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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秋菊打官司》的成功无疑是对当代社会乡土农村的思考与感悟，是对底层人物命运的一种关怀。它以“乡土中国的人文关怀”的艺术视角作为电影创作的基石，在中国电影史上这次成功的尝试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思考社会、反思现实的艺术创作之窗。让我们怀着一颗虔诚之心去理解社会，去体验生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秋菊打官司》将以它独特的创作视角将永存于人们的心中。
[关键词] 《秋菊打官司》 乡土中国 人文关怀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1.029
一、乡土中国的生存环境为《秋菊打官司》提供深厚的文化土壤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曾谈到中国的广大农村是中国文化的聚居地，是承载中华文明的依托。在《秋菊打官司》中，听高亢的秦腔，体会平直粗犷的语言，可以感受到《秋菊打官司》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一个西北农村的故事。对于这种现状的把握，笔者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首先，在封建传统意识尤存的宗法社会里，正是这部影片所发生的特定历史条件。该片中，从一开始，秋菊与乡上大夫的对话中:你们是从山村里来的？这样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将特定的场景定格在一个西北地区偏远的山村，完全靠家里的壮劳力去养家，在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封建传统意识得到合理的延续。秋菊之所以认为“那个地方”能“要命”,正是因为“那个地方”与万家的香火继续有关。对生育观念的严重关切正是对这种传统宗法社会的真实映照。另外影片还含有深沉的男权意识。这种意识也在影片中表现得极其诙谐，风趣。比如村长对老婆多胎生女娃不满。他看到秋菊生了个男孩竟忘掉了秋菊告状之事，高兴得像是自己得了宝贝儿子似的。
其次，影片中所体现的天高地远、官本位意识浓厚的社会。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中，尊重权威的等级制度以及官本位意识成为宗法社会的重要特征。在电影中刻画得十分明显：身为一村之长, 王善堂随意打人, 打过人还认为“踢就踢了,踢了他就不胡说了。”秋菊也认为王善堂“是村长,打几下也没啥”, 只是“再大的事也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村长王善堂的：“我大小也是干部”更是表明了当时的农村这样的官本位的意识十分浓厚。
再次，乡土温情的社会。笔者认为该片所描写的社会现实包括乡土中国温情的一面。当村长得知秋菊生的是男孩，而忘乎所以的高兴，秋菊本人也似乎因为这样的一件喜事而不再追究时，乡土中国的温情一面得以展现[1]。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并非冷板一块，其中也有温情与亲情，矛盾自然通过传统社会所固有的亲情与温情达到解决，这无疑也在影片中得以展现。
二、以乡土中国的朴素人文关怀深入刻画剧中人物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真正好的作品永远是准确地把握和塑造剧中角色的内心，将自己对人物的观察与现实的思考融入角色之中。
《秋菊打官司》中的主人公秋菊的身上体现着对村长尊严的服从与维护自身利益的矛盾。在影片中可见，秋菊虽然与村长发生纠纷，但村长的权威性在秋菊心中并未消减，只要村长给她道个歉，她也就心满意足了。可问题的症结偏偏就在，此纠纷涉及村长本人，而村长就因自己身为一村之长碍于面子不肯道歉。所以，在秋菊身上体现对村长尊严的服从与维护自身利益的矛盾困惑。这种利益就是秋菊在片中一直所说的“讨个说法”，而这种“讨个说法”显然是单独追求技术效果所无法达到的，导演对这种“说法”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认识与把握上，并且通过乡土中国的人文关怀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这种矛盾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背景与当时环境相联系的，脸面、人情、尊严无一不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最为在乎的东西，而对这些方面的思考也正是该片对乡土农村人文关怀的结果。
《秋菊打官司》中二号主人公王善堂。作为《秋菊打官司》中代表社会权威的村长体现着：维护宗法社会的尊严与认识到自身的行为错误的一对矛盾。即使村长犯错也必须遵守乡规民约以维护村长的权威，而这种即使自己有错还要维持自己尊严的矛盾恰巧通过张艺谋笔下的王善堂表现的淋漓尽致。我们可以认识到王善堂就是村上的统治者。王善堂打了别人的“要命”处, 县里的李公安叫他认个错,他以理相拒：“我大小是个干部, 以后在村里怎么说话。”之所以这么说,笔者认为，作为维护全村秩序的王善堂所谓的面子就是自己所在乎的在宗法社会中他所处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即使他做错事情，由于他是村长用不着别人来说，不然的话就是对他地位的亵渎。这种根深蒂固的“面子”，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思想之中，更是对亲亲尊尊的官僚特权思想进一步形象的描述。
三、以乡土中国的人文关怀来诠释人情和法治的错位、传统和现代的交接
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艺术的精品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与感悟。《秋菊打官司》是中国当时社会一个最为现实的题材，影片没有停留展现“中国特色”的表层上，而是通过秋菊始终都“要个说法”和事与愿违的结局将影片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深度，也从而更加诠释了当代社会的人情法治的错位，传统文化于现代文明的交接。
笔者从秋菊要个说法和秋菊的困惑两方面来具体说明。秋菊要个说法，首先，秋菊作为一农村女性，身怀六甲也要“要个说法”这个说法一定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文化底蕴在里面。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尊严可以是次要的，生殖的意义大于一切，也重于一切。所以，当故事发展到秋菊在村长帮助下顺产一子，其实矛盾也就瞬间解除了。秋菊的说法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道歉，但是没想到却不自觉走向了一条现代法治的道路来实现了这一说法。由此也导致了乡土人情社会和现代法治社会在交接移植上的差异，引起了当代社会的反思。
秋菊的困惑，生动的展现了乡土中国的融融之情于法治中国客观于真实的背离。正当秋菊和乡民们在满月酒欢乐的气氛中等待村长的到来的时候，尖利的警笛划破了山村的清空，警车载走了村长，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拘留十五天，秋菊震惊、茫然和不知所措的表情形成了一个定格镜头。从微观来看，这其实是哲学上一个“不虞现象”，也就是人所寻求的往往得不到，而并不体现心愿的不期而至的这种尴尬无奈的生存景况。从宏观来看，它反映了中国当代法律制度存在着与中国乡土社会背景间的裂痕。正是由于中国当代正式法律的运作逻辑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所以它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社会背景脱节了。
《秋菊打官司》的成功无疑是对当代社会乡土农村的思考与感悟，是对底层人物命运的一种关怀。它以“乡土中国的人文关怀”的艺术视角作为电影创作的基石，在中国电影史上这次成功的尝试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思考社会、反思现实的艺术创作之窗。让我们怀着一颗虔诚之心去理解社会，去体验生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秋菊打官司》将以它独特的创作视角将永存于人们的心中！
注释
[1]张晓磊 李国新：《秋菊:一个传统的女性》，载于《影视评论》2003年第43期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济南：山东出版社，2006.
[2] 张晓磊，李国新.秋菊:一个传统的女性[J].影视评论,2003(43).
[4] 吴盛枝.<秋菊打官司>的生存文化底蕴[J].南京社会科学,1993(94)
作者简介
孔卯，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生。
[关键词] 《秋菊打官司》 乡土中国 人文关怀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1.029
一、乡土中国的生存环境为《秋菊打官司》提供深厚的文化土壤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曾谈到中国的广大农村是中国文化的聚居地，是承载中华文明的依托。在《秋菊打官司》中，听高亢的秦腔，体会平直粗犷的语言，可以感受到《秋菊打官司》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一个西北农村的故事。对于这种现状的把握，笔者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首先，在封建传统意识尤存的宗法社会里，正是这部影片所发生的特定历史条件。该片中，从一开始，秋菊与乡上大夫的对话中:你们是从山村里来的？这样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将特定的场景定格在一个西北地区偏远的山村，完全靠家里的壮劳力去养家，在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封建传统意识得到合理的延续。秋菊之所以认为“那个地方”能“要命”,正是因为“那个地方”与万家的香火继续有关。对生育观念的严重关切正是对这种传统宗法社会的真实映照。另外影片还含有深沉的男权意识。这种意识也在影片中表现得极其诙谐，风趣。比如村长对老婆多胎生女娃不满。他看到秋菊生了个男孩竟忘掉了秋菊告状之事，高兴得像是自己得了宝贝儿子似的。
其次，影片中所体现的天高地远、官本位意识浓厚的社会。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中，尊重权威的等级制度以及官本位意识成为宗法社会的重要特征。在电影中刻画得十分明显：身为一村之长, 王善堂随意打人, 打过人还认为“踢就踢了,踢了他就不胡说了。”秋菊也认为王善堂“是村长,打几下也没啥”, 只是“再大的事也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村长王善堂的：“我大小也是干部”更是表明了当时的农村这样的官本位的意识十分浓厚。
再次，乡土温情的社会。笔者认为该片所描写的社会现实包括乡土中国温情的一面。当村长得知秋菊生的是男孩，而忘乎所以的高兴，秋菊本人也似乎因为这样的一件喜事而不再追究时，乡土中国的温情一面得以展现[1]。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并非冷板一块，其中也有温情与亲情，矛盾自然通过传统社会所固有的亲情与温情达到解决，这无疑也在影片中得以展现。
二、以乡土中国的朴素人文关怀深入刻画剧中人物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真正好的作品永远是准确地把握和塑造剧中角色的内心，将自己对人物的观察与现实的思考融入角色之中。
《秋菊打官司》中的主人公秋菊的身上体现着对村长尊严的服从与维护自身利益的矛盾。在影片中可见，秋菊虽然与村长发生纠纷，但村长的权威性在秋菊心中并未消减，只要村长给她道个歉，她也就心满意足了。可问题的症结偏偏就在，此纠纷涉及村长本人，而村长就因自己身为一村之长碍于面子不肯道歉。所以，在秋菊身上体现对村长尊严的服从与维护自身利益的矛盾困惑。这种利益就是秋菊在片中一直所说的“讨个说法”，而这种“讨个说法”显然是单独追求技术效果所无法达到的，导演对这种“说法”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认识与把握上，并且通过乡土中国的人文关怀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这种矛盾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背景与当时环境相联系的，脸面、人情、尊严无一不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最为在乎的东西，而对这些方面的思考也正是该片对乡土农村人文关怀的结果。
《秋菊打官司》中二号主人公王善堂。作为《秋菊打官司》中代表社会权威的村长体现着：维护宗法社会的尊严与认识到自身的行为错误的一对矛盾。即使村长犯错也必须遵守乡规民约以维护村长的权威，而这种即使自己有错还要维持自己尊严的矛盾恰巧通过张艺谋笔下的王善堂表现的淋漓尽致。我们可以认识到王善堂就是村上的统治者。王善堂打了别人的“要命”处, 县里的李公安叫他认个错,他以理相拒：“我大小是个干部, 以后在村里怎么说话。”之所以这么说,笔者认为，作为维护全村秩序的王善堂所谓的面子就是自己所在乎的在宗法社会中他所处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即使他做错事情，由于他是村长用不着别人来说，不然的话就是对他地位的亵渎。这种根深蒂固的“面子”，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思想之中，更是对亲亲尊尊的官僚特权思想进一步形象的描述。
三、以乡土中国的人文关怀来诠释人情和法治的错位、传统和现代的交接
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艺术的精品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与感悟。《秋菊打官司》是中国当时社会一个最为现实的题材，影片没有停留展现“中国特色”的表层上，而是通过秋菊始终都“要个说法”和事与愿违的结局将影片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深度，也从而更加诠释了当代社会的人情法治的错位，传统文化于现代文明的交接。
笔者从秋菊要个说法和秋菊的困惑两方面来具体说明。秋菊要个说法，首先，秋菊作为一农村女性，身怀六甲也要“要个说法”这个说法一定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文化底蕴在里面。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尊严可以是次要的，生殖的意义大于一切，也重于一切。所以，当故事发展到秋菊在村长帮助下顺产一子，其实矛盾也就瞬间解除了。秋菊的说法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道歉，但是没想到却不自觉走向了一条现代法治的道路来实现了这一说法。由此也导致了乡土人情社会和现代法治社会在交接移植上的差异，引起了当代社会的反思。
秋菊的困惑，生动的展现了乡土中国的融融之情于法治中国客观于真实的背离。正当秋菊和乡民们在满月酒欢乐的气氛中等待村长的到来的时候，尖利的警笛划破了山村的清空，警车载走了村长，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拘留十五天，秋菊震惊、茫然和不知所措的表情形成了一个定格镜头。从微观来看，这其实是哲学上一个“不虞现象”，也就是人所寻求的往往得不到，而并不体现心愿的不期而至的这种尴尬无奈的生存景况。从宏观来看，它反映了中国当代法律制度存在着与中国乡土社会背景间的裂痕。正是由于中国当代正式法律的运作逻辑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所以它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社会背景脱节了。
《秋菊打官司》的成功无疑是对当代社会乡土农村的思考与感悟，是对底层人物命运的一种关怀。它以“乡土中国的人文关怀”的艺术视角作为电影创作的基石，在中国电影史上这次成功的尝试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思考社会、反思现实的艺术创作之窗。让我们怀着一颗虔诚之心去理解社会，去体验生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秋菊打官司》将以它独特的创作视角将永存于人们的心中！
注释
[1]张晓磊 李国新：《秋菊:一个传统的女性》，载于《影视评论》2003年第43期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济南：山东出版社，2006.
[2] 张晓磊，李国新.秋菊:一个传统的女性[J].影视评论,2003(43).
[4] 吴盛枝.<秋菊打官司>的生存文化底蕴[J].南京社会科学,1993(94)
作者简介
孔卯，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