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伟
　　职业：出版社编辑
　　感言: 一直相信，努力就有机会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1978年出生的我也到了而立之年，回头去看30年的经历，体会到的都是细节，和宏大叙事并没有多少关系。不过，这些细节累积起来，也足以构成一个人对30年开放历程的总体印象：我和我的同龄人赶上了社会各个环节的变革，而且基本上是第一批全面承受改革所带来影响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产生很矛盾的想法：因为自己什么福利都没赶上，而感叹时运不济；也因为改革打开了整个社会获得了很多机会，而欣喜自己比父辈们更生逢其时。
　　如果简单用“幸运”和“不幸”两个词来说，我最大的幸运是，改革开放使得社会越来越多元，面临的机会很多，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基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不用像父辈那样拘束在狭小的人际范围之内。最大的不幸是个人承担的改革成本过重，住房、教育、医疗，拿出任何一项，都足以压得一个人喘不过气。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一直相信，努力就有机会。
　　
　　收入的期望跟不上现实的步伐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在家乡一家村办企业负责生产，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每天能挣5块钱，认为这样的收入就能解决家庭面对的所有问题。可当他每个月能从厂里拿到500元左右时，却不得不因为我和姐姐都要上高中，这份收入
　　已经支撑不了全家人的开销而从厂里辞职，干上了个体。
　　上了大学后，我对这种收入的期望、期望实现后的落差，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当时我们宿舍不少兄弟都打工，干家教或者什么的，每个月能挣上三四百元，对高收入的设定就是每月能挣上1千元。
　　大一暑假，一家卖会员卡的公司在校园里的招聘广告最大的噱头就是“月收入上千”，引得不少同学前去竞争上岗。等我到了大三，打工月入早已经过了一千，可是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以外，也没有多少剩余。
　　快毕业的时候，曾和同学聊天，究竟多少钱可以让一个人在北京过上不错的生活。当时我们的结论是，每个月能有个5千元，就可以在北京活得不艰难了。如果每个月能挣上2万元，就可以活得很滋润了。到现在，我们发现5千元在北京干不了多少事情，没法解决衣食住行。至于2万元，也离滋润很远。
　　现在想来，这种收入的期望、期望实现后的落差，很大程度上是时间差。几年后的收入无法解决几年前的需要，也是社会变化的应有之义。
　　
　　家乡变得越来越陌生
　　
　　从懂事起，一直到考上大学离开为止，家乡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县城始终是几条主要的街道、两条河流、一个广场；村里也是基本上所有人都在，依着农忙农闲的节奏，辛苦或取乐。但是现在每次回去，都发现家乡变得越来越陌生。也许是因为每次在家停留的时间不长，我现在已经搞不清楚县城的边界在哪儿，总觉得它在无限膨胀。村里的变化似乎更大，年轻人都去了沿海城市打工。他们不像中年人，每年出去几个月，挣笔钱回来。他们带着老婆孩子（也有的把孩子留给家里老人照顾），基本上在打工的地方定居，每年甚至每几年才回家过春节。所以，现在村里越来越多的两层小楼拔地而起，但是只有老人和孩子守着偌大的房子。
　　除了这种陌生，还有一层。小的时候，家乡气候宜人，风雨都很符合时节，河里偶尔能见到娃娃鱼、山上不时能见到白鹤、稻田里更是经常听见秧鸡鸣叫。慢慢的，气候开始反常，春耕的时候总是干旱，秋收的时候总是大雨，以致种也艰难，收也艰难。
　　不过，也有好的陌生。小的时候，因为烧火做饭需要柴禾，也因为靠山吃山，家乡的大树被人们砍伐殆尽，就是落下的叶子，也被扫荡一空，因而整座山看起来光秃秃的，很是干净。但近些年，家乡开始封山护林，人们也因为打工收入的增加而减少了对砍伐的依赖，所以山上的林木也茂密起来，原来的一些山间小路都已经被淹没在灌木青草间，不仔细找都发现不了。
　　小环境的好转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动物的回归。今年7月回家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久违的白鹤，田里也有了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