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饶宗颐先生的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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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2018年2月6日凌晨,著名国学大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饶宗颐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i01岁。
  笔者联系长住香港的国务院参事王国华,他发来信息说:“悲痛欲绝!昨天下午刚与他女儿约好,下周一下午四点与饶老见面,谁知昨夜12点45分仙逝,己成永别。实在接受不了!心痛如绞!好在他走得安详自在。”
  王国华在香港《大公报》担任了17年董事长、社长,是资深传媒人。2008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饶宗颐先生2009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二人一位是馆员、一位是参事,且年龄相差30岁,由于同在香港,并一起为中华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向国家建言献策,因此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他们之间的交往已有20多载。在香港跑马地,饶宗颐先生生前常在居所“爱宾室”与王国华纵论儒学、宗教、书法、养生之道。
  因中华文化而结缘
  我和饶公的交往始于儒学,我們的友谊也由于探讨中华文化而逐渐加深。正是因为文化上的亲近达到感情上的亲近,最后达到忘年交的程度。
  20世纪80年代末,我当时担任山东出版总社社长,主持了大型文化工程《孔子文化大全》的编纂工作,有幸结识了一批韩国、新加坡及港台地区的儒学专家。饶宗颐教授便是其中之一。
  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我赴汉城举办“孔子文化展”。在同韩国人谈判之前,我拜会并请教了饶宗颐教授。饶公认为,韩国在传承儒学、教育民众、净化社会方面做得相当好,儒学研究也是走在前列的,特别是“儒学与现代化”的讨论在韩国媒体上是热门话题。他建议“汉城孔子文化展”要把握正确方向,弘扬正宗儒学,不可歪曲儒学。现在有些所谓“新儒学”的人,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上,沽名钓誉,脱离了儒学的真谛。后来“孔子文化展”在韩国获得了成功。
  1990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的支持下,“孔子文化大展”在香港举办。当时,国内对弘扬孔子文化仍有较大争议,而港台地区的一批学者却给予了大力支持,认为这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饶宗颐教授亲自为展览题词,从策划到展出都十分支持,艺术大师刘海粟为展览题写了“展标”。
  饶公为“大爱无疆”释疑
  1992年,我到香港任《大公报》社长后,和饶公的接触更加频繁。那时候,饶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正面鼓励。他说,在香港办报要有骨气,扬正气。只要抓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根弦,就出不了大问题。
  每当我遇大事不能决断时,就去请教饶公,他用一个历史典故,便在谈笑中使问题迎刃而解。饶公成了我的精神导师。而每次饶公见到我,都会双手一抱拳,亲切地叫我“王公”。我们一同出席大型活动时,饶公总是紧紧握着我的手,相互依托着。
  2004年《大公报》参与组织策划的“佛指舍利莅港供奉”活动,饶宗颐题词“法雨溥施无远不届”,盛赞佛指舍利莅港。
  2008年汶川地震,《大公报》准备举办一个抗震救灾的大型图片展。初定展标为“大爱无疆”,但有不同意见,认为这四个字似乎只适用于国际救援部分,如将整个展览定为“大爱无疆”似有不妥。为此,我到“爱宾室”请教饶公。
  他说:“‘大爱无疆’这四个字好。这次大地震,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人,表现的就是‘大爱’,无疆界的‘爱’。从地域上讲,世界上的朋友都来援助,是‘无边界’的,从爱的深度和广度上,也是‘无边无际’的。这四个字很贴切!‘大爱’,是指爱的程度,达到‘无我’状态的爱,就是‘大爱’。大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随后,我让他书写了八尺大的四个字“大爱无疆”。饶公解释说,他写的“无疆”的“无”字,就写“无”。因为“无”并非“無”的简化字。“无”是很古老的字,早在汉代就有“无”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天屈西北为无”,是指“天”字最后一捺屈西北,使为“无”。所以,当初我国公布的简体字,有些是很科学的,是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才定下来的,不只是为了书写方便,“无”字便是一例。而“無”是由上边一个篆体“林”字,下边加一个“亡”字组成的篆体“無”演化来的。意思是树林都死了,也就“無”了。
  饶公的四个大字,力透三层宣纸,笔力惊绝!饶公说他的手劲很大,边说边与我较起了手劲,果真十分有力。我就问饶公,他的手如此有力,有什么养生秘诀?
  饶公说,最重要是两点,一是不间断做腹式呼吸和自我腹部按摩,二是女儿在饮食起居上细心照料。这两点缺了哪一点,我这身体早没了。自我按摩,是按少师杨凝式“韭花帖”写的“神仙起居法”,养真人之气。饶公说养生也要遵循中庸之道,从腹部入手。该神仙起居法只有三个动作,我已坚持了十几年,效果甚佳。
  “大爱无疆”四个字,赈灾义卖500万港币,一时成为热点新闻。
  潮州话遇上山东话
  我与饶公交流的最大障碍是语言。我那顽固的山东口音,遇上饶公的潮州口音,迫使我们除录音外,多用笔谈。一次访谈,一般都要写满一个小本子。我逐渐发现饶公写在本上的字像刻进纸里,我写的飘在纸上,无论我多么用力,字总是不入纸。
  然而,不改的乡音也不能阻隔我们思想上的交流与沟通,反而平添了不少乐趣。一次中午茶聚,饶公谈兴很浓,先谈《中庸》,后谈西周人学艺记,又谈他的著作《画额》。谈书法,我略知一二,谈绘画,我无言以对。看到我一脸茫然,他突然对我讲潮州话,我说:“饶公,你讲的是什么话啊?我一句也听不懂。”他也不回答,只望着我笑。他女儿饶清芬在旁笑问:“你怎么跟王社长讲潮州话?”饶公说:“我在教他学潮州话。”我说:“好啊,你教我潮州话,我教你山东话。”他说:“我先教你‘食饭’怎么说,念jia pun。”我说:“怎么念‘驾崩’?这完全不是一个拼法啊。”饶公边写边说:“潮州古音f为p,所以‘食饭’就成了‘驾崩’。历史上有位御厨是潮州人,把‘皇帝食饭’说成‘皇帝驾崩’,结果被杀。”我对饶公说,“我教你山东话‘俺娘’,是我母亲的意思。”饶公说“潮州话‘俺’是‘傻瓜’的意思,引得哄堂大笑。这样的小插曲,在我俩交谈中经常发生,这是饶公的一种幽默。   每年春节,饶公总是在大年初一写一幅寓意吉祥的字,送给好友。2012年是龙年,他写了“龙马精神”八尺横幅送给我,并说,“你这年龄是人生的黄金时段,要以龙马精神报效国家。我一生最崇尚苏东坡那百折不挠、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屡遭贬谪,但始终心向国家。当再次被贬惠州时,仍心向中原,写下了‘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的诗句。”
  我们定期饮午茶,其间谈心论诗是一大乐事。每有重大新闻,饶公总会顺手拈来,或诗或词,写在我事先备好的本子上,边讲解边议论,其乐融融。
  神舟九号升天那天,我们正共饮午茶,一落座,饶公满怀深情,以狂草字写了“穿天心出月胁”六个字,并说:“我们文人讲究文章要穿天心出月胁,顶天立地,气冲霄汉。现在我们的飞船正在穿天心出月胁,实现了我们的梦想。”之后饶公又在小本上写下了他13岁时写的诗,其诗言志即为《穿天心出月胁》。
  灯尽目咙倦欲眠,一行一字尚流连。
  睡时积欠以千计,诗境独游垂十年。
  不学后山卧草盖,颇师张籍啖焚笺。
  为诗终似为文苦,月胁天心费出穿。
  为民族宗教问题献良策
  民族宗教问题,不仅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正在面对的问题。
  为此,我先后5次以求教方式与饶公展开讨论。谈话涉及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中西宗教比较、宗教政策以及如何加强文化建设、提升国人的心灵境界等问题。
  饶公说:“人们都把我看作‘儒家’,实际我是很‘佛家’的,当然还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我曾在法国教授宗教学,学习过许多不同宗教,所以对这方面有些了解。我认为,要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离不开对儒学、佛学、道学的研究、诠释和宣扬。目前中国执行的宗教政策是正确的,既要存异,又要有约束,更要有底线。底线就是不搞分裂。因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利用宗教搞政治,或搞政教合一,历史教训太深刻了,不得不防。国家乱了,什么也谈不上。政策上要同和存异,这其中‘中庸’思想是很受用的。”
  饶宗颐认为,文化建设最首要的任务是解决人们的信仰问题,亦即精神和心灵的安置问题。这个问题忽视了,那精神和信仰问题就只能靠宗教来解决,也就给各种宗教的大发展,留出了空间。中国目前确实面临宗教大发展的趋势。中国地域广阔、人口多,一旦宗教发展出现失衡现象,约束不住,又没底线,历史的经验证明,就会出现大问题。
  我们的谈话从不同侧面展开,饶公说,要解决民族宗教的问题,文化建设是基本功。对于如何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他提出四项具体意见。第一位是要有求是、求真、求正的学术态度,公正无私地对各种宗教文化进行研究。第二就是重视在正确文化研究基础上的文化建设。蔡元培先生曾在上世纪初提出要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宏图大计。当今世界,代替宗教恐难以实现,以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平衡由宗教大发展产生的一些问题是可取的。第三项是要用深入人心灵的义理,进行长期的文化教育。譬如办一份不带宗教色彩,但吸收宗教精华内容,以“修心”为宗旨的通俗刊物。另外,除出版外,还可搞一些地域文化项目建设。
  这份珍贵的材料由我整理成《宗教問题与文化建设——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饶宗颐与国务院参事王国华谈话录》,报送到国务院参事室并收录到《国是咨询》文稿中。
  著书详录饶公书法
  这6年多来,我与饶公讨论的话题最多的是中国书法。饶公常对我说:“王公,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我己练习书法90多年,到现在仍觉得需要老师。由于有这个心态,所以就产生出力量来。我今年已快100岁了,仍感到学有不足之处,仍需要改革自己,这样作品就丰富多了。我的书画作品主要产生在60岁退休之后。90岁后,我又创造了荷花新画法。你不是也喜欢我用新法画的大莲花吗?”
  饶宗颐的书法,技法丰富,功力深厚,五体皆备,自成一家,被称为“饶体”。饶公教我学书法,总是有问必答,诲人不倦,一点一画,随手示范。他一丝不苟,甚至连异体字及标点符号均一一订正。
  我把与饶公有关书法的问答,以答问录方式,编纂成《书法六问》一书。饶公亲自传授书法经验,从五指如何执笔,指、掌、腕、肘如何配合,如何以“腕中峰”运笔,到中国书法“之法”“之势”“之意”“之源”“之理”“书法与养生”等,原汁原味记述了饶公的书法理论与实践。书中还首次对他的《论书十要》逐条作了解释,系统地论述了他独有的书法理论与近九十年的书法实践经验。
  2011年底,《书法六问》的繁体字版在香港出版时,正逢饶公获中华艺术奖终身成就奖。新书面市后,很快售罄,饶公满怀感慨地说,“《书法六问》在香港已是‘家弦户诵’。”
  饶公在《中国梦当有文化作为》一文中提出,“21世纪是重新整理古籍和重拾传统与道德文化的时代,当此之时,应当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为响应饶公的这一倡议,2013年,我又在饶公的指导下,精选了古典书论中有代表性的经典名句,参考古今书家观点,编撰了《书法四字经》一书,由北京与香港两地中华书局同时出版。
  百岁寿宴与《心经简林》
  几年前,我与饶公聊天时,他说,“王公,老天如果给我两年时间,我就可以庆祝一百岁了(按农历算法,饶宗颐2015年为99虚岁。中国传统民俗,一般在99岁这一年过百岁生日)。可我最近身体不太好……”我问他,那我们今年的调研应该选什么题目,要不要搞一搞“心经书法”?他说,心经书法怎么搞法?要搞就搞“心经简林”。
  “心经简林”是香港特区政府根据饶公的榜书《心经》建造的大型户外文化工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户外经林。1980年,65岁的饶公登上泰山,观摩经石峪摩崖石刻《金刚经》,心灵为之震撼,遂立下宏愿,要在香港建造一项类似的文化工程。回港后,他考察了香港地区的山石地质条件,不像泰山的岩石般坚硬,且容易风化,不适合石刻,遂放弃了这一想法。
  21年后,饶公86岁高龄,又有了新的创意,他让女儿买了两刀宣纸,借来了巨型羊毛笔,在四尺宣纸上挥毫,每张写一个大字,用两个多月时间,写了260多张,完成了榜书《心经》创作。   2003年,香港爆发SARS,饶公把榜书心经送给香港市民,以赐福消灾。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出资950万港元,把饶公大字榜书《心经》分别摹刻在37根非洲花梨柱上,树立在大屿山佛像前,由于与古代书简颇有相似之处,故名“心经简林”。
  我说,“您写的‘心经简林’都己成为香港著名的人文景观了,还要研究什么啊?”没想到饶公第一次跟我急了。他说,“‘心经简林’这件事虽然香港出了书,但没有从书法研究上写清楚,应该从竹简开始研究,从大字榜书之宗入手研究。”回来后,我就开始查资料。我将榜书之宗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和饶公榜书的《心经》中42个相同的字一一比对,不难发现有26个字在笔法与结体上惊人地相似,有16个字,饶公在传承中有创新。通过比较研究,使我深切地体会到中华书法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在相似处,我看到了饶公书法是如何忠实地传承了千古不变的基本笔法;在不同处,我体会到了饶公如何把简帛三法融会贯通,并在傳承基础上有创新和发展。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书法被称为大字鼻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隶书为基础,融合隶、篆、魏三法而产生的伟大艺术作品。饶公的榜书《心经》,同样以隶书为基础,但融入了篆书和简帛书,是隶、篆、简帛三法融合而创作的艺术作品。这两件书法艺术品南北呼应,是横跨千年的历史对话,是镶嵌在中华大地上的两颗书法艺术明珠,在民族文化的创新和书法美学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11月,我撰写的《心经简林一一饶宗颐的书法艺术》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饶公特别高兴。在2015年12月6日举办的饶公百岁祝寿晚宴上,他给每位到场的亲朋好友都送了一本由他亲笔签名的《心经简林》。还让我把书送给北京的朋友。一位国务院领导收到该书后,不仅认真阅读,还给我和饶老亲笔回信。信中说,看了《心经简林》中有关书法的对话,“问之切,答之睿”,“有些内容还要细细品味”。“《心经》作为佛学经典,与道、儒之学,有不同亦有相通。如‘空’‘色’与道家的‘无’‘有’,似有异曲同工之处。‘自在’与‘无为’,其实都是积极的,都是大智慧。”并附有一首读道德经的诗:
  函谷开关迎紫气,草楼对月演天则。
  道如可道非常道,德至玄德是上德。
  无有阴阳生万物,柔刚反正贯六合。
  五千二百三十字,看似无为却大哲。
  饶公回信说这首诗“大气磅礴,立足之高,实属罕见”,并回赠了一首《莫高窟题壁》绝句:
  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
  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
  (口述者为国务院参事,撰稿者为国务院参事室《国是咨询》编辑部主任)
  责任编辑 崖丽娟 周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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