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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微生物赶尽杀绝比登天还难
2008年5月，因为科研合作项目需要，我去了一趟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
这个城市有一个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该院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评奖委员会举世闻名。
与我合作的教授安排我参加了一场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评奖委员会举办的研讨会，由几位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候选人介绍他们的学术成就。主持人的开场白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
“我们人类是微生物的载体。微生物喜欢我们，就让我们活下去。微生物不喜欢我们，就把我们杀死。”
接下来，第一位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候选人的学术报告让我大开眼界。他的研究就是测量人身上有多少微生物。从口腔、咽喉到食管和胃，从小肠到大肠和肛门，一个人身上居然有两公斤多微生物!
有科学家估计，人身上有1亿亿个细胞，有10亿亿个微生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本身就是细胞和微生物的复合体。因此，想要用杀菌剂和抗生素将微生物赶尽杀绝，比登天还难。
远古时代人类与微生物相安无事
微生物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生活了几十亿年。可以说，没有人类，微生物照样过得很好。但是，没有微生物，人类就没办法活下去。比如，人类如果没有大肠杆菌，就不能吸收维生素K，便会出血不止而死亡。
您也许要问：传染病不就是由微生物引起的吗?难道它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是的。2003年的SARS，2009年的新型甲流，还有感冒，肺结核(俗称肺痨)，梅毒(俗称杨梅疮)都是微生物引起的。有些微生物让我们发烧，让我们长疮流脓，让我们得传染病，大批大批地死亡。这些微生物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大部分微生物对我们是无害的，是我们的朋友。1，000种微生物中，大约只有一种会让我们生病。而且，那些让我们生病的微生物，大多数一开始也是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的。由于人类最近几千年的无知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做的是逼友为敌的事，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才成为我们的噩梦。
几百万年来，人类一直以采集和打猎为生。当时人少，食物相对丰富，来源相对可靠。人类过的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牧生活。人和微生物相安无事。微生物对人类健康的威胁相对不大。
文明社会人类开始“招惹”微生物
在大约一万年前到两千年前这段时间里，地球不同地方的人迫于人多的压力，先后进入农业社会，从食物的采集者变成食物的生产者。生产食物要住下来，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
定居和大规模群居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破坏，还美其名曰“改造环境”。比如，人和牲口不断排出的大小便对环境的污染，人群聚集产生的垃圾堆积为蚊子、苍蝇和老鼠提供的天堂。
在文明的名义下，人类过度地繁殖，无节制地消费，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目中无物地侵入微生物的领地。于是，地球上资格远比人类老，数量远比人类多的微生物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适应能力和寄居对象。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微生物一改与人类“老死不相往来”的作风，开始“亲近”人类。研究发现，66％的传染病是从动物身上传播过来的。微生物通过动物，引起人类传染病流行。
传染病流行让人类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黑死病大流行夺去欧洲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天花肆虐让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十年内死掉2，000万人。西班牙流感将2，000-5，000万人送进坟墓。
近现代，人类自以为“征服了”微生物
烈性传染病让人毛骨悚然，恐惧万分。同时，也催生了人类公共卫生观念的建立。在无知无奈，懵里懵懂中，从瘟疫中生存下来的人开始慢慢明白，健康环境和个人习惯对健康和生命的重要性。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有了洗脸、洗手和洗脚的习惯。当时的古罗马也有了公共厕所。
但是，我们一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明白传染病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普遍认为，传染病的发生是恶魔钻进了人的身体。除了驱魔求神之外，我们束手无策。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局面延续了几千年。自1675年列文虎克使用显微镜后，细菌学和病理学开始飞跃，带来了医学模式的革命。十九世纪末，人们终于找到了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细菌学、免疫学和现代药物学的最新进展应用到有组织的公共卫生领域，人类第一次主动地控制了长期以来只能被动受害的传染病，比如鼠疫、霍乱、伤寒、黄热病、白喉、百日咳、破伤风、痢疾、肺结核、麻疹、风疹等。随着疫苗、抗生素的普及，加上营养改善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的平均期望寿命显著延长。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们开始相信，有了疫苗和药物，就能对付传染病，征服微生物。人们对环境的胡作非为加剧了。
滥用对付细菌的最佳武器——抗生素就是一个例子。据估计，70％以上的抗生素用在农业上。在医院里，不该用抗生素的时候也大开绿灯。这就给细菌创造了产生耐药性的机会。耐药的超级细菌出现了。
因为环境的恶化，疯牛病、口蹄疫、SARS、新型甲流等新传染病不断出现，结核、血吸虫病等旧传染病卷土重来。许多人又开始恐惧万分，不知所措了。
一天到晚想着和微生物作斗争是不现实的
其实，如果能静下心来审视历史与现实，我们应该能明白，理性地认识传染病，认识微生物，尊重和保护自然，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微生物为友，或许是应对频频爆发的传染病的科学之道。
道理很简单。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变本加厉，对自然的掠夺粗暴有加。拿养殖业为例，原来养鸡养鸭有自然的生长周期。现在的工业化养殖，数量和生长速度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能力。过去，养大一只鸡至少要6～7个月的时间。现在只要6～7周。1968年，中国只有500多万头猪，1亿多只鸡鸭。现在，至少有1亿多头猪，130多亿只鸡鸭。这就为病毒变异，传染给人创造了再好不过的机会。
现代交通的发达，又为微生物的传播平添飞翼。人类文明越发展，对环境的破坏越厉害。2008年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传染病在我国发生和流行的主要影响因素至少有40多种。很多是经济、社会、环境因素，比如人口老龄化、不良生活方式、气候变暖、性别不平等、收入差距、贫穷和营养不良、密集式耕作、教育水平、公众的健康意识、水和食品安全等。不仅仅是微生物因素。
而且，一天到晚想着和微生物斗争也是不现实的。以疫苗为例。到目前为止，控制传染病最有效的武器是疫苗。但是，要制造有效、安全、数量足够的疫苗，并且将疫苗在特定时间内运到使用地，接种到所有需要的人身上，基本上做不到。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100％有效的疫苗。而且，疫苗还有副作用。1976年，美国爆发猪流感，4，000万人注射了疫苗。结果，在500多人身上发生了副作用，得了格林一巴雷氏综合征——一种比猪流感严重得多的神经系统疾病。单靠疫苗对付甲流，正如一位加拿大专家所言，就算开动全国的机器生产疫苗，满足加拿大人的需求至少要6个月。像甲流这类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只需1个月就快速扩散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另外，所有疫苗必须在低温下才能有效。中国幅员辽阔，运输便成了最狭窄的瓶颈。
控制传染病遵守“木桶原则”。保护所有人不受感染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一旦没有足够数量的疫苗，没有接种到足够的人身上，就不能真正控制传染病的流行。
另外，很多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是没有药物可以治愈的。病毒很狡猾，一旦我们大面积使用药物，病毒很快就会产生耐药性。一旦产生了耐药性，药就失效了。
由此可见，单纯依赖疫苗和药物控制传染病是不明智的。我们要用理性的方法来控制传染病，就要与微生物为友，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减少对外界环境的破坏，与微生物和平共处。这才是人类和微生物相处的科学之道。
与微生物和平共处管好自己的健康
当然，要与亦敌亦友的微生物和平共处，没有实力也不行。改变对待微生物的态度，管理好自己的健康最重要。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美国作者布莱森在《万物简史》中也说，“大量的疾病不是因为微生物对您的作用而引起的，而是因为您的身体想要对微生物产生作用而引起的。为了使您的身体摆脱病原茵，您的免疫系统有时候摧毁了细胞，或破坏了重要的组织。因此，当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感觉到的往往不是病原茵，而是您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的反应。生病正是对感染的一种能感觉到的反应。病人躺在床上，因此减少了对更多人的威胁”。
在文明发展速度加快的今天，怎么改变对待微生物的态度?面对重兵压境的传染病威胁，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健康?请看本期特别关注“微生物：是敌还是友?”。
2008年5月，因为科研合作项目需要，我去了一趟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
这个城市有一个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该院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评奖委员会举世闻名。
与我合作的教授安排我参加了一场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评奖委员会举办的研讨会，由几位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候选人介绍他们的学术成就。主持人的开场白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
“我们人类是微生物的载体。微生物喜欢我们，就让我们活下去。微生物不喜欢我们，就把我们杀死。”
接下来，第一位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候选人的学术报告让我大开眼界。他的研究就是测量人身上有多少微生物。从口腔、咽喉到食管和胃，从小肠到大肠和肛门，一个人身上居然有两公斤多微生物!
有科学家估计，人身上有1亿亿个细胞，有10亿亿个微生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本身就是细胞和微生物的复合体。因此，想要用杀菌剂和抗生素将微生物赶尽杀绝，比登天还难。
远古时代人类与微生物相安无事
微生物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生活了几十亿年。可以说，没有人类，微生物照样过得很好。但是，没有微生物，人类就没办法活下去。比如，人类如果没有大肠杆菌，就不能吸收维生素K，便会出血不止而死亡。
您也许要问：传染病不就是由微生物引起的吗?难道它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是的。2003年的SARS，2009年的新型甲流，还有感冒，肺结核(俗称肺痨)，梅毒(俗称杨梅疮)都是微生物引起的。有些微生物让我们发烧，让我们长疮流脓，让我们得传染病，大批大批地死亡。这些微生物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大部分微生物对我们是无害的，是我们的朋友。1，000种微生物中，大约只有一种会让我们生病。而且，那些让我们生病的微生物，大多数一开始也是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的。由于人类最近几千年的无知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做的是逼友为敌的事，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才成为我们的噩梦。
几百万年来，人类一直以采集和打猎为生。当时人少，食物相对丰富，来源相对可靠。人类过的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牧生活。人和微生物相安无事。微生物对人类健康的威胁相对不大。
文明社会人类开始“招惹”微生物
在大约一万年前到两千年前这段时间里，地球不同地方的人迫于人多的压力，先后进入农业社会，从食物的采集者变成食物的生产者。生产食物要住下来，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
定居和大规模群居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破坏，还美其名曰“改造环境”。比如，人和牲口不断排出的大小便对环境的污染，人群聚集产生的垃圾堆积为蚊子、苍蝇和老鼠提供的天堂。
在文明的名义下，人类过度地繁殖，无节制地消费，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目中无物地侵入微生物的领地。于是，地球上资格远比人类老，数量远比人类多的微生物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适应能力和寄居对象。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微生物一改与人类“老死不相往来”的作风，开始“亲近”人类。研究发现，66％的传染病是从动物身上传播过来的。微生物通过动物，引起人类传染病流行。
传染病流行让人类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黑死病大流行夺去欧洲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天花肆虐让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十年内死掉2，000万人。西班牙流感将2，000-5，000万人送进坟墓。
近现代，人类自以为“征服了”微生物
烈性传染病让人毛骨悚然，恐惧万分。同时，也催生了人类公共卫生观念的建立。在无知无奈，懵里懵懂中，从瘟疫中生存下来的人开始慢慢明白，健康环境和个人习惯对健康和生命的重要性。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有了洗脸、洗手和洗脚的习惯。当时的古罗马也有了公共厕所。
但是，我们一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明白传染病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普遍认为，传染病的发生是恶魔钻进了人的身体。除了驱魔求神之外，我们束手无策。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局面延续了几千年。自1675年列文虎克使用显微镜后，细菌学和病理学开始飞跃，带来了医学模式的革命。十九世纪末，人们终于找到了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细菌学、免疫学和现代药物学的最新进展应用到有组织的公共卫生领域，人类第一次主动地控制了长期以来只能被动受害的传染病，比如鼠疫、霍乱、伤寒、黄热病、白喉、百日咳、破伤风、痢疾、肺结核、麻疹、风疹等。随着疫苗、抗生素的普及，加上营养改善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的平均期望寿命显著延长。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们开始相信，有了疫苗和药物，就能对付传染病，征服微生物。人们对环境的胡作非为加剧了。
滥用对付细菌的最佳武器——抗生素就是一个例子。据估计，70％以上的抗生素用在农业上。在医院里，不该用抗生素的时候也大开绿灯。这就给细菌创造了产生耐药性的机会。耐药的超级细菌出现了。
因为环境的恶化，疯牛病、口蹄疫、SARS、新型甲流等新传染病不断出现，结核、血吸虫病等旧传染病卷土重来。许多人又开始恐惧万分，不知所措了。
一天到晚想着和微生物作斗争是不现实的
其实，如果能静下心来审视历史与现实，我们应该能明白，理性地认识传染病，认识微生物，尊重和保护自然，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微生物为友，或许是应对频频爆发的传染病的科学之道。
道理很简单。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变本加厉，对自然的掠夺粗暴有加。拿养殖业为例，原来养鸡养鸭有自然的生长周期。现在的工业化养殖，数量和生长速度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能力。过去，养大一只鸡至少要6～7个月的时间。现在只要6～7周。1968年，中国只有500多万头猪，1亿多只鸡鸭。现在，至少有1亿多头猪，130多亿只鸡鸭。这就为病毒变异，传染给人创造了再好不过的机会。
现代交通的发达，又为微生物的传播平添飞翼。人类文明越发展，对环境的破坏越厉害。2008年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传染病在我国发生和流行的主要影响因素至少有40多种。很多是经济、社会、环境因素，比如人口老龄化、不良生活方式、气候变暖、性别不平等、收入差距、贫穷和营养不良、密集式耕作、教育水平、公众的健康意识、水和食品安全等。不仅仅是微生物因素。
而且，一天到晚想着和微生物斗争也是不现实的。以疫苗为例。到目前为止，控制传染病最有效的武器是疫苗。但是，要制造有效、安全、数量足够的疫苗，并且将疫苗在特定时间内运到使用地，接种到所有需要的人身上，基本上做不到。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100％有效的疫苗。而且，疫苗还有副作用。1976年，美国爆发猪流感，4，000万人注射了疫苗。结果，在500多人身上发生了副作用，得了格林一巴雷氏综合征——一种比猪流感严重得多的神经系统疾病。单靠疫苗对付甲流，正如一位加拿大专家所言，就算开动全国的机器生产疫苗，满足加拿大人的需求至少要6个月。像甲流这类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只需1个月就快速扩散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另外，所有疫苗必须在低温下才能有效。中国幅员辽阔，运输便成了最狭窄的瓶颈。
控制传染病遵守“木桶原则”。保护所有人不受感染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一旦没有足够数量的疫苗，没有接种到足够的人身上，就不能真正控制传染病的流行。
另外，很多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是没有药物可以治愈的。病毒很狡猾，一旦我们大面积使用药物，病毒很快就会产生耐药性。一旦产生了耐药性，药就失效了。
由此可见，单纯依赖疫苗和药物控制传染病是不明智的。我们要用理性的方法来控制传染病，就要与微生物为友，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减少对外界环境的破坏，与微生物和平共处。这才是人类和微生物相处的科学之道。
与微生物和平共处管好自己的健康
当然，要与亦敌亦友的微生物和平共处，没有实力也不行。改变对待微生物的态度，管理好自己的健康最重要。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美国作者布莱森在《万物简史》中也说，“大量的疾病不是因为微生物对您的作用而引起的，而是因为您的身体想要对微生物产生作用而引起的。为了使您的身体摆脱病原茵，您的免疫系统有时候摧毁了细胞，或破坏了重要的组织。因此，当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感觉到的往往不是病原茵，而是您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的反应。生病正是对感染的一种能感觉到的反应。病人躺在床上，因此减少了对更多人的威胁”。
在文明发展速度加快的今天，怎么改变对待微生物的态度?面对重兵压境的传染病威胁，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健康?请看本期特别关注“微生物：是敌还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