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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画册，《瞬间·幕后——新华社记者陶明百幅新闻照片聚焦》。画册中收录的都是陶明这些年在新华社工作期间拍摄的照片，有些曾被媒体多次刊登或获过大奖。画册中也附有照片中人物、情节的故事。新华社摄影记者出画册的不少，但是就我所见，陶明是第一个以新闻图片附采访故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出版个人作品集的摄影记者。
翻看这本画册，我就像看到电影的一幕幕情节。透过照片，和这照片讲述的故事，一个风尘仆仆不断前行的摄影者的身影，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
陶明，新华社陕西分社摄影记者，1962年出生在安徽省的一个小山村。12岁那年，他第一次跟随哥哥进县城，在县城里的新华书店，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图书，很着迷。哥哥鼓励他：“等你长大了，希望能在书店里买到你写的书。”
毛遂自荐进新华社
新华社每个时期都会从地方媒体、社会上吸收一些有才气的年轻人。陶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班出身，没有高深的专业新闻理论，他是靠勤奋和努力在新华社开辟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陶明1982年7月从安徽六安师专中文专业毕业，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又因学校语文老师过剩而改教政治，又因政治课没有作业，他便有了很多业余时间。当时的学校团委买了一台120型友谊牌相机，引发了陶明对摄影的热爱。第一次投稿，就被《安徽青年报》刊登，陶明从此走上了摄影路。
1991年，陶明进入中国新闻学院新闻摄影班学习。毕业当年的7月，安徽大水，肥西县三河古镇一片汪洋。陶明在一线拍摄了大量抗洪救灾照片，被中央和省市媒体广泛采用，因此获得“全国抗洪救灾先进个人”称号，还受到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瑞环的接见。
在新闻学院学习期间，他毛遂自荐写信给当时的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佑珠，提出想到新华社当摄影记者。陶明没想到徐佑珠亲自给他回了信，让与安徽分社联系。当时虽因其他原因没能进入安徽分社，却被新闻学院同学、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偶正涛，热心向陕西分社推荐。当时陶明已在《安徽青年报》担任临时摄影记者，他带着一箱子刊登作品的报样和获奖证书到了陕西，当时的陕西分社社长周国华决定调他入社。1992年10月陶明进入新华社陕西分社。那年他30岁。
陶明是安徽人，在陕西工作已经近20年，跑遍了三秦大地。全省一百多个县，山山水水都有他的足迹，都在他的镜头中留影。但是，他去得最多的是陕南、陕北。陶明说：陕南是全国最大的贫困区秦巴山区，陕北是革命老区，有地域特点，新闻资源丰富，找什么典型都能找到。在他的新闻报道中，陕南、陕北的题材占80%以上，正面歌颂的、负面揭露的，突发事件、日常小事都成为他镜头中的精彩定格。
陶明是新华社最早开始尝试当日发新闻图片稿后，以见报最多著称的记者。
90年代初，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新华社摄影部业务迅猛发展，技术手段、各种设备的功能都有很大提升。原来传统发稿方式，是记者拍好的照片要放大成6寸照片，贴在稿纸上，照片下面手写好图片说明，再通过邮局寄到编辑部，经过编辑签发后，再邮寄给国内外媒体。除了少量重大新闻通过西单电报大楼微波传真给用户，当日新闻的概念很淡薄。开始以传真方式发当日新闻照片（彩色、黑白都发），可以说是新华社图片发稿的里程碑式的进步。当时媒体刊登新华社照片均署“新华社传真照片”，对记者要求发稿照片必须是当日新闻，这样的快节奏使一些老记者不太适应，要克服观念上、习惯上的不适，那时国内分社有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记者，编辑部就想从这批年轻人入手，尽快培养出一批思想敏锐、眼快、手快、腿快的记者。
我的任务就是不断寻找适合培训的地方和培训方式，使编辑部的理念尽快使记者接受，以达到工作节奏的同步。陶明爱张罗事，就主动配合我找地方，促成第一次传真照片研讨会在陕西汉中召开。分社的摄影记者聚到一块研讨照片，闲暇时陶明又带大家四处采风。其实搞这样的活动最费神费力，有时还要搭上朋友情意，可是陶明还是乐此不疲。以后还连续在延安等地搞了几次活动。这件事在国内分社摄影记者圈里颇有口碑。现在回头看，正是那些年的培养，使像陶明、陈燮、王颂等一批年轻人成了现在的优秀摄影记者。
在平凡中发现精彩
陶明善于在平凡中发现、挖掘题材，他的照片有不少是从街上“拣来”的，他的摄影视角有着广阔的平民性。
1992年11月，陕西眉县一个小镇的集市上，人群熙熙攘攘，挤满了赶集的农民。当时，陶明就在这个集市上寻找拍摄对象。他发现有一处地方人围得比较多，走近一看，一位老汉拿着一个喷雾器样的东西向周围的人做示范。听人说，老汉叫张树棣，是远近闻名的发明家。陶明觉得是个好题材，想着要赶快拍。他利用现场的自然光拍下了老人向人展示发明的画面，又了解到眉县是全国农民发明专利较多的县，许多农民把自己的小发明拿到集市上出售。得到这些信息后，陶明将照片以《老农集市卖专利》为题发出，第二天不少大报都大幅刊登这张拍自普通集市的新闻照片。
陶明习惯“扫街”，没事在街上溜达，希望能发现新鲜事情和人物，或拍点街头小景。一次在西安，他约报社记者袁景智顺着雁塔路溜达。在一个小饭馆前，几个打兵乓球的人吸引了他的目光。此时小饭馆没有顾客，闲来无事的伙计摆开店里的圆餐桌，用一次性筷子作球网，与过往的小学生有模有样地打起了乒乓球。陶明觉得好玩，就拿起相机拍，越拍越感觉有意思，而打球的人竟然如醉如痴，丝毫没有被干扰。在回分社的路上，陶明回味着拍到的情景，联想到乒乓球在老百姓中的普及，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正是中国乒乓球在世界上屡屡取得好成绩的基础，他就用《国球》这个题目发稿。
陶明说，记者须要有社交能力，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广交朋友，特别是摄影记者，才能获得大量的采访信息。陶明善交际，多年来结识了一群朋友。其中有采访中结交的，上至省、市领导，下至学生、工人、农民。他还爱张罗事，因他在地方比较熟，走到哪里总有不少朋友应酬，闲暇时也会和“狐朋狗友”打牌一通宵不睡觉。这个朋友的孩子上学、那个朋友调工作都会找他帮忙，有人戏称他是“民间人事部长”。
他拍摄《职工齐呼吁 要回好厂长》，是一位工人提供的消息；《倾城送英雄》是一位市里领导出差到西安，晚上陶明与其休闲喝茶，得知一县森林失火、9名扑火群众干部牺牲，他当即奔赴现场采访拍摄的；《汉中花海》是通过朋友的关系，搭上航测专机航拍的。该组照片为新华社独家发布，为当地的旅游宣传做出很大的贡献，“中国最美油菜花海”之称也因此花落汉中。而《心有余悸》，则是西安市长安区一位农民朋友提供的，报道所反映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陶明深知，摄影记者的信息特别重要，有些瞬间是不可重复的，更不可摆布、导演。
陶明说，摄影记者的痛苦莫过于眼前出现精彩瞬间，或发生了突发事件，你没带相机。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他拍下来了一些别人看来只是他“运气特好”的新闻照片。
有人在特殊时间、特殊地点，偶然拍摄到了别人没有拍到的瞬间，出了一两张精彩照片，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作为一名摄影记者、一名职业新闻摄影工作者，能拍到引发社会热点话题的新闻照片，决非一日之功。这里没有捷径，只有勤奋，还有对新闻敏感和对摄影的热爱。遇到大事、突发事，只能日以继夜地工作在第一线。
陶明拍过《追与逃》那样的照片，正是因为平时机不离身，随时随地保持对身边各类现象的关注，从而拍摄下一些别人认为是“运气好”碰上的精彩照片。 一次，他去汉中出差，因飞机机器故障，被迫下机。刚走出机场在候机厅，就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两个人在厮打，一个人紧紧抱着另一人的腿不放。陶明的第一反应就是拿起相机拍下这个场景。原来，这是一场追债与逃债的故事，正在上演的便是债主的无奈和欠债者的耍赖。欠债者衣冠楚楚，讨债者衣着寒酸，正是社会上流传的“黄世仁怕杨白劳”的真实写照。原本不易用照片表现的社会现象，陶明却借“追与逃”的瞬间，把它巧妙而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此稿被评为新华社当年“最佳照片”，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摘得多个奖项。
说到对新闻的敏感，陶明善于从一个村子、一所学校、一个人物、一个县城中发现新闻。他说：“熟悉是最重要的，我喜欢拍自己最熟悉的题材。”也许是当过教师的缘故，他采访过很多学校，《山窝里的窑洞小学》、《山村小学的一节体育课》、《山区学童的午餐》等，有单幅照片也有图片故事。这些照片发出后引起社会的关注，促使有关政府部门改进工作，改善农村中小学生的生活及校舍条件。拍摄这些题材很辛苦，陶明说：“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通过我的努力，让孩子们的吃住学习条件能够改善。”
陶明走路很快，说话也很快，浓重的乡音多年不改，但是在他内心却装着侠骨柔情。1993年，9岁女孩李欢与疾病抗争的故事进入了陶明的镜头，从此他就一直惦记着这个孩子。十几年过去了，李欢从小学、初中、高中直到大学研究生，他都跟踪报道这个不向困难低头、创造生命奇迹的女孩，并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李欢，鼓励她战胜病魔。从对李欢的跟踪报道，让我知道了陶明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关爱。
但是，陶明却是个不认识陈奕迅的新闻记者。
2004年，鉴于陶明长年在基层工作的努力和成绩，在他英文水平不是很过硬的情况下，破例被派到位于香港的新华社亚太总分社任摄影记者，其中良苦用心是希望他能开阔视野，在新闻职业化、专业化上更进一步。没有料到的是，香港分社的工作一向最抢手，这位老兄仅干了半年就坚决要求回来，原因是他认为香港没什么大事，每天发稿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以我多年对他的了解，我意识到他从地方突然到了香港这样国际化的都市，反差太大，对香港的生活及工作环境不习惯。长年在陕西，他走到哪干起活来得心应手，多少有点“地头蛇”的感觉，而在香港当记者就像成了“狗仔队”，没多少人把你当回事。我一语道破他的真实想法，不过那时，他也正为独生儿子的青春期教育而焦虑。
最终，陶明还是坚持下来了，期间他奔波于亚太地区多个国家，拍摄了印度洋海啸、澳门回归、世贸大会等重要新闻事件的照片，其中不乏佳作。
陶明刚去香港时，一次去香港文化中心拍摄歌手陈奕迅的活动。他在门口等了很长时间，等主办方和到场的记者都走了陶明还在发愣，工作人员见状劝他：“活动结束了，回府吧！陈奕迅都走了！”听得陶明一头雾水。原来他一直以为陈奕迅是个女歌手，刚才对男演员都没看一眼，还一个劲等“美女”歌手呢。这件事成为同事的谈资，有人说，尽管陶明去过很多地方，还是那个永远时髦不起来的、乡村教师似的同事。
力争出现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有人说，陶明就像猎鹰总在不断盘旋。他的照片带着千钧一发的警示，就是靠不断深入“虎穴”，才抓来“虎仔”。
对突发事件的敏感度考验着每一位记者，也考验着陶明。遇到大事，他一定会拿起相机，冲上去。
1993年6月，陶明刚进新华社没多久，一次乘火车去延安采访。途中行至延安秦家川隧道附近，发现车速慢了下来，一打听，得知一节油罐车在隧道内爆炸。陶明当即跳下车，出示新华社记者证，要求到现场。他被安排在一辆敞篷火车上，与消防人员一起赶到事故现场。在颠簸的车上陶明就拍摄了消防队员准备救援的照片。
车在距离现场一公里的隧道口停下，记者只能步行前往出事点，眼前是1700多米长的隧道，里面不停地喷出滚滚浓烟。当时有17节运输原油的油罐车在隧道内，近千吨的原油随时有再爆炸的可能！隧道内爆炸原因是油罐车与脚手架相撞而引起的。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迅速冲进隧道，试图救出洞内施工的民工，但因原油燃烧导致洞内严重缺氧，救出的民工已因窒息而死亡。陶明迅速将现场这些情景拍摄下来。突然一名铁路人员上前阻止，不允许他继续拍照。陶明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人一听是记者，不仅阻拦的态度更坚决，还要没收相机。就在混乱之中，陶明悄悄把胶卷取出，只交出了相机。陶明发现情况对自己不利，迈开双腿，顺着来时的方向“逃跑”，不多时，听见后面一群人在呼喊追赶他……
当时现场没有传真设备，照片无法发出，陶明给当时的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佑珠打了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徐正在值班，她交代记者，要注意安全，想办法把胶卷带到西安，最好通过民航将胶卷送到北京。就这样，陶明好不容易拦下一辆去延安的汽车，夜里一点多赶到延安，第二天将稿件发回编辑部。
然而事情并没有算完，出事故的一方事后找到北京，找到徐佑珠办公室，告记者的状。徐主任对告状者说：记者尽了他自己的应尽责任，他没有做错。这个稿子该不该发出责任在我，如果发稿出了错，责任也在我，记者没错！多年后徐佑珠说起这件事，还说：“陶明是个能干的记者！”多年来，陶明拍摄的所谓“负面”批评性报道不少，引起的告状事件也不止一两起，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力争出现在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
512大地震发生后，陶明和同事迅速连夜开车9小时赶往灾区，成为第一批到达重灾区青川县的摄影记者。他拍摄了200多幅照片，其中不少成为记录那次灾难的经典瞬间。
陕北子洲山坡滑坡时，他正在北京出差。得知消息，他辗转6小时到达现场，坚守三天三夜。在所有的媒体离开现场时，他为新华社获得了独家新闻：一个人奇迹般地存活，该稿次日被国内20多家平面媒体头版整版刊登。
舟曲泥石流发生后的第四天，陶明开车前往甘肃支援报道。由于道路中断，他几经周折，夜里3点到达舟曲县城，随即开始采访，4点发出第一组照片。在舟曲特别艰难的三天里，他发稿100多幅，其中《女儿，爸爸再为你编一次辫子》引起媒体的共鸣，感动了无数读者。9月1日，在教育部、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2010年全国中小学“开学第一课”大型活动中，照片中的“爸爸”被邀请到现场，讲述女儿的故事，全国中小学生和观众为被毁的舟曲中小学校热情捐款。
我曾经问陶明：“很多时候新闻发生的地方你并不熟悉，比如汶川、舟曲等地，地理位置，交通条件都不便利，你怎么能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排除干扰，最快时间赶到现场？”陶明露出了他智慧和狡猾的笑容，原来他自有“秘笈”，在十多年的采访经历中，“软硬兼施”地冲往新闻现场，这一招他用得是得心应手。陶明拍照片动作快，表现手法直接朴实，不刻意强调精致、不善于玩弄技巧，他认为新闻照片最大的功能是记录现实。
陶明性格直率，甚至有点执拗。一旦认准的东西不会轻易放弃，有时会因为一张照片，一段文字说明和编辑理论到底。
捕捉美的同时也不放过丑
一个人新闻从业几十年，会碰上这样或那样的大事件，更多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极其平凡的小事。新华社有一句行话：年夜饭好做，一日三餐难做。集中力量搞一个大报道不成问题，而要365天的日常报道出彩，绝不容易。而陶明就仰仗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孜孜以求的勤奋、执着，从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中挖掘新闻。
1996年12月，西安市青年路小学6年级学生袁军在随母亲回家的路上，掉进路边没有盖的地下井里，经过几天搜救，找到的已是袁军的尸体。当时国内多个城市发生下水道井盖被盗事件，类似事件西安已不是第一次发生。那几天陶明都在琢磨，袁军已经逝去，悲剧现场不可再现，如何用摄影报道报道这个悲剧，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陶明去袁军的家，说服家人找到袁军生前和妈妈合影的照片，又走访袁军就读的学校。袁军的同学们情绪激动地拿出袁军的照片，照片背后写有怀念袁军的话语……拍摄了这些感人的细节，如何选择报道角度也是一个难题。陶明说：在采访中接触了很多群众，都对因市政设施不完善造成惨痛后果深恶痛绝，而采访市政部门得到的情况是：80%的缺失井盖是被盗窃当废铁卖了。这组图片报道最终以《盗井盖者 噬人》为题发出，众多媒体刊登，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公安部紧急发文，要求各地严厉打击盗井盖者。
陕西汉中市的一个广场年年翻新，百姓对此议论纷纷。而这座被誉为秦巴山中明珠的小城，街道上居然有20余个十字路口“无钱”安装红绿灯。陶明对汉中很熟，针对老百姓议论，他拍摄了一组《陕西汉中：有钱折腾俩广场 无钱安装红绿灯》的图片报道，给当地政府敲了警钟。很快问题被解决了：广场没有被折腾，所有该安装红绿灯的路口均“红灯停，绿灯行”了。
在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中，陶明所发的问题性报道是比较多的。《山区学童何其苦 上学须过钢丝桥》、《延安部分希望小学竟成“豆腐渣”》、《政府建豪楼 农民居陋室》、《小造纸厂何时真正关闭》等等，社会反响强烈。大家说，他是捕捉“美”的同时从不放过“丑”。
陶明朴实而又敏捷，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善于思考又充满活力，心直口快而嫉恶如仇，他对事情的看法黑白分明，经纬清晰。
据我所知，前些年曾有一位省里的领导看中了陶明，要调他去一个市做宣传部长。他开始也答应了，可仔细想想，又不干了。也许他割舍不下新华社这个广阔舞台——他是一个以新闻为生命，以照片为伴的人。
新华社就像一个硕大的人才宝矿，拥有太多这样或那样的奇石和宝贝。要把这些奇石变成一颗颗精美的珍珠、宝玉，需要不断地打磨，这要靠内力的努力，也需要外力的推动。
摄影师简介
陶明，新华社高级记者。1962年10月生于安徽舒城，当过中学教师、新闻干事，1992年从安徽省肥西县委宣传部调新华社陕西分社任摄影记者。2004～2006年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亚太总分社）主任记者。曾获全国抗洪救灾宣传报道先进个人、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新华社抗震救灾报道先锋模范等荣誉称号，多幅作品获中国新闻奖。现任新华社陕北支社社长。
翻看这本画册，我就像看到电影的一幕幕情节。透过照片，和这照片讲述的故事，一个风尘仆仆不断前行的摄影者的身影，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
陶明，新华社陕西分社摄影记者，1962年出生在安徽省的一个小山村。12岁那年，他第一次跟随哥哥进县城，在县城里的新华书店，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图书，很着迷。哥哥鼓励他：“等你长大了，希望能在书店里买到你写的书。”
毛遂自荐进新华社
新华社每个时期都会从地方媒体、社会上吸收一些有才气的年轻人。陶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班出身，没有高深的专业新闻理论，他是靠勤奋和努力在新华社开辟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陶明1982年7月从安徽六安师专中文专业毕业，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又因学校语文老师过剩而改教政治，又因政治课没有作业，他便有了很多业余时间。当时的学校团委买了一台120型友谊牌相机，引发了陶明对摄影的热爱。第一次投稿，就被《安徽青年报》刊登，陶明从此走上了摄影路。
1991年，陶明进入中国新闻学院新闻摄影班学习。毕业当年的7月，安徽大水，肥西县三河古镇一片汪洋。陶明在一线拍摄了大量抗洪救灾照片，被中央和省市媒体广泛采用，因此获得“全国抗洪救灾先进个人”称号，还受到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瑞环的接见。
在新闻学院学习期间，他毛遂自荐写信给当时的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佑珠，提出想到新华社当摄影记者。陶明没想到徐佑珠亲自给他回了信，让与安徽分社联系。当时虽因其他原因没能进入安徽分社，却被新闻学院同学、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偶正涛，热心向陕西分社推荐。当时陶明已在《安徽青年报》担任临时摄影记者，他带着一箱子刊登作品的报样和获奖证书到了陕西，当时的陕西分社社长周国华决定调他入社。1992年10月陶明进入新华社陕西分社。那年他30岁。
陶明是安徽人，在陕西工作已经近20年，跑遍了三秦大地。全省一百多个县，山山水水都有他的足迹，都在他的镜头中留影。但是，他去得最多的是陕南、陕北。陶明说：陕南是全国最大的贫困区秦巴山区，陕北是革命老区，有地域特点，新闻资源丰富，找什么典型都能找到。在他的新闻报道中，陕南、陕北的题材占80%以上，正面歌颂的、负面揭露的，突发事件、日常小事都成为他镜头中的精彩定格。
陶明是新华社最早开始尝试当日发新闻图片稿后，以见报最多著称的记者。
90年代初，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新华社摄影部业务迅猛发展，技术手段、各种设备的功能都有很大提升。原来传统发稿方式，是记者拍好的照片要放大成6寸照片，贴在稿纸上，照片下面手写好图片说明，再通过邮局寄到编辑部，经过编辑签发后，再邮寄给国内外媒体。除了少量重大新闻通过西单电报大楼微波传真给用户，当日新闻的概念很淡薄。开始以传真方式发当日新闻照片（彩色、黑白都发），可以说是新华社图片发稿的里程碑式的进步。当时媒体刊登新华社照片均署“新华社传真照片”，对记者要求发稿照片必须是当日新闻，这样的快节奏使一些老记者不太适应，要克服观念上、习惯上的不适，那时国内分社有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记者，编辑部就想从这批年轻人入手，尽快培养出一批思想敏锐、眼快、手快、腿快的记者。
我的任务就是不断寻找适合培训的地方和培训方式，使编辑部的理念尽快使记者接受，以达到工作节奏的同步。陶明爱张罗事，就主动配合我找地方，促成第一次传真照片研讨会在陕西汉中召开。分社的摄影记者聚到一块研讨照片，闲暇时陶明又带大家四处采风。其实搞这样的活动最费神费力，有时还要搭上朋友情意，可是陶明还是乐此不疲。以后还连续在延安等地搞了几次活动。这件事在国内分社摄影记者圈里颇有口碑。现在回头看，正是那些年的培养，使像陶明、陈燮、王颂等一批年轻人成了现在的优秀摄影记者。
在平凡中发现精彩
陶明善于在平凡中发现、挖掘题材，他的照片有不少是从街上“拣来”的，他的摄影视角有着广阔的平民性。
1992年11月，陕西眉县一个小镇的集市上，人群熙熙攘攘，挤满了赶集的农民。当时，陶明就在这个集市上寻找拍摄对象。他发现有一处地方人围得比较多，走近一看，一位老汉拿着一个喷雾器样的东西向周围的人做示范。听人说，老汉叫张树棣，是远近闻名的发明家。陶明觉得是个好题材，想着要赶快拍。他利用现场的自然光拍下了老人向人展示发明的画面，又了解到眉县是全国农民发明专利较多的县，许多农民把自己的小发明拿到集市上出售。得到这些信息后，陶明将照片以《老农集市卖专利》为题发出，第二天不少大报都大幅刊登这张拍自普通集市的新闻照片。
陶明习惯“扫街”，没事在街上溜达，希望能发现新鲜事情和人物，或拍点街头小景。一次在西安，他约报社记者袁景智顺着雁塔路溜达。在一个小饭馆前，几个打兵乓球的人吸引了他的目光。此时小饭馆没有顾客，闲来无事的伙计摆开店里的圆餐桌，用一次性筷子作球网，与过往的小学生有模有样地打起了乒乓球。陶明觉得好玩，就拿起相机拍，越拍越感觉有意思，而打球的人竟然如醉如痴，丝毫没有被干扰。在回分社的路上，陶明回味着拍到的情景，联想到乒乓球在老百姓中的普及，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正是中国乒乓球在世界上屡屡取得好成绩的基础，他就用《国球》这个题目发稿。
陶明说，记者须要有社交能力，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广交朋友，特别是摄影记者，才能获得大量的采访信息。陶明善交际，多年来结识了一群朋友。其中有采访中结交的，上至省、市领导，下至学生、工人、农民。他还爱张罗事，因他在地方比较熟，走到哪里总有不少朋友应酬，闲暇时也会和“狐朋狗友”打牌一通宵不睡觉。这个朋友的孩子上学、那个朋友调工作都会找他帮忙，有人戏称他是“民间人事部长”。
他拍摄《职工齐呼吁 要回好厂长》，是一位工人提供的消息；《倾城送英雄》是一位市里领导出差到西安，晚上陶明与其休闲喝茶，得知一县森林失火、9名扑火群众干部牺牲，他当即奔赴现场采访拍摄的；《汉中花海》是通过朋友的关系，搭上航测专机航拍的。该组照片为新华社独家发布，为当地的旅游宣传做出很大的贡献，“中国最美油菜花海”之称也因此花落汉中。而《心有余悸》，则是西安市长安区一位农民朋友提供的，报道所反映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陶明深知，摄影记者的信息特别重要，有些瞬间是不可重复的，更不可摆布、导演。
陶明说，摄影记者的痛苦莫过于眼前出现精彩瞬间，或发生了突发事件，你没带相机。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他拍下来了一些别人看来只是他“运气特好”的新闻照片。
有人在特殊时间、特殊地点，偶然拍摄到了别人没有拍到的瞬间，出了一两张精彩照片，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作为一名摄影记者、一名职业新闻摄影工作者，能拍到引发社会热点话题的新闻照片，决非一日之功。这里没有捷径，只有勤奋，还有对新闻敏感和对摄影的热爱。遇到大事、突发事，只能日以继夜地工作在第一线。
陶明拍过《追与逃》那样的照片，正是因为平时机不离身，随时随地保持对身边各类现象的关注，从而拍摄下一些别人认为是“运气好”碰上的精彩照片。 一次，他去汉中出差，因飞机机器故障，被迫下机。刚走出机场在候机厅，就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两个人在厮打，一个人紧紧抱着另一人的腿不放。陶明的第一反应就是拿起相机拍下这个场景。原来，这是一场追债与逃债的故事，正在上演的便是债主的无奈和欠债者的耍赖。欠债者衣冠楚楚，讨债者衣着寒酸，正是社会上流传的“黄世仁怕杨白劳”的真实写照。原本不易用照片表现的社会现象，陶明却借“追与逃”的瞬间，把它巧妙而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此稿被评为新华社当年“最佳照片”，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摘得多个奖项。
说到对新闻的敏感，陶明善于从一个村子、一所学校、一个人物、一个县城中发现新闻。他说：“熟悉是最重要的，我喜欢拍自己最熟悉的题材。”也许是当过教师的缘故，他采访过很多学校，《山窝里的窑洞小学》、《山村小学的一节体育课》、《山区学童的午餐》等，有单幅照片也有图片故事。这些照片发出后引起社会的关注，促使有关政府部门改进工作，改善农村中小学生的生活及校舍条件。拍摄这些题材很辛苦，陶明说：“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通过我的努力，让孩子们的吃住学习条件能够改善。”
陶明走路很快，说话也很快，浓重的乡音多年不改，但是在他内心却装着侠骨柔情。1993年，9岁女孩李欢与疾病抗争的故事进入了陶明的镜头，从此他就一直惦记着这个孩子。十几年过去了，李欢从小学、初中、高中直到大学研究生，他都跟踪报道这个不向困难低头、创造生命奇迹的女孩，并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李欢，鼓励她战胜病魔。从对李欢的跟踪报道，让我知道了陶明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关爱。
但是，陶明却是个不认识陈奕迅的新闻记者。
2004年，鉴于陶明长年在基层工作的努力和成绩，在他英文水平不是很过硬的情况下，破例被派到位于香港的新华社亚太总分社任摄影记者，其中良苦用心是希望他能开阔视野，在新闻职业化、专业化上更进一步。没有料到的是，香港分社的工作一向最抢手，这位老兄仅干了半年就坚决要求回来，原因是他认为香港没什么大事，每天发稿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以我多年对他的了解，我意识到他从地方突然到了香港这样国际化的都市，反差太大，对香港的生活及工作环境不习惯。长年在陕西，他走到哪干起活来得心应手，多少有点“地头蛇”的感觉，而在香港当记者就像成了“狗仔队”，没多少人把你当回事。我一语道破他的真实想法，不过那时，他也正为独生儿子的青春期教育而焦虑。
最终，陶明还是坚持下来了，期间他奔波于亚太地区多个国家，拍摄了印度洋海啸、澳门回归、世贸大会等重要新闻事件的照片，其中不乏佳作。
陶明刚去香港时，一次去香港文化中心拍摄歌手陈奕迅的活动。他在门口等了很长时间，等主办方和到场的记者都走了陶明还在发愣，工作人员见状劝他：“活动结束了，回府吧！陈奕迅都走了！”听得陶明一头雾水。原来他一直以为陈奕迅是个女歌手，刚才对男演员都没看一眼，还一个劲等“美女”歌手呢。这件事成为同事的谈资，有人说，尽管陶明去过很多地方，还是那个永远时髦不起来的、乡村教师似的同事。
力争出现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有人说，陶明就像猎鹰总在不断盘旋。他的照片带着千钧一发的警示，就是靠不断深入“虎穴”，才抓来“虎仔”。
对突发事件的敏感度考验着每一位记者，也考验着陶明。遇到大事，他一定会拿起相机，冲上去。
1993年6月，陶明刚进新华社没多久，一次乘火车去延安采访。途中行至延安秦家川隧道附近，发现车速慢了下来，一打听，得知一节油罐车在隧道内爆炸。陶明当即跳下车，出示新华社记者证，要求到现场。他被安排在一辆敞篷火车上，与消防人员一起赶到事故现场。在颠簸的车上陶明就拍摄了消防队员准备救援的照片。
车在距离现场一公里的隧道口停下，记者只能步行前往出事点，眼前是1700多米长的隧道，里面不停地喷出滚滚浓烟。当时有17节运输原油的油罐车在隧道内，近千吨的原油随时有再爆炸的可能！隧道内爆炸原因是油罐车与脚手架相撞而引起的。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迅速冲进隧道，试图救出洞内施工的民工，但因原油燃烧导致洞内严重缺氧，救出的民工已因窒息而死亡。陶明迅速将现场这些情景拍摄下来。突然一名铁路人员上前阻止，不允许他继续拍照。陶明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人一听是记者，不仅阻拦的态度更坚决，还要没收相机。就在混乱之中，陶明悄悄把胶卷取出，只交出了相机。陶明发现情况对自己不利，迈开双腿，顺着来时的方向“逃跑”，不多时，听见后面一群人在呼喊追赶他……
当时现场没有传真设备，照片无法发出，陶明给当时的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佑珠打了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徐正在值班，她交代记者，要注意安全，想办法把胶卷带到西安，最好通过民航将胶卷送到北京。就这样，陶明好不容易拦下一辆去延安的汽车，夜里一点多赶到延安，第二天将稿件发回编辑部。
然而事情并没有算完，出事故的一方事后找到北京，找到徐佑珠办公室，告记者的状。徐主任对告状者说：记者尽了他自己的应尽责任，他没有做错。这个稿子该不该发出责任在我，如果发稿出了错，责任也在我，记者没错！多年后徐佑珠说起这件事，还说：“陶明是个能干的记者！”多年来，陶明拍摄的所谓“负面”批评性报道不少，引起的告状事件也不止一两起，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力争出现在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
512大地震发生后，陶明和同事迅速连夜开车9小时赶往灾区，成为第一批到达重灾区青川县的摄影记者。他拍摄了200多幅照片，其中不少成为记录那次灾难的经典瞬间。
陕北子洲山坡滑坡时，他正在北京出差。得知消息，他辗转6小时到达现场，坚守三天三夜。在所有的媒体离开现场时，他为新华社获得了独家新闻：一个人奇迹般地存活，该稿次日被国内20多家平面媒体头版整版刊登。
舟曲泥石流发生后的第四天，陶明开车前往甘肃支援报道。由于道路中断，他几经周折，夜里3点到达舟曲县城，随即开始采访，4点发出第一组照片。在舟曲特别艰难的三天里，他发稿100多幅，其中《女儿，爸爸再为你编一次辫子》引起媒体的共鸣，感动了无数读者。9月1日，在教育部、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2010年全国中小学“开学第一课”大型活动中，照片中的“爸爸”被邀请到现场，讲述女儿的故事，全国中小学生和观众为被毁的舟曲中小学校热情捐款。
我曾经问陶明：“很多时候新闻发生的地方你并不熟悉，比如汶川、舟曲等地，地理位置，交通条件都不便利，你怎么能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排除干扰，最快时间赶到现场？”陶明露出了他智慧和狡猾的笑容，原来他自有“秘笈”，在十多年的采访经历中，“软硬兼施”地冲往新闻现场，这一招他用得是得心应手。陶明拍照片动作快，表现手法直接朴实，不刻意强调精致、不善于玩弄技巧，他认为新闻照片最大的功能是记录现实。
陶明性格直率，甚至有点执拗。一旦认准的东西不会轻易放弃，有时会因为一张照片，一段文字说明和编辑理论到底。
捕捉美的同时也不放过丑
一个人新闻从业几十年，会碰上这样或那样的大事件，更多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极其平凡的小事。新华社有一句行话：年夜饭好做，一日三餐难做。集中力量搞一个大报道不成问题，而要365天的日常报道出彩，绝不容易。而陶明就仰仗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孜孜以求的勤奋、执着，从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中挖掘新闻。
1996年12月，西安市青年路小学6年级学生袁军在随母亲回家的路上，掉进路边没有盖的地下井里，经过几天搜救，找到的已是袁军的尸体。当时国内多个城市发生下水道井盖被盗事件，类似事件西安已不是第一次发生。那几天陶明都在琢磨，袁军已经逝去，悲剧现场不可再现，如何用摄影报道报道这个悲剧，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陶明去袁军的家，说服家人找到袁军生前和妈妈合影的照片，又走访袁军就读的学校。袁军的同学们情绪激动地拿出袁军的照片，照片背后写有怀念袁军的话语……拍摄了这些感人的细节，如何选择报道角度也是一个难题。陶明说：在采访中接触了很多群众，都对因市政设施不完善造成惨痛后果深恶痛绝，而采访市政部门得到的情况是：80%的缺失井盖是被盗窃当废铁卖了。这组图片报道最终以《盗井盖者 噬人》为题发出，众多媒体刊登，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公安部紧急发文，要求各地严厉打击盗井盖者。
陕西汉中市的一个广场年年翻新，百姓对此议论纷纷。而这座被誉为秦巴山中明珠的小城，街道上居然有20余个十字路口“无钱”安装红绿灯。陶明对汉中很熟，针对老百姓议论，他拍摄了一组《陕西汉中：有钱折腾俩广场 无钱安装红绿灯》的图片报道，给当地政府敲了警钟。很快问题被解决了：广场没有被折腾，所有该安装红绿灯的路口均“红灯停，绿灯行”了。
在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中，陶明所发的问题性报道是比较多的。《山区学童何其苦 上学须过钢丝桥》、《延安部分希望小学竟成“豆腐渣”》、《政府建豪楼 农民居陋室》、《小造纸厂何时真正关闭》等等，社会反响强烈。大家说，他是捕捉“美”的同时从不放过“丑”。
陶明朴实而又敏捷，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善于思考又充满活力，心直口快而嫉恶如仇，他对事情的看法黑白分明，经纬清晰。
据我所知，前些年曾有一位省里的领导看中了陶明，要调他去一个市做宣传部长。他开始也答应了，可仔细想想，又不干了。也许他割舍不下新华社这个广阔舞台——他是一个以新闻为生命，以照片为伴的人。
新华社就像一个硕大的人才宝矿，拥有太多这样或那样的奇石和宝贝。要把这些奇石变成一颗颗精美的珍珠、宝玉，需要不断地打磨，这要靠内力的努力，也需要外力的推动。
摄影师简介
陶明，新华社高级记者。1962年10月生于安徽舒城，当过中学教师、新闻干事，1992年从安徽省肥西县委宣传部调新华社陕西分社任摄影记者。2004～2006年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亚太总分社）主任记者。曾获全国抗洪救灾宣传报道先进个人、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新华社抗震救灾报道先锋模范等荣誉称号，多幅作品获中国新闻奖。现任新华社陕北支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