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1年赦令与近代帝俄美洲殖民政策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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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821年赦令是帝俄政府调整美洲殖民政策的重要文件,内容涉及俄属美洲的边界、领海、贸易等方面。赦令具有明显的对外性质,旨在处理俄属美洲与外国势力的关系,确立俄属美洲的统治权。1821年赦令的颁布加剧了美洲西北海岸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面对来自英、美两国的巨大压力,帝俄政府的态度随后发生变化,基本放弃了原来的政策主张。从历史的维度来分析,帝俄政府态度的这种嬗变正是其全球战略布局、西北海岸国际局势、俄美公司政治变革、沙皇个人性格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帝俄美洲殖民政策的转变对美洲西北海岸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帝俄,美洲,赦令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0-0064-09
  俄属美洲(阿拉斯加)作为帝俄唯一的海外殖民地,在近代帝俄殖民扩张史中占有重要地位。1821年赦令是帝俄政府调整其美洲殖民政策的重要文件,①旨在维护俄美公司的商业利益,巩固俄属美洲的殖民统治,但也引发了英美两国的联合抗议。在随后进行的国际谈判中,帝俄政府基本放弃了原来的主张。近代帝俄政府美洲殖民政策的嬗变,其实质正是其外交方针与19世纪初美洲西北海岸国际局势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尝试以国际史的研究视角,通过对1821年前后帝俄美洲殖民政策变化及影响的分析,揭示19世纪初帝俄外交政策与美洲西北海岸国际局势的互动关系。
  一、1821年赦令与
  帝俄美洲殖民政策的调整
  “俄国同西欧一样,也有其伟大发现的时代。其活动舞台是从乌拉尔到太平洋之间的整个北亚。”① 而毛皮贸易是驱使俄国人向远东地区探险的主要动力。17世纪,帝俄政府开始鼓励私人前往东方开拓发展,并对有突出贡献的商人授予爵位。伊凡·摩斯维京(Ivan Moskvitin)于1640至1641年间抵达黑龙江入海口及库页岛。②这是俄国人首次到达太平洋沿岸。随后彼得大帝和女沙皇安娜都非常支持俄国的海外探险事业,先后组织了数次规模较大的海上探险活动,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白令进行的两次探险活动。白令的第一次探险完成于1730年,实现了对堪察加半岛东海岸的考察。白令的第二次探险即向美洲海岸的探险,完成于女沙皇安娜统治时期,这次探险首次发现了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半岛的海岸,为俄国人后来向美洲的探险和殖民打开了大门。③
  白令第二次探险后,俄国商人掀起了前往阿留申群岛和美洲西北海岸搜寻毛皮的热潮。“数十名冒险家,被一本万利的毛皮业的传闻所吸引,接踵而来,把从勘察加到美洲的这条道路,变成了一条热闹一时的海上通道。”④为更好地规范美洲毛皮贸易、巩固俄国人对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海岸的统治,沙皇保罗一世于1799年发布赦令,授予俄美公司⑤ 垄断俄属美洲毛皮贸易的特权。
  根据1799年赦令,俄美公司在俄属美洲的特权主要包括:
  第一,垄断白令海峡至北纬55°北美西部地区,包括阿留申群島、千岛群岛和鄂霍次克海周边岛屿的全部渔猎和采矿权。
  第二,有权“发现”和“占领”新领地,这种权力不受限于北纬55°以北,而且可以向以南地区占领那些未被其他欧洲国家占领或控制的土地。
  第三,有权与所有邻国开展商贸活动。
  第四,有权砍伐国有森林。
  第五,垄断权期限为20年。⑥
  从上述内容可以发现,俄美公司在享受对俄属美洲贸易垄断权的同时,还需要承担帝俄在北太平洋地区探险、殖民和拓展领土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美公司是一个带有半官方性质的殖民贸易垄断公司。换言之,帝俄早期的美洲殖民政策是以贸易公司的旗号进行隐秘扩张。
  然而,美洲西北海岸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对帝俄的殖民活动构成巨大的挑战。18世纪末,库克船长航行日志中对毛皮贸易巨大利润的描述,激起了欧美商人前往西北海岸进行毛皮贸易的热情,外国商人在俄属美洲的走私活动成为俄美公司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其中以美国商人的走私活动最为严重,他们大多选用烈酒、枪支、火药和粗制的制造品同印第安人交换毛皮,然后在广州用其交换丝绸、茶叶和其他中国商品,最后再将这些商品转运到美国东海岸的港口,通常是波士顿。⑦到1801年,已有16艘美国商船在美洲西北海岸从事毛皮贸易。美商在俄属美洲的走私活动使俄美公司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公司经理K. 赫列勃尼科夫在札记中写道:美国人买一张毛皮,就付给特林吉特人“五六条大毯子,外加一些糖浆、面包干和谷米等,而我们却不能付出这样的数目。因为这比规定价格高一倍,有时也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商品”。⑧ 而最让公司管理处头疼的是,美国商人还向俄美地区的土著居民提供枪支、火药和烈酒。土著居民经常用这些武器攻击那些立足未稳的公司贸易站,这严重威胁到公司的生存与运营。俄美公司无力阻止外国商人的走私活动,只能向帝俄政府和沙皇寻求援助。公司总管理处上奏沙皇,表明事态的严重性,希望以此获得帝俄政府的支持:
  吾皇陛下仁慈为怀,一向庇护俄美公司及整个祖国的贸易事业。陛下明鉴,绝不会准许北美私商和上述公司继续排挤俄国商业。该公司迁入哥伦比亚附近后,伙同一些贪得无厌的美国人,继续将武器换给印第安人,使得我们不能进行狩猎,并且完全破坏了俄国移民区的安宁。⑨
  还有一种原因,西班牙、英国、美国等都宣称拥有或部分拥有俄属美洲的主权。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探险家库克、温哥华等人先后到达美洲西北海岸,为英国政府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权要求提供了事实依据。①据哈德逊湾公司统计,“该公司沿马更些河(Mackenzie River)的一系列贸易站最远可以到达北纬67°”。②美国是另一个宣称在西北海岸拥有主权的国家。早在美利坚建国初期,美国人就将视线投向遥远的太平洋美洲海岸。1783年,美国人约翰·利亚德(John Ledyeard)依据探险经历,编写出《库克船长最后一次前往太平洋搜寻西北海道的航行日志》(The Journal of Captain Cook’s Last Voyage to the Pacific Ocean in the Quest of a North West Passage)。利亚德在书中大谈美洲西北海岸与中国发展毛皮贸易的可行性,该书一经出版,就在美国社会掀起巨大的反响。③ 据统计,1794~1814年间,前往美洲西北海岸的美国商船达90余艘,而同时期英国的商船数仅为12艘。④1819年,美国与西班牙签订《横贯大陆条约》,通过这一条约,美国从西班牙那里继承了北纬42°以北的美洲西北海岸,包括从阿肯色(Arkansas)河源头到达太平洋之间土地的所有权,领土要求和统治权。⑤ 需要说明的是,英、美、俄三国围绕阿拉斯加所有权的纷争无疑加剧了俄属美洲殖民地治理的难度。例如,当帝俄政府要求美国政府整治美商走私问题之时,美方总是强调美国公民在西北海岸自由航行与贸易的权利,进而要求与帝俄政府商定俄属美洲的具体边界问题。⑥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沙皇政府决定出台1821年赦令,对其美洲殖民政策作出调整。1821年9月4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布赦令,宣称俄属美洲的商业利益深受外国走私活动的破坏,帝俄政府迫切需要出台有关俄属美洲边界和规范沿岸航行的制度。⑦当天,帝俄政府发布了关于俄属东西伯利亚海岸、美洲西北海岸、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和其他岛屿的航海限制和贸易规定的公告。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有三项条款,分别规定俄属美洲的南部以北纬51°为界,俄属领地海岸100意大利里的领海权,以及严厉禁止外国商船与俄属美洲境内土著居民进行贸易。⑧
  1821年赦令是帝俄调整美洲殖民地政策的重要文件,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帝俄对俄属美洲统治权的强调。通过对1821年赦令与1799年赦令的比较,可以发现1821年赦令的对外性质。1799年赦令的适用对象主要是俄国公民或俄国公司,而1821年赦令中有关俄美地区领海权和禁止外国商船走私的规定明显具有对外性质。同时,1821年赦令出台后,帝俄政府指示其驻美、驻英外交人员将赦令内容传达给美、英两国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1821年赦令既是俄美公司新特许状的需要,也是帝俄对外宣称俄属美洲统治权的声明。综上所述,英、美、俄等国对俄属美洲所有权的纷争一直是困扰俄属美洲生存的重要问题。显然,俄属美洲具体疆域的确定是俄属美洲殖民地获得国际认可的前提条件,缺少了这一环节,俄属美洲的其他问题都难以解决。如1810年俄方代表M.达什科夫(M. Daschkoff)要求美国政府通过法令或条约的形式禁止美国公民与西北海岸土著居民进行贸易,并将贸易范围限定在俄国商站。而美方代表却要求俄方提供俄属美洲的具体边界范围及其依据。其后,热扎诺夫伯爵(Count Rezanoff)找到美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亚当斯,希望获得美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支持。但是,美国方面立即表示,当前最为迫切的事情不是枪支走私的问题,而是俄属美洲的边界问题。⑨正因如此,确定俄属美洲的边界是帝俄美洲殖民政策的重点,1821年赦令明确规定俄属美洲以北纬51°为南部边界。事实上,帝俄政府做出的这一划定明显是在俄美公司诉求与整体国际环境之间综合考量的结果。俄美公司作为以毛皮贸易为主要经济收益的垄断公司,必然需要不断扩大领土以获得充足的毛皮资源。虽然俄美地区的滨海地带尚未完全开发,但是原有的边界显然不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毛皮需求。俄美公司认为,归属俄国的新领地应当包括直至北纬45°的整个海岸地带。帝俄政府当然清楚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因为英、美两国此前已宣称对上述地区拥有不同程度的主权,如果完全按照俄美公司的要求,英、美两国必然联合制俄,俄国将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最终,帝俄政府选定以北纬51°作为俄属美洲的南部边界。
  其次,帝俄对俄属美洲控制的强化。帝俄原本是以俄美公司的旗号在美洲进行隐秘扩张。俄美公司作为享有垄断权的贸易公司,在本质上是帝俄在北太平洋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然而,贸易公司的扩张形式具有不可忽视的劣势,如薄弱的军事力量、软弱的外交实力、脆弱的经济基础等。面对严重的外国走私活动与英、美等国的扩张企图,俄美公司根本无法做出有效的应对,使俄国面临着被逐出美洲的危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帝俄政府承担起维护俄属美洲利益的责任,直接出面与英、美等国进行交涉。同时,1821年赦令中有关俄美地区沿岸100意大利里领海权,以及禁止外国商船走私的规定也有助于帝俄对俄美地区控制的强化。事实上,贸易公司作为近代早期欧美国家对外隐秘侵略的重要手段,在19世纪以后日益赤裸的扩张环境下逐渐失去原本的存在价值,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俄美公司作为帝俄对美洲侵略的重要工具,也经历了与同类公司相似的命运。19世纪开始,俄美公司开始了缓慢的政治化过程,即由贸易垄断公司向政府机构的转变,政府最终取代商人成为俄美地区的主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1821年赦令是俄美公司政治化及帝俄强化俄属美洲控制的重要体现。
  二、帝俄美洲殖民政策的嬗变
  1821年赦令頒布后,帝俄政府立刻将赦令的内容通过外交渠道告知英、美两国政府,引发了两国的联合反对。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与英国驻美大使斯特拉福德·坎宁(Mr. Stratford Canning)的会谈中,首次表达出美国政府对待1821年赦令的态度:即“不承认俄国对所要求领土的所有权”,“尤其反对赦令中针对大范围海域内禁止外国商船航行的规定”。①很显然,1821年赦令中有关俄属美洲海岸线100意大利里领海权的条款,对美商在西北海岸的经济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1822年2月25日,美国国务卿亚当斯致函俄国总理,对1821年赦令中涉及的俄国领海和领土方面的要求提出抗议,并且要求俄方对这些要求的事实依据做出解释。1822年5月,亚当斯再次指示美国驻俄大使米德尔顿,要求其向帝俄政府做出明确声明:“美国对沙皇赦令中涉及的损害美国国家权利或美国公民权利的相关内容,是一刻也不能容忍的。”②同时,英国政府也对1821年赦令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英国政府指责赦令中有关俄属美洲领海权的主张侵犯了英国所坚持的国际贸易的权益,而且帝俄政府的上述要求不符合万国公法(The laws of nations)的规定。③
  面对英、美两国政府的指责,帝俄政府开始担心陷入孤立的外交境地,因此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向英国传达1821年赦令的反美性质,强调赦令是为阻止美国商人在俄属美洲的非法贸易。俄国外交大臣内斯尔罗德伯爵在与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查尔斯·巴戈特爵士的交谈中即透露出1821年赦令的反美性质。根据这位英国大使的回忆,赦令中的措施主要为阻止美国公民在俄属美洲海岸和岛屿进行的以对华贸易为目的的毛皮贸易活动,以及向上述地区的土著居民走私武器的行为。美国政府对本国商人的上述不良行为的无视是沙皇赦令出台的主要原因。④俄国的这一举措很快激起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时任俄国驻美大使的科莱利尔·德·波利卡(Cheralier de Poletica)注意到美国政府对待1821年赦令中有关禁止外国商船与俄属美洲土著居民贸易的规定十分恼火,甚至扬言不惜武力,通过战争的方式维护美国公民的权益。⑤帝俄政府正是在这些压力下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1822年7月,帝俄政府命令俄国海军暂缓执行1821年赦令的相关规定,改为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对领土进行巡航。同时,俄美公司总管理处给俄美殖民地负责人的信中明确指出,沙皇要求俄国谈判代表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尽量避免冲突。①同年8月,俄国官员向美国驻俄大使米德尔顿传达沙皇的最新指示,即沙皇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恶化,俄国军舰应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巡航。②此后,英、美、俄三国在圣彼得堡围绕俄美问题展开一系列谈判,谈判的结果集中体现在1824年俄美协议与1825年俄英协议的内容方面。1824年俄美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双方同意,在大洋任何海域,即通常所说的太平洋,或称南海,那些还没有被占领的海域,缔约双方公民的航行、捕鱼以及前往该海沿岸地区的活动不得受到干扰和限制。对于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为目的的活动,按下述条款执行。
  二、为防止双方某些公民在太平洋航海或捕鱼活动中以上述条款为借口进行非法贸易,双方同意,未经总督或指挥官允许,美国公民不得进入俄国人居住区,同样,俄国公民也不得进入美国在西北海岸的任何居住区。
  三、在此基础上双方同意,美国公民或地方当局不得在北纬54°40′以北任何北美沿岸以及附近岛屿上定居,同样,俄国公民或所属当局不得在此线以南地区定居。
  四、自本协定签字生效之日起,双方同意,10年之内在上述条款中所列海岸、内海、港湾、港口以及河口,两国船只或两国公民所有的船只可以进行以捕鱼和与当地居民贸易为目的的相互交往活动。
  五、上述条款所列贸易项目不包括酒类、火器、其他武器、火药以及各种战争用品。缔约双方同意,相互间既不出售也不允许各自公民以及任何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其他人向当地居民出售各类物品。双方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上述规定不得成为搜查或扣押对方船只、没收对方物品或罚款的借口,以及对于商人或船员可能携带这类物品的限制手段的借口的前提条件。缔约双方同意各自惩罚和处理本国公民违反上述条款的案件。
  六、该协定经美国总统过会以及俄国沙皇的批准后,将在10个月内或尽可能提前,在華盛顿交换生效。③
  通过阅读协议原文可以发现,俄、美两国在诸如俄属美洲边界、自由贸易、违禁商品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俄、美两国都在一定程度上向对方做出妥协,如俄国允许美国商人在俄美地区沿海及内河沿线从事贸易活动,以此换取美国在俄属美洲南部边界问题上的支持态度。而条款第二项有关俄国人不进入北纬54°40′以南地区定居与美国人不得在此线以北居住的规定无疑是双方承认彼此在西北海岸的势力范围的体现。
  不久,俄、英两国围绕俄美问题签订相关协议。1825年俄英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双方同意,在大洋任何海域,即通常所说的太平洋,或称南海,那些还没有被占领的海域,缔约双方公民的航行、捕鱼以及前往该海沿岸地区的活动不得受到干扰和限制。对于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为目的的活动,按下述条款执行。
  二、为防止双方某些公民在太平洋航海或捕鱼活动中以上述条款为借口进行非法贸易,双方同意,未经总督或指挥官允许,英国公民不得进入俄国人居住区,同样,俄国公民也不得进入英国在西北海岸的任何居住区。
  三、缔约各方在北美西部的边界南部以北纬54°40′为界,以南为英国领土,以北为俄属美洲领土。缔约各方的东西边界以西经141°为准,以西为俄属美洲领土,以东为英属北美领土。
  四、对上一条款的补充。威尔士王子岛完全属于俄国;北纬56°与西经141°线交汇点,俄国享有海岸线10海里领土权。
  五、在此基础上双方同意,英国不得在俄属美洲境内建立居民点,俄国不得在英属北美设立殖民点。
  六、自本协定签字生效之日起,双方同意,10年之内在上述条款中所列海岸、内海、港湾、港口以及河口,两国船只或两国公民所有的船只可以进行以捕鱼和与当地居民贸易为目的的相互交往活动。
  七、俄方锡特卡港将向英国开放10年。如果俄方以后向任何国家继续开放锡特卡港,英国享有同样权益。
  八、上述条款所列贸易项目不包括酒类、火器、其他武器、火药以及各种战争用品。缔约双方同意,相互间既不出售也不允许各自公民以及任何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其他人向当地居民出售各类物品。双方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上述规定不得成为搜查或扣押对方船只、没收对方物品或罚款的借口,以及对于商人或船员可能携带这类物品的限制手段的借口的前提条件。缔约双方同意各自惩罚和处理本国公民违反上述条款的案件。
  九、该协定经英国政府和俄国沙皇批准后,将在6个星期内或尽可能提前,在伦敦交换生效。①
  1825年俄英协议的很多条款与1824年俄美协议相类似,除此还增加了有关俄属美洲东部及南部沿海地区边界的规定,俄国退出对哈德逊湾公司有着巨大商业价值的马更些河地区,作为回报,获得了威尔士王子岛以北地区沿海岸10英里的领土权。
  从上述两项条约的内容可以看出帝俄政府美洲政策的具体变化:领土方面,帝俄放弃了俄属美洲南部以北纬51°为界的主张,改为北纬54°40′。领海方面,十年内开放俄属美洲海岸线及内河航路,英、美两国商船可在上述地区自由航行。贸易方面,英、美两国船只或公民可在十年内在俄美地区自由贸易。总的来看,自英、美、俄三国围绕1821年赦令交涉开始,帝俄政府的美洲殖民地政策逐渐发生变化,从延缓1821年赦令的执行时间,到1824年俄美协定、1825年俄英协定中有关边界、领海、自由贸易等方面的让步。从中可以看出,帝俄政府已基本放弃了原来的政策主张,转而执行一种与英、美友好的美洲政策。
  三、帝俄美洲殖民政策嬗变的
  历史根源
  1821年赦令前后帝俄对待俄美问题的态度经历了从制造事端到息事宁人的变化,帝俄的美洲殖民政策转变为通过在领土、领海和贸易等问题上对英、美两国的妥协,换取国际社会对俄属美洲殖民地统治权的承认。
  帝俄政府美洲殖民政策的这种转变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第一,帝俄整体外交战略与俄属美洲的边缘化地位。帝俄外交的重点一直在欧洲巴尔干地区,英、俄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分歧不断,而地偏民穷的俄属美洲自然不具有这样的外交优先性,只能成为俄、英两国有关巴尔干问题谈判中的筹码。从19世纪起,欧洲,尤其是斯拉夫人居住的东南欧地区成为帝俄外交的重点。沙皇政府明确提出旨在“帮助巴尔干半岛弱小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的政治口号,其实质是沙俄利用同属斯拉夫人的血缘上的联系,对上述地区进行的殖民扩张活动。而1821年希腊爆发的伊普西兰蒂起义无疑为沙皇介入巴尔干半岛创造了机会,沙皇政府立即召开神圣同盟照会,主张由俄国肩负起“恢复巴尔干半岛秩序的重任”。②事实上,沙俄的这种意图瓜分土耳其的野心早已引起英、法等国的不满,沙俄在巴尔干问题上被迫陷入孤立的不利局面之中。而1821年赦令中那些强硬的要求就更显得不合时宜。最终,帝俄政府决定以牺牲俄美地区的利益来换取英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合作态度。   第二,美洲西北海岸国际局势的影响。英、美、俄等国在西北海岸的利益交织而冲突不断,俄属美洲力量弱小,很容易成为英、美等国的攻击对象,而美国大陆扩张的兴起与俄、英两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冲突的激化,都促使帝俄政府制定出以俄属美洲利益为代价的拉美抗英政策。这就使得作为帝俄美洲代理人的俄美公司的经营一直处于困境之中。公司不但面临占据优势地位的美国商人的冲击,而且受到国内农奴制度的影响难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公司只能将国内的农奴制移植到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沿岸地区,依靠压榨和剥削土著阿留申人和特林吉特人维持公司的运营。事实上,人口稀少的俄属美洲一直处于维持生存的边缘状态,难以完成帝俄为其制定的充当北太平洋扩张中先锋的作用。同时期,美国对西北海岸的利益诉求更为强烈。美国对太平洋沿岸的关注由来已久,19世纪初,通过与西班牙围绕路易斯安那边界问题的谈判,最终从西班牙手中获得对落基山脉以西、北纬42°以北地区的主权,从而把疆界首次延伸到太平洋沿岸。③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后,美国加快了夺取太平洋沿岸领土的步伐。1818年英美协议规定英、美两国共同享有落基山脉以西、北纬42°以北、北纬55°以南地区的主权。由此更增加了美国对有着丰富毛皮资源的俄属美洲的兴趣。1820年,以弗吉尼亚参议员J. 弗洛伊德为代表的一些主张发展太平洋沿岸贸易的美国政界人士要求国会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西北海岸问题。1820年12月19日,该委员会向国会提出一个报告,要求“正式占领哥伦比亚河并使那里与印第安人的贸易正常化”。①美国向太平洋沿岸的扩张给帝俄政府带来的巨大压力,加之同时期英、俄两国因巴尔干半岛问题冲突的激化,帝俄政府最终选择以牺牲俄属美洲利益为代价的拉美抗英政策。
  第三,俄美公司与帝俄国内社会政治的变革。俄美公司作为商业垄断公司,其经营的首要目的在于赚取更大的利润,这种经济先导难免与帝俄政府的政治优先相冲突,因此,俄美公司与帝俄政府之间摩擦不断。面对美国商人的走私行为,俄美公司曾多次要求帝俄政府照会美国政府,通过强势外交解决问题。然而,帝俄政府更多考虑的是其整体战略布局。内务大臣科达佐夫列夫在给首相鲁缅采夫的信中写道:“我认为,使用武力制止北美人侵犯的各种手段虽然毫无疑问会奏效,但在这里我们不能采用,因为为了一个私营公司而损害国家关系,是没有充分理由的。”②此外,俄美公司的政治化是这一时期公司发展的显著特征。而贵族阶层作为俄美公司股票的主要持有者,其思想主张也影响到俄美公司政策的制定,由此卷入帝俄政府与12月党人等自由改革派的政治漩涡之中,加速其政治地位的边缘化,最终成为帝俄全球扩张战略的弃儿。公司领导层对12月党人的同情及其对政府的不断指责,使帝俄政府十分不满。俄美公司的雷列耶夫在俄美、俄英协议签订后曾写过一份简明的报告,诉说这些协议对俄美公司经济利益的破坏。亚历山大一世“大发雷霆,因为‘商人’竟想起教训外交官来了。他下令对公司办公室主任予以申斥,并且说,商人什么也不懂”。③從19世纪30年代开始,帝俄政府逐渐将俄美公司转化为政府的办事机构,公司职员也转变为政府公务人员,到19世纪40年代,俄美公司的政治化进程最终完成。
  最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个人性格显然深刻影响到帝俄美洲殖民政策的变化。亚历山大一世性格中的理想主义与其意志的薄弱使其执政时期以政策的左右摇摆而闻名。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自幼在其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引导下接受欧洲启蒙思想教育,而待其执政的19世纪初,俄国却因反抗拿破仑战争而成为欧洲最保守的政府组织——神圣同盟的盟主。神圣同盟的宗旨正是在欧洲恢复传统的封建君主秩序,镇压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民族民主运动。这种教育经历与实际运用之间的脱节深刻影响到亚历山大一世的执政态度。正如俄国学者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所说,亚历山大童年接受的教育就是“只教他循规蹈矩,不教他思考行动;根本没有提出过学习上、日常生活上让他本人去判断是非的问题”。④而面临俄美公司不断的诉求、海军军官对外国势力侵入的描述,以及俄驻外人员对美国国会有关俄美问题提案的反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做出在俄美地区推行强硬政策的决定。然而在英、美两国联合抵制,以及英、法、俄在巴尔干半岛冲突激化的历史条件下,沙皇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美洲殖民政策,放弃1821年赦令中的大部分要求。
  四、帝俄新美洲殖民政策的影响
  1821年赦令前后帝俄美洲殖民地政策的变化无论对俄美殖民地的命运,还是美洲西北海岸国际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俄属美洲殖民地最终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近代欧美列强对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探索与毛皮贸易的繁荣有着密切的联系。18世纪末,俄国毛皮商人开始沿阿留申群岛向阿拉斯加海岸追寻毛皮资源,而同时期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向美洲西海岸的航行引起了欧美国家前往西北海岸贸易的热潮。为规范远东地区毛皮贸易的秩序,帝俄政府出台1799年赦令授予俄美公司在上述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的垄断权。其实质正是帝俄政府试图以贸易垄断公司的名义争夺美洲西北海岸地区的所有权。通过对前文1799年赦令内容的阅读可以发现该赦令的对内性质,即赦令只是宣布俄美公司享有的特权和俄国公民所应遵循的规章,而并不涉及外国商人和船只。需要说明的是,英、美两国都宣称对俄属美洲拥有主权或部分主权,纷纷对俄属美洲统治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1823年亚当斯在写给拉什的信中强调,俄国凭借西北海岸沿岸几个小岛的占领而声称对阿拉斯加拥有主权的理由根本无法成立。①而通过1824年俄美协定与1825年俄英协定中有关俄属美洲边界的规定,英、美两国基本上承认了俄国在北纬54°40′以北、西经141°以西地区的统治权。俄国官员涅谢尔罗捷事后强调:“通过此项条约,我们的移民区会受惠更多。从某种意义上看,它是我移民区在政治上被承认和摆脱危险的开端,因为现在第一次确定了移民区对外国的关系。”②
  其次,俄美公司经营的困境。帝俄与英、美两国签订的协议使俄属美洲的大门顿开,外国商船和货物可在规定期限内自由进入,对俄美公司经营造成的巨大损失,加速了俄属美洲殖民地的衰落过程。俄美公司的经营有着很多难以克服的障碍,一方面,公司管辖地区大多位于高纬度地带,气候寒冷、日照时间较短,不利于农作物的种植,公司所需粮食都需要从欧俄地区运输。尽管公司先后尝试在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建设农作物基地,但是所取得的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公司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外国商人对俄美地区的走私活动。俄属美洲毛皮的主要市场是中国,而中国却将中俄贸易的贸易站设在深处戈壁之内的恰克图,这一规定无疑增加了俄国毛皮贸易的运输成本,使俄国商人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对此,俄属美洲曾试图通过与美国阿斯特毛皮公司合作的方式,由美国商人提供俄美公司所需商品资料,并充当俄属美洲毛皮资源与中国广州市场的纽带。这一计划最终因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的爆发而被迫停止。战后,面对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的美国商船,俄美公司不断请求沙皇政府提供帮助,最终促成1821年赦令的出台。1821年赦令的内容是以保护俄美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如俄属美洲沿岸100意大利里专属领海权的规定,可以有效阻止外国商船的走私活动。而19世纪20年代俄美、俄英协定的签订却使俄国放弃了1821年赦令中有关领土、领海权、贸易权的主张,使俄美公司的经营陷入更为艰难的境地。如1824年俄美协议中有关美国商船可在俄属美洲沿海及内河自由航行、贸易的规定,不但使原本破坏巨大的沿海走私活动合法化,而且连内河沿线腹地也对美国商船全部开放,使俄美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彻底丧失影响。   最后,帝俄新美洲殖民政策增强了美洲西北海岸政治的紧张局势。俄属美洲的门户大开,加之英、美两国在哥伦比亚河地区矛盾的激化,促使英、美、俄三国主导下的西北海岸国际关系充满动荡及不确定性。事实上,西班牙是最先到达美洲西北海岸的欧洲国家。然而,在很长时间内,西班牙较少关注寒冷而瘠薄的西北海岸。西班牙人对西北海岸的重新关注源于白令探险及其后俄国人在美洲西部海岸的频繁活动。西班牙王室指示西属美洲当局组织探险船队沿美洲西海岸向北探险,并建立定居点。③这些探险活动为西班牙对西北海岸的所有权提供了事实依据。18世纪末,英国探险家库克到达美洲西北海岸以后,英、美、俄各国都竭力对这一地区进行商业渗透。而此时的西班牙正深陷欧洲国际关系的冲突之内,根本无暇顾及其他欧美强国对西北海岸的蚕食。通过1790年英西努特卡协定④、1819年美西横贯大陆条约⑤以及俄西之间的谈判,⑥西班牙在美洲加利福尼亚以北的领土遭到英、美、俄三国的瓜分。西班牙势力的退出所引发的“真空”状态,使英、美、俄都竭力分得更多的利益,三个国家在美洲西北海岸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而美国商人与俄美公司对西北海岸贸易权的争夺、俄美公司与哈德逊湾公司对北美西部毛皮资源的竞争,以及英、美两国对哥伦比亚—俄勒冈地区的冲突等無疑都是这种争夺的重要体现。19世纪20年代俄美、俄英协定的签订是帝俄美洲殖民战略收缩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帝俄美洲殖民政策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而帝俄在美洲的战略收缩势必影响到美洲西北海岸国际关系的平衡,激化英、美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冲突与矛盾。
  综上所述,帝俄新美洲殖民地政策的重要出发点是其拉美抗英战略的考虑。而美国太平洋扩张思想的发展无疑加剧了西北海岸国际关系的动荡。美国向太平洋扩张的想法早在建国之初即已形成,并且伴随美国国力的增强和政治精英的提倡而不断发展。美国政府更是将19世纪20年代的西北海岸冲突视为驱逐英、俄在北美的势力,实现自身扩张的难得机遇。因此,美国积极介入英、俄谈判、竭力获得继续向俄属美洲渗透的权利,压制英国在西北海岸的势力,并且通过“门罗宣言”向国际社会宣告美国在美洲的特殊利益,促使英、美两国围绕哥伦比亚——俄勒冈地区的争夺更为激烈。正如学者维克托·J. 法勒(Victor. J. Farrar)所说,美国政府在19世纪20年代外交谈判中的主张证明美国在很早的时候即以尝试制定自己的太平洋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俄勒冈问题的谈判。①
  总的来说,1821年赦令前后帝俄的美洲殖民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试图加强对俄属美洲的控制转向退出美洲争夺的战略收缩政策,其实质正是帝俄外交方针与19世纪初美洲西北海岸国际局势相互作用的结果。近代帝俄美洲殖民政策的变化对美洲西北海岸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俄属美洲的统治权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而俄美公司的经营则陷入困境之中,同时,帝俄的新美洲殖民政策增加了西北海岸国际政治的紧张局势。
  【作者简介】梁立佳,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世界史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美俄关系史。
  季凤梁,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杜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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