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不同于风险性：风险性是指概率分布已知情况下的后果随机性，而不确定性则是指概率分布未知、甚至有无随机规律都不清楚情况下的后果难料性。因此，市场不怕风险而怕不确定，风险尚有可能采取措施化解，而如战争、恐慌、市场崩溃、经济萧条、无视两败俱伤和浪费的竞争等不确定性，则根本无法消除，它会以非预期的方式严重影响人们所关注的吉凶得失，需要决策者去面对。
　　对于现实存在的不确定，在决策时试图获得最佳方案，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可能伴随着出现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毕竟从过程的角度看，任何决策都是阶段性的，与心中理想比，永远不够好，与此前状况比，可能已有很大的改善。所以，面对不确定，前景看不清，采取小处着手做法，积少成多，微改革、微进步、微创新，应该当作是一种常态来对待。也正是通过这种不断探索、试错前进，或许可蓄发起有助于更大突破的潜能与力量。
　　模糊规避
　　现实中，涉及模糊规避的例子很多。例如，在选择供货商时，如果一家供货及时稳定但要价较高，另一家供货时有不稳而要价较低，该如何选择？在这里，人们做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一般说来，如果供货商的产品、交货期具有不确定性，肯定会给客户带来不便或造成损失；客户选择更为稳定的供应商合作，可以规避可能引起的风险损失。
　　针对是否存在上帝这一不确定性事件，早在17世纪，哲学家兼数学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就提出，过基督徒的生活是值得的。他通过类似表1的逻辑表明，如果上帝存在而人们不信，则会受到严重惩罚；如果上帝不存在而人们相信，则只是生活稍有不便。所以，相较而言，对于上帝是否存在模糊信念的人来说，选择信上帝的方案更为稳妥。他据此判定，许多人起初信仰上帝可能是基于理性的模糊规避考虑，后来借助于潜心诚意的基督徒生活，逐渐转变成了真心相信上帝，而忘记了当初的理性考虑。
　　通常情况下，对于模糊事件，人们会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框架或理论来解释其中幻想存在的所谓规律性，从而在无意中夸大人类意图和行动的作用。例如，人们习惯于以非此即彼的方式理解模糊情况，将其看成是要么确定出现或确定不出现的事件，在事务繁多、身体疲劳致使大脑无暇仔细考虑时，情况就更是如此。结果为了便于操作，人们会专断地将一切都做简单化处理，把问题极端化为非黑即白、非对即错，没有中间过渡状态；按照自己熟悉的、知道怎样处理的框架将人和事物归类；故意搁置问题，拖延决策时间。
　　措施对策
　　面对不确定性环境，决策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底线原则，这就需要综合考虑决策可能的风险成本、成功可能及或然性、可能获益。此时要更关注失败是否可以承受，而非成功多么令人心动。管理不是赌博，不是下注之后的被动等待，而是做出成本投入的承诺、接受可能存在的风险后，竭尽全力采取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张瑞敏曾谈到，市场千变万化，政策、环境因素又不可控，企业家必须得有一定的坚持。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海尔圈下地开始建设工业园；但不久政策有变，所有银行都不贷款。当时工业园预计要投资15亿元，仅挖地基就投入了2亿，但海尔账面上只有8000万。万一失败，后果将不可想象；但就在最危急的时候，张瑞敏也没有怀疑做得不对，而是坚持下来。后来中国发展股市，青岛海尔在上海上市，筹到了4亿资金，盘活了僵局。
　　对于不确定性，人们不应只听本能呼唤而采取被动规避做法，而需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迎接并利用它。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看似科学或不那么科学的实践做法，例如，市场通过期货价格等引导预期，以增加未来确定性；古人以烧牛骨、龟壳等看似迷信的占卜算卦方法，决定是否出门狩猎、下海捕鱼等活动，以对付不可预测性所带来的决策压力。这些看似非理性做法，实际上却真正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智慧。例如，在决定狩猎方向时，采取更具随机性的占卜法可消除依赖经验或权威决策可能出现的路径依赖，更有利于生态平衡与捕猎效果优化；渔民在出海前通过烧盐听声的方法来决定未来行动，实际上则是在利用大气湿度与未来气象状况的内在联系进行天气预报。
　　总之，从决策逻辑看，面对不确定变化，考虑到社会互动性，若以变化应变化，也许更易使得最终事态发展与可能结果完全超出人们的可能预期，在客观上起着进一步加剧波动振荡的作用。所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变化，最有效的对策是以不变应万变，例如，既不要受市场偶发的需求剧增所诱惑，马上加大投资扩大产能，也不要因市场一时状况变糟而放弃，迅速进行大裁员以收缩战线。这就是，更多地采取短期看似吃亏而长期有益的战略措施，加强自律，面对诱惑不冒进，遭遇逆境不放弃；小步前进，持之以恒，不断改进，在总结积累经验基础上重视创新突破；坚守底线，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关注实效以求可持续盈利与发展。对此，吉姆·柯林斯与莫顿·汉森在其《选择卓越》（Great by Chioce）一书中，通过对于乱局生存现实案例的剖析，给出了相似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