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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3日晚，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赖明勇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金丝边眼镜、白衬衫深色西装，在环境古朴的茶室内，赖主席侃侃而谈，举手投足尽显学者风采。作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湖南省委主委、长沙理工大学校长，赖主席是放开二胎政策的坚决倡议者、呼吁者。近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做了大量调研，并连续几年在全国“两会”上建言献策。
前瞻精神国际视野
赖明勇身上有很多之最，湖南第一个文科岗位长江学者、曾经的湖南最年轻博导（33岁）、湖南最年轻副省级干部……从17岁进入湖南大学数学系学习起，这位出生于江西的学者已经在岳麓山下度过了30余年，并且一直身居象牙塔。
1986年，21岁的赖明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湖南大学数学系，之后，他先后到北京大学进修了半年，到国防科大师从著名学者汪浩读了3年博士，又分别到日本千叶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作了两年半的学术交流。
1994年是赖明勇认为的“人生转折点”，那年他加入了民建。“当时我已是副教授，在经济学界刚崭露头角，以经济界人士为主的民建对我很有兴趣，湖南民建的前辈黄人达副主委和民建湖南省委组织处处长一行人到我家里找了3次，由于我那几年正在全国各地给MBA班上课，一年上八九百节课，导致他们扑了三次空。”赖明勇说自己是多党合作制度的亲历者、实践者和受益者，“我本来对民主党派不太了解，但是被他们的诚意感动，便加入了民建。我还记得当时的民建湖南省委主委阳忠恕和其他副主委亲自给我们新会员上课，使我对中国的民主制度、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功能有了系统的认识，至今获益，所以我现在要求民建湖南省委一定要加强新会员教育。”
1998年，年仅33岁的赖明勇被破格评为博士生导师，并且是当年整个湖南大学惟一跨两个一级学科（管理类、经济类）的博导。“我当时成为博导确实是破格提拔，那是十年动乱后出现的教授断层造就的机遇。但我也经过了严格的程序，我的材料被送到一批国内高校同行盲审，并参加了多层答辩，都通过了才定下来的。”
“培养具有全球化思维观念的、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的新型人才。”这是赖明勇一直强调的教学理念。熟悉赖明勇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特别能吃苦、具有极强前瞻意识的人，并且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在双语教学、网络教学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每次上课，赖老师或用英语，或用日语，讲得又快，学生不敢开半点小差;而且每周五晚上雷打不动是赖老师让大家做讨论的时间，每人主讲一个问题，要有新意，还不能用中文。这样逼一逼特有好处，压力大进步也快。”赖明勇教过的学生这样说。
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目的是希望学生尽快进入国际学术背景，能更准确地掌握国际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情况，消除距离感。”赖明勇说。他告诉记者，实际上原来自己认识还没这么深刻，1999年他到日本做科研，阅读了大量的原版书籍和杂志，回国后才这样做的，为此他从日本带回了满满一箱子原版书，还用自己的科研课题费给研究生装了条专线，保证学生24小时随时能上网。“互联网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座图书馆，任何一个老师。”
现在事务繁多，赖明勇很难有整块的时间静下心来做研究或是像以前一样带着学生一起开读书会。虽有遗憾，但多重身份也有一些好处，“我可以去很多地方做调研接触现实问题，得到大量第一手数据和资料，这是我以前仅仅当教授时所得不到的。尤其我是研究经济学，这种调研机会对我的学术非常有帮助。”赖明勇说。
学者型官员
当前，新一代民主党派领导人大多有学术背景，来自高校的不在少数，赖明勇也不例外，他表示：高校向来是统战工作的重要阵地，不可否认，知识分子的专业背景、综合素养都使其在参政议政上更具优势。所以各个民主党派都盯着高校，人才争夺战也很激烈，有些好的对象，各党派都在争取。“这批人确实能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但吸引新成员入会主要还是靠宣传和动员。很多人不了解民主党派，我自己当初也不了解，这就要向他们解释。有些人才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得到发展机会，我们完全能理解，但绝对不会有任何承诺。湖南民建每次发展新会员，在本人提出入会申请后，组织处都要到其工作单位考察后方能决定是否入会，比其他党派更为严格，要确保优中选优。”赖明勇说。
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党派无论从发展速度、环境上来看，都实现了很大的飞跃，参政议政的形式越来越多元化，渠道也越来越通畅。加入民建20余年来，赖明勇的感受是，湖南统战工作在全国有非常好的经验，“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的参政议政模式便源自湖南，目前湖南省统一战线正在围绕湖南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中心深入实施“同心工程”，这片土壤十分利于民主党派的发展。
中共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协商民主”，赖明勇的体会是现在高层协商越来越多，省里很多重大决策都会征求党派意见，比如“四个湖南”的提出、洞庭湖地区发展方案等等;每到年底，政府工作报告、纪委监察、两院、财政等各个部门通报会都会邀请党派参加，征求意见。
“这种形势实际上对党派参政议政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也有压力，要踏踏实实做调研、对问题有比较准确的把握，才能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
在教授、校长、主委、副主席等多重身份中，赖明勇坦陈自己最喜欢、感到最放松的角色“肯定是教授”。“我骨子里就是一个教书匠、一个文人，学生是我最大的财富。”赖明勇说。
“当然，我的每一步前进都不是刻意为之，可以说都是历史机遇。其实这些身份中就算只拥有一个，也要全身心投入才能做好，所以我现在工作强度确实很大，每天都跟弹棉花一样，在各种角色的工作场合中弹来弹去，也会有透支的感觉。但想到我如此幸运，拥有这么好的平台，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责任，我就无法抱怨，惟有努力前行。”赖明勇说，“此外，我有强大的团队支持，不管是民建还是我的学术团队，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很多优秀的团队成员在帮助我，让我不必过于被琐事牵绊。”
建言献策为己任
古人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有两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今天依然是赖明勇等“学而优则仕”的官员们心中的理想。“经济学是门经世致用的学科，我希望能尽我所能，多为国家提供有用、管用的决策依据。”这是赖明勇所致力追求的，因此，每年的全国“两会”建议，他都会精心准备，反复修改。
湖南是农业大省，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不利于湖南经济的长期发展。为此，赖明勇曾连续几年关注农产品价格问题，提出“对合理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要容忍，对市场和制度不完善带来的价格波动积极改进，对投机倒把则要零容忍”。他还曾先后提出打造全国统一的大宗农产品交易平台、战略资源性产品交易市场平台，若能实现，将有利于提高中国农产品和铁矿石等战略性资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近几年，单独“两孩”政策已经逐步落地，何时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就成了更多人关注的焦点。赖明勇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放开“两孩”。
赖明勇说，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已是形势所趋。限制生育而导致的人口非均衡结构，会导致经济结构调整和驱动力的长期变化。
他认为，人口增长率过低将导致未来资本积累速度变慢，劳动力下降，产出下降，继而经济结构被迫向消费、第三产业、银发经济转型，长期则进入加速衰退时期。因此，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不仅不能给我国带来好处，反而会导致国力衰退，甚至中华文明式微。
数据显示，我国生育率更替水平为2.2，即每个家庭平均需生育2.2个孩子才能让父母辈和孩子辈人数持平，避免人口的持续衰减。“而自1991年，我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表明，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和1.26，不到世界平均的一半。不过，即使生育率处于1.5，那也意味着每隔一代人（25～32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2%。”
据赖明勇研究发现，“实际上，人们根据直觉往往高估生育率。”比如已经试点过“两孩”政策的几个地区，其生育率都远低于更替水平。同时，少子化一旦成为常态，提高生育率将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少子化推高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让想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若家庭普遍养育两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就没有这么多顾虑。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赖明勇指出。
此外，高生育率惯性下，降低生育率马上就能缓解抚养压力;但在长期低生育率下，提高生育率短期内反而会因为增加被抚养人数而加重压力，其缓解效果要二三十年后才能体现，所以低生育率的惯性比高生育率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因此，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出生人数的反弹，而是在继完全放开的短暂反弹之后，生育率依然无法回升到可持续水平，导致出生人口随适龄女性数量锐减而雪崩式地下滑，并最终带来总人口规模的持续衰减。
赖明勇建议，全面放开两孩生育政策，他建议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国家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转向“国家采取综合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赖明勇认为，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负担，但同时更应认为是国家的财富，而减少人口虽然会改善我国人均资源占有，但并不是解决资源不足的有效手段。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镇化的作用外，人口衰减带来的长期后果更可能是人均GDP下降，因为人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GDP，而且规模效应和结构因素使得人口衰减对分子的作用更强劲，更持久。
人们普遍有一种误解，认为人口增长会降低资源的平均占有率，消耗更多的资源。赖明勇研究发现，现实情况是生活和生产方式对资源的影响远远大于人口政策。比如，我国2013年的能源消耗量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400%以上，而1980年后的生育限制也仅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对幅度不过15%，这对自然资源的压力远不及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赖明勇说：“如果为了经济发展能够接受能源消耗增长400%多，那限制生育来避免人口多出不到15%显得更为微弱。并且，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服务业的发展相比资源消耗而言更具活力，未来的竞争主要体现在高端人力资本以及高效的制度，而不是人均资源占有量。”
责任编辑 李菡丹
前瞻精神国际视野
赖明勇身上有很多之最，湖南第一个文科岗位长江学者、曾经的湖南最年轻博导（33岁）、湖南最年轻副省级干部……从17岁进入湖南大学数学系学习起，这位出生于江西的学者已经在岳麓山下度过了30余年，并且一直身居象牙塔。
1986年，21岁的赖明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湖南大学数学系，之后，他先后到北京大学进修了半年，到国防科大师从著名学者汪浩读了3年博士，又分别到日本千叶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作了两年半的学术交流。
1994年是赖明勇认为的“人生转折点”，那年他加入了民建。“当时我已是副教授，在经济学界刚崭露头角，以经济界人士为主的民建对我很有兴趣，湖南民建的前辈黄人达副主委和民建湖南省委组织处处长一行人到我家里找了3次，由于我那几年正在全国各地给MBA班上课，一年上八九百节课，导致他们扑了三次空。”赖明勇说自己是多党合作制度的亲历者、实践者和受益者，“我本来对民主党派不太了解，但是被他们的诚意感动，便加入了民建。我还记得当时的民建湖南省委主委阳忠恕和其他副主委亲自给我们新会员上课，使我对中国的民主制度、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功能有了系统的认识，至今获益，所以我现在要求民建湖南省委一定要加强新会员教育。”
1998年，年仅33岁的赖明勇被破格评为博士生导师，并且是当年整个湖南大学惟一跨两个一级学科（管理类、经济类）的博导。“我当时成为博导确实是破格提拔，那是十年动乱后出现的教授断层造就的机遇。但我也经过了严格的程序，我的材料被送到一批国内高校同行盲审，并参加了多层答辩，都通过了才定下来的。”
“培养具有全球化思维观念的、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的新型人才。”这是赖明勇一直强调的教学理念。熟悉赖明勇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特别能吃苦、具有极强前瞻意识的人，并且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在双语教学、网络教学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每次上课，赖老师或用英语，或用日语，讲得又快，学生不敢开半点小差;而且每周五晚上雷打不动是赖老师让大家做讨论的时间，每人主讲一个问题，要有新意，还不能用中文。这样逼一逼特有好处，压力大进步也快。”赖明勇教过的学生这样说。
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目的是希望学生尽快进入国际学术背景，能更准确地掌握国际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情况，消除距离感。”赖明勇说。他告诉记者，实际上原来自己认识还没这么深刻，1999年他到日本做科研，阅读了大量的原版书籍和杂志，回国后才这样做的，为此他从日本带回了满满一箱子原版书，还用自己的科研课题费给研究生装了条专线，保证学生24小时随时能上网。“互联网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座图书馆，任何一个老师。”
现在事务繁多，赖明勇很难有整块的时间静下心来做研究或是像以前一样带着学生一起开读书会。虽有遗憾，但多重身份也有一些好处，“我可以去很多地方做调研接触现实问题，得到大量第一手数据和资料，这是我以前仅仅当教授时所得不到的。尤其我是研究经济学，这种调研机会对我的学术非常有帮助。”赖明勇说。
学者型官员
当前，新一代民主党派领导人大多有学术背景，来自高校的不在少数，赖明勇也不例外，他表示：高校向来是统战工作的重要阵地，不可否认，知识分子的专业背景、综合素养都使其在参政议政上更具优势。所以各个民主党派都盯着高校，人才争夺战也很激烈，有些好的对象，各党派都在争取。“这批人确实能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但吸引新成员入会主要还是靠宣传和动员。很多人不了解民主党派，我自己当初也不了解，这就要向他们解释。有些人才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得到发展机会，我们完全能理解，但绝对不会有任何承诺。湖南民建每次发展新会员，在本人提出入会申请后，组织处都要到其工作单位考察后方能决定是否入会，比其他党派更为严格，要确保优中选优。”赖明勇说。
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党派无论从发展速度、环境上来看，都实现了很大的飞跃，参政议政的形式越来越多元化，渠道也越来越通畅。加入民建20余年来，赖明勇的感受是，湖南统战工作在全国有非常好的经验，“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的参政议政模式便源自湖南，目前湖南省统一战线正在围绕湖南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中心深入实施“同心工程”，这片土壤十分利于民主党派的发展。
中共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协商民主”，赖明勇的体会是现在高层协商越来越多，省里很多重大决策都会征求党派意见，比如“四个湖南”的提出、洞庭湖地区发展方案等等;每到年底，政府工作报告、纪委监察、两院、财政等各个部门通报会都会邀请党派参加，征求意见。
“这种形势实际上对党派参政议政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也有压力，要踏踏实实做调研、对问题有比较准确的把握，才能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
在教授、校长、主委、副主席等多重身份中，赖明勇坦陈自己最喜欢、感到最放松的角色“肯定是教授”。“我骨子里就是一个教书匠、一个文人，学生是我最大的财富。”赖明勇说。
“当然，我的每一步前进都不是刻意为之，可以说都是历史机遇。其实这些身份中就算只拥有一个，也要全身心投入才能做好，所以我现在工作强度确实很大，每天都跟弹棉花一样，在各种角色的工作场合中弹来弹去，也会有透支的感觉。但想到我如此幸运，拥有这么好的平台，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责任，我就无法抱怨，惟有努力前行。”赖明勇说，“此外，我有强大的团队支持，不管是民建还是我的学术团队，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很多优秀的团队成员在帮助我，让我不必过于被琐事牵绊。”
建言献策为己任
古人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有两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今天依然是赖明勇等“学而优则仕”的官员们心中的理想。“经济学是门经世致用的学科，我希望能尽我所能，多为国家提供有用、管用的决策依据。”这是赖明勇所致力追求的，因此，每年的全国“两会”建议，他都会精心准备，反复修改。
湖南是农业大省，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不利于湖南经济的长期发展。为此，赖明勇曾连续几年关注农产品价格问题，提出“对合理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要容忍，对市场和制度不完善带来的价格波动积极改进，对投机倒把则要零容忍”。他还曾先后提出打造全国统一的大宗农产品交易平台、战略资源性产品交易市场平台，若能实现，将有利于提高中国农产品和铁矿石等战略性资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近几年，单独“两孩”政策已经逐步落地，何时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就成了更多人关注的焦点。赖明勇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放开“两孩”。
赖明勇说，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已是形势所趋。限制生育而导致的人口非均衡结构，会导致经济结构调整和驱动力的长期变化。
他认为，人口增长率过低将导致未来资本积累速度变慢，劳动力下降，产出下降，继而经济结构被迫向消费、第三产业、银发经济转型，长期则进入加速衰退时期。因此，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不仅不能给我国带来好处，反而会导致国力衰退，甚至中华文明式微。
数据显示，我国生育率更替水平为2.2，即每个家庭平均需生育2.2个孩子才能让父母辈和孩子辈人数持平，避免人口的持续衰减。“而自1991年，我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表明，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和1.26，不到世界平均的一半。不过，即使生育率处于1.5，那也意味着每隔一代人（25～32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2%。”
据赖明勇研究发现，“实际上，人们根据直觉往往高估生育率。”比如已经试点过“两孩”政策的几个地区，其生育率都远低于更替水平。同时，少子化一旦成为常态，提高生育率将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少子化推高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让想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若家庭普遍养育两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就没有这么多顾虑。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赖明勇指出。
此外，高生育率惯性下，降低生育率马上就能缓解抚养压力;但在长期低生育率下，提高生育率短期内反而会因为增加被抚养人数而加重压力，其缓解效果要二三十年后才能体现，所以低生育率的惯性比高生育率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因此，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出生人数的反弹，而是在继完全放开的短暂反弹之后，生育率依然无法回升到可持续水平，导致出生人口随适龄女性数量锐减而雪崩式地下滑，并最终带来总人口规模的持续衰减。
赖明勇建议，全面放开两孩生育政策，他建议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国家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转向“国家采取综合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赖明勇认为，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负担，但同时更应认为是国家的财富，而减少人口虽然会改善我国人均资源占有，但并不是解决资源不足的有效手段。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镇化的作用外，人口衰减带来的长期后果更可能是人均GDP下降，因为人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GDP，而且规模效应和结构因素使得人口衰减对分子的作用更强劲，更持久。
人们普遍有一种误解，认为人口增长会降低资源的平均占有率，消耗更多的资源。赖明勇研究发现，现实情况是生活和生产方式对资源的影响远远大于人口政策。比如，我国2013年的能源消耗量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400%以上，而1980年后的生育限制也仅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对幅度不过15%，这对自然资源的压力远不及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赖明勇说：“如果为了经济发展能够接受能源消耗增长400%多，那限制生育来避免人口多出不到15%显得更为微弱。并且，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服务业的发展相比资源消耗而言更具活力，未来的竞争主要体现在高端人力资本以及高效的制度，而不是人均资源占有量。”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