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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后，在苦苦思索文化大革命以来历史的过程中，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表示。以批判林彪为形式，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认并纠正了自己的一些错误，作出自我批评，指示纠正了文革前期制造的“二月逆流”、邓小平等冤假错案，并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纠正部分冤假错案
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个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起初是大叶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发上，夜不能寐，终于发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现缺氧昏迷。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负责人，谈话中反映了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矛盾心态。
毛泽东(指着叶剑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虽然历史证明，林彪与“五一六兵团”事件毫无干系，“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伙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以这个方式间接宣布了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帅们平反，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也从关押中被释放。
由于尚摸不清毛泽东这一表态的真实意图，叶剑英一直没有向曾被诬蔑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身患癌症的陈毅传达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再次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剑英才匆匆赶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弥留之际的陈毅。然而，陈毅已经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便与世长辞了。
1972年1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临时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较低追悼会规格，只在睡衣外罩着大衣就冒着严寒亲自出席了北京八宝山陈毅追悼会。陈毅死后虽然没有获得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礼节，却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泽东亲自出席追悼会的殊荣——从1950年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出席的追悼会惟有这一次。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了毛泽东对他昔年战友的重新认可。他对张茜流着泪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立了功劳的。“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为邓小平复出造舆论
在八宝山这次谈话里，毛泽东还当众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相提并论，说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信号。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评价传播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
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获准第一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就是关于林彪出逃一事。两天后，他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对林彪“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他借此机会，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态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后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虽然现在的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后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但他仍然怀疑究竟哪些人还与林彪有暗中的联系，或是准备利用这一事件向他发难，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情，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听了第四次传达林彪事件的报告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作出批示，予以肯定：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
当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复出指日可待。
恢复老领导职位
从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千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作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沫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评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毛泽东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要求，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1973年12月12～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还说：“我看贺龙同志的问题电搞错了，我要负责。要翻案，少了贺龙不好。杨、余、傅电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不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尽管毛泽东的这些自我批评和指示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错误方针上作出根本性的改变，但毛泽东的这些表态，确实使周恩来在——定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
周恩来为众多老干部平反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着手准备全面恢复、落实“文革”前的政策。
1971年11月，周恩来派人到贵州找到贺龙夫人薛明，要她将贺龙被迫害致死前的情况写报告 给中央，准备为贺龙的冤案平反。
1972年4月24日，经周恩来指示和亲自阅改，《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恢复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把“文革”中对干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情况归结为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社论特别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一评价是“文革”以来罕见的，为解放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起到了促进作用。
1972年4月，周恩来抓住老干部陈正人、曾山因在受审查中缺少医治、患病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亲自安排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为约500名副部长以上干部做了体检。许多在外地被审查的老干部借此机会回到北京，重新安排了工作。
1972年8月1日，由周恩来安排，经毛泽东批准，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被迫害和排挤的老干部出席了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此后，每逢重要节日的庆祝活动，周恩来都尽可能地安排一些受迫害，尚未解放的老干部出席，为他们恢复名誉。
1972年底，毛泽东批评监狱中搞“法西斯式审查方式”的现象后，周恩来立即要求公安部负责人与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中的违法体罚、虐待被审查干部问题，允许被关押者申诉。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4月12日，邓小平在“文革”被打倒以来第一次公开参加了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的外事活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1973年3月10日这天，周恩来还抱病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提出了“先易后难”的具体方案，即先解放问题小的干部。在他的督促下，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300多名高级干部的名单，周恩来、叶剑英又排除江青、张春桥的百般阻挠，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逐一讨论、通过，为一大批被打倒和排斥的领导干部重新安排了工作。同时，从1971年底到1972年底，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从“文革”以来就被中断的全国民族、公安、卫生、科学、出版等部门工作会议，以此推动国家各个部门健全制度、恢复落实政策的工作。经过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两年的努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国混乱局面逐步出现转机。
纠“左”还是批“右”的冲突
周恩来领导的恢复旧秩序、批判极左派的努力，引起了江青等文革派的惊恐不安。他们担心发展下去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因而极力阻挠周恩来的各项部署实行，在教育、外交和舆论宣传领域展开了交锋。
斗争的焦点集中表现在主导全国走向的中央舆论宣传领域，也就是当时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1973年7月至8月，周恩来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说：“有些东西又臭又长，林彪就搞这一套。你们批林整风就从文风开始。”他尖锐地指出：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就是形左实右，搞空洞的、抽象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极左的不批透，还会犯错误。运动就是要落实到政策上，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在1973年8月8日召见人民日报社负责人，针对周恩来的批评说：“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批判“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都是“过头”的例子。同时，他们还不顾多数干部的强烈反对，极力维护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亲信鲁瑛的领导地位，借此控制人民日报。1973年9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国庆社论，写道：“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姚文元审稿时删去了这句话。
1973年12月4日，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人民日报内部关于批极左还是极右的斗争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问题。
王若水的信把周恩来和张、姚的矛盾公开化，逼迫毛泽东摊牌。究竟林彪、江青等“文革”派的实质是极左还是极右?1973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召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在谈话中更明确地作出了结论：
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2月19日，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周恩来在讲话中承担了《人民日报》发表批极左思潮文章的责任，并且委婉批评王若水是分裂中央。
1973年，江青等文革派利用毛泽东关于批“右”不批“左”的决策，针对周恩来的纠“左”部署，不断制造出各种光怪陆离的事件，在文化、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反右倾回潮”的运动。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的支持而发动的这场“反右倾回潮”运动，使周恩来在文化、教育领域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迫中断，节节败退。而外交领域里一系列的批判，终于使重病中的周恩来退居二线，新的对垒在江青集团和复出的邓小平之间展开了。
毛泽东纠正部分冤假错案
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个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起初是大叶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发上，夜不能寐，终于发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现缺氧昏迷。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负责人，谈话中反映了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矛盾心态。
毛泽东(指着叶剑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虽然历史证明，林彪与“五一六兵团”事件毫无干系，“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伙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以这个方式间接宣布了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帅们平反，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也从关押中被释放。
由于尚摸不清毛泽东这一表态的真实意图，叶剑英一直没有向曾被诬蔑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身患癌症的陈毅传达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再次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剑英才匆匆赶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弥留之际的陈毅。然而，陈毅已经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便与世长辞了。
1972年1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临时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较低追悼会规格，只在睡衣外罩着大衣就冒着严寒亲自出席了北京八宝山陈毅追悼会。陈毅死后虽然没有获得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礼节，却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泽东亲自出席追悼会的殊荣——从1950年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出席的追悼会惟有这一次。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了毛泽东对他昔年战友的重新认可。他对张茜流着泪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立了功劳的。“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为邓小平复出造舆论
在八宝山这次谈话里，毛泽东还当众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相提并论，说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信号。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评价传播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
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获准第一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就是关于林彪出逃一事。两天后，他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对林彪“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他借此机会，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态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后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虽然现在的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后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但他仍然怀疑究竟哪些人还与林彪有暗中的联系，或是准备利用这一事件向他发难，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情，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听了第四次传达林彪事件的报告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作出批示，予以肯定：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
当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复出指日可待。
恢复老领导职位
从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千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作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沫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评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毛泽东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要求，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1973年12月12～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还说：“我看贺龙同志的问题电搞错了，我要负责。要翻案，少了贺龙不好。杨、余、傅电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不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尽管毛泽东的这些自我批评和指示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错误方针上作出根本性的改变，但毛泽东的这些表态，确实使周恩来在——定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
周恩来为众多老干部平反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着手准备全面恢复、落实“文革”前的政策。
1971年11月，周恩来派人到贵州找到贺龙夫人薛明，要她将贺龙被迫害致死前的情况写报告 给中央，准备为贺龙的冤案平反。
1972年4月24日，经周恩来指示和亲自阅改，《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恢复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把“文革”中对干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情况归结为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社论特别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一评价是“文革”以来罕见的，为解放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起到了促进作用。
1972年4月，周恩来抓住老干部陈正人、曾山因在受审查中缺少医治、患病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亲自安排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为约500名副部长以上干部做了体检。许多在外地被审查的老干部借此机会回到北京，重新安排了工作。
1972年8月1日，由周恩来安排，经毛泽东批准，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被迫害和排挤的老干部出席了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此后，每逢重要节日的庆祝活动，周恩来都尽可能地安排一些受迫害，尚未解放的老干部出席，为他们恢复名誉。
1972年底，毛泽东批评监狱中搞“法西斯式审查方式”的现象后，周恩来立即要求公安部负责人与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中的违法体罚、虐待被审查干部问题，允许被关押者申诉。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4月12日，邓小平在“文革”被打倒以来第一次公开参加了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的外事活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1973年3月10日这天，周恩来还抱病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提出了“先易后难”的具体方案，即先解放问题小的干部。在他的督促下，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300多名高级干部的名单，周恩来、叶剑英又排除江青、张春桥的百般阻挠，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逐一讨论、通过，为一大批被打倒和排斥的领导干部重新安排了工作。同时，从1971年底到1972年底，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从“文革”以来就被中断的全国民族、公安、卫生、科学、出版等部门工作会议，以此推动国家各个部门健全制度、恢复落实政策的工作。经过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两年的努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国混乱局面逐步出现转机。
纠“左”还是批“右”的冲突
周恩来领导的恢复旧秩序、批判极左派的努力，引起了江青等文革派的惊恐不安。他们担心发展下去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因而极力阻挠周恩来的各项部署实行，在教育、外交和舆论宣传领域展开了交锋。
斗争的焦点集中表现在主导全国走向的中央舆论宣传领域，也就是当时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1973年7月至8月，周恩来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说：“有些东西又臭又长，林彪就搞这一套。你们批林整风就从文风开始。”他尖锐地指出：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就是形左实右，搞空洞的、抽象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极左的不批透，还会犯错误。运动就是要落实到政策上，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在1973年8月8日召见人民日报社负责人，针对周恩来的批评说：“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批判“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都是“过头”的例子。同时，他们还不顾多数干部的强烈反对，极力维护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亲信鲁瑛的领导地位，借此控制人民日报。1973年9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国庆社论，写道：“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姚文元审稿时删去了这句话。
1973年12月4日，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人民日报内部关于批极左还是极右的斗争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问题。
王若水的信把周恩来和张、姚的矛盾公开化，逼迫毛泽东摊牌。究竟林彪、江青等“文革”派的实质是极左还是极右?1973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召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在谈话中更明确地作出了结论：
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2月19日，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周恩来在讲话中承担了《人民日报》发表批极左思潮文章的责任，并且委婉批评王若水是分裂中央。
1973年，江青等文革派利用毛泽东关于批“右”不批“左”的决策，针对周恩来的纠“左”部署，不断制造出各种光怪陆离的事件，在文化、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反右倾回潮”的运动。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的支持而发动的这场“反右倾回潮”运动，使周恩来在文化、教育领域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迫中断，节节败退。而外交领域里一系列的批判，终于使重病中的周恩来退居二线，新的对垒在江青集团和复出的邓小平之间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