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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的凡事异同之辨
在过去的十年里，管理科学是一个发展很快的领域，主要体现在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进展快速、应用领域疆域不断扩大。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总结性的结论：未来的管理科学一方面是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与现实问题之间有强大而且重要联系的应用。理论与方法发展的有用性只有通过将其付诸于现实应用后才能做出衡量，合理可靠的理论背景才能保证所运用管理科学处理具体问题的正确性。
不少管理科学专家认为：应用研究不同于理论研究，管理科学的应用研究范式必然不同于理论研究范式。如果说管理科学的应用研究范式可以利用理论研究范式，那就意味着管理科学的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十分类似，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管理科学带有理论研究范式，不适合于管理科学的应用研究范式。如果是这样观点，理论与应用的范式是水火不容，没有必要探索一般管理科学的理论研究范式。但也有一些管理科学专家认为：管理科学只存在一种研究范式，即脱离了经验主义的观察和对管理环境与政策的关心，完全独立于时间和空间，具有普适性。如果是这种认识，只有一种管理科学的研究范式，其研究只要照搬便可，根本没有必要称它为管理科学的理论研究范式。
显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简单”与“机械”。科学技术的进步常以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思想解放带来的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文艺复兴造就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思想启蒙运动进一步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而引发了产业革命。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关注科学伦理。哲学社会科学落后的国家，不可能有先进的自然科学，更不可能有重大的原始性创新。无论是理论上的突破还是科学实验中的新发现或新科学方法的提出，首先指的是观念上的突破，观念的创新。科学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条件，需要市场和技术的基础，还需要精神条件，需要一种足以启迪思路、预示方向、锤炼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哲学。科学的原始创新性就更需要对旧观念、旧思想敢于怀疑又善于建构新知识的能力。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民族的思想和大脑，就是这个民族的哲学和科学，就是由这个民族的全部思想家和科学家组成的思想界和知识界。忽视哲学基础的自然科学，决不会取得真正的具有原始性创新的成就。因此，建立高水平管理科学研究队伍离不开管理哲学的繁荣与发展。
从哲学的层面上看，解决问题均涉及的到“立场、观点、方法”。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无产阶级；观点：辨证统一；方法：革命。当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人民群众；观点：科学发展；方法：和谐。管理科学研究也有一个“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其立场：致用学科；观点：统筹；方法：综合集成。研究者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管理科学的性质和对待管理科学的理论体系。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关系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需要利用有限资源进行生产与服务的管理实践活动，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把握人们在这种管理活动中的行为。因此，不论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理），还是人与物的关系（事理），以及物与物的关系（物理），其内容都应该在现实中存在原像，它的概念、命题、原理，都应该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逻辑的证明与实践的检验是在一定时空内进行与完成的，同其他科学一样，管理科学因社会历史条件限制，所揭示的规律均是有条件的真理。
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有着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普遍适用的分析方法、共同采取的技术工具。然而，因环境的不同、事物发展阶段的不同，所采取因时因事不同的形态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管理科学研究的实际形态总是刻有时代和发源问题深刻印记的具体研究范式，整个研究范式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不同管理问题的主要矛盾与具体解决路径不尽相同，那么，有多少种管理问题，就有多少种管理科学研究范式，或者说具体的管理科学研究范式。其实，即使是共同的问题出现在不同的环境结构中，共同的方法被用于分析不同的管理问题，共同的技术工具在不同类型环境中的作用范围与方式，均将有不同的结果。甚至是面对同一种管理问题，也有多种管理科学的研究范式。当今主流管理科学与诸非主流管理科学的对峙，就是例证。
管理研究评价：科学性和有效性
管理是指管理者在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下，运用人力、物资、设备、信息等各类资源，来达到预定目标的各种活动及过程。从抽象的角度讲是将“人理-事物-物理”有序化。管理是生产力中的软件，只有通过管理才能将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素合理地组织起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只有通过管理才能将科学技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管理既有艺术的运用之妙，又有科学的规律可循，还有工程的操作之法。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过程中的带有普遍性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如严密计划、定量计算、全面评价、优化决策等；但具体管理活动中除了需要运用管理科学理论与工程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求管理者发挥随机应变、周密算计、经验判断、当机立断等能力来具体地解决带有个性的现实问题。因此，对管理科学研究的评价应该是：科学性和有效性。既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又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
管理科学的局限性在于它难以精确地分析和判断人的行为，特别是一些非理性行为，以及非制度因素的影响；也难以精确地预测环境的变化。因此，管理科学虽然能提供管理的科学理论和工程方法手段，但因受环境和人的制约，并不能保证管理的成功。从事管理科学学者由于受知识、经验、时间、环境等方面的限制，很难保证其研究结论完全正确；又因管理者在视野、价值观、风险性判断等方面与从事管理科学学者有所不同，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管理者完全按照从事管理科学的学者的意见进行决策。由此可见，在决策过程中最终还要依靠管理者的智慧、胆识、决心和魄力。何况从事管理科学学者只是支持管理者的决策，并不能代替管理者决策。
管理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管理活动的介于哲学、社会科学、数学、自然科学以及工程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它是综合运用数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及工程方法、社会信息技术来研究社会、经济、工程等方面的管理问题的一门学科。其职责是探寻管理的科学规律与工程方法，以帮助管理得更好地达到其目标，从事管理科学的学者并不一定是优秀的管理者，因此，对管理科学的要求与期望应当恰如其分。 管理科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从本质上讲属于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科学，对管理科学创新的理解既包括新理论、新方法，也包括对其理论与方法的成功实践。于是有人提出要“顶天立地”作管理科学的工作的判断或“学说”。目前，管理科学中所谓“顶天”就是在G. B. Dantzing（1955）、L. A. Zadeh（1965）、Z. Pawlak（1982）首创的随机、模糊和粗糙等概念的基础上，依据管理者的行为特征，对不确定变量进行随机、模糊、粗糙的度量，构筑随机、模糊、粗糙管理统一模型，讨论其广义与恰当有效解，有效性条件，存在性、几何性以及解集的性质；结合Genetic Algorithms、Neural Networks、Simulations等算法，形成新型求解不确定多目标、多层次、多时段管理的方法；在抽象空间上建立管理科学理论体系与一般算法。所谓“立地”就抓准现实中具有实际意义的管理科学问题，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结合具体对象，研究特殊的管理科学问题，如不确定型群决策、不确定交通问题、多效益生产计划、资源的投入产出、不确定作业工序等，研究具体的管理科学，并付之实际应用。
但是，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讲，既要“顶天”、又要“立地”，实在是难了一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全社会完成的任务。顶天需要综合素质，要炼“轻功”，需要理论积累，需要抽象思维，需要逻辑推理，需要专门训练；立地要有“土囤”，有地心“引力”，或多或少有点办法，看似乎能够办到，其实不然，它同样需要综合素质，只是则重点不同而已，在某种程度上难于前者。两者之间的研究水平孰高孰低难以断定，其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条路径均有研究思路与范式。在管理中，什么样的逻辑前提通过分析导致什么样的逻辑结论。管理问题的逻辑前提是合理的，其理性分析与逻辑推导是无误与正确的，其逻辑结论在现实意义下是有价值的，满足这样的逻辑所构成的管理科学理论便是科学。
“立地”——应用研究，其研究主题是问题框架，充分利用已有和创造的知识、理论、方法、技术，分析问题框架的结构，运用模型群技术建立必要的集成模型群；通过研究问题框架与模型框架的同构或同态性展开应用基础研究，用计算机模拟来实现具体应用，由实践或实际效果或效率来展示其先进性、实用性来验证应用研究的有效性，同时为形成新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做个案准备。其代表人物：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Л. В. Канторович，钱学森、华罗庚等。
“顶天”——理论研究，针对具体的管理问题抽象管理科学问题，其研究主题是建立必要合理的公理体系，运用已有和创造的知识和理论，定义管理科学的基本概念，根据已总结的原理与原则，建立管理概念模型、物理模型、数学模型；通过有效的方法和技术对管理模型展开基础性研究，主要的方法是数学与统计工具，比如解的存在性、算法分析、包括计算有效性，以及大范围的趋势判断等；然后，通过具体模型来讨论实际应用，实现模型分析的现实意义以及算法分析的可操作性；由对比类似模型方法示其先进性、实用性来验证模型有效性。最后形成新的管理理论、方法与技术。其代表人物：V. Pareto，J. von Neumann，O. Morgenstern，Gerard Debreu，K. J. Arrow，A. K. Sen等。
当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根本出路
当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根本出路：中国具体管理问题的研究与管理科学知识的普及。“研在应用、学贵流通”，通过解决中国具体的管理问题来“立地”，在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发现、抽象管理科学问题，并有效解决它来“顶天”。我们既要有全世界共同关注管理科学的杰出研究工作，更要有具有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卓越研究成果。解决好中国的管理问题就是解决世界管理问题，就是对人类管理科学的重大贡献。中国管理科学要有灿烂的明天，必须有伟大的“思想-灵感”，正确的“理论-理性”，有效的“方法-探索”，广泛的“应用-实践”，未来的“发展-创新”。要完成这一切，管理科学知识的普及是社会基础、环境条件，它既是全社会的任务，更是管理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
在过去的十年里，管理科学是一个发展很快的领域，主要体现在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进展快速、应用领域疆域不断扩大。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总结性的结论：未来的管理科学一方面是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与现实问题之间有强大而且重要联系的应用。理论与方法发展的有用性只有通过将其付诸于现实应用后才能做出衡量，合理可靠的理论背景才能保证所运用管理科学处理具体问题的正确性。
不少管理科学专家认为：应用研究不同于理论研究，管理科学的应用研究范式必然不同于理论研究范式。如果说管理科学的应用研究范式可以利用理论研究范式，那就意味着管理科学的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十分类似，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管理科学带有理论研究范式，不适合于管理科学的应用研究范式。如果是这样观点，理论与应用的范式是水火不容，没有必要探索一般管理科学的理论研究范式。但也有一些管理科学专家认为：管理科学只存在一种研究范式，即脱离了经验主义的观察和对管理环境与政策的关心，完全独立于时间和空间，具有普适性。如果是这种认识，只有一种管理科学的研究范式，其研究只要照搬便可，根本没有必要称它为管理科学的理论研究范式。
显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简单”与“机械”。科学技术的进步常以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思想解放带来的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文艺复兴造就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思想启蒙运动进一步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而引发了产业革命。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关注科学伦理。哲学社会科学落后的国家，不可能有先进的自然科学，更不可能有重大的原始性创新。无论是理论上的突破还是科学实验中的新发现或新科学方法的提出，首先指的是观念上的突破，观念的创新。科学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条件，需要市场和技术的基础，还需要精神条件，需要一种足以启迪思路、预示方向、锤炼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哲学。科学的原始创新性就更需要对旧观念、旧思想敢于怀疑又善于建构新知识的能力。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民族的思想和大脑，就是这个民族的哲学和科学，就是由这个民族的全部思想家和科学家组成的思想界和知识界。忽视哲学基础的自然科学，决不会取得真正的具有原始性创新的成就。因此，建立高水平管理科学研究队伍离不开管理哲学的繁荣与发展。
从哲学的层面上看，解决问题均涉及的到“立场、观点、方法”。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无产阶级；观点：辨证统一；方法：革命。当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人民群众；观点：科学发展；方法：和谐。管理科学研究也有一个“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其立场：致用学科；观点：统筹；方法：综合集成。研究者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管理科学的性质和对待管理科学的理论体系。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关系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需要利用有限资源进行生产与服务的管理实践活动，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把握人们在这种管理活动中的行为。因此，不论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理），还是人与物的关系（事理），以及物与物的关系（物理），其内容都应该在现实中存在原像，它的概念、命题、原理，都应该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逻辑的证明与实践的检验是在一定时空内进行与完成的，同其他科学一样，管理科学因社会历史条件限制，所揭示的规律均是有条件的真理。
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有着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普遍适用的分析方法、共同采取的技术工具。然而，因环境的不同、事物发展阶段的不同，所采取因时因事不同的形态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管理科学研究的实际形态总是刻有时代和发源问题深刻印记的具体研究范式，整个研究范式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不同管理问题的主要矛盾与具体解决路径不尽相同，那么，有多少种管理问题，就有多少种管理科学研究范式，或者说具体的管理科学研究范式。其实，即使是共同的问题出现在不同的环境结构中，共同的方法被用于分析不同的管理问题，共同的技术工具在不同类型环境中的作用范围与方式，均将有不同的结果。甚至是面对同一种管理问题，也有多种管理科学的研究范式。当今主流管理科学与诸非主流管理科学的对峙，就是例证。
管理研究评价：科学性和有效性
管理是指管理者在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下，运用人力、物资、设备、信息等各类资源，来达到预定目标的各种活动及过程。从抽象的角度讲是将“人理-事物-物理”有序化。管理是生产力中的软件，只有通过管理才能将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素合理地组织起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只有通过管理才能将科学技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管理既有艺术的运用之妙，又有科学的规律可循，还有工程的操作之法。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过程中的带有普遍性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如严密计划、定量计算、全面评价、优化决策等；但具体管理活动中除了需要运用管理科学理论与工程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求管理者发挥随机应变、周密算计、经验判断、当机立断等能力来具体地解决带有个性的现实问题。因此，对管理科学研究的评价应该是：科学性和有效性。既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又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
管理科学的局限性在于它难以精确地分析和判断人的行为，特别是一些非理性行为，以及非制度因素的影响；也难以精确地预测环境的变化。因此，管理科学虽然能提供管理的科学理论和工程方法手段，但因受环境和人的制约，并不能保证管理的成功。从事管理科学学者由于受知识、经验、时间、环境等方面的限制，很难保证其研究结论完全正确；又因管理者在视野、价值观、风险性判断等方面与从事管理科学学者有所不同，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管理者完全按照从事管理科学的学者的意见进行决策。由此可见，在决策过程中最终还要依靠管理者的智慧、胆识、决心和魄力。何况从事管理科学学者只是支持管理者的决策，并不能代替管理者决策。
管理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管理活动的介于哲学、社会科学、数学、自然科学以及工程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它是综合运用数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及工程方法、社会信息技术来研究社会、经济、工程等方面的管理问题的一门学科。其职责是探寻管理的科学规律与工程方法，以帮助管理得更好地达到其目标，从事管理科学的学者并不一定是优秀的管理者，因此，对管理科学的要求与期望应当恰如其分。 管理科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从本质上讲属于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科学，对管理科学创新的理解既包括新理论、新方法，也包括对其理论与方法的成功实践。于是有人提出要“顶天立地”作管理科学的工作的判断或“学说”。目前，管理科学中所谓“顶天”就是在G. B. Dantzing（1955）、L. A. Zadeh（1965）、Z. Pawlak（1982）首创的随机、模糊和粗糙等概念的基础上，依据管理者的行为特征，对不确定变量进行随机、模糊、粗糙的度量，构筑随机、模糊、粗糙管理统一模型，讨论其广义与恰当有效解，有效性条件，存在性、几何性以及解集的性质；结合Genetic Algorithms、Neural Networks、Simulations等算法，形成新型求解不确定多目标、多层次、多时段管理的方法；在抽象空间上建立管理科学理论体系与一般算法。所谓“立地”就抓准现实中具有实际意义的管理科学问题，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结合具体对象，研究特殊的管理科学问题，如不确定型群决策、不确定交通问题、多效益生产计划、资源的投入产出、不确定作业工序等，研究具体的管理科学，并付之实际应用。
但是，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讲，既要“顶天”、又要“立地”，实在是难了一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全社会完成的任务。顶天需要综合素质，要炼“轻功”，需要理论积累，需要抽象思维，需要逻辑推理，需要专门训练；立地要有“土囤”，有地心“引力”，或多或少有点办法，看似乎能够办到，其实不然，它同样需要综合素质，只是则重点不同而已，在某种程度上难于前者。两者之间的研究水平孰高孰低难以断定，其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条路径均有研究思路与范式。在管理中，什么样的逻辑前提通过分析导致什么样的逻辑结论。管理问题的逻辑前提是合理的，其理性分析与逻辑推导是无误与正确的，其逻辑结论在现实意义下是有价值的，满足这样的逻辑所构成的管理科学理论便是科学。
“立地”——应用研究，其研究主题是问题框架，充分利用已有和创造的知识、理论、方法、技术，分析问题框架的结构，运用模型群技术建立必要的集成模型群；通过研究问题框架与模型框架的同构或同态性展开应用基础研究，用计算机模拟来实现具体应用，由实践或实际效果或效率来展示其先进性、实用性来验证应用研究的有效性，同时为形成新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做个案准备。其代表人物：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Л. В. Канторович，钱学森、华罗庚等。
“顶天”——理论研究，针对具体的管理问题抽象管理科学问题，其研究主题是建立必要合理的公理体系，运用已有和创造的知识和理论，定义管理科学的基本概念，根据已总结的原理与原则，建立管理概念模型、物理模型、数学模型；通过有效的方法和技术对管理模型展开基础性研究，主要的方法是数学与统计工具，比如解的存在性、算法分析、包括计算有效性，以及大范围的趋势判断等；然后，通过具体模型来讨论实际应用，实现模型分析的现实意义以及算法分析的可操作性；由对比类似模型方法示其先进性、实用性来验证模型有效性。最后形成新的管理理论、方法与技术。其代表人物：V. Pareto，J. von Neumann，O. Morgenstern，Gerard Debreu，K. J. Arrow，A. K. Sen等。
当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根本出路
当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根本出路：中国具体管理问题的研究与管理科学知识的普及。“研在应用、学贵流通”，通过解决中国具体的管理问题来“立地”，在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发现、抽象管理科学问题，并有效解决它来“顶天”。我们既要有全世界共同关注管理科学的杰出研究工作，更要有具有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卓越研究成果。解决好中国的管理问题就是解决世界管理问题，就是对人类管理科学的重大贡献。中国管理科学要有灿烂的明天，必须有伟大的“思想-灵感”，正确的“理论-理性”，有效的“方法-探索”，广泛的“应用-实践”，未来的“发展-创新”。要完成这一切，管理科学知识的普及是社会基础、环境条件，它既是全社会的任务，更是管理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