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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全面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决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它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懈探索，并取得重大成就，从而为此后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无到有：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的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针对当时苏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为由，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做法，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从而保障政治上的独立。
新中国是从旧中国脱胎而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少，近代工业非常薄弱，生产能力十分低下，电力、钢铁、煤炭、棉布等主要产品的产量，大大低于各经济发达的国家，甚至低于长期是殖民地的印度。毛泽东曾感叹：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我国“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能磨面粉，能造纸，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要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必须制订科学的发展目标和方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借鉴国际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在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坚持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有批判有分析地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全面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等等。这些发展目标、方针和原则，对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阶段性成果。新中国成立最初的3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速度，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
（一）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工业生产体系。我国的石油工业长期以来发展缓慢，1949年以前，中国年产原油只有12万吨。国内消费的原油基本上依靠进口。随着大庆油田的建成和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的开发，1965年原油产量达到1131.5万吨，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1973年开始向国外出口原油。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开始兴建石油化学工业。钢铁工业，解放初期只能生产400种钢材，到70年代末能生产2万种以上，钢材自给率达到80%左右。
1956年至1965年，我国电子工业逐步地发展起来。在此期间，先后建成投产66项电子工业工程。同时还建立了雷达研究所、电子计算机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这批生产企业和研究单位，一直是我国电子工业的主力军。到1965年，我国己能生产各种雷达、广播电视发射设备、无线电通信设备、原子射线仪器、电话交换机、电子计算机、电视机等。电子元器件基本自己生产供给。
矿山设备、冶金设备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高精度机床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造船工业、飞机工业等工业部门，也都逐步发展起来。随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形成，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
（二）发展了铁路等交通运输事业，初步形成了全国的交通运输网络。旧中国只修了2.2万公里铁路，而且铁路的分布很不均衡。新中国成立后，铁路建设逐步向全国特别是向内地展开，初步形成了全国的铁路交通运输网络。新建的铁路主要有:湘黔线、襄渝线、川黔线、贵昆线、成昆线、包兰线、兰新线、兰青线、焦枝线等。全国公路桥梁增加到10多万座。1960年4月，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1968年12月18日，中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它标志着中国桥梁建设的一个飞跃。此外，水运和民航业也得到了发展。
（三）农业的基本生产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变，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各地农村通过治理低洼易涝地、盐碱地和山坡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大力兴修水库，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拥有量和化肥施用量不断增加。各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有力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增长。从1952年到1980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6390万吨增加到32055万吨，增长95％；棉花产量由130.4万吨增加到270.7万吨，增长一倍多。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建成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中华民族的伟业，是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家业，是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物质基础，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前提。
两弹一星：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945年8月，当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时，它就自以为掌握了瞬息之间改变世界进程的砝码。在加紧进行核试验的同时，美国也在不断地对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实行核战争的威胁。
面对国际上严峻的核讹诈形势和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毅然做出发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即“两弹一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重要战略决策。
发展“两弹一星”事业，需要掌握许多先进技术，研制许多先进材料、仪器和设备。而这些，在世界上是保密的，完全靠我们自己研制，则需要较长的时间。为此，中国在发展原子能事业方面，开始时曾对苏联的援助抱有很大希望。
我国研制原子弹、导弹，一开始曾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然而，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最主要的是尽量不提供军事应用技术方面的援助。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苏联对华援助也从局部限制演变为全面断绝。
苏联的停止援助没能阻止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1962年8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这等于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1963年3月，核武器研究所正式拿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于1963年12月在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的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成功。西北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于1964年1月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至此，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
1964年10月14日，周恩来下达第一颗原子弹装置就位的命令。16日下午3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按预定时间准时起爆。在一道炫目的光芒闪过之后，随着一声巨响，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升起了中国自己的蘑菇云。从此，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主要是解决了核装置的爆炸问题，要真正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还要解决原子弹的武器化问题。于是，把核爆炸装置和运载工具结合起来，也就是把核弹头和导弹结合起来的试验，提到了“中央专委”的议事日程。
中国的导弹研究与原子弹研究是同时起步的。1960年9月10日，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17天，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我国的科研人员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苏制p—2导弹。11月5日，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1号”一举发射成功。1964年6至7月，我国连续成功发射了三枚中程运载火箭。
1966年9月，“两弹结合”的试验准备工作就绪。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的实施方案。26日，导弹核武器安全运抵发射阵地。27日上午9点整，随着一声“点火！”的口令，大漠上闪现出一团耀眼的火光，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东风2号”载着核弹头拔地而起，像一条巨龙飞向千里之外的目标，在预定的靶标上空爆炸。“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粉碎了国外敌对势力嘲笑我们有弹无枪的预言，开创了世界上在本国领土上进行导弹、原子弹结合飞行试验的先例。
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多次提到发展氢弹的问题。他在一份发展核武器报告上批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就在原子弹爆炸后几个月，从上海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邓稼先领导的从事氢弹探索的一个研制小组率先取得了技术突破，氢弹冷试验的方案一举成功。根据中央提出的加快氢弹研制步伐的要求，核工业系统制订了进行第一颗氢弹试验的计划。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空中成功起爆。
就在我们研制导弹、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1961年，苏联的“东方”l号宇宙飞船载着加加林完成了人类第一次太空飞行。消息传来，又一次震动了中国宇航界的科学家，他们纷纷表示中国的空间科学技术不能再沉默了。1965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第十二次会议，原则批准了由钱学森、赵九章等人提出并制定的发展人造卫星计划。在卫星的具体规划方案中，考虑到国际政治影响，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要比苏联和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先进，即卫星重量大、寿命长、技术新，还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经过专家论证，当时决定以《东方红》音乐代替无线电呼号，并以“东方红1号”命名这颗卫星。
1970年春天，“东方红1号”卫星和“长征1号”运载火箭总装完毕，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第一期工程也如期交付使用。4月24日晚，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
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全国人民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
三线建设：增强了国防力量，改善了工业与城市的布局
1964年4月25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我国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5月27日，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毛泽东的话，引起与会者的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和沿边疆的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至1980年结束。经过广大参建者的艰苦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支援，在1964年到1968年间，我国先后开始了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的战略大后方基地已初具规模。
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入侵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制造了严重流血事件。此后，他们又在新疆等地区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严重威胁我国安全。中共中央认为，战争威胁更加迫近，决定大力发展兵器工业、加速“三线”建设的步伐。同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中共九大之后，中共中央决定由部队管国防工业，在军委办事组下，先后设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及其相应办事机构。同时又对一些国家机构进行调整，加强对军队的领导。
从1969年到1975年，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除西南外，又增加了湘西、鄂西和豫西。同时，中央强调了在全国各地建设自己的小“三线”，要求各地区建立起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工农业和军事工业，提出了大办“五小”（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工业，解决自给自足。1970年，全国约有300个县、市办起了小钢铁厂，约有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到1975年，“五小”工业中的钢、原煤、水泥、化肥年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6.8%、37.1%、58.8%和69%。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积极进行了三线建设的部署调整，尽可能地注意纠正一些片面强调战备的倾向。1980年，国家经济战略方针实行重大转变，“三线”建设基本结束。
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内地工业得到长足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的工业布局；内地工业得到发展，缩短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由于“三线”建设，我国西南等地区交通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筑成一批重要铁路、公路。以“三线”工业建设为龙头，也促进了我国内地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总之，“三线”建设不但对当时的备战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此后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重返联合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中坚力量
1945年6月26日，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同年10月24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国际组织联合国。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国际公认的原则和国际惯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理所当然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机构的工作和会议。由于美国杜鲁门政府在对新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经济扼杀的同时，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操纵联合国，竭力阻挠和反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致使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非法占据这一席位。
为了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并转安全理事会会员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
中国政府这一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正当要求虽然没有得到答复，但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的不断提高，亚非拉一些新独立的国家陆续加入联合国，赞成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国家一年比一年增多。
1961年7月28日，美国参议院以76票对0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案，重申国会反对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同时也反对美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同日，肯尼迪和他的高级幕僚在白宫开会，继续讨论用什么方法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会上国务卿腊斯克提议，在联大提出采用“重要问题”方案，即中国要想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必须有三分之二成员国投赞成票。
美国玩弄“重要问题”花招表明，它已无把握在联合国控制多数，因而企图以三分之一的少数来继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以便维持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统治并永远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美国用“重要问题”提案，又把中国拒在联合国之外达10年之久。
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松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斗争中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7月9日至11日，美国特使基辛格受命秘密访华。周总理在同他会谈中，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全面阐明我国的原则立场。
基辛格告诉周总理，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美国政府这一主张的实质是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这是中国政府决不能接受的。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批驳了美国政府的错误论点，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二次大战后就已归还祖国。这才是不容争议的现实。
9月22日，美国、日本等国向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将“驱蒋”作为重要问题对待的提案，被称作“逆重要问题”提案，即“驱蒋”也同“纳我”一样属于“重要问题”，也需有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通过。同时，美国和日本等国还提出了一项“双重代表权”提案，即让中国取得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席位，蒋介石台湾当局继续拥有代表权。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则提出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10月25日晚9时47分，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首先表决所谓“逆重要问题”案，当电子计票牌上出现了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的结果而被否决时，会议大厅里顿时沸腾起来，热烈的掌声持续了两分钟之久，不少亚非拉国家的代表情不自禁地高声欢笑、互相拥抱祝贺，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使美国为保留台湾当局的席位而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摧垮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会议厅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10月26日，姬鹏飞代外长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报，正式通知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和接纳中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
11月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以乔冠华为团长的出席第26届联大的全体代表，亲自为代表团送行。15日，联合国大厦门前的旗杆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第26届联合国大会将在此欢迎中国代表团。美国时间上午10时30分，大会主席马利克首先致欢迎词，他说，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作为大会主席，我高兴地欢迎这个代表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各国代表致欢迎词后，乔冠华团长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了联合国大会讲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呼吁：“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我们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各国代表对乔冠华的发言，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当他的发言结束时，全场又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掌声，许多国家的代表再次到中国代表团坐席前同各位代表握手，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欢迎。中国人民历时22年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它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标志性的重大成就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并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打破了超级大国把持联合国及操纵国际事务的局面，增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的力量，为更好地履行联合国宪章，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和人类进步提供了重要保证。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所进行的上述工作，为开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做出了宝贵贡献。
（责编 肖黎）
从无到有：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的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针对当时苏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为由，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做法，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从而保障政治上的独立。
新中国是从旧中国脱胎而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少，近代工业非常薄弱，生产能力十分低下，电力、钢铁、煤炭、棉布等主要产品的产量，大大低于各经济发达的国家，甚至低于长期是殖民地的印度。毛泽东曾感叹：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我国“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能磨面粉，能造纸，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要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必须制订科学的发展目标和方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借鉴国际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在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坚持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有批判有分析地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全面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等等。这些发展目标、方针和原则，对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阶段性成果。新中国成立最初的3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速度，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
（一）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工业生产体系。我国的石油工业长期以来发展缓慢，1949年以前，中国年产原油只有12万吨。国内消费的原油基本上依靠进口。随着大庆油田的建成和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的开发，1965年原油产量达到1131.5万吨，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1973年开始向国外出口原油。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开始兴建石油化学工业。钢铁工业，解放初期只能生产400种钢材，到70年代末能生产2万种以上，钢材自给率达到80%左右。
1956年至1965年，我国电子工业逐步地发展起来。在此期间，先后建成投产66项电子工业工程。同时还建立了雷达研究所、电子计算机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这批生产企业和研究单位，一直是我国电子工业的主力军。到1965年，我国己能生产各种雷达、广播电视发射设备、无线电通信设备、原子射线仪器、电话交换机、电子计算机、电视机等。电子元器件基本自己生产供给。
矿山设备、冶金设备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高精度机床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造船工业、飞机工业等工业部门，也都逐步发展起来。随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形成，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
（二）发展了铁路等交通运输事业，初步形成了全国的交通运输网络。旧中国只修了2.2万公里铁路，而且铁路的分布很不均衡。新中国成立后，铁路建设逐步向全国特别是向内地展开，初步形成了全国的铁路交通运输网络。新建的铁路主要有:湘黔线、襄渝线、川黔线、贵昆线、成昆线、包兰线、兰新线、兰青线、焦枝线等。全国公路桥梁增加到10多万座。1960年4月，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1968年12月18日，中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它标志着中国桥梁建设的一个飞跃。此外，水运和民航业也得到了发展。
（三）农业的基本生产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变，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各地农村通过治理低洼易涝地、盐碱地和山坡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大力兴修水库，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拥有量和化肥施用量不断增加。各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有力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增长。从1952年到1980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6390万吨增加到32055万吨，增长95％；棉花产量由130.4万吨增加到270.7万吨，增长一倍多。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建成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中华民族的伟业，是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家业，是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物质基础，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前提。
两弹一星：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945年8月，当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时，它就自以为掌握了瞬息之间改变世界进程的砝码。在加紧进行核试验的同时，美国也在不断地对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实行核战争的威胁。
面对国际上严峻的核讹诈形势和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毅然做出发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即“两弹一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重要战略决策。
发展“两弹一星”事业，需要掌握许多先进技术，研制许多先进材料、仪器和设备。而这些，在世界上是保密的，完全靠我们自己研制，则需要较长的时间。为此，中国在发展原子能事业方面，开始时曾对苏联的援助抱有很大希望。
我国研制原子弹、导弹，一开始曾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然而，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最主要的是尽量不提供军事应用技术方面的援助。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苏联对华援助也从局部限制演变为全面断绝。
苏联的停止援助没能阻止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1962年8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这等于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1963年3月，核武器研究所正式拿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于1963年12月在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的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成功。西北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于1964年1月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至此，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
1964年10月14日，周恩来下达第一颗原子弹装置就位的命令。16日下午3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按预定时间准时起爆。在一道炫目的光芒闪过之后，随着一声巨响，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升起了中国自己的蘑菇云。从此，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主要是解决了核装置的爆炸问题，要真正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还要解决原子弹的武器化问题。于是，把核爆炸装置和运载工具结合起来，也就是把核弹头和导弹结合起来的试验，提到了“中央专委”的议事日程。
中国的导弹研究与原子弹研究是同时起步的。1960年9月10日，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17天，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我国的科研人员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苏制p—2导弹。11月5日，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1号”一举发射成功。1964年6至7月，我国连续成功发射了三枚中程运载火箭。
1966年9月，“两弹结合”的试验准备工作就绪。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的实施方案。26日，导弹核武器安全运抵发射阵地。27日上午9点整，随着一声“点火！”的口令，大漠上闪现出一团耀眼的火光，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东风2号”载着核弹头拔地而起，像一条巨龙飞向千里之外的目标，在预定的靶标上空爆炸。“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粉碎了国外敌对势力嘲笑我们有弹无枪的预言，开创了世界上在本国领土上进行导弹、原子弹结合飞行试验的先例。
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多次提到发展氢弹的问题。他在一份发展核武器报告上批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就在原子弹爆炸后几个月，从上海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邓稼先领导的从事氢弹探索的一个研制小组率先取得了技术突破，氢弹冷试验的方案一举成功。根据中央提出的加快氢弹研制步伐的要求，核工业系统制订了进行第一颗氢弹试验的计划。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空中成功起爆。
就在我们研制导弹、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1961年，苏联的“东方”l号宇宙飞船载着加加林完成了人类第一次太空飞行。消息传来，又一次震动了中国宇航界的科学家，他们纷纷表示中国的空间科学技术不能再沉默了。1965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第十二次会议，原则批准了由钱学森、赵九章等人提出并制定的发展人造卫星计划。在卫星的具体规划方案中，考虑到国际政治影响，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要比苏联和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先进，即卫星重量大、寿命长、技术新，还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经过专家论证，当时决定以《东方红》音乐代替无线电呼号，并以“东方红1号”命名这颗卫星。
1970年春天，“东方红1号”卫星和“长征1号”运载火箭总装完毕，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第一期工程也如期交付使用。4月24日晚，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
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全国人民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
三线建设：增强了国防力量，改善了工业与城市的布局
1964年4月25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我国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5月27日，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毛泽东的话，引起与会者的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和沿边疆的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至1980年结束。经过广大参建者的艰苦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支援，在1964年到1968年间，我国先后开始了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的战略大后方基地已初具规模。
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入侵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制造了严重流血事件。此后，他们又在新疆等地区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严重威胁我国安全。中共中央认为，战争威胁更加迫近，决定大力发展兵器工业、加速“三线”建设的步伐。同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中共九大之后，中共中央决定由部队管国防工业，在军委办事组下，先后设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及其相应办事机构。同时又对一些国家机构进行调整，加强对军队的领导。
从1969年到1975年，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除西南外，又增加了湘西、鄂西和豫西。同时，中央强调了在全国各地建设自己的小“三线”，要求各地区建立起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工农业和军事工业，提出了大办“五小”（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工业，解决自给自足。1970年，全国约有300个县、市办起了小钢铁厂，约有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到1975年，“五小”工业中的钢、原煤、水泥、化肥年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6.8%、37.1%、58.8%和69%。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积极进行了三线建设的部署调整，尽可能地注意纠正一些片面强调战备的倾向。1980年，国家经济战略方针实行重大转变，“三线”建设基本结束。
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内地工业得到长足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的工业布局；内地工业得到发展，缩短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由于“三线”建设，我国西南等地区交通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筑成一批重要铁路、公路。以“三线”工业建设为龙头，也促进了我国内地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总之，“三线”建设不但对当时的备战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此后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重返联合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中坚力量
1945年6月26日，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同年10月24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国际组织联合国。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国际公认的原则和国际惯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理所当然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机构的工作和会议。由于美国杜鲁门政府在对新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经济扼杀的同时，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操纵联合国，竭力阻挠和反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致使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非法占据这一席位。
为了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并转安全理事会会员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
中国政府这一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正当要求虽然没有得到答复，但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的不断提高，亚非拉一些新独立的国家陆续加入联合国，赞成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国家一年比一年增多。
1961年7月28日，美国参议院以76票对0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案，重申国会反对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同时也反对美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同日，肯尼迪和他的高级幕僚在白宫开会，继续讨论用什么方法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会上国务卿腊斯克提议，在联大提出采用“重要问题”方案，即中国要想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必须有三分之二成员国投赞成票。
美国玩弄“重要问题”花招表明，它已无把握在联合国控制多数，因而企图以三分之一的少数来继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以便维持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统治并永远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美国用“重要问题”提案，又把中国拒在联合国之外达10年之久。
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松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斗争中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7月9日至11日，美国特使基辛格受命秘密访华。周总理在同他会谈中，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全面阐明我国的原则立场。
基辛格告诉周总理，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美国政府这一主张的实质是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这是中国政府决不能接受的。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批驳了美国政府的错误论点，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二次大战后就已归还祖国。这才是不容争议的现实。
9月22日，美国、日本等国向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将“驱蒋”作为重要问题对待的提案，被称作“逆重要问题”提案，即“驱蒋”也同“纳我”一样属于“重要问题”，也需有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通过。同时，美国和日本等国还提出了一项“双重代表权”提案，即让中国取得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席位，蒋介石台湾当局继续拥有代表权。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则提出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10月25日晚9时47分，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首先表决所谓“逆重要问题”案，当电子计票牌上出现了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的结果而被否决时，会议大厅里顿时沸腾起来，热烈的掌声持续了两分钟之久，不少亚非拉国家的代表情不自禁地高声欢笑、互相拥抱祝贺，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使美国为保留台湾当局的席位而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摧垮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会议厅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10月26日，姬鹏飞代外长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报，正式通知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和接纳中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
11月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以乔冠华为团长的出席第26届联大的全体代表，亲自为代表团送行。15日，联合国大厦门前的旗杆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第26届联合国大会将在此欢迎中国代表团。美国时间上午10时30分，大会主席马利克首先致欢迎词，他说，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作为大会主席，我高兴地欢迎这个代表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各国代表致欢迎词后，乔冠华团长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了联合国大会讲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呼吁：“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我们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各国代表对乔冠华的发言，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当他的发言结束时，全场又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掌声，许多国家的代表再次到中国代表团坐席前同各位代表握手，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欢迎。中国人民历时22年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它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标志性的重大成就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并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打破了超级大国把持联合国及操纵国际事务的局面，增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的力量，为更好地履行联合国宪章，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和人类进步提供了重要保证。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所进行的上述工作，为开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做出了宝贵贡献。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