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任何人企望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都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古往今来，不少哲学家、 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有过种种努力，尝试着利用各自学科的优势来界定文化的概念。据说，有关 “文化” 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遗憾的是，人们迄今似乎仍然没有获得一个完全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一般而論，文化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传承、地理环境、语言交流、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诸种。
　　就上述情况来看，文化实际与人和人性有关，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这种动物独有的。那么，文化是什么呢？这样的问题通常是众说纷纭的，如同追问“人是什么”？我们很难对“人”下一个准确无误的定义，但我们绝不会因此而将猿猴当做人，论及文化，实际也是同理。
　　必须承认，在文化层面上，诗歌应该是一个高端性的存在。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质地，诗歌绝对是一块屡试不爽的试金石。可举一例的是，俄罗斯之所以为全世界瞩目，并不是它的军事实力，不是它的核武器，不是它强大的海军或空军;而是它的文学，那指向诗歌的语言艺术，是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曼杰施塔姆、布罗茨基等留下的精神财富，他们以自己创造性的文化行为替自己的民族赢得了崇高的荣誉。经验告诉我们，武力让人恐惧，而文化则受人尊敬。在诗歌中，有着人的自由、独立、尊严和普世的善与美。一个没有诗歌的民族很难说是一个具有高质文化的民族。
　　人类的精神发展史证明：诗，是人类真正的母语。这句话意指的是，诗与语言实际是同步诞生的，或者说，诗甚至要早于语言而孕育。当初民最早萌生了发言的冲动，实际是被内心诗意的洪流搅动到了一个逼近决堤的状态。因此，所谓的“太初有道”，这“道”所倚重的乃是“太初有言”。当人的内心有情感的需要，有对美的向往，也就有了表达的愿望，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语言产生了，它以恰切的方式为诗歌这种灵魂中的灵魂找到了一个可以栖居的家。世界则在“言”中重塑了另一个世界，这便是诗的魅力。这样，我们在回眸中发现，上帝造人之后，人类又为自己创造了另一个奇迹——诗。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诗人在尘世的使命便是完成上帝未完成的事业，让不完满的人性向完满的方向前进。诗，在语言的屋顶下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栖居的家。对此，我们从世界各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存在着大量的诗歌文本这一事实便可以获得印证。
　　当然，诗歌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所谓的“主流”（显性），但同时在任何时代也不会成为“支流”（隐性）。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它处在边缘、没落什么的。李白、杜甫在他们的时代都没有获得世俗意义的荣华富贵和大众目光的高度关注，但他们的写作在未来，亦即他们的身后赢得了大多数。
　　从中国文化的传承来看，诗在很多时候都体现着一个为自由而来，逐渐向自由趋近的语言行为。诗，作为美的象征，已被中国诗歌史的发展所证实。中国的先民们最早以“断竹，续竹，飞土，逐宍”的描述，“候人兮猗”的表白，奠定了诗的基础。其后，它逐渐定格为四言、六言;接着，在汉代，又以自如、舒展为旨归，发展为“五言”“七言”的“律”“绝”，于唐代大放异彩，殆至有宋一代，再蜕变为词曲的“长短句”式的咏叹;最终，中国诗歌脱掉了平仄、尾韵的束缚之后，以极为自由的形态来展现。人生而自由，自由是精神向往永远的目标。“五四”以降，新诗（或现代诗）的写作，已成了现代社会中的文学样式中不可回头的选择。现代诗人为现代汉语铺展了一条“裸体的玛哈”式的纯真道路，美在脱去一切衣衫后，赢得了名副其实的掌声，并以实验的方式为在汉语中生存的中国人洞开了一个新的精神空间。
　　人性的变化自然会导致诗歌形态的变化;不过，形态的变化反过来又会产生新的推动。在西方文学史上，王尔德的“让生活模仿艺术”曾经广受诟病，但实际说出了艺术和诗歌最根本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诗歌或艺术的存在，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模式。当代文化愈来愈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诗歌智慧也因着这变化呈现出多种变体。最明显的例子是，文学与艺术之间的相互渗透，文体的模糊化，语言的庞杂。此外，诗歌的智慧已不再仅仅局限和蜗居于传统的分行排列的文字中，而是渗透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小说、散文、美术、电影、建筑，甚至最近出现的一些微博、微信等形式中展示了更多的表现可能性。由于诗歌智慧的存在，我们发现，甚至连广告词也不再僵硬，而显现出人性柔软的一面。海德格尔的名言“诗意地栖居”，便是由形而上的表述转化成广告的一个例子。另外，广告商对海子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袭用更是广为人知。当然，坊间也出现了专为广告撰写的诗性表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不要让我们的眼泪成为大地上的最后一滴水。”前者是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一则广告，后者是节水、环保的公益性广告，它们都渗透了极强的诗歌智慧，其中有着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大悲悯的情怀。再有某旅行社曾发布过这样的宣传广告：“海到天边云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找到了一个极佳的衔接点。
　　粗略地概括一下，诗歌智慧的当代转型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感受力的敏锐、洞察力的深入、想象力的丰富和创造力的扩大，上面那些例子无疑都不同程度地印证着这一点。套用一个当下时髦的词，它们都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正能量。诗歌智慧的当代转型甚至还游走在领导艺术中。对于现代化的管理人员而言，它不仅是情操上的陶冶、审美上的愉悦，更是一种思维上的启迪。比如：想象力与领导决策、整体思维与全局观念、节奏与工作步骤、“诗眼”与工作重心，等等，都有很多话题可以展开。于此，我们可以发现，诗歌智慧已不再停留于文字的分行中，也不仅流动于节奏与韵脚之间，更是遍布于我们的生活各个角落，或显在或潜在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
　　对此，我想说，这是一个诗歌的“乌鸦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新诗的“诗经”时代。
　　如果说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前是我们诗歌的“夜莺时代”，那么，自从爱伦·坡的《乌鸦》在暗夜里发出的“永不再”（nevermore）的宣告，世界的诗歌已进入了乌鸦的时代。乌鸦向来被当作不祥、凶险的象征。相传，乌鸦的血可以擦亮人们的眼睛，得知这一点，我们的诗人大概可以得到少许的慰藉，或许，由于他们的存在，人们可以看清被世俗生活所蒙蔽了的真实。另外，鸟类学家告诉我们，乌鸦具有不少优点，譬如：杂食性，忠诚，反哺。与之相对照，现代诗似乎同样具备这些特性，首先，它有一个强健的“胃”，就内容而言，举凡生活的方方面面，诗人们都敢于吸纳进来，在形式上，叙事性、戏剧性、口语等因素作为亚体裁纷纷出现，诗歌越来越体现出某些综合性的特征;其次，新时期以来，诗人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孜孜不倦探索着汉语言的艺术，其作出的贡献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种其它文体;至于说到反哺，青年诗人调整了相当部分老一代诗人的诗歌观念，并且还为后者的写作提供新的艺术经验，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时代，诗人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他必须持有批判的立场，对社会行使类似先知的责任，以现代意识来观照世界，甚至具备一定的预知能力，而不是相反。试想，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倘若仍然套用十九世纪的诗歌观念来衡量当下的创作，无异于拿着牛鞭抽打着火车。
　　行文至此，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诗并未远离我们，而是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另外，中国诗人在建设现代诗的过程中，实际承担的是两个任务，其一是完善和丰富现代汉语;其二是在未完全成熟的现代汉语中就现代诗的诗艺进行内部探索。这就是说，目前的中国新诗实际正处在一个“诗经”的时代。坦率地说，就诗歌艺术而言，《诗经》所收纳的305首作品，尽管曾经孔老夫子的甄别和删削，却绝非每篇俱是佳作。剔除《关雎》《静女》《蒹葭》《鹤鸣》《遵大路》等十余首，其余大多为历史价值大于艺术价值的作品。即便如此，《诗经》仍然是中国古典诗歌一个伟大的开始，如果没有这样的开始，期望出现唐诗、宋词那样的繁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新诗由文言转向白话文不过百年的历史，已经积累了不少堪舆评说的成果，同时也毋庸讳言，它迄今还存在着诸多的不成熟。但是，我认为，这种种的“不成熟”恰恰为这个同样伟大的开始从另一侧面作出了确凿的证明。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新诗进抵繁荣的“唐诗”时代，它必须感谢今天从事新诗写作的每一位“诗经”时代的作者。
　　诗歌的意义就蕴藏于人性，只要有人类存在，自然就有人性以及人性的自我完善。人性在，诗歌智慧就不灭，诗歌也永远不可能死亡，哪怕它出现了当代的转型，它的形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