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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从维·苏·奈保尔的早期自传性作品《米格尔街》出发，通过对其中典型人物形象的分析，找出作家笔下对于出生地贫瘠的精神土壤的深刻剖析与批判，指出作家非反殖民主义，而是世界主义的立场，突出作家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米格尔街；精神顽疾；人文关怀
维·苏·奈保尔祖上属印度婆罗门种姓，出生于西印度群岛中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学毕业后定居英国。由于其复杂的生活与受教育背景，国内多数研究者倾向于简单地把他定义为后殖民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分析作品时也多是直接从这个角度出发，指出作家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侵略的倾向。但是如果抛却这一成见，从文本出发，就可以看到奈保尔笔下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与世界主义立场。
多数研究者称奈保尔的作品都是痛斥殖民国家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各种苦难以及对被殖民地区人民悲惨遭遇的哀痛。以《米格尔街》为例，此种说法存在两个明显的错误，首先，奈保尔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他对西方的先进文化十分推崇，他的知识构成不允许他进行如此盲目的叫嚣似的批判；其次，在奈保尔的眼中，特立尼达并不是他魂牵梦绕、完美至极的故乡，相反，他很小就立志要离开特立尼达，并且曾说，“那地方太小，人们的价值观念都是错误的，名流们十分可笑，报纸内容荒谬透顶。”[1]在他定居英国多年以后，他还会“被回到赤道地带的特立尼达的噩梦惊醒”[2]。本文试图通过对文本中几位典型人物的分析总结出奈保尔想要指出的存在于特立尼达人精神中的顽疾，表达奈保尔想要通过冷静的批判唤醒人们加以改变的人文主义情怀。
《米格尔街》由十七个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联系的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中有一个特定的主角，对于性格各异的主人公，故事所要表达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就像小说中说的一样，作家是把米格尔街看作“一个世界”[3]P71，也就是影射整个特立尼达社会，而街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就是特立尼达人的缩写。
通过精细的雕画典型人物形象，奈保尔指出了存在于特立尼达人精神世界的种种弊病。
一、家庭暴力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在《米格尔街》这部作品中，对于家庭暴力的描写比比皆是，大部分是丈夫对妻子和儿女施行的暴力。在米格尔街，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存在这种赤裸裸的暴力行为，施行者认为理所当然，受害者认为天经地义，旁观者则置若罔闻。家庭暴力甚至已经内化为这里的风俗，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每天都要吃饭一样。
粉红房子的主人乔治应该是街上最典型的代表了。家中的一妻、一儿、一女都是他每天挥拳的对象，甚至据小说情节透露，他妻子的过早离世也与他使用暴力有关。但周围人只是把它当作一味谈资，即使事情真是这样，对他们来说也是无伤大雅的。乔治的儿子伊莱亚斯成人后，父亲因惧怕他日渐增长的体格力气便不再对他施行暴力，但随之而来的母亲与姐姐日益恶劣的处境却丝毫没有引发他的关爱与同情，对此他只给了一句话“那是上帝做的事”[3]P20，便不管不问了。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家庭暴力，即使伊莱亚斯这样深受其害的人，也浑然不觉其中有何不妥之处，也许他内心深处已经认同于这种模式，将来他无疑也会走父亲的老路，那么现在又何必去怪罪父亲呢？
作为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女人们也在潜意识里对此持认同态度。这种心态在比哈库太太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她与邻居墨尔根太太每次无聊的争吵一定要得到丈夫的毒打才肯闭嘴，而她竟然乐此不疲；对丈夫用来打她的工具关爱备至，不光把它擦拭地干干净净，而且从不外借。她心中对丈夫应该打她的认同就像其他文化语境下妻子希望得到丈夫疼爱的认同完全一致。在她看来，丈夫打她是对她妻子身份的肯定。对于倍受宠爱的爱德华的妻子，比哈库太太则评价她是只会涂脂抹粉、走到大街上扭屁股的“现代派”。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群体对暴力的认同态度也顺应并加重了这种风气的沿袭。
米格尔街的这种风气不仅浸淫着当地人，对外来人托尼也产生了影响。托尼来到米格尔街后动辄就会对情妇海瑞拉夫人大动拳脚，甚至连海特这种抱着“对一个男人来说时常打老婆是件好事”[3]P129观点的人，都会因为看不下去要教训他一顿。而在海瑞拉夫人口中，托尼“心眼非常好”，促使托尼发生这种巨变不能不说与米格尔街的家庭暴力氛围有关。从反面来看，米格尔街上也有尊重爱护妻子的人，比如爱德华。他对妻子的关心可称为无微不至，但仔细分析，这与他效仿美国人以及妻子是外来的白人有很大的关系，而并非出于他的自觉。对于这种违背“风俗”的行为，米格尔街的人们说尽讽刺挖苦之语。
二、庸俗市侩是生存的王道
在米格尔街想要生活得好，就必须得学会这一项。诗人布莱克·沃兹沃斯显然就没有掌握这一生存技能。他有一双发现美的纯净眼睛，还有一颗感受爱的纯洁心灵，向往着有朝一日能走入艺术圣殿，写下最伟大的诗篇。他对纷繁的物质丝毫不感兴趣，也不理会周围人不解的眼光。当写到诗人最终被这个贫瘠的世界夺去生命的时候，作家流露出了无限的悲哀与不舍。故事的最后诗人在这个尘世的所有痕迹被抹得干干净净，“一切都好像表明B·沃兹沃斯从来没有到过这个世界”[3]P57。或许这与作者的潜意识也达成了一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曾经在米格尔街的 “世界”存在过呢，完全与庸俗市侩背离的他根本不具备在这里活下去的基本条件，这一切或许都只是“我”的一场幻梦、一种希冀吧。
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人物，除了“我”之外，应该就是海特了。而海特确实拥有市侩的气质。欺负弱小的大脚，但又把强壮的大脚作为保护自己的幌子加以利用；在乔治处于丧妻之痛时，购得乔治所有的奶牛；找各种机会组织赌博；往出售的牛奶注水，贿赂执法人员；还一边咒骂着美国大兵，一边又利用他们的善良骗得钱财。海特在米格尔街上可以说是生活得如鱼得水，这与他对街上庸俗市侩习气的掌握是有很大关系的。
而乔治的儿子伊莱亚斯的几次就业经历也证明了这条王道的可行性。起初他希望做个与众不同的人，于是屡次参加剑桥考试，失败后又多次参加卫生检疫员的考试，再失败后终于走上了米格尔街人择业的旧轨，作了一名卡车司机。他在一次次的重新适应时，总是会强调“我确实喜欢这工作”[3]P35，我们当然可以从中读出伊莱亚斯择业的无奈与辛酸，但同样也可以看出在米格尔街想要保持一点新想法、探索一条新路径是多么困难。当然，伊莱亚斯最终尝试失败，也有来自他自身的原因，他想作医生的本意并不是出于一种反抗的自觉，或者说有想要打破米格尔街旧习的意识，他的出发点只是想比其他人混得更好而已。他与“我”不同，我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米格尔街对我心灵与梦想的压制，所以最后毅然与它割断联系，踏上崭新的探寻之路。
三、愚昧无知是潜在的共性
虽然米格尔街的人也承认受教育、学文化是一件不错的事，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自己还是沉溺于愚昧之中而不愿自拔的。
注册会计师泰特斯·霍依特先生有主动学习的意识，也常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思考，算是米格尔街的知识分子了。他想要改变米格尔街人固有的愚昧品性，并且抓住每一次机会实践这种想法。例如他对主动学习的伊莱亚斯的肯定和对有学习潜力的“我”特殊关注；教孩子们学习拉丁文；办俱乐部提供学习交流的可能；组队参观遗迹，加强孩子们的思想与身体健康等。他推行教育的失败结果证明了他先前的结论——特立尼达的弊端在“缺乏科学的教学方法”[3]P93并没有切中其要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在于大众的愚昧与无知早已沉淀成为一种人格的共性了。
四、恃强凌弱是公认的准则
在米格尔街上，恃强凌弱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小说中，乍一看来最强的非“大脚”莫属。米格尔街上有很多人都打着“大脚”的名号威胁别人或者挡住别人的威胁。
但实际上，“大脚”是在米格尔街人的这种心态下受害最深的一位。只因生来身材矮小柔弱，他在家中遭受父亲的厉拳，在外面又受到同龄人的欺压，当长出强壮的体形，他便学会了用它来保护自己，而保护自己的必要前提就是得先震慑住别人，方法只有一个——恃强凌弱。于是他在人前学会了永远摆出一副“闷声不响、脸色阴森的模样”[3]P58，同时还要不失时机地向别人显示出自己使用暴力的倾向。但“大脚”在内心深处仍然是那个处处受欺负、孤立无助的孩子。他之所以没有向儿时欺负他的同龄人们报复，是因为他依旧认为那些人是强者，是有可能再用暴力把他制服的潜在威胁。大脚在凶猛的面具后藏着一颗脆弱胆怯的心，他深知在米格尔街上脆弱是绝不能暴露在外面的，否则招徕的只能是羞辱与欺压，而不可能是同情与怜悯，所以当他竭尽全力守护多年的秘密被“我”知晓后，他感到虚弱无助，他无法信赖我，最终选择孤注一掷，通过拳击赛再一次把自己用凶恶的形象立起来，而当计划失败，他彻底绝望，明白自己再也不能伪装下去，只能重复幼时悲惨的生活，过去的痛苦顷刻间朝他袭来，他在拳台上“泪流满面，就像个孩子”。[3]P70
五、骨子里的自卑情结
面对优越的外来文明时，米格尔街的人表现出了极大的自卑。
他们的自卑情结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盲目排外，二是盲目追随。这分别在两位兄弟身上得到了体现。前者如海特，他利用孩子们愚弄外来的美国人，而且还用挑白人毛病的方法提升自信，比如碰巧所有人都讨厌的托尼是白种人，他就借机说“你看，白皮肤也会是件讨厌的事”[3]P129，另外，当爱德华的妻子因忍受不了米格尔街的风气与人私奔后，他又适时地抓住机会引用克利索普小调，旨在说明这都是“美国人的错”[3]P191；后者比如海特的弟弟爱德华，他撇美国腔，赶美国时髦，交美国朋友，娶美国姑娘，正像文中所说的：他“彻头彻尾地投靠了美国人”[3]P180，这种拙劣的模仿也正显示了他的极端自卑。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点，米格尔街上人们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状态，以及像瘟疫一样滋生出的腐败堕落的政治与传媒，作家在小说中也都有提及。最后作家借“我”之口述说了对米格尔街的失望，他大声宣称“在这里，人们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3]P209，最后，我“步履轻快地朝飞机走去，没有回头看，只盯着眼前我自己的影子，它就像一个小精灵在机场跑道上跳跃着。”[3]P215，抛开一切，选择了自己的路。
作家借米格尔街展现了特立尼达社会面貌的几个重要方面，其中有淡淡地对故土的思恋，但更多地还是严肃思考之下的批判。作家深挖特立尼达人的精神病灶，不只是出于纯粹的批判、病态的讽刺快感，他是希望能通过深刻的思考找出精神病源，配出特立尼达人的精神顽疾的良药，这部作品正充分地展现了他的人文主义关怀与世界主义立场。
参考文献：
[1]【英】奈保尔著，孟丽译.父子之间：家书集【J】.外国文艺，2002，（1）：21.
[2]谈瀛洲·奈保尔.无根的作家【J】.中国比较文学，2002，（1）：106，107.
[3]【英】V.S.奈保尔，王志勇译.米格尔街【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关键词：米格尔街；精神顽疾；人文关怀
维·苏·奈保尔祖上属印度婆罗门种姓，出生于西印度群岛中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学毕业后定居英国。由于其复杂的生活与受教育背景，国内多数研究者倾向于简单地把他定义为后殖民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分析作品时也多是直接从这个角度出发，指出作家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侵略的倾向。但是如果抛却这一成见，从文本出发，就可以看到奈保尔笔下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与世界主义立场。
多数研究者称奈保尔的作品都是痛斥殖民国家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各种苦难以及对被殖民地区人民悲惨遭遇的哀痛。以《米格尔街》为例，此种说法存在两个明显的错误，首先，奈保尔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他对西方的先进文化十分推崇，他的知识构成不允许他进行如此盲目的叫嚣似的批判；其次，在奈保尔的眼中，特立尼达并不是他魂牵梦绕、完美至极的故乡，相反，他很小就立志要离开特立尼达，并且曾说，“那地方太小，人们的价值观念都是错误的，名流们十分可笑，报纸内容荒谬透顶。”[1]在他定居英国多年以后，他还会“被回到赤道地带的特立尼达的噩梦惊醒”[2]。本文试图通过对文本中几位典型人物的分析总结出奈保尔想要指出的存在于特立尼达人精神中的顽疾，表达奈保尔想要通过冷静的批判唤醒人们加以改变的人文主义情怀。
《米格尔街》由十七个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联系的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中有一个特定的主角，对于性格各异的主人公，故事所要表达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就像小说中说的一样，作家是把米格尔街看作“一个世界”[3]P71，也就是影射整个特立尼达社会，而街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就是特立尼达人的缩写。
通过精细的雕画典型人物形象，奈保尔指出了存在于特立尼达人精神世界的种种弊病。
一、家庭暴力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在《米格尔街》这部作品中，对于家庭暴力的描写比比皆是，大部分是丈夫对妻子和儿女施行的暴力。在米格尔街，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存在这种赤裸裸的暴力行为，施行者认为理所当然，受害者认为天经地义，旁观者则置若罔闻。家庭暴力甚至已经内化为这里的风俗，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每天都要吃饭一样。
粉红房子的主人乔治应该是街上最典型的代表了。家中的一妻、一儿、一女都是他每天挥拳的对象，甚至据小说情节透露，他妻子的过早离世也与他使用暴力有关。但周围人只是把它当作一味谈资，即使事情真是这样，对他们来说也是无伤大雅的。乔治的儿子伊莱亚斯成人后，父亲因惧怕他日渐增长的体格力气便不再对他施行暴力，但随之而来的母亲与姐姐日益恶劣的处境却丝毫没有引发他的关爱与同情，对此他只给了一句话“那是上帝做的事”[3]P20，便不管不问了。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家庭暴力，即使伊莱亚斯这样深受其害的人，也浑然不觉其中有何不妥之处，也许他内心深处已经认同于这种模式，将来他无疑也会走父亲的老路，那么现在又何必去怪罪父亲呢？
作为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女人们也在潜意识里对此持认同态度。这种心态在比哈库太太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她与邻居墨尔根太太每次无聊的争吵一定要得到丈夫的毒打才肯闭嘴，而她竟然乐此不疲；对丈夫用来打她的工具关爱备至，不光把它擦拭地干干净净，而且从不外借。她心中对丈夫应该打她的认同就像其他文化语境下妻子希望得到丈夫疼爱的认同完全一致。在她看来，丈夫打她是对她妻子身份的肯定。对于倍受宠爱的爱德华的妻子，比哈库太太则评价她是只会涂脂抹粉、走到大街上扭屁股的“现代派”。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群体对暴力的认同态度也顺应并加重了这种风气的沿袭。
米格尔街的这种风气不仅浸淫着当地人，对外来人托尼也产生了影响。托尼来到米格尔街后动辄就会对情妇海瑞拉夫人大动拳脚，甚至连海特这种抱着“对一个男人来说时常打老婆是件好事”[3]P129观点的人，都会因为看不下去要教训他一顿。而在海瑞拉夫人口中，托尼“心眼非常好”，促使托尼发生这种巨变不能不说与米格尔街的家庭暴力氛围有关。从反面来看，米格尔街上也有尊重爱护妻子的人，比如爱德华。他对妻子的关心可称为无微不至，但仔细分析，这与他效仿美国人以及妻子是外来的白人有很大的关系，而并非出于他的自觉。对于这种违背“风俗”的行为，米格尔街的人们说尽讽刺挖苦之语。
二、庸俗市侩是生存的王道
在米格尔街想要生活得好，就必须得学会这一项。诗人布莱克·沃兹沃斯显然就没有掌握这一生存技能。他有一双发现美的纯净眼睛，还有一颗感受爱的纯洁心灵，向往着有朝一日能走入艺术圣殿，写下最伟大的诗篇。他对纷繁的物质丝毫不感兴趣，也不理会周围人不解的眼光。当写到诗人最终被这个贫瘠的世界夺去生命的时候，作家流露出了无限的悲哀与不舍。故事的最后诗人在这个尘世的所有痕迹被抹得干干净净，“一切都好像表明B·沃兹沃斯从来没有到过这个世界”[3]P57。或许这与作者的潜意识也达成了一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曾经在米格尔街的 “世界”存在过呢，完全与庸俗市侩背离的他根本不具备在这里活下去的基本条件，这一切或许都只是“我”的一场幻梦、一种希冀吧。
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人物，除了“我”之外，应该就是海特了。而海特确实拥有市侩的气质。欺负弱小的大脚，但又把强壮的大脚作为保护自己的幌子加以利用；在乔治处于丧妻之痛时，购得乔治所有的奶牛；找各种机会组织赌博；往出售的牛奶注水，贿赂执法人员；还一边咒骂着美国大兵，一边又利用他们的善良骗得钱财。海特在米格尔街上可以说是生活得如鱼得水，这与他对街上庸俗市侩习气的掌握是有很大关系的。
而乔治的儿子伊莱亚斯的几次就业经历也证明了这条王道的可行性。起初他希望做个与众不同的人，于是屡次参加剑桥考试，失败后又多次参加卫生检疫员的考试，再失败后终于走上了米格尔街人择业的旧轨，作了一名卡车司机。他在一次次的重新适应时，总是会强调“我确实喜欢这工作”[3]P35，我们当然可以从中读出伊莱亚斯择业的无奈与辛酸，但同样也可以看出在米格尔街想要保持一点新想法、探索一条新路径是多么困难。当然，伊莱亚斯最终尝试失败，也有来自他自身的原因，他想作医生的本意并不是出于一种反抗的自觉，或者说有想要打破米格尔街旧习的意识，他的出发点只是想比其他人混得更好而已。他与“我”不同，我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米格尔街对我心灵与梦想的压制，所以最后毅然与它割断联系，踏上崭新的探寻之路。
三、愚昧无知是潜在的共性
虽然米格尔街的人也承认受教育、学文化是一件不错的事，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自己还是沉溺于愚昧之中而不愿自拔的。
注册会计师泰特斯·霍依特先生有主动学习的意识，也常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思考，算是米格尔街的知识分子了。他想要改变米格尔街人固有的愚昧品性，并且抓住每一次机会实践这种想法。例如他对主动学习的伊莱亚斯的肯定和对有学习潜力的“我”特殊关注；教孩子们学习拉丁文；办俱乐部提供学习交流的可能；组队参观遗迹，加强孩子们的思想与身体健康等。他推行教育的失败结果证明了他先前的结论——特立尼达的弊端在“缺乏科学的教学方法”[3]P93并没有切中其要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在于大众的愚昧与无知早已沉淀成为一种人格的共性了。
四、恃强凌弱是公认的准则
在米格尔街上，恃强凌弱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小说中，乍一看来最强的非“大脚”莫属。米格尔街上有很多人都打着“大脚”的名号威胁别人或者挡住别人的威胁。
但实际上，“大脚”是在米格尔街人的这种心态下受害最深的一位。只因生来身材矮小柔弱，他在家中遭受父亲的厉拳，在外面又受到同龄人的欺压，当长出强壮的体形，他便学会了用它来保护自己，而保护自己的必要前提就是得先震慑住别人，方法只有一个——恃强凌弱。于是他在人前学会了永远摆出一副“闷声不响、脸色阴森的模样”[3]P58，同时还要不失时机地向别人显示出自己使用暴力的倾向。但“大脚”在内心深处仍然是那个处处受欺负、孤立无助的孩子。他之所以没有向儿时欺负他的同龄人们报复，是因为他依旧认为那些人是强者，是有可能再用暴力把他制服的潜在威胁。大脚在凶猛的面具后藏着一颗脆弱胆怯的心，他深知在米格尔街上脆弱是绝不能暴露在外面的，否则招徕的只能是羞辱与欺压，而不可能是同情与怜悯，所以当他竭尽全力守护多年的秘密被“我”知晓后，他感到虚弱无助，他无法信赖我，最终选择孤注一掷，通过拳击赛再一次把自己用凶恶的形象立起来，而当计划失败，他彻底绝望，明白自己再也不能伪装下去，只能重复幼时悲惨的生活，过去的痛苦顷刻间朝他袭来，他在拳台上“泪流满面，就像个孩子”。[3]P70
五、骨子里的自卑情结
面对优越的外来文明时，米格尔街的人表现出了极大的自卑。
他们的自卑情结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盲目排外，二是盲目追随。这分别在两位兄弟身上得到了体现。前者如海特，他利用孩子们愚弄外来的美国人，而且还用挑白人毛病的方法提升自信，比如碰巧所有人都讨厌的托尼是白种人，他就借机说“你看，白皮肤也会是件讨厌的事”[3]P129，另外，当爱德华的妻子因忍受不了米格尔街的风气与人私奔后，他又适时地抓住机会引用克利索普小调，旨在说明这都是“美国人的错”[3]P191；后者比如海特的弟弟爱德华，他撇美国腔，赶美国时髦，交美国朋友，娶美国姑娘，正像文中所说的：他“彻头彻尾地投靠了美国人”[3]P180，这种拙劣的模仿也正显示了他的极端自卑。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点，米格尔街上人们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状态，以及像瘟疫一样滋生出的腐败堕落的政治与传媒，作家在小说中也都有提及。最后作家借“我”之口述说了对米格尔街的失望，他大声宣称“在这里，人们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3]P209，最后，我“步履轻快地朝飞机走去，没有回头看，只盯着眼前我自己的影子，它就像一个小精灵在机场跑道上跳跃着。”[3]P215，抛开一切，选择了自己的路。
作家借米格尔街展现了特立尼达社会面貌的几个重要方面，其中有淡淡地对故土的思恋，但更多地还是严肃思考之下的批判。作家深挖特立尼达人的精神病灶，不只是出于纯粹的批判、病态的讽刺快感，他是希望能通过深刻的思考找出精神病源，配出特立尼达人的精神顽疾的良药，这部作品正充分地展现了他的人文主义关怀与世界主义立场。
参考文献：
[1]【英】奈保尔著，孟丽译.父子之间：家书集【J】.外国文艺，2002，（1）：21.
[2]谈瀛洲·奈保尔.无根的作家【J】.中国比较文学，2002，（1）：106，107.
[3]【英】V.S.奈保尔，王志勇译.米格尔街【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