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系读一年级时，“反右”运动开始了，那时我19岁不到。我在中学里入团较晚，在大学时是班级中年龄最小的，班上同学中有20名党员调干生，9名团员，1名来自印尼的华侨。班级领导班子组成，除党支部三个委员外，还有学生会主席，校、系、班三级的学习班长。那时我在政治上很幼稚、无知，懵懵懂懂，不知道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怎么回事。那时上面提出要大鸣放，我们在课后开会，不少同学发言踊跃，可我一句话都没讲，一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另外班上多是党员调干生，哪有我这个小年轻开口的余地，轮不到我来发言，因此“反右”期间我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随着鸣放高潮的到来，我也不知不觉地卷进去了。
　　风云人物林希翎的命运沉浮
　　当时学校里大字报铺天盖地，钟楼前搭起遮阳棚，专门供贴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的内容是揭露在肃反镇反中的冤假错案，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大字报贴在钟楼东面前方，洋洋万言，讲肃反镇反时的扩大化。这份大字报的作者很有来头，是民革中央两位知名人物谭惕吾和黄绍弦，黄绍弦以前是李宗仁的亲信。大字报执笔者林希翎，是人大法律系三年级学生，调干生，曾当过《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她从部队转业，考入人民大学，经常发表文章，是青年中有名人物。她漂亮、能干，是青年学生的崇拜对象。林希翎原来不姓林，姓程，叫程海果，因她是温州人，生在海边。她父亲在民国时期做过浙江温岭县税务局主任，是国民党团级军官，大陆解放前抛下母女俩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她们母女俩留在大陆，算是被国民党军官遗弃的，属于受迫害者，在土改时分了六亩地，属于贫农了。林希翎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当过小学和中学教员，所以她后来得以参军，在部队当特约记者而出名。这些经历可能对她的心灵产生影响。谭惕吾认识她，曾带着她遍访冤案，谭惕吾、黄绍弦当时都是民革中央常委，所以有条件视察这些地方，收集了许多案例，大鸣大放时把这些材料都抛了出来，矛头指向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历数公安部在镇反肃反中的问题，相当尖锐，引起轰动。我看了大字报后引起同感，心中赞成，知道有些案子是错的，像我知道的陆大公被抓，我父亲的不少朋友，我中学时的几位老师被逮捕，都是这种情况，但我没有直接表态。大鸣大放风向转向后，这三个人都成为批判对象，林希翎则是人民大学重中之重的被批判对象。
　　在这之前，就是大鸣放时期，林希翎到处作演讲，从法律角度讲。她还到北京大学的群众集会上就“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发言，煽动性很大。我曾经偷偷跑到人大海运仓校区去听她演讲，听后感到很震撼，但我回来后不吭声，没有发言。后来学校批林希翎时，她赖在被窝里不出来，结果几个女同学强行把她拉出来穿上衣服，拉出去批。她想不通，酗酒，发酒疯，砸课桌椅，这被“反右”办公室找到机会，将她逮捕，从此不知下落。
　　林希翎她崇拜三个理论家：林默涵、李希凡、蓝翎，所以她的笔名由这三人姓名中取一字而来。1957年6月初，学校学生会在西郊俱乐部召开关于林希翎论点的自由辩论会，会上新闻系、历史系和法律系三位同学和法律系一位教师就林希翎的论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0点半才结束，第二天晚上又继续进行讨论。但是风向很快就转了，从原先的辩论转变为批驳。6月24日和25日，学校在西郊校区举行辩论大会，对林希翎的观点进行批驳，这次大会还有兄弟院校和校外机关人员参加，规模超过6000人，我印象特别深。6月28日，学校党委在西郊工会俱乐部召开部分党外人士座谈会，讨论反右派问题。7月2日，学校即召开3000余人集会，开始声讨右派分子。7月份学校进入“反右”斗争高潮，各系、各班召开了上千次批判会，对林希翎的批判被作为学校“反右”斗争的一大“战役”来进行。我至今仍没忘记的，是有一次批判大会在铁狮子胡同一号图书馆进行的情景，一个同学原先跟着她干，上去揭发她，其中说了这么一句话：“一杯没有颜色的毒药水我喝了下去，没看透她。”我听后非常震动，这完全是文学语言，这个揭发者后来没有被划成右派，而跟着林希翎干的一大批人都被划为右派。这是人大“反右”运动中第一大案，卷进去很多人。后来有同学对我开玩笑，喜称我是“漏网右派”，若我当时发言，肯定站在林希翎的立场上，必成右派，因为我认为她的大字报讲的都是实情。“反右”运动结束时，支部书记同我讲：你是“中左”。当时凡是划成“中右”的即开除党籍、团籍。我们班有3人被划为“中右”。我是不自觉地没被卷入，没划成“中右”，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对于林希翎，我一直关注她。1979年，我为我同学吴传耀平反事去北京，到人民大学党委，其间我顺便问工作人员林希翎的下落，他们回答我说不知道，我很失望。80年代我参加了民革，有一天看到《团结报》上刊登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在第四版头条，竖的大标题写旅法华侨林希翎批判法轮功。我从头到尾把文章仔细读了，这是记者的一篇采访，其中讲到林希翎批判法轮功，也兼着批判气功。后来我问北京民革中央的同志，他们说林希翎的儿子练气功，出毛病死了。有一次我到北京中央民革开会，碰到李烈钧的儿子李赣骝，他曾经到德国参加過全球华人华侨祖国统一大会，林也参加了。我问他碰到林希翎没有，他说碰到了。我问她看上去怎么样？他回答我说：胖乎乎的一个老太太。国家批准她出去，是政治需要，看来她还是倾向国内的。我后来一直关注她的右派问题改正没有，《炎黄春秋》杂志等有各种说法，讲她曾经多次申请改正，上万言书，结果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予批准。我有我的一种说法。右派没改正的，中央控制5个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地方上也有没改正的。这在知识分子中很多人不同意这种做法，因为“反右”运动已被否定，完全没有必要。其实中央控制的还有一人，就是林希翎，只是没有公开，内部掌握，这有很多说法。90年代上海民革接待民革中央副主席胡敏，我作陪，我旁边坐着随同胡敏来上海的中央民革一位处长，也是人民大学毕业的，在闲谈中我向他问起林希翎的右派改正了没有，他说：林希翎应属改正之列，但中央讨论时有一人激烈反对，就是当年的公安部长罗瑞卿，那时他是中央军委秘书长，坚决反对，林希翎当时大字报的矛头就是对着他的，显然罗认为镇反肃反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就不改正，但对外不公布。我认为此说比较可靠，因当时罗瑞卿一言九鼎，此说任何报纸上都没说到。我一直关心林希翎的命运，她在本世纪初在法国病逝，直到她去世都没听说改正。 　　班级中幸好没有“右派”
　　“反右”时我们系里也很热闹，调干生有社会和工作经验，所以上面一号召鸣放，大家就讲各种问题。1班有一位同学叫殷九如，是调干生，从空军部队转业的，原先在志愿军空军当过标图员，属机密工作，政治上可靠，但“反右”中因为言论多被控制起来。后来传说他要杀人，派人24小时进行看守，我的同学吴传耀首先当看管，后来此人被抓走，说他的罪状是当时在朝鲜战场上企图叛变投敌，从此不知去向。2班有一同学，东北人，叫毕玉奇，是应届生，他在钟楼旁边公用电话旁的墙上贴了大字报，说苏联应該把旅顺大连港还给我们，就因为这个被说成是反苏急先锋，划为极右，送去劳动改造，他是应届生，算是处理轻的。在我毕业前那年春天，有一天到食堂吃晚饭，我掀开门帘迎面见到他，我很吃惊，问他，他说回来了，在二年级继续上课，因为这时中苏关系破裂，他被甄别后放了出来，我俩相视半天，无言以对。其他年级“反右”斗争更激烈，有一位女同学叫周雪恒，是个女才子，她的主要观点是说档案学不是一门科学，因此被打成右派，但很快摘帽。
　　人大教师在“反右”中出名的也有，像工业经济系的讲师葛佩琦，农业经济系的王德周。有一天《人民日报》点名这两人，在鸣放时期，《人民日报》曾经用很大篇幅刊登葛佩琦在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说到：“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后来在批判葛佩琦时就抓住他鼓吹要杀人，要杀共产党这些话，真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后来这两人都被抓起来。上世纪80年代，我看到一份资料，说葛佩琦做过国民党少将，是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做情报工作的，他早在一二·九北京学生运动时就是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1938年加入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他调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任少将参议，赴豫东日本统治区做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为尽快建立东北根据地，派他先后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和“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作掩护，负责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将国民党东北驻军一览表等机密材料，交给单线联系人，再通过秘密电台传给中央，成为我党深入虎穴的一把尖刀，被称为“舍生忘死的共产党员”。我看后都不敢相信，因为当时在学校时完全相信他们确实要杀共产党。八九十年代我去北京看一老同学，住在铁狮子胡同11楼，他跟我说隔壁就住着葛佩琦，我们俩相视而叹。王德周后来下落不明。
　　我们班中没有右派，因为支部书记是好人，担了风险。有一次他讲起当年的“反右”情况，他说那时冒着很大风险，班中有4人被划为“中右”，是他坚持不让划为右派。他是贫下中农出身，浙江余姚人，很早参加了革命，来人大读书前是中共舟山地委秘书，在学校时他拿29元助学金，人长得很帅，是篮球健将，同大家的关系很好，他把这4人给保下来了。他后来是从北京联合大学副校长职务上退下来的。“反右”结束调整班级时，以我们班为主体，从其他班调来了一名右派，叫季克疆，是部队转业考入的，人很直率，作为反面教员调过来，后来他在黑龙江省档案局退休。
　　总之，在中国人民大学经历的“反右”运动，是我生平第一次卷入政治运动，受到教育，启发大，惊吓也大。后来慢慢也接受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能松，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反右”斗争的结果，也是当时大部分大学生的思想。这段经历，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缩短了我从一知半解的青年向成熟青年转变的过程，也缩短了我从青年学生到一个干部的成长过程。
　　（口述者生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撰稿者为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