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征的最终结局看，当然是红军胜利蒋失败，但就当时来看，倒可以说是“双赢”的局面。
　　
　　前几年，李辉翻译出版了彼德·兰得著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从这儿开始，他进一步研究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写成了《在历史现场——换一个角度的叙述》一书。不久前出版的《封面中国》，副题是“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看来他是从外国媒体来看中国的历史事件了。
　　这本书的构思很别致。《时代》是美国一个重要的新闻周刊，在美国之外也颇有影响。它常用新闻人物的图像作每期封面。当年，中国人先后成为它封面人物的有：吴佩孚、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宋美龄、宋子文等。在正文里，每期都有和封面人物相关的新闻报道。一星期一星期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的线索来了。后来担任《时代》主编的盖恩斯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卢斯和哈顿创办《时代》周刊时候的想法是，“由个人而认识历史力量乃最佳途径”，这是极有见地的。由太史公的《史记》开创的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岂不主要就是通过记述个人的活动来展示历史进程的吗？从李辉的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创办者的这个意图成功了。
　　《时代》的报道，有许多生动的细节在后人编纂的史籍中被省略掉了，这很可惜。例如，国民革命军北伐顺利，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武汉。1927年1月3日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英国政府即宣布派兵来中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2月7日的《时代》周刊报道了这条消息：
　　这些部队调动的消息当然电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民众情绪普遍高涨。在中国北方，目前以和外国人友好而著称的大军阀张作霖，也通过其子少帅张学良发表了令人隐忧的谈话：“英国正向中国派遣大量军队，他们像是要卡住中国的喉咙。假如外国人想捏死中国，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北方和南方将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击侵略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这个细节有助于人们更深刻、更全面了解当年这些被称为军阀的人物。
　　《时代》周刊的报道也谈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日本人很久以来就相信，中国共产党在穿越七个省的大撤退过程中，是在“给蒋的军队带路”，这肯定是根据莫斯科和南京之间的秘密协定在行事。（1936年1月24日）
　　前两年国外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中说，因为莫斯科和南京之间有某种秘密协定，红军才得以完成长征。这个说法在得到档案材料证实之前，我只能采取存疑的态度，至于说“给蒋的军队带路”，客观上倒确是起了这个作用。那时，地方实力派所控制的地盘，像何键的湖南、陈济棠的广东、李、白的广西、王家烈的贵州、刘湘等人的四川，都不是蒋的军队（即所谓中央军）能够随便进入的。现在用追击红军这个大题目，就哪里都可以去了。听说是杨永泰这个智囊给蒋介石出了“只追不堵”的高招。记得唐德刚也在一本书中说到红军长征的这一作用。例如在贵州的作战，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的胜利，取得了举行遵义会议的胜利，而蒋介石也取得了收拾王家烈的胜利。从最终结局看，当然是红军胜利蒋失败，但就当时来看，倒可以说是“双赢”的局面。
　　中国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一直受到《时代》周刊的密切关注。1941年6月16日，《时代》以抗日名将陈诚作封面人物。在相关报道里，对中国军队作了热情洋溢的赞颂：
　　中国的军队除勇敢外还有一点：忍耐。当食物匮乏时，他们每天哪怕只有一磅大米——这一数量仅仅够维持生存——也能坚持数月。整个冬天，他们一直穿着薄薄的棉军装抵御寒冷，绝大多数人没有鞋子……他们还得忍耐失败和失望，尽管如此，他们从未丧失过信心。
　　李辉在翻译这一大段引文的时候，也被深深感动了。他说，“读当年的这些报道，我看到了久被忽略和淡忘的历史一角，重新触摸到一个群体在战争烽火中跳跃的生命”。
　　关于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雅尔塔协定，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个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书中引用了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的话：美国应该“对牺牲中国而与俄国人作交易感到羞耻”。战争的结局，书中说：“裕仁天皇以直接下诏书和发表广播讲话的方式，宣布接受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宣言》的条款，日本承认战败。然而，即便承认战败，裕仁天皇也是以相当含混朦胧的表述，而且诏书中没有使用‘投降’一词，反而依然强调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自存与自卫’，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则根本没有提及。”作者从这一页历史联想到今天的现实，他说：
　　不难看出，如今依然困扰远东的诸多问题绝非天外来客：日本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表述修订，日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今日现象与历史自有关联，早在当年日本战败之时的乞降细节中就有迹可寻了。
　　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思考统一起来了。
　　在本书后记中，作者说他不是史学家。这是他拿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看来他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他到“九一八”事变时柳条沟爆炸的现场去调查；去凭吊卢沟桥事变的遗址，细看宛平城墙上的累累弹痕；到了柏林，还专程去远郊波茨坦一览前威廉皇太子的行宫塞西林宫，这是当年苏美英三国首脑开会的会址……当年太史公不也是喜爱到处访求遗献吗？
　　李辉是人民日报的名记者。记者与史家本来就有相同的基因。今天写的是新闻，他日就成了史料。在20世纪留下了重要历史著作的一些人，像梁启超、王芸生、黎澍、李锐等，都有过当记者的经历，希望李辉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作者系现代思想史学者、鲁迅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