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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上午，记者应约来到李扬的办公室，在短暂的等待后，李扬回到他的办公室。这间位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楼三楼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布置简洁，办公桌对面上的墙上挂着一副巨大的书法作品，字迹质朴平实、流畅豁达，正如李扬的人生写照。
李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安徽淮南人。
李扬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母亲是小学语文教师，后来任安徽省重点小学的校长。“母亲是我国首批特级教师。记得当年获此殊荣之后，省、市记者纷至沓来。我恰好听到几次采访。那些记者总在诱发母亲讲一些‘励志’类赚人眼泪的故事，诸如儿女生病，母亲为了给学生补课而置之不顾，或者，为了备课而把饭烧糊了之类。记者采访我时，我就直言不讳地说，这些故事不仅不能反映母亲的优秀品质，反而歪曲了她的形象。”李扬至今仍对一些媒体的类似概念化做法耿耿于怀。在他看来，母亲即是好老师，也是好母亲，她最优秀的品质，就是认认真真做好本职工作，“她是教了一辈子书的人，小学六个年级的课本，都能倒背如流。但是，每一次上课之前，她无例外地都还要认真备课，还要探讨如何把课讲得更生动，如何让学生们获得更多的知识。”回忆母亲，李扬说，他从母亲身上继承的最优良品质，就是认真做事，从不敷衍了事。”
1966年11月，15岁的李扬初中毕业就被下放到农村。谈到这段经历的人生意义时，李扬毫不犹豫地说，正是2年农村和后来5年工厂的经历，让他接上了“地气”，塑造了他学术研究求真务实的风格。“当时我们下农村，谁也没想过还会回城，没想过还会有机会上大学，多数知青都是‘扎根派’，都把自己视为真正的农民。”曾经作为真正的农民以及后来作为真正的工人的经历，使得李扬获得了理解社会经济问题的草根思维，打下了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草根基础。“这种思维方式，这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弥足珍贵。这些都不是一般地下基层调研或者去体验生活所能得到的。”
如果说知青与真正的农民还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很多知青仍然会抽时间读书。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李扬自然保持着这一习惯。收了下午工，吃完晚饭之后，三两衣着不整的农民围在油灯下读书。这幅场景，无论何时都会令人动容。
就是在插队户昏暗的油灯下，李扬开始了其学者生涯。最初的阅读书目并非经济学著作，而是国外文学名著。“从农村到工厂的6年多时间里，我几乎读完了当时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推荐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世界文学名著。”李扬回忆起来颇感骄傲到。一次过年返城，偶尔与同院一名老师的丈夫聊天。那位大学教师向李扬推荐道，既然爱读外国小说，就不妨读一些理论著作，如果有兴趣，可以选《资本论》读一读。他还热心地将自己的《资本论》第一卷相送。这次偶遇，使得李扬一生同经济学结缘。“《资本论》是一部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百科全书，从中可以学理论，学历史，学方法，学哲学，认真研读，受益一生。”正是因为以《资本论》为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启蒙，李扬的学术道路从一开始走上了正途。“那个年代，我国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是从苏联‘舶来’的。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第三版，集中体现的就是斯大林的思想，反映的是苏联的实践。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真经’，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歪曲。如果对之信以为真，日后就会走弯路。”“读书必须读原著，这是治学之要。”李扬对此体会极深。
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亲知以及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使得李扬在农村时便开始思索身边的经济问题。
6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弥漫着浮夸之风。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下，农村再次刮起了人为拔高所有制的运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各地农村普遍推行了大队甚至公社核算制。农民们立刻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浮夸的恶果。“第一年，我们的工分值是一角六分，第二年实行大队核算后，工分值急降至七分钱。农民们怨声载道。”针对这一问题，李扬撰写了他的第一篇论文“早产的胎儿”，分析了大队和公社核算对生产力的摧残以及对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之基本理论的违背。这篇文章在当地知青中间广为流传，遗憾的是后来不知所终。每忆及此，李扬颇觉恋恋。
在农村度过了2个春秋的李扬被抽回了淮南市，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其间还下过矿井挖了几个月的煤。“青工的生活丰富多彩，但对理论的兴趣依然保持。马恩选集以及当时号召学的十余本马恩著作，我很多都曾下过精读的功夫。事后的经历证明，这些功夫都没有白费。”
1977年，我国恢复了高考。机会总是提供给有准备之人。一直手未释卷的李扬顺利考入安徽大学经济系，从此走上了社会科学研究之路。
走进大学的李扬，徜徉于知识的海洋中，如鱼得水。尤其值得庆幸的是，从本科到博士，他屡经名师指点，教育经历颇为传奇。“本科阶段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学了三年政治经济学之后，选择了当时还不被人们重视的金融学作为自己终身的研究对象。这一选择，得益于安徽大学经济系首任主任、燕京大学和牛津大学高材生滕茂桐教授。滕教授关于专业选择的指导简洁而又明了：中国今后要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金融，有志于为国出大力的学生，当然应当去学金融。”在滕教授的推荐下，李扬本科毕业后赴上海复旦大学求学，师从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陈观烈教授攻读西方金融学。在此期间，李扬不仅在复旦跟随宋承先教授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聆听蒋学模、张薰华、洪远鹏等教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课程，还在陈教授的安排下，到当时的上海财经学院、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师从刘潔敖、曹立瀛、王传曾等教授，系统学习了国外货币金融学说、西方财政学和西方财政理论等课程。李扬回忆道：80年代初，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集中了一批三、四十年代毕业于国外名校的饱学之士。如此雄厚的师资配置，即使在世界著名大学也不多见，能于那时在诸名师的指导下读书，实属人生之大幸。硕士毕业后，在母校安徽大学教了两年书。1986年，李扬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王传纶教授。王先生在国内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又留学于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母校——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王先生在国内被公认为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的老师，人品、学问皆称楷模。 “回想起来，从学习经济学之初就接受了系统、正规的现代经济学的训练，确实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李扬说，“师从这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使我终身受益，堪称一生之幸。”
1989年夏天，李扬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业，完成了名为《财政补贴经济分析》的博士毕业论文。这篇论文经修改后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并获1990年度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正是这部专著，为李扬此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他在中国经济界声名鹊起。至今，这部著作依然是我国财政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参考论著之一。
回想论文写作的情景，李扬平静地说，“这篇论文为学术界称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努力尝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大规模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方法。这在当时尚属前卫；二是我一反当时学术界动辄就探讨经天纬地之‘大战略’的学风，着意选择了财政补贴这个被人们视为‘小问题’的题目来精雕细琢，较好地体现了‘小题大做’的国际学术研究规范。当然，当时的学术环境也比较有利，自己心态良好，心如平镜，得以在阐述过程中条分缕析，娓娓道来。”
在此前后，李扬独立完成或参与完成的论文（专著）《改革大思路》、《中国城市土地使用与管理》、《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管理》、《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等分别获得1988年度、1994年度、1996年度和200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就获奖次数而言，李扬在中国经济学界也名列前茅。
取得这些学术成就，李扬自然在社会上获得了各种赞誉。“我最看重的，也是最希望听到的，就是大家说我是‘读书人’，称我书读得不错。”李扬说，在安徽的文化环境中，读书人是对人最高的赞誉。这里所说的读书人不仅是书读得多，更要读得好、读得活、读得有用。读书也是一个自我修养的过程。“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读书人一向就代表社会的良心，‘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读书人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品格，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境界了。”
在学术界，很多人以“有全局观”来概括李扬的治学风格。李扬对此不持异议。“这种风格是长期训练养就的。若就经济学研究而言，恐怕还应当归功于很早就读了《资本论》，并由之入门展开自己的学术生涯。这是因为，读《资本论》这部煌煌巨著，非有全局观而不能有所得。纠缠于枝节，只看到局部，或者就如盲人摸象，只会片面看问题，或者索性不知就里，如堕五里雾中。”全局观的重要性，在如今重大的经济和金融现象中处处体现，比如，社会上对于外汇储备的长期高速积累、对于持续20余年的高投资现象，对于流动性过剩和资金供给不足并存的矛盾等等所以常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重要原因就在于，很多研究者不能全面分析导致这些现象的多种复杂因素和后果，而“基于片面的看法来做决策，十有八九会出乱子。”说起时下这些问题，李扬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请李扬谈谈“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等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李扬几乎不假思索地指出：“这个词或许是西方的，但其所概括的思想在中国则早已有之。中国古代有个著名的故事——田忌赛马。故事说，田忌安排己方的下等、上等和中等之马，分别去与对方的上等、中等和下等之马相竞，结果，在三局两胜的规则下，田忌的主子获胜。这其实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运用。”“要素禀赋”是一个事实，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和个人，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占优。因此，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有战略眼光的国家必须依据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得这么快，正是主动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但是，比较优势有时也可能被滥用。比如，在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情况下求国际竞争优势，就是一个不能从全局和长远来考虑我们比较优势的例证。这种情况显然是应当避免的。”论及理论的适用性问题，李扬显然已经有了很多的思考“在任何条件下，我们都不能照搬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这次金融危机更深刻地证明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并不都具有终极的真理性，更谈不上普遍适用。中国经济体制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其成功之处。对此，即便是西方国家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不否认了。中国经济学家今后的重大任务，就是科学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为世界经济学发展做出贡献。”
李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安徽淮南人。
李扬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母亲是小学语文教师，后来任安徽省重点小学的校长。“母亲是我国首批特级教师。记得当年获此殊荣之后，省、市记者纷至沓来。我恰好听到几次采访。那些记者总在诱发母亲讲一些‘励志’类赚人眼泪的故事，诸如儿女生病，母亲为了给学生补课而置之不顾，或者，为了备课而把饭烧糊了之类。记者采访我时，我就直言不讳地说，这些故事不仅不能反映母亲的优秀品质，反而歪曲了她的形象。”李扬至今仍对一些媒体的类似概念化做法耿耿于怀。在他看来，母亲即是好老师，也是好母亲，她最优秀的品质，就是认认真真做好本职工作，“她是教了一辈子书的人，小学六个年级的课本，都能倒背如流。但是，每一次上课之前，她无例外地都还要认真备课，还要探讨如何把课讲得更生动，如何让学生们获得更多的知识。”回忆母亲，李扬说，他从母亲身上继承的最优良品质，就是认真做事，从不敷衍了事。”
1966年11月，15岁的李扬初中毕业就被下放到农村。谈到这段经历的人生意义时，李扬毫不犹豫地说，正是2年农村和后来5年工厂的经历，让他接上了“地气”，塑造了他学术研究求真务实的风格。“当时我们下农村，谁也没想过还会回城，没想过还会有机会上大学，多数知青都是‘扎根派’，都把自己视为真正的农民。”曾经作为真正的农民以及后来作为真正的工人的经历，使得李扬获得了理解社会经济问题的草根思维，打下了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草根基础。“这种思维方式，这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弥足珍贵。这些都不是一般地下基层调研或者去体验生活所能得到的。”
如果说知青与真正的农民还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很多知青仍然会抽时间读书。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李扬自然保持着这一习惯。收了下午工，吃完晚饭之后，三两衣着不整的农民围在油灯下读书。这幅场景，无论何时都会令人动容。
就是在插队户昏暗的油灯下，李扬开始了其学者生涯。最初的阅读书目并非经济学著作，而是国外文学名著。“从农村到工厂的6年多时间里，我几乎读完了当时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推荐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世界文学名著。”李扬回忆起来颇感骄傲到。一次过年返城，偶尔与同院一名老师的丈夫聊天。那位大学教师向李扬推荐道，既然爱读外国小说，就不妨读一些理论著作，如果有兴趣，可以选《资本论》读一读。他还热心地将自己的《资本论》第一卷相送。这次偶遇，使得李扬一生同经济学结缘。“《资本论》是一部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百科全书，从中可以学理论，学历史，学方法，学哲学，认真研读，受益一生。”正是因为以《资本论》为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启蒙，李扬的学术道路从一开始走上了正途。“那个年代，我国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是从苏联‘舶来’的。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第三版，集中体现的就是斯大林的思想，反映的是苏联的实践。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真经’，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歪曲。如果对之信以为真，日后就会走弯路。”“读书必须读原著，这是治学之要。”李扬对此体会极深。
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亲知以及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使得李扬在农村时便开始思索身边的经济问题。
6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弥漫着浮夸之风。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下，农村再次刮起了人为拔高所有制的运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各地农村普遍推行了大队甚至公社核算制。农民们立刻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浮夸的恶果。“第一年，我们的工分值是一角六分，第二年实行大队核算后，工分值急降至七分钱。农民们怨声载道。”针对这一问题，李扬撰写了他的第一篇论文“早产的胎儿”，分析了大队和公社核算对生产力的摧残以及对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之基本理论的违背。这篇文章在当地知青中间广为流传，遗憾的是后来不知所终。每忆及此，李扬颇觉恋恋。
在农村度过了2个春秋的李扬被抽回了淮南市，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其间还下过矿井挖了几个月的煤。“青工的生活丰富多彩，但对理论的兴趣依然保持。马恩选集以及当时号召学的十余本马恩著作，我很多都曾下过精读的功夫。事后的经历证明，这些功夫都没有白费。”
1977年，我国恢复了高考。机会总是提供给有准备之人。一直手未释卷的李扬顺利考入安徽大学经济系，从此走上了社会科学研究之路。
走进大学的李扬，徜徉于知识的海洋中，如鱼得水。尤其值得庆幸的是，从本科到博士，他屡经名师指点，教育经历颇为传奇。“本科阶段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学了三年政治经济学之后，选择了当时还不被人们重视的金融学作为自己终身的研究对象。这一选择，得益于安徽大学经济系首任主任、燕京大学和牛津大学高材生滕茂桐教授。滕教授关于专业选择的指导简洁而又明了：中国今后要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金融，有志于为国出大力的学生，当然应当去学金融。”在滕教授的推荐下，李扬本科毕业后赴上海复旦大学求学，师从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陈观烈教授攻读西方金融学。在此期间，李扬不仅在复旦跟随宋承先教授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聆听蒋学模、张薰华、洪远鹏等教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课程，还在陈教授的安排下，到当时的上海财经学院、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师从刘潔敖、曹立瀛、王传曾等教授，系统学习了国外货币金融学说、西方财政学和西方财政理论等课程。李扬回忆道：80年代初，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集中了一批三、四十年代毕业于国外名校的饱学之士。如此雄厚的师资配置，即使在世界著名大学也不多见，能于那时在诸名师的指导下读书，实属人生之大幸。硕士毕业后，在母校安徽大学教了两年书。1986年，李扬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王传纶教授。王先生在国内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又留学于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母校——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王先生在国内被公认为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的老师，人品、学问皆称楷模。 “回想起来，从学习经济学之初就接受了系统、正规的现代经济学的训练，确实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李扬说，“师从这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使我终身受益，堪称一生之幸。”
1989年夏天，李扬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业，完成了名为《财政补贴经济分析》的博士毕业论文。这篇论文经修改后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并获1990年度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正是这部专著，为李扬此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他在中国经济界声名鹊起。至今，这部著作依然是我国财政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参考论著之一。
回想论文写作的情景，李扬平静地说，“这篇论文为学术界称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努力尝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大规模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方法。这在当时尚属前卫；二是我一反当时学术界动辄就探讨经天纬地之‘大战略’的学风，着意选择了财政补贴这个被人们视为‘小问题’的题目来精雕细琢，较好地体现了‘小题大做’的国际学术研究规范。当然，当时的学术环境也比较有利，自己心态良好，心如平镜，得以在阐述过程中条分缕析，娓娓道来。”
在此前后，李扬独立完成或参与完成的论文（专著）《改革大思路》、《中国城市土地使用与管理》、《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管理》、《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等分别获得1988年度、1994年度、1996年度和200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就获奖次数而言，李扬在中国经济学界也名列前茅。
取得这些学术成就，李扬自然在社会上获得了各种赞誉。“我最看重的，也是最希望听到的，就是大家说我是‘读书人’，称我书读得不错。”李扬说，在安徽的文化环境中，读书人是对人最高的赞誉。这里所说的读书人不仅是书读得多，更要读得好、读得活、读得有用。读书也是一个自我修养的过程。“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读书人一向就代表社会的良心，‘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读书人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品格，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境界了。”
在学术界，很多人以“有全局观”来概括李扬的治学风格。李扬对此不持异议。“这种风格是长期训练养就的。若就经济学研究而言，恐怕还应当归功于很早就读了《资本论》，并由之入门展开自己的学术生涯。这是因为，读《资本论》这部煌煌巨著，非有全局观而不能有所得。纠缠于枝节，只看到局部，或者就如盲人摸象，只会片面看问题，或者索性不知就里，如堕五里雾中。”全局观的重要性，在如今重大的经济和金融现象中处处体现，比如，社会上对于外汇储备的长期高速积累、对于持续20余年的高投资现象，对于流动性过剩和资金供给不足并存的矛盾等等所以常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重要原因就在于，很多研究者不能全面分析导致这些现象的多种复杂因素和后果，而“基于片面的看法来做决策，十有八九会出乱子。”说起时下这些问题，李扬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请李扬谈谈“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等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李扬几乎不假思索地指出：“这个词或许是西方的，但其所概括的思想在中国则早已有之。中国古代有个著名的故事——田忌赛马。故事说，田忌安排己方的下等、上等和中等之马，分别去与对方的上等、中等和下等之马相竞，结果，在三局两胜的规则下，田忌的主子获胜。这其实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运用。”“要素禀赋”是一个事实，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和个人，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占优。因此，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有战略眼光的国家必须依据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得这么快，正是主动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但是，比较优势有时也可能被滥用。比如，在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情况下求国际竞争优势，就是一个不能从全局和长远来考虑我们比较优势的例证。这种情况显然是应当避免的。”论及理论的适用性问题，李扬显然已经有了很多的思考“在任何条件下，我们都不能照搬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这次金融危机更深刻地证明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并不都具有终极的真理性，更谈不上普遍适用。中国经济体制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其成功之处。对此，即便是西方国家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不否认了。中国经济学家今后的重大任务，就是科学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为世界经济学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