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社科院李扬教授的办公室，《环球人物》记者便在桌上看到了他的新书——《论新常态》。这题目，无疑是当下经济学界最关注的问题。201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常态。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常态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李扬是国内较早研究新常态的学者，也在很多重要场合阐述过自己对新常态的认识和研究。在接受采访前，他还给记者发来一份十几页的研究报告，上面有对一些最新数据的修改和标注，可见其做学问的严谨态度。李扬说：“新常态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也应放在全球大背景下，从世界长周期的角度来分析。弄清了本質，就不会因为我们的GDP掉了两个百分点而过度恐慌。”

新常态与旧常态

　　作为学者，李扬最大的特点就是“接地气”，这跟他的经历有关。李扬是安徽人，下过乡，挖过矿，还当过建筑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李扬考上了安徽大学的经济系。大三那年，他看到一批留洋老教授们编写的西方经济学的讲座文稿，深受启发。于是，在大学毕业后，报考了复旦大学的资本主义货币与银行专业，也就是现在的金融学。在那个年代，李扬的选择很多人都不理解，但他的理由很简单——西方的经济学更接地气。“它研究的都是身边的事，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需要这样的经济学。”在复旦的3年里，李扬受到了陈观烈、曹立瀛等名师的指点，后来他又去人民大学读了博士，专攻西方财政学。之后，从社科院普通研究人员，一直干到副院长。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李扬就作为专家大量参与国家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并成为继黄达、吴敬琏之后的第三任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所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着非常敏锐的判断。李扬说，做经济研究，应弄清事实，立足实践，还要有逻辑线索，深刻剖析其背后的理论。而分析新常态，其逻辑线索就是长周期理论。
　　根据李扬的研究，“新常态”一词最早于2002年出现在西方媒体上，指的是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发达经济体出现了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现象。2010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埃里安在一份著名的报告中，正式用新常态解释了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新特征。从那以后，不少国外媒体和学者开始使用这个概念。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指出：全球新常态可以更贴切地表述为全球发展的“新平庸”，表现为主要国家的经济呈现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的特征。今年4月，拉加德进一步警告说：各国应尽快共同采取措施，否则“新平庸”将变为“新现实”。
　　中国则不同，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宣示。李扬说，中国早就发现经济中存在大量“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准备纠正这些问题，只是在高增长下，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来调整，如今这个机会到了。所以中国提出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如果说全球经济新常态是对未来世界经济趋势的一种悲观认识，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则包含着经济朝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积极内容。
　　李扬说，经济运行是有周期的，最短的是1年，最长的是50年左右。根据俄国著名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研究，以50年左右为一个循环的长周期，源于那些影响巨大、延续时间较长的创新活动。创新带动经济发展，但这些创新是“创造性破坏”，它为经济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也消灭了大量传统产业。任何创新活动，都要经历引进、增长、成熟、下降的过程。这个过程分别对应经济长周期运行的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4个阶段。其中，复苏和繁荣构成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衰退和萧条则构成下降阶段。
　　根据这一分析框架，18世纪末以来世界已经历了5次长周期。李扬说，大尺度地分析，目前我们正处于第五次长周期的下行阶段，与之对应的上行阶段，指的是1980年到2007年长达20多年的“大稳定”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而且经济波动几乎被“熨平了”。当然，在“大稳定”的总图景中，最美的风景线在东方。中国创造出经济高速稳定增长30余年的“中国奇迹”。
　　2007年初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结束了大稳定的旧常态。全球经济开始进入深度调整与寻求再平衡的新常态。世界和中国，概莫能外。李扬认为，全球经济新常态主要表现为：全球经济低水平波动；各国宏观经济运行非同步，致使政策倾向南辕北辙；大宗产品价格变动不居、利率水平迥异、汇率变动不居、国际游资肆虐、息差交易盛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均程度不同地陷入“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局部战争频仍。这些情况都是因为实体经济层面的长期停滞。
　　中国则不同，其进入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结构性减速。但这种因“三期叠加”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的下落，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总体质量、效益、生态及可持续性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问题

　　《环球人物》：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主要通过什么指标来判断？
　　李扬：主要看劳动生产率。如果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变化就不会出大问题；如果劳动生产率下降，就会出大问题。它的变化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比如上世纪80年代“大稳定”时期，科技创新层出不穷，就会带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如今显然出问题了。
　　《环球人物》：为什么现在会出问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一是实体因素。比如土地、人口、科学技术，都发生了不利的变化。仅从人口来看，中国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就是人口中能干活的人少了，进一步还会有总人口下降。这一问题将长期影响经济增长。二是投资回报率下降。经济增长都是以投资为起点的，而投资是以回报为前提的。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所有的投资都很难有高回报，甚至很多没有回报。所以，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应，企业拿到钱，就不会投到实体经济领域，只好到股市等资产市场里去投机。三是真实利率处于负值。现在的真实利率太高了。但是使经济能够达到均衡水平的利率应该是负的，远低于现行的真实利率。这个现象不解决全球经济想真正恢复，十分困难。这三个因素变化了，长周期的拐点就到了。 　　《环球人物》：中国是从什么时候进入新常态的？
　　李扬：中国经济事实上是在2008年就进入了新常态。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动态与全球经济是基本同步的。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我们不可能脱离全球经济长周期的影响，但较之全球平均水平，我们的增长平均要高出4个百分点左右。这种格局发展下去，中国经济超过美国并引领全球经济发展，将是个大概率事件。
　　《环球人物》：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李扬：中国经济新常态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结构性减速。原因在于：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人口红利式微、资本积累的低效率困境、创新能力滞后、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以及国际竞争压力加大。
　　《环球人物》：习总书记提出新常态，是基于什么背景？
　　李扬：仔细研究总书记关于新常态的所有讲话，可以看到，他所强调的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阶段，10%左右的增长已经不再可能。作为政治领袖，他的判断非常敏锐。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面对问题，抓住机会。如果错失这次机会，我们在下一周期就很难占据先机。指出這点非常重要，研究长周期的意义也就在此。
　　我感觉中国是有幸的，因为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上世纪我们就在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所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那时候增长率高达9%、10%，过得舒服，大家都不愿意转。现在，经济下行，多数人不舒服了，不得不转了。不过，现在也不迟，方向是对的就没问题。

有助于挤掉水分

　　《环球人物》：接下来中国经济的增速将保持在一个什么水平？
　　李扬：“十三五”规划，稳妥一点，在6.5%—7%为宜，“十四五”期间可能还会低一点。看起来速度下来了，但质量、效益在提高。过去的速度虽是9%左右，如果挤掉水分，实际的增长也只有7%左右。
　　《环球人物》：就是说现在的7%是挤了水分的？水分主要是什么？
　　李扬：对。中国经济的水分主要与投资有关。一般，只要有投资，GDP就增长了，但这些投资是否形成了生产能力？如果没有，这些投资带来的GDP就是水分。进一步看，投资或许形成了生产能力，但这种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造成产能过剩和产能利用率下降。这种投资显然也是水分。现在经济减速，实际上主要是那些不能形成生产能力或虽然形成生产能力但却是过剩生产能力的投资的下降。如果这个判断正确，那么7%的增长，与过去的8%—9%相当。这种减速，无疑值得欢迎。
　　《环球人物》：在新常态下，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就业率很低，而我们的却没下来？
　　李扬：中国正好赶上从第一、二产业往第三产业转移的阶段。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本身就业率就高些。所以我常说，上帝很看顾中国：当中国增长速度开始下降时，恰好经济结构发生了有利于就业的转变。
　　《环球人物》：现在经济中“实冷需热”的问题怎么解决？
　　李扬：研究新常态，说到底，就是要有反危机准备。没有什么捷径，只要让经济平稳下落就可以。现在的情况差强人意。观察分析新常态，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数量、规模维度；二是经济运行效益和质量的变化；三是改革的进展。比如，我们现在GDP增速下来了，但空气好多了。如果GDP下一点能换回更多蓝天，不好吗？只要社会不发生较大动荡，这种转型就应当进行下去。从长期发展看，中国正在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这种转变的实质，就是速度不断下降，质量效益不断提高，社会制度不断完善。有朝一日，我们会像发达国家那样，在一个非常人性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坐看经济增速只有3%—4%。这种转换是我们期待的。
　　新常态下，宏观要稳定，微观要搞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当然，最重要的是把政策托底做好，本届政府在这点上做了很多努力，值得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