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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气功终无悔
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法院任书记员，五六十年代就职于上海市气功疗养所；后调入龙华医院肺科，与肺科名家邵长荣等一起从事中医药治疗肺结核的临床研究；70年代后期回到气功行列，调入上海市气功研究所的前身——上海中医研究所，专事医学气功的文献与临床研究；退休后，在尽享天伦之乐的同时，继续在气功园里笔耕，直至生命的最后。可谓生命不息，气功不止。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气功生涯中，先生兢兢业业、精勤不倦，为祖国的气功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气功疗养所工作期间，也正是百年气功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先生作为陈涛所长的助手，参与了三线放松功、新编八段锦的创编，气功培训教材的编写；以学术秘书的身份协助陈涛所长，建立了上海中医学会气功学组并开展了不少学术研讨活动。三线放松功功理的丝丝入扣，新编八段锦各节名称的朗朗上口……折射出了先生扎实的理论功底与气功修养；上海市气功疗养所学术地位的确立，也倾注了先生的大量心血。
调入中医研究所工作之时，正值气功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先生先定编于《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气功学》卷编委会，作为该书副主编除协助主编林雅谷先生做好气功历史与传统理论、传统功法的统稿、审稿外，还亲自执笔撰写了许多重要条目。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编委会云集了包括刘贵珍及其弟子吴伯平等在内的国内多位气功名家翘楚。工作期间，先生的学识与修养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由此确立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编撰工作基本结束后，由先生领衔组建了国内唯一的气功文献情报研究室，并亲任研究室主任直至退休。其间，一大批科研成果诞生于此。编撰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气功书籍；在先生指导下形成框架的“气功史成立室”几经更新，业已成为一家业内小有名声的专业博物馆；由先生倡导且题写刊名的《气功医疗与科研动态》，发行至今。
著书立说青史垂
20世纪80年代开始，先生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不少气功专业书籍，其中在业内外最具影响的是《中国气功学》和《实用中医气功学》。客观地说，最早提出“气功学”一词的或为《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从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为《全书》所作的序来分析，“气功学”概念提出的具体时间应当在1978年至1982年11月间。但一般读者，甚至业内人员对这一概念的接触与了解，则始于先生的《中国气功学》，该书由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于1983年，它实现了气功由“术”向“学”的飞跃。先生的这部著作出版后，各种冠以“气功学”的书籍大量出版，如《医学气功学》《体育气功学》《养生气功学》等等。先生的《实用中医气功学》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实用”系列丛书之一，这部一百一十余万字的著作，囊括了气功基础、功法、临床、科研及文献等内容，可谓那个时期的气功“大全”，其对气功概念的诠释、气功发展史的介绍、气功功法六大流派的划分，至今仍被众多学者所首肯，并被许多学术论文与专著引用。此外，先生主编的《实用医学气功辞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气功养生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0）、《气功问答》（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等，也是当时颇受气功爱好者欢迎的书籍。先生的论文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论述传统静功，如放松功、周天功等；二是论述气功研究的方法学问题。综合这些著作与论文，笔者以为，其学术思想与治学理念有着鲜明的特点。
（一）治学严谨，旁征博引
先生严谨治学的作风，可以从他关于古代气功起源时间的确定中窥见一斑。先生认为，中国气功起源于四千多年前的唐尧时代。为了确立这一论点，“在没有直接文献证据”的情况下，他以“几个间接文献的互相佐证……作为立论的依据”。这些间接文献包括了《尚书》《史记》等史书，《吕氏春秋》等杂家著作，《黄帝内经》等医书，舞蹈纹彩陶盆等出土文物，它们之间相互印证、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证据链”。与那些只凭片言只语“断定”气功起源者相比，如以《黄帝内经》有气功论述而认为气功与中医“同岁”、以《安般守意经》有气功内容而认为气功起源于汉代、以比照古印度瑜伽起源而认为气功有七八千年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这与先生广博的学识和博览群书的良好习惯是分不开的。新中国医学院老师为其打下的中医功底和小学功底，法院工作期间养成的法学与社会学知识，医疗实践中积累的临床经验及医德修养，为其治学夯实了扎实的基础。先生的博览群书，可从其寓所的藏书略知一二。凡去过先生寓所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地处上海市中心马当路的那套简陋的住宅，简直就是一个藏书室，无论是床底下、餐桌下，还是衣柜旁、墙角边……大凡屋内所有空间全部让位于书，先生本人更是书不释手、好学不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淫”。
（二）史观清晰，实事求是
大凡对于一个研究历史者而言，要有一个明确的历史观，气功史的研究者也是如此。研读先生的论文与著作，唯物史观与文明史观时时呈现在字里行间。如先生认为，在气功的萌芽时期，古人“通过不断地摸索实践，反复证实有一定效果后，一种方法逐渐被人们保留采纳而流行应用了”，“通过这个漫长的萌芽时期，人类从不自觉到自觉，到有意识地运用气功作为防病治病的措施之一，这才是真正的气功起源……”而气功的发展，则是与医疗实践、养生实践的发展大致同步的。先生先后在《上海中医药杂志》和《中国气功》杂志发表了两篇关于气功史研究的论文，则更加直接地表述了其历史观。他明确地提出，“气功不是宗教的产物，而是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部”；研究气功历史，“一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二要掌握好大量的文献资料，三要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四要尽量引用第一手资料，五要分析有些被引申发挥或归纳的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先生提出的“五要”是气功史研究的指南，对整个气功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刚正不阿，不随大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第二次气功高潮的持续与发展，一些不谐之音也不时随波逐流，或狐假虎威、招摇撞骗，或不懂装懂、自以为是，或夸大其词、哗众取宠。但先生并未被这些逆流所左右，依然潜心于传统气功的研究与传播。在他的笔下，气功依然是一种自我身心锻炼的方法，气功锻炼依然应该强调松与静，气功的作用依然是防病治病、强身健体；对于某些“大师”标榜的“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等的“功夫”，他不屑一顾；对某些报刊不负责任的宣传，则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愤慨。记得，某日笔者因事路过文献室门口，只见先生正对着一本杂志的封面照片大发雷霆，其架势犹如与他人吵架似的。原来，该杂志的封面上印了一帧某气功“大师”的“练功”照片，“大师”身披释家袈裟样的服饰，解释词说他在练“道家功法”。先生对这种违背常理的“作秀”，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其出于本能的愤怒，这一幕恰巧被笔者偶然撞见并终身难忘。直至今日，笔者在工作余暇参与为数不多的气功活动时，仍尽力以先生为榜样，绝不人云亦云。 但是对于自己的切身利益，他却以常人少有的气度。由于先生的作品较多，且受人喜爱，故遭他人抄袭甚至盗版之事时有发生，对此先生常“一笑了之”。如某“大师”在出版其“大作”时，其中关于气功历史的内容几乎全部同《中国气功学》，先生却对此“视而不见”；台湾一出版社做的更加过分，将《中国气功学》换了个书名，以繁体字在宝岛公开出版发行，先生知道后先是一惊，但当老板的儿子带着样书登门道歉时，他却以一句“都是中国人，’为对方找台阶。这种高风亮节的博大胸怀，实在令人敬佩。
今有疑难可问谁
笔者曾在气功研究所蹭饭近20年，作为充数之竽还一度混入管理层，由此与先生有着多个层面的接触，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也获得了他的颇多教诲，其中以下几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记得刚进所不久，为了职工普及气功常识，研究所团支部组织全体青年团员学习气功知识，先生受邀为大家作专题讲座。先生拿着写的密密麻麻的几页信笺纸，有条不紊、语气亲切地娓娓道来，气功的历史与理论、功法的分类、练功的要领、现代气功高潮的掀起等无不略及。如果说这是一堂大课的话，先生还为不才单独开过一次“小灶”。那是他告老还乡之前的一天上午，一双儿女来整理先生的私人藏书，我俩在走廊不期而遇。先生放下手头的事情，与笔者进行了一次长谈。从气功的历史、现状，谈到它的前景；从气功的管理、相关活动的组织，谈到它的学术研究；从气功的功法、作用，谈到它的本质……
还记得，所里拟建气功史成立室之前，咨询先生对布展的意见，回慈溪之前他留下了详细的文字稿。正式布展之前，笔者与所里同志一起，按改建过的成立室实际情况，从先生的大纲中提取要素拟定各展板的“设计稿”，初稿形成后，邮寄给先生审定。不日，先生寄来了对初稿的审改意见，从事件、人物的取舍，到措辞用语，乃至标点符号，逐一审定，稍有不妥便亲笔修稿，有的还注明了修改的理由。按照先生的审定稿，成立室不久布展就绪并正式对外展出。尽管实物不多且多为复制品、装饰简陋，但由于脉络清晰、依据充分，展出后还是得到了业内外有识之士的肯定。
令人难忘的是先生指导不才撰稿气功教材。1993年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宋天彬、浙江中医学院刘元亮两师牵头，南京、上海中医药大学参与，编写全国中医院校协编教材《中医气功学》。首次编委会会议上，将全书内容分配给各参编院校，并明确了“双规”（规定各章节字数、规定交稿时间）要求。上海作为副主编单位分到了“绪论”和“气功基础学”的大部分章节（包括气功发展简史、气功现代研究等），笔者独揽绪论与气功史，但在实际操作时感到难度不小，着实有点恐惧。先生得知后，专门来信表示愿意为教材把关。有了先生的撑腰，顿觉有了底，于是将草拟的万余字书稿寄给先生。大约一周后，接到了先生的回信。他在信中首先以褒扬之词基本肯定了不才之草稿，同时又以严肃的口吻对一处遗漏、一处谬误提出了批评。他在遗漏处写了带感叹号的两个字：“补齐！”一处谬误是《黄帝内经》关于“肾有久病”者气功疗法的论述，原文出于《素问》的一个“遗篇”，时值宋代，与其他篇目的成书时间相差甚远，笔者误将两者混为一谈。对此，先生提出了批评，但不才无知，没有采纳先生的意见，并骗过了教材主编及出版社编辑、校对的多道关卡，以致误人子弟。令人遗憾的是在该教材变身统编教材并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后的几年当中，这一差错依旧没有得到改正，并殃及东北一位同仁主编的“创新教材”。直至不才受国家“十二五”同名规划教材正副主编刘天君、葛林宝两兄之邀，担任主审时才将其改正，并在《编辑学刊》撰文作为典型差错公布于众，呼吁“遗篇”不能“早产”。
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法院任书记员，五六十年代就职于上海市气功疗养所；后调入龙华医院肺科，与肺科名家邵长荣等一起从事中医药治疗肺结核的临床研究；70年代后期回到气功行列，调入上海市气功研究所的前身——上海中医研究所，专事医学气功的文献与临床研究；退休后，在尽享天伦之乐的同时，继续在气功园里笔耕，直至生命的最后。可谓生命不息，气功不止。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气功生涯中，先生兢兢业业、精勤不倦，为祖国的气功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气功疗养所工作期间，也正是百年气功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先生作为陈涛所长的助手，参与了三线放松功、新编八段锦的创编，气功培训教材的编写；以学术秘书的身份协助陈涛所长，建立了上海中医学会气功学组并开展了不少学术研讨活动。三线放松功功理的丝丝入扣，新编八段锦各节名称的朗朗上口……折射出了先生扎实的理论功底与气功修养；上海市气功疗养所学术地位的确立，也倾注了先生的大量心血。
调入中医研究所工作之时，正值气功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先生先定编于《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气功学》卷编委会，作为该书副主编除协助主编林雅谷先生做好气功历史与传统理论、传统功法的统稿、审稿外，还亲自执笔撰写了许多重要条目。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编委会云集了包括刘贵珍及其弟子吴伯平等在内的国内多位气功名家翘楚。工作期间，先生的学识与修养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由此确立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编撰工作基本结束后，由先生领衔组建了国内唯一的气功文献情报研究室，并亲任研究室主任直至退休。其间，一大批科研成果诞生于此。编撰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气功书籍；在先生指导下形成框架的“气功史成立室”几经更新，业已成为一家业内小有名声的专业博物馆；由先生倡导且题写刊名的《气功医疗与科研动态》，发行至今。
著书立说青史垂
20世纪80年代开始，先生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不少气功专业书籍，其中在业内外最具影响的是《中国气功学》和《实用中医气功学》。客观地说，最早提出“气功学”一词的或为《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从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为《全书》所作的序来分析，“气功学”概念提出的具体时间应当在1978年至1982年11月间。但一般读者，甚至业内人员对这一概念的接触与了解，则始于先生的《中国气功学》，该书由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于1983年，它实现了气功由“术”向“学”的飞跃。先生的这部著作出版后，各种冠以“气功学”的书籍大量出版，如《医学气功学》《体育气功学》《养生气功学》等等。先生的《实用中医气功学》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实用”系列丛书之一，这部一百一十余万字的著作，囊括了气功基础、功法、临床、科研及文献等内容，可谓那个时期的气功“大全”，其对气功概念的诠释、气功发展史的介绍、气功功法六大流派的划分，至今仍被众多学者所首肯，并被许多学术论文与专著引用。此外，先生主编的《实用医学气功辞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气功养生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0）、《气功问答》（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等，也是当时颇受气功爱好者欢迎的书籍。先生的论文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论述传统静功，如放松功、周天功等；二是论述气功研究的方法学问题。综合这些著作与论文，笔者以为，其学术思想与治学理念有着鲜明的特点。
（一）治学严谨，旁征博引
先生严谨治学的作风，可以从他关于古代气功起源时间的确定中窥见一斑。先生认为，中国气功起源于四千多年前的唐尧时代。为了确立这一论点，“在没有直接文献证据”的情况下，他以“几个间接文献的互相佐证……作为立论的依据”。这些间接文献包括了《尚书》《史记》等史书，《吕氏春秋》等杂家著作，《黄帝内经》等医书，舞蹈纹彩陶盆等出土文物，它们之间相互印证、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证据链”。与那些只凭片言只语“断定”气功起源者相比，如以《黄帝内经》有气功论述而认为气功与中医“同岁”、以《安般守意经》有气功内容而认为气功起源于汉代、以比照古印度瑜伽起源而认为气功有七八千年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这与先生广博的学识和博览群书的良好习惯是分不开的。新中国医学院老师为其打下的中医功底和小学功底，法院工作期间养成的法学与社会学知识，医疗实践中积累的临床经验及医德修养，为其治学夯实了扎实的基础。先生的博览群书，可从其寓所的藏书略知一二。凡去过先生寓所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地处上海市中心马当路的那套简陋的住宅，简直就是一个藏书室，无论是床底下、餐桌下，还是衣柜旁、墙角边……大凡屋内所有空间全部让位于书，先生本人更是书不释手、好学不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淫”。
（二）史观清晰，实事求是
大凡对于一个研究历史者而言，要有一个明确的历史观，气功史的研究者也是如此。研读先生的论文与著作，唯物史观与文明史观时时呈现在字里行间。如先生认为，在气功的萌芽时期，古人“通过不断地摸索实践，反复证实有一定效果后，一种方法逐渐被人们保留采纳而流行应用了”，“通过这个漫长的萌芽时期，人类从不自觉到自觉，到有意识地运用气功作为防病治病的措施之一，这才是真正的气功起源……”而气功的发展，则是与医疗实践、养生实践的发展大致同步的。先生先后在《上海中医药杂志》和《中国气功》杂志发表了两篇关于气功史研究的论文，则更加直接地表述了其历史观。他明确地提出，“气功不是宗教的产物，而是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部”；研究气功历史，“一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二要掌握好大量的文献资料，三要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四要尽量引用第一手资料，五要分析有些被引申发挥或归纳的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先生提出的“五要”是气功史研究的指南，对整个气功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刚正不阿，不随大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第二次气功高潮的持续与发展，一些不谐之音也不时随波逐流，或狐假虎威、招摇撞骗，或不懂装懂、自以为是，或夸大其词、哗众取宠。但先生并未被这些逆流所左右，依然潜心于传统气功的研究与传播。在他的笔下，气功依然是一种自我身心锻炼的方法，气功锻炼依然应该强调松与静，气功的作用依然是防病治病、强身健体；对于某些“大师”标榜的“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等的“功夫”，他不屑一顾；对某些报刊不负责任的宣传，则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愤慨。记得，某日笔者因事路过文献室门口，只见先生正对着一本杂志的封面照片大发雷霆，其架势犹如与他人吵架似的。原来，该杂志的封面上印了一帧某气功“大师”的“练功”照片，“大师”身披释家袈裟样的服饰，解释词说他在练“道家功法”。先生对这种违背常理的“作秀”，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其出于本能的愤怒，这一幕恰巧被笔者偶然撞见并终身难忘。直至今日，笔者在工作余暇参与为数不多的气功活动时，仍尽力以先生为榜样，绝不人云亦云。 但是对于自己的切身利益，他却以常人少有的气度。由于先生的作品较多，且受人喜爱，故遭他人抄袭甚至盗版之事时有发生，对此先生常“一笑了之”。如某“大师”在出版其“大作”时，其中关于气功历史的内容几乎全部同《中国气功学》，先生却对此“视而不见”；台湾一出版社做的更加过分，将《中国气功学》换了个书名，以繁体字在宝岛公开出版发行，先生知道后先是一惊，但当老板的儿子带着样书登门道歉时，他却以一句“都是中国人，’为对方找台阶。这种高风亮节的博大胸怀，实在令人敬佩。
今有疑难可问谁
笔者曾在气功研究所蹭饭近20年，作为充数之竽还一度混入管理层，由此与先生有着多个层面的接触，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也获得了他的颇多教诲，其中以下几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记得刚进所不久，为了职工普及气功常识，研究所团支部组织全体青年团员学习气功知识，先生受邀为大家作专题讲座。先生拿着写的密密麻麻的几页信笺纸，有条不紊、语气亲切地娓娓道来，气功的历史与理论、功法的分类、练功的要领、现代气功高潮的掀起等无不略及。如果说这是一堂大课的话，先生还为不才单独开过一次“小灶”。那是他告老还乡之前的一天上午，一双儿女来整理先生的私人藏书，我俩在走廊不期而遇。先生放下手头的事情，与笔者进行了一次长谈。从气功的历史、现状，谈到它的前景；从气功的管理、相关活动的组织，谈到它的学术研究；从气功的功法、作用，谈到它的本质……
还记得，所里拟建气功史成立室之前，咨询先生对布展的意见，回慈溪之前他留下了详细的文字稿。正式布展之前，笔者与所里同志一起，按改建过的成立室实际情况，从先生的大纲中提取要素拟定各展板的“设计稿”，初稿形成后，邮寄给先生审定。不日，先生寄来了对初稿的审改意见，从事件、人物的取舍，到措辞用语，乃至标点符号，逐一审定，稍有不妥便亲笔修稿，有的还注明了修改的理由。按照先生的审定稿，成立室不久布展就绪并正式对外展出。尽管实物不多且多为复制品、装饰简陋，但由于脉络清晰、依据充分，展出后还是得到了业内外有识之士的肯定。
令人难忘的是先生指导不才撰稿气功教材。1993年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宋天彬、浙江中医学院刘元亮两师牵头，南京、上海中医药大学参与，编写全国中医院校协编教材《中医气功学》。首次编委会会议上，将全书内容分配给各参编院校，并明确了“双规”（规定各章节字数、规定交稿时间）要求。上海作为副主编单位分到了“绪论”和“气功基础学”的大部分章节（包括气功发展简史、气功现代研究等），笔者独揽绪论与气功史，但在实际操作时感到难度不小，着实有点恐惧。先生得知后，专门来信表示愿意为教材把关。有了先生的撑腰，顿觉有了底，于是将草拟的万余字书稿寄给先生。大约一周后，接到了先生的回信。他在信中首先以褒扬之词基本肯定了不才之草稿，同时又以严肃的口吻对一处遗漏、一处谬误提出了批评。他在遗漏处写了带感叹号的两个字：“补齐！”一处谬误是《黄帝内经》关于“肾有久病”者气功疗法的论述，原文出于《素问》的一个“遗篇”，时值宋代，与其他篇目的成书时间相差甚远，笔者误将两者混为一谈。对此，先生提出了批评，但不才无知，没有采纳先生的意见，并骗过了教材主编及出版社编辑、校对的多道关卡，以致误人子弟。令人遗憾的是在该教材变身统编教材并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后的几年当中，这一差错依旧没有得到改正，并殃及东北一位同仁主编的“创新教材”。直至不才受国家“十二五”同名规划教材正副主编刘天君、葛林宝两兄之邀，担任主审时才将其改正，并在《编辑学刊》撰文作为典型差错公布于众，呼吁“遗篇”不能“早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