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我的一些诗作机缘巧合地被国外一些汉学家翻译为英文和日文，还发表在国外出版的诗歌合集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诗人艾诗乐又把我的三十多首诗翻译为英文，之后日本汉学家佐佐木久春也把我的一批诗歌作品翻译成日文。至今己在国外出版和将要出版的我的个人诗集，包括8个国家的7个语种，分别是美国、日本、西班牙、英国、罗马尼亚、韩国、蒙古国、埃及。其他被翻译发表或收进诗歌合集的诗歌作品，包括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法国、越南、印尼、孟加拉、波兰、芬兰、挪威、匈牙利等国家的语种。日本近二十年出版的诗歌年鉴上，亦有对我和我的诗歌介绍。
　　三十多年来，我没有主动联系过这些翻译家为我的诗歌进行翻译，而是他们自己选择并陆续翻译了我的这些诗歌作品。比如澳大利亚的汉学家西敏（Simon Patton）翻译我的诗歌，就是一种巧合。1999年，我在北大做访问学者，西敏从澳大利亚到香港的大学工作期间写电子邮件给我，说正在研究中国诗歌，想约我到广州见面，我回复说人在北京，便寄了我的几本中文诗集给他。在近八年的时间里，我们通过各种邮件方式联系并陆续寄书给他。他先后翻译了我的十几首诗，这些诗都是他自己选的，也不需要任何的翻译费用，而且至今我们没有见过面。当年西敏翻译我的诗歌时，我们基本上是用电子邮件进行沟通的。比如翻译《风中的北京》时，他用电子邮件问我在写的时候，脑海里和笔下的这个“风”是多大的风？因为英文词汇只有微风、台风等具体的风，没有一个统称的“风”的概念;还有他问我“保尔”是谁？因为他并没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明白“保尔”是什么样的人，我需要回复他有关这本书在中国的影响，等等。后来我们十年都没有再联系，直到2017年中澳作家会议期间，我在询问了参会的澳大利亚诗人后，才知道西敏尽管是很出名的汉学家，但生性不喜交往，现仍住在澳大利亚南部。
　　1993年，美国长岛派的著名诗人大卫·艾诗乐（David B. Axelrod）来广州外语学院做英语外教，他那时己经出版了16部诗集，是美国佛尔布莱特一个援助计划派来的教授。他当时想认识一些广州的诗人，时任英语学院讲师的巢圣便向他介绍了我。那时我还是《作品》杂志的一名普通编辑，我们的交往只是个人的聚会而不是有关文化单位举办的文学活动。他在此之前去过一些发展中国家任教，并翻译过一些当地诗人的作品。说到诗歌翻译这个话题上来，我记得他翻译了我三十多首诗。讨论翻译作品时，每次都是艾诗乐、巢圣和我在白云山聊天时进行的，我一句句阐释我作品的中文意思，巢圣就将我的话翻译给他。讨论完之后，巢圣就回去将讨论的诗译成英文，艾诗乐再对翻译作品进行修改。与西敏一样，他们都是文学交流中的义务翻译员。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陌生的十字路口》时，艾诗乐为我的诗集作序，在书中附录了全部英译作品，署名为巢圣译，艾诗乐校。欧阳昱在办《原乡》时，也翻译并刊发过我的诗，当时他是通过电子邮件请我签字授权。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歌德学院当年举办诗歌活动，杨宁从我的新浪博客上找到我的诗，用发纸条方式给我留了邮箱，说需要我授权他翻译我的作品为德文和英文，并制作学院诗歌节的海报。
　　梅丹理（Denis Mair）在前些年也翻译过我的《电话》等作品。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通知我计划出版我的英文诗集时，告诉我诗集大概要选编七十多首诗，已经有了57篇翻译稿，还差十多首翻译完成的作品。于是我用电子邮件找了梅丹理，请他再翻译十多首我近年的诗歌，翻译哪些，请他决定。特别需要感谢梅丹理的是，他还承担了一个很繁重的工作，把诗集中绝大多数诗作进行润色，也就是把二十年间众人翻译的英文诗的风格进行统一，不能让一本诗集里的英文诗风格五花八门。在诗集的出版过程中，经朋友介绍，我电子邮件联系了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副教授、诗人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他帮我咨询了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咨询的结果是先要找三位美国知名批评家、教授或者诗人写出读书报告，并得到他们认可。过了几个月，反馈的消息是这三个人在报告中评价都挺好，可进入下一个程序，但并没有告诉我这三个学者是谁，我也无法联系。接下来就是出版社编委会开会投票，决定最终能否出版。两个月后，传来消息说编委出差凑不齐人;又过了几个月，得到消息说编委会投票通过了。其间，梅丹理来过邮件，说他在美国见了责编。责编特别强调要语法合乎标准，梅丹理说经过反复沟通和半年的“斗争”才说服责编，因为诗歌的语法与语言学的语法确实有区别，不应有这么多定冠词。诗集的出版费时三年，迄今我也没有见过帮助过我的石江山和责任编辑。
　　说到我诗歌的日语翻译，特别要感谢日本的汉学家佐佐木久春教授。我从2000年至今参加过5次日本诗歌节，其中4次都是他联系安排的，还包括先后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和日本诗人俱乐部举行的演讲活动，惭愧的是，我从未邀请他来过中国。此外竹内新也翻译过我的诗集，对此我也无以为报。
　　英国近日计划出版我的英文诗集，20首诗的诗集终审是英国担任英文诗刊《长诗杂志》（Long Poem Magazine）十年的主编、资深诗人露西·汉密尔顿（Lucy Hamilton）。她托人给我写邮件，说我的作品英文翻译她觉得很好，不像有的中国诗人的英译是中国人或者外国非诗人翻译的，用的词语太旧。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艾伦麦克法兰院士为我在英国出版的诗集写的序中提到，我的诗作在翻译方面挺好的，阅读它们是和他读西方现代诗时同样的愉悦感受。另外，澳大利亚知名诗人、副教授凯特·费根给我发邮件，说她特别喜欢我的《走向花山》《有关与无关》等作品，其评价颇高。
　　以上仅是我个人作品在译介和国际传播过程中，我的一些经历， 我想就诗歌的译介谈三个题外话。
　　首先，要有一本好的英语译本。中国诗歌的翻译作品要在国际间更好地传播，有一本翻译得好的英文诗集非常重要。因为其他语种的翻译者都会参考已出版的英文版本，所以一个诗人的作品翻译最好先有一本比较好的英译本，这样在多国传播中，其他语种的翻译者可在翻译时作为中文版本的另一个母本进行参考。同时还要有一位好的国外母语译者。我个人的体会是最好由输入国的汉学家或诗人直接翻译我们中国的诗歌作品，千万不能直接请国内外语专业的人将诗歌作品译成外语。如我的诗集《地球苹果的两半》在翻译成西班牙文时，西班牙译者黄艺非常熟悉中文，润色的西班牙作家、编辑丹尼尔·卡斯贡（DanielGascón）不懂中文而熟悉的外语是英文，他润色时除了看译者翻译的西班牙文，还参照了诗集的英文版。我的诗集《杨克消息》在翻译成罗马尼亚文时，译者同样也借助了英文版本。这与之前各语种翻译中国古典诗歌选本的情况比较相似，许多翻译家都参考了法国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 1845—1917）的法译本《玉书》。现在英文是国际间通用的主要文字之一，所以先有一本诗歌英译本非常重要。
　　其次，诗歌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我的日文诗集《杨克诗选》研讨会在东京大学举办时，日本批评家、教授、诗人普遍认为，意象具体的诗比较好翻译。如《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中的句子“拧干自己，像一件白衬衣”，就比“内心澄澈”这样的句子翻译起来更准确而不会出现陈词滥调。这些学者在对我的英文诗集《地球苹果的两半》进行讨论时，认为用这首诗做书名，让西方读者联想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被蛇引诱吃苹果、导致特洛伊战争的金苹果、苹果手机等，而苹果在西方非常具有象征意味，读者很容易接受。而“地球是一个苹果/字母O是上帝挥起球棍/击中的棒球 在宇宙不停翻滚”，形容地球是不停翻滚的棒球，这个隐喻也都能认可。而诗中的“我得意这很美利坚的隐喻/却醉心于祖先的太极哲学 东西两仪/犹如首尾相衔的阴阳鱼/这个概念因你而异常清晰”，是把地球的两个半球上的日夜黑白说成是太极图，就有中国文化元素，翻译时因文化差异就不容易把握。诗歌翻译其实也是再创造，需要将其融入输入国的文化。如《在东莞遇見一小块稻田》中，对“厂房的脚趾缝”这一句，竹内新先生就采用直译的方式，而佐佐木久春教授则翻译为“厂房的猫的额头”。东京大学的副教授林少阳告诉我说，日本人在形容窄小之处，有一种说法为“猫的额头”。这就让我理解了佐佐木久春教授的译文为何用“猫的额头”来表述。
　　最后，诗人与译者的沟通也很重要。由于中文诗语法的独特性，在诗歌语言中常有可以不加主语的地方，在英文诗或其他语种的诗里就经常需要加上，译者在遇到必须加主语的地方就会与我沟通，以免产生翻译时的误读。中文往往有不确定的单数和复数，如我的《高秋》中，“此时北方的长街宽阔而安静/四合院从容入梦 如此幸福的午夜”。无论意大利语还是其他语种的译者，与英文译者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诗人写的是作者本人的四合院，或是他人的四合院，还是所有的四合院？我就用最先回答韩国诗人提问时说过的话进行回复，“汉语的含糊性，恰恰是诗性多义性的呈现”。
　　中国的诗歌，也是世界的诗歌;不是走向世界，而是本来就在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