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迅速进入转型时期，以上海等城市为代表的大城市，由于开埠通商，商业发展迅速；地处交通便利之区，贸易往来频繁；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使得其发展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优势地位，在新的市场因素刺激之下，这些城市超常规的迅速发展，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9-0068-02
近代中国，以上海、天津、武汉和重庆等为代表的大城市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和经济增长极，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其优势地位，改变了农业社会以政治中心为大城市的传统城市发展格局，对近代中国城市布局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影响其迅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一、开埠通商与大城市发展
中国开埠通商城市是近代以后才真正发展起来的。无论是自开商埠还是约开商埠，在开展商业贸易时，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它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的形式，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和系统，是完全有别于传统城市的新事物。开埠以后，通商城市多设有海关、外国领事馆、洋行、轮船码头、货栈、钱庄与银行、租界、商业会馆和旅社、饭店以及其他因商业而兴起的服务性机构。商业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商品流通，直接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城市的市政建设。可以说，因商兴市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大城市亦不例外。
近代中国大城市在这一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开埠通商使得大城市迅速发展，可以说是其发展的直接动力。就上海而言，开埠之前，城市人口仅为20多万，至建国前夕，已超过500万；城区范围由开埠以前的10平方公里发展至1945年的150平方公里；[1]（P34）城市商业在原有的基础上，以更加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在所有的产业当中，通商贸易发展最快，这与中国大多数开埠通商城市情况基本相同，其中洋行1844年为11家，1854年为120家，1867年为300家，1903年为600余家；商行1865年为88家（租界），1906年为3677家（租界），1908年为7381家，1909年为10528家（包括华界）。20世纪初，上海已拥有银行、钱庄、票号共319家，拥有15家保险行，50家轮船公司及122家报关行。[2]（P175～176）随着商业的发展，外国先进技术的传入和劳动力的增加，近代上海工业也有了重大起步，到1909年上海有工厂82家，商号10528家。城市工业的发展又直接拉动了上海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城区范围的迅速扩张。开埠通商对上海城市的重大影响可见一斑。
近代天津在开埠通商以前，一直作为北京的卫星城市而存在，人口在1840年有198、716人，开埠通商以后，至1895年很快达到587、666人，[3]（P81）相比鸦片战争以前几乎是增加了2倍。开埠通商以后，天津不但在经济上摆脱了对北京的依附，对外贸易更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天津进口的洋布占全部进口商品总额的50%以上，占全国洋布进口总数的1/4强，洋布贸易超过了上海和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口岸，进口的洋纱量也成倍增长，占全国洋纱进口总量的10%[4]（P171）。开埠通商对天津的影响可谓十分重大。近代武汉在开埠以前，人口亦仅为20多万，时至清末便已发展到80多万，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赞叹，二十世纪初期就有“东方芝加哥”之美誉；武汉的商业街原先主要分布在汉水沿岸至长江口沿线的狭长地带，开埠以后便很快形成濒江繁华闹市区。至20世纪初，汉口的外资企业即有30余家，[5]（P95）至1911年，汉口民族资本企业达到120余家，有资本可查的企业30余家，资本总额约为1000万元，涉及火柴、面粉、玻璃、卷烟等各行业。近代重庆在鸦片战争以前，城市人口6万多，到1945年达到100万；[1]（P34）其中1890～1911年先后办有59余家洋商机构；[1]（P132）同时重庆新兴的商业区，从朝天门码头到南纪门，长达7里，商店林立，热闹非凡，也是在开埠以后才逐渐形成的。由此可见开埠通商对大城市的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近代中国获得迅速发展的城市，除了少数是政治中心城市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开放性工商业城市。与开埠通商城市相反，位于中西部地区历史悠久的城市，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未能与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发生密切联系，缺乏发展的直接动力，毫无例外地走向了衰落的命运。如古都西安，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现代化经济过程中不断落伍，虽然保持着区域中心的地位，但其衰落状况依然引人注目，据统计，1937年西安城市人口仅为15.5万人，与1843年相比，城市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只是一个经济活力非常小的中等城市；1937年太原人口为13.9万人，兰州为10.6万人，贵阳为11.7万人，都与1843年相差不多；西宁人口为16.4万人，拉萨为12.6万人，乌鲁木齐为9.0万人，呼和浩特为8.4万人。[3]（P72）这些城市在近代百余年间城市人口变化不大，城市规模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未能开埠通商。
二、地理位置与大城市发展
城市作为商品和人口的主要集散集中地，便捷的交通是其发展所必须的。正如德国人文地理学奠基者拉采尔所说：“交通是城市形成的力。”[6]（P28）这一点在近代中国表现的尤为明显。近代中国大城市的兴起可以说与交通枢纽共生，优越的地理位置直接影响了大城市的发展。地理位置优越主要包括位于沿海、沿江或交通沿线三方面内容。
近代中国开埠通商口岸较多，约开商埠有79个，自开商埠有30余个，[7]（P270）但并不是所有的开埠通商城市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如与上海同时开埠的其他城市广州、厦门、宁波和福州，在开埠前或比上海规模大或相差无几，但后来并没有获得像上海那样飞跃式的发展，究其原因，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起了重要作用。随着近代轮船业和新式运输业的兴盛，水陆交通的便利成为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上海在与南京、苏州、杭州和广州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无论是历史上还是19世纪中叶，这四个城市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城市规模都远远超过上海，但随着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变和新式交通的兴起，这一局面不复存在。虽然上海资源缺乏，并不适合近代城市工业发展，但它还是凭借地理位置的优越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商贸、金融和工业中心。天津在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第二大城市过程中，地理位置起着重要作用。天津地理位置优越，离海岸线仅有40公里，使得近代天津与海洋的水上联系十分便捷。开埠通商之后，天津很快就成为几乎整个华北传统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连接的枢纽，并成为近代中国北方最大的贸易港口。近代武汉优先发展成为大城市，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连接中国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自武汉至东海900公里的航道可以四季通航，是长江航线上一个重要的优良港口。京汉铁路通车以后，武汉城市辐射可直达华北各地。近代重庆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交通地理位置优越是重要原因之一，重庆地处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处，是长江上游的锁匙。西南地区的土货贸易主要通过重庆运往东南沿海地区，重庆亦逐渐发展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土货购销中心和洋货分销中心，商业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商贾云集，百货萃聚，很快发展成为四川的商业中心、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由此可见，地理位置的优越是大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
地理位置优越和交通便利对近代中国大城市有着重大影响的另一个佐证就是，随着新式交通的兴起，原为大城市而不位于交通枢纽的城市普遍迅速走向了衰落。如临清、镇江、扬州等，由于大运河的衰落和海运的兴起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开封、保定由于京汉铁路的通车，其地位很快被郑州、石家庄所取代。这充分说明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
三、广阔腹地与大城市发展
拥有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土地广阔的腹地是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一座大城市的最重要、最天然的基础，就是附近农村地带要人口稠密，劳动力充沛，这就为粮食给养、工业制造和对外贸易提供物质资源。”[3]（P75）近代中国大城市都有着广阔的经济腹地。
近代中国，地理位置优越，同时又是开埠城市的城市亦不为数少，但很少有城市能像上海等大城市这样迅速起飞和发展，其原因与差别就在于城市经济腹地的广阔与否、富庶与否。在近代中国大城市中，以上海的腹地――长江三角洲最为广阔、富庶。自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以后，长江三角洲就一直是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区域；19世纪时，长江三角洲估计拥有人口4000万，全部土地面积约80%为耕地。[3]（P75）在这个肥沃的区域密集者许多商业中心，在鸦片战争以前，上海附近大小市镇已达150余个，其中包括自宋代以来就是中国著名工商业城市的苏州和杭州，上海县城亦是人烟稠密，商业兴隆。这为上海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粮食、蔬菜、副食品等，众多的卫星城市使得上海很快成为中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生丝的主要产地和贸易区。传统时期，商人往往都到苏州采购，迨上海开埠以后，“轮船糜集，商贾辐辏，以致丝货均至上海贸易，虽本地富商不少，而上海皆设分铺”[8]（P326）。广阔富庶的经济腹地使得上海迅速发展，其经济腹地货物皆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流通，至19世纪50年代左右上海便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
19世纪末，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其腹地几乎涵盖黄河以北半个中国，广阔的华北平原为其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产地，并且成为天津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为天津成为北方第一大城市和全国第二大城市奠下了基础。武汉是一个内陆港埠，位居长江中游，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其贸易圈和经济腹地亦十分广阔。溯江而上可达天府之国四川，顺江而下可达长江三角洲，溯汉水而上可达河南、陕西，经洞庭湖可进入湖南和贵州。随着封闭的封建经济结构逐渐打破和交通的日益便利，这些区域很快成为武汉的广阔腹地，皆以武汉作为商品销售市场和商业贸易中转站，可以说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经济腹地为武汉商业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庆位居上江上游，近代时期几乎坐拥整个西南地区这片辽阔的腹地，特别是资源富庶和人口众多的成都平原为重庆的初步发展起了重大推进作用。抗战时期，大批工业的内迁则直接完成了重庆城市的崛起；当然近代西南区域其他城市的交通不便，使得重庆的地位愈发重要亦不可忽视。由此可见，经济腹地的大小与是否富庶是决定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边疆区域城市一般腹地狭小，如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广西省和西北地区的甘肃省和新疆区都未能在近代形成大城市，这又成为经济腹地重要性一个明显的佐证。仅以昆明为例，同样是开埠通商城市和交通相对便利之区，但由于经济腹地狭小，人口有限，经济持续增长能力不足等原因，其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就人口而言，时至清末1910年，昆明省城内外六区和商埠三区仅有人口96、869人，至1936年约有145、440人，至1949年昆明城郊八区人口亦不过308、818人；[9]（P382）就商业和工业而言，1925年昆明市注册的工商企业共有26个，资本总额不足100万元，另有商业单位28个，资本总额有2800万元；1936年全市民营工厂有8类32家，手工业有56类1924户，资本总额不过1000万元。[10]（P305）这其中大批人口和工业设施还是抗战时期迁过去的，并非昆明经济腹地自己直接产生的。
综上所述，以上三大因素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近代中国大城市的发展，三者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同时这三个条件又是相互依存的，为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的贡献。随着近代中国大城市的迅速发展，它们很快成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初步形成了以这些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性和全国性经济网络，对近代中国城市布局和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张仲礼等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章友德主编.城市社会学――案例教程[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3]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3.
[5]穆得和等主编.近代武汉社会与经济――海关十年报告[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
[6]转引自陆大道著.区域论及区域研究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7]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7.
[8]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
[9]谢本书、李江主编.近代昆明城市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10]董孟雄著.云南地方经济史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李光泉（1980-），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城市发展。
注：本文系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河南城镇化道路选择与城镇形态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32400411183）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9-0068-02
近代中国，以上海、天津、武汉和重庆等为代表的大城市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和经济增长极，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其优势地位，改变了农业社会以政治中心为大城市的传统城市发展格局，对近代中国城市布局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影响其迅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一、开埠通商与大城市发展
中国开埠通商城市是近代以后才真正发展起来的。无论是自开商埠还是约开商埠，在开展商业贸易时，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它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的形式，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和系统，是完全有别于传统城市的新事物。开埠以后，通商城市多设有海关、外国领事馆、洋行、轮船码头、货栈、钱庄与银行、租界、商业会馆和旅社、饭店以及其他因商业而兴起的服务性机构。商业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商品流通，直接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城市的市政建设。可以说，因商兴市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大城市亦不例外。
近代中国大城市在这一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开埠通商使得大城市迅速发展，可以说是其发展的直接动力。就上海而言，开埠之前，城市人口仅为20多万，至建国前夕，已超过500万；城区范围由开埠以前的10平方公里发展至1945年的150平方公里；[1]（P34）城市商业在原有的基础上，以更加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在所有的产业当中，通商贸易发展最快，这与中国大多数开埠通商城市情况基本相同，其中洋行1844年为11家，1854年为120家，1867年为300家，1903年为600余家；商行1865年为88家（租界），1906年为3677家（租界），1908年为7381家，1909年为10528家（包括华界）。20世纪初，上海已拥有银行、钱庄、票号共319家，拥有15家保险行，50家轮船公司及122家报关行。[2]（P175～176）随着商业的发展，外国先进技术的传入和劳动力的增加，近代上海工业也有了重大起步，到1909年上海有工厂82家，商号10528家。城市工业的发展又直接拉动了上海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城区范围的迅速扩张。开埠通商对上海城市的重大影响可见一斑。
近代天津在开埠通商以前，一直作为北京的卫星城市而存在，人口在1840年有198、716人，开埠通商以后，至1895年很快达到587、666人，[3]（P81）相比鸦片战争以前几乎是增加了2倍。开埠通商以后，天津不但在经济上摆脱了对北京的依附，对外贸易更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天津进口的洋布占全部进口商品总额的50%以上，占全国洋布进口总数的1/4强，洋布贸易超过了上海和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口岸，进口的洋纱量也成倍增长，占全国洋纱进口总量的10%[4]（P171）。开埠通商对天津的影响可谓十分重大。近代武汉在开埠以前，人口亦仅为20多万，时至清末便已发展到80多万，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赞叹，二十世纪初期就有“东方芝加哥”之美誉；武汉的商业街原先主要分布在汉水沿岸至长江口沿线的狭长地带，开埠以后便很快形成濒江繁华闹市区。至20世纪初，汉口的外资企业即有30余家，[5]（P95）至1911年，汉口民族资本企业达到120余家，有资本可查的企业30余家，资本总额约为1000万元，涉及火柴、面粉、玻璃、卷烟等各行业。近代重庆在鸦片战争以前，城市人口6万多，到1945年达到100万；[1]（P34）其中1890～1911年先后办有59余家洋商机构；[1]（P132）同时重庆新兴的商业区，从朝天门码头到南纪门，长达7里，商店林立，热闹非凡，也是在开埠以后才逐渐形成的。由此可见开埠通商对大城市的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近代中国获得迅速发展的城市，除了少数是政治中心城市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开放性工商业城市。与开埠通商城市相反，位于中西部地区历史悠久的城市，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未能与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发生密切联系，缺乏发展的直接动力，毫无例外地走向了衰落的命运。如古都西安，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现代化经济过程中不断落伍，虽然保持着区域中心的地位，但其衰落状况依然引人注目，据统计，1937年西安城市人口仅为15.5万人，与1843年相比，城市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只是一个经济活力非常小的中等城市；1937年太原人口为13.9万人，兰州为10.6万人，贵阳为11.7万人，都与1843年相差不多；西宁人口为16.4万人，拉萨为12.6万人，乌鲁木齐为9.0万人，呼和浩特为8.4万人。[3]（P72）这些城市在近代百余年间城市人口变化不大，城市规模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未能开埠通商。
二、地理位置与大城市发展
城市作为商品和人口的主要集散集中地，便捷的交通是其发展所必须的。正如德国人文地理学奠基者拉采尔所说：“交通是城市形成的力。”[6]（P28）这一点在近代中国表现的尤为明显。近代中国大城市的兴起可以说与交通枢纽共生，优越的地理位置直接影响了大城市的发展。地理位置优越主要包括位于沿海、沿江或交通沿线三方面内容。
近代中国开埠通商口岸较多，约开商埠有79个，自开商埠有30余个，[7]（P270）但并不是所有的开埠通商城市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如与上海同时开埠的其他城市广州、厦门、宁波和福州，在开埠前或比上海规模大或相差无几，但后来并没有获得像上海那样飞跃式的发展，究其原因，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起了重要作用。随着近代轮船业和新式运输业的兴盛，水陆交通的便利成为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上海在与南京、苏州、杭州和广州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无论是历史上还是19世纪中叶，这四个城市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城市规模都远远超过上海，但随着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变和新式交通的兴起，这一局面不复存在。虽然上海资源缺乏，并不适合近代城市工业发展，但它还是凭借地理位置的优越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商贸、金融和工业中心。天津在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第二大城市过程中，地理位置起着重要作用。天津地理位置优越，离海岸线仅有40公里，使得近代天津与海洋的水上联系十分便捷。开埠通商之后，天津很快就成为几乎整个华北传统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连接的枢纽，并成为近代中国北方最大的贸易港口。近代武汉优先发展成为大城市，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连接中国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自武汉至东海900公里的航道可以四季通航，是长江航线上一个重要的优良港口。京汉铁路通车以后，武汉城市辐射可直达华北各地。近代重庆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交通地理位置优越是重要原因之一，重庆地处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处，是长江上游的锁匙。西南地区的土货贸易主要通过重庆运往东南沿海地区，重庆亦逐渐发展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土货购销中心和洋货分销中心，商业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商贾云集，百货萃聚，很快发展成为四川的商业中心、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由此可见，地理位置的优越是大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
地理位置优越和交通便利对近代中国大城市有着重大影响的另一个佐证就是，随着新式交通的兴起，原为大城市而不位于交通枢纽的城市普遍迅速走向了衰落。如临清、镇江、扬州等，由于大运河的衰落和海运的兴起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开封、保定由于京汉铁路的通车，其地位很快被郑州、石家庄所取代。这充分说明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
三、广阔腹地与大城市发展
拥有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土地广阔的腹地是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一座大城市的最重要、最天然的基础，就是附近农村地带要人口稠密，劳动力充沛，这就为粮食给养、工业制造和对外贸易提供物质资源。”[3]（P75）近代中国大城市都有着广阔的经济腹地。
近代中国，地理位置优越，同时又是开埠城市的城市亦不为数少，但很少有城市能像上海等大城市这样迅速起飞和发展，其原因与差别就在于城市经济腹地的广阔与否、富庶与否。在近代中国大城市中，以上海的腹地――长江三角洲最为广阔、富庶。自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以后，长江三角洲就一直是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区域；19世纪时，长江三角洲估计拥有人口4000万，全部土地面积约80%为耕地。[3]（P75）在这个肥沃的区域密集者许多商业中心，在鸦片战争以前，上海附近大小市镇已达150余个，其中包括自宋代以来就是中国著名工商业城市的苏州和杭州，上海县城亦是人烟稠密，商业兴隆。这为上海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粮食、蔬菜、副食品等，众多的卫星城市使得上海很快成为中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生丝的主要产地和贸易区。传统时期，商人往往都到苏州采购，迨上海开埠以后，“轮船糜集，商贾辐辏，以致丝货均至上海贸易，虽本地富商不少，而上海皆设分铺”[8]（P326）。广阔富庶的经济腹地使得上海迅速发展，其经济腹地货物皆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流通，至19世纪50年代左右上海便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
19世纪末，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其腹地几乎涵盖黄河以北半个中国，广阔的华北平原为其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产地，并且成为天津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为天津成为北方第一大城市和全国第二大城市奠下了基础。武汉是一个内陆港埠，位居长江中游，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其贸易圈和经济腹地亦十分广阔。溯江而上可达天府之国四川，顺江而下可达长江三角洲，溯汉水而上可达河南、陕西，经洞庭湖可进入湖南和贵州。随着封闭的封建经济结构逐渐打破和交通的日益便利，这些区域很快成为武汉的广阔腹地，皆以武汉作为商品销售市场和商业贸易中转站，可以说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经济腹地为武汉商业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庆位居上江上游，近代时期几乎坐拥整个西南地区这片辽阔的腹地，特别是资源富庶和人口众多的成都平原为重庆的初步发展起了重大推进作用。抗战时期，大批工业的内迁则直接完成了重庆城市的崛起；当然近代西南区域其他城市的交通不便，使得重庆的地位愈发重要亦不可忽视。由此可见，经济腹地的大小与是否富庶是决定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边疆区域城市一般腹地狭小，如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广西省和西北地区的甘肃省和新疆区都未能在近代形成大城市，这又成为经济腹地重要性一个明显的佐证。仅以昆明为例，同样是开埠通商城市和交通相对便利之区，但由于经济腹地狭小，人口有限，经济持续增长能力不足等原因，其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就人口而言，时至清末1910年，昆明省城内外六区和商埠三区仅有人口96、869人，至1936年约有145、440人，至1949年昆明城郊八区人口亦不过308、818人；[9]（P382）就商业和工业而言，1925年昆明市注册的工商企业共有26个，资本总额不足100万元，另有商业单位28个，资本总额有2800万元；1936年全市民营工厂有8类32家，手工业有56类1924户，资本总额不过1000万元。[10]（P305）这其中大批人口和工业设施还是抗战时期迁过去的，并非昆明经济腹地自己直接产生的。
综上所述，以上三大因素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近代中国大城市的发展，三者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同时这三个条件又是相互依存的，为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的贡献。随着近代中国大城市的迅速发展，它们很快成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初步形成了以这些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性和全国性经济网络，对近代中国城市布局和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张仲礼等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章友德主编.城市社会学――案例教程[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3]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3.
[5]穆得和等主编.近代武汉社会与经济――海关十年报告[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
[6]转引自陆大道著.区域论及区域研究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7]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7.
[8]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
[9]谢本书、李江主编.近代昆明城市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10]董孟雄著.云南地方经济史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李光泉（1980-），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城市发展。
注：本文系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河南城镇化道路选择与城镇形态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3240041118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