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ng—Geun Jun(韩国外交与国家安全研究所国家安全与统一研究项目主任)
　　自1991年以来，朝核问题谈判历经反复，呈现出一种清晰的循环模式：出现危机→仓促的和不完善的核谈判→谈判破裂→危机再次发生。但是，现时的环境却有了现实的乐观因素：多边解决机制的存在，使得各方利益牵涉其中，相互约束，任何一方都难以轻易食言；中国日益从单纯的会谈主办人上升为重要的居间调停人，积极主动地化解危机；朝鲜日益依赖于国际社会的援助，单边行动更加谨慎；美国政策发生调整，从遏制和不接触变为务实地谈判。当然，朝鲜半岛最终实现无核化仍需要各方在以下方面更紧密地合作：拆除核设施、安全保证和外交正常化、经济援助、朝鲜半岛和平政权的建立、东北亚加强安全合作等。
　　张　建
　　
　　港口安全危如累卵
　　
　　Stephen E．Flynn(美外交关系委员会国家安全高级研究员）
　　9.11事件、马德里和伦敦爆炸案说明，交通系统是恐怖分子的首选目标。目前，港口、船舶和集装箱的安全保护措施仍不甚可靠。这些联系全球贸易的海上通道一旦遭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经济损失将难以想像，其中东亚地区首当其冲。近年来，美国已采取多项措施控制风险，2005年9月更出台《国家海事安全战略》。但由于管理部门缺乏协调，预算分配不合理，执行成本过高，防范措施挂一漏万，效果并不理想。为改善局面，美、欧和东盟应合作建立安全审查机制和多边机构；各国政府应加快出台集装箱跟踪技术标准；东盟和欧盟应借鉴香港集装箱码头业者协会的经验建立试点体系，保证安全措施覆盖每个集装箱。
　　王　力
　　
　　国际法与美国
　　
　　Andrew C．McCanhy(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国际法调整的是不同的国家政治实体的成员之间的关系。而在秉承人民自决和代议制观念的美国早期的缔造者看来，接受外国的指令简直不可想像。为此，他们殚精竭虑地确保美国宪法的地位高于一切，并尽量限制国人对世界其他民族应付的责任。从根本上讲，该责任仅来源于两方面：“国际法”和“条约”，但二者都受美国国会的制约。美国可以以更民主和更合理的方式(即通过常规的立法程序)来规避条约责任。但这个屏障正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联合国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常常以自己的规范来批评美国的做法。美国是否能依然保持自由、自主、自决，捍卫自己免受一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暴政的侵害，现在已到了关键的时刻。陈文鑫
　　
　　现在撤退　
　　
　　William Odom(美国哈得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5至1988年曾为里根总统国家安全部门主管)
　　美国民主党国会议员约翰·默撒从伊拉克撤军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布什政府的回应，但美国当局所标榜的在伊获胜是基于非常低的标准，可以回应撤军的可行性。对现政策(不撤军)的支持者而言，最大的理由是美军的离开会导致伊拉克内战和地区的不稳定，促生恐怖主义，以及妨碍民主的实现，但这些不幸并没有因为美军存在而得以避免。而且美国的单边行动使得美国的许多传统盟友疏离开来，任凭美国陷于伊战的泥沼。孤家寡人的境地无论如何对美国不利。对美军在伊拉克的存在，获益最大的是“基地”组织和伊朗，前者可以激起更多的反美情绪，后者可以利用日益增大的对伊政治势力的影响掣肘美国，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政客也想在混乱的局势中分得一杯羹。
　　张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