过去是空白的，历史是缺失的，他们默默无闻地活着，人生是虚空的。
对于西方殖民者而言，这片颇具热带风情的土地是供其“环境想象”驰骋的地方，而对于殖民地土著居民而言，建立属于自己的地方意识无从着手，唯有“拿来”殖民者施加给他们的一切。特立尼达的空间被去地方化，被剥去历史曾经赋予它的意义，这一过程伴随着残酷、血腥和流离失所的哀痛。当血迹被时间冲刷干净之时，殖民者重新赋予了特立尼达新的地方意识。这种由西方人建构的地方意识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特立尼达附属于欧洲文明世界，其历史起始于殖民统治。似乎荒蛮的过去从来不曾存在过，小岛居民生来就是西方白人的附庸。
三、反殖民主义与地方意识的重建
地方意识是超越物质存在的一种环境想象，是一种情感和体悟：“人与自然风物融为一体，我们所熟知的自然之物不再是简单的物理现象，而是一种与我们想通的精神存在，与我们的传统、历史、文化以及我们自己的一切都融为一体。”地方意识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含着我们对家园不可割舍的依恋和守护之情。正如生态诗人温德尔·贝里所言：“没有对自己地方的全面了解，没有对它的忠诚，地方必然被肆意地滥用，最终被毁掉。”对于面临后殖民力量威胁的前殖民地，被毁掉的不仅仅是自然，还包括资源的掠夺、文化的同化、历史的消解和政治的压迫。地方意识的重建不仅具有生态意义，同时还具有历史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
《世间之路》中看似不相关的九个组成部分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历史的建构性。奈保尔将“自然”作为其中的一个角色，将自然历史化，追溯这片土地遥远的过去，揭示小岛上土生土长的植物如何被抹去了古老的时间连续性，成为哥伦布第三次横渡大西洋之后所目睹的自然风貌的翻版。“岩石不复是同样的岩石了，却是从他所看到的那些岩石中生发出来的。”历史不是人所独有的，自然亦被赋予历史，成为被消解和被重构的对象。作者将这一真相展示出来，将人们习以为常的风景陌生化，恢复自然的历史纵深感，追溯这片土地、这块岩石、这只鸟、这棵树的过去，恢复他们历史见证者的地位。作者写奥利诺科河上的雨，时而暴雨倾盆，时而湿热难耐，这样的雨折磨着英国探险家罗利，也折磨着寻找黄金的西班牙人，然而，“在他们那一本正经、简单到简单抽象的叙述中，没有任何身体感受;没有任何风景”。档案中对殖民地自然的纪录是一种更狭隘的观察和感受方式，而奈保尔描绘的热带雨水、河岸风景中，自然不再是殖民者档案中征服行为的背景，它从西方人建构的牢笼中被释放出来，重获野性的美和狂暴的力量。地方意识经由陌生化重新活跃起来，克服因熟视无睹和殖民者强加的思维定势所带来的地方意识的衰退和淡忘，因此，地方具有一种“抵抗政治”的潜力。从地方意识中生发出新的身份认同感，这份认同将引导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身份建构，使之成为对抗后殖民势力的强大力量。
作为流散作家的奈保尔站在新的高度理解故土的自然、历史与地方意识，多重文化背景与英国的教育经历使他能够以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殖民地的反殖民运动和新民族身份的构建：撇开对过去单纯的形而上思考，让思想回到一个只关心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奈保尔对待自然与历史的观念是辩证的：他努力恢复殖民地自然的历史维度，同时反对将思维囚禁于过去的创伤、将民族情感简单化为对殖民者的仇視，“历史如同神圣，能驻足于心，只要有某些东西就足够”。比恢复历史更重要的，是重获历史意识，他反对激进的反殖民运动，反对出于对被殖民历史的耻辱感而对殖民时代风景的肆意破坏和毁弃。地方意识并非纯粹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它随时间的流动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充盈自身，人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为身份的一部分，塑造了现在的自我，任何对历史的否定都导致身份建构的中断、地方意识的弱化，反而不利于反殖民运动事业的发展。
四、结语
地方意识的消抹与重建、历史的消解与重写和人的失根与寻根在《世间之路》中形成“差异与重复”的变奏，三者相互渗透，彼此折射，共同描画出一条具有多重内涵的“世间之路”——通往散居族裔渴望的家园，通往击退后殖民势力的自由世界，通往自我实现的乌托邦。地方意识维系着自然与人类社会，历经消解与重建，获得反抗殖民统治强大的政治力量。《世间之路》中的地方意识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既有“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的愿景，又凝结着第三世界国家未完成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