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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事曲艺创作这么多年了，在圈里也有了一定的影响，但毕竟是生活在丹东这样一个国境线上的边陲小城，离京津这样的曲艺中心城市有着相当的距离，因而曲艺界里有些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并不熟悉，刘国器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感谢有了微信，让我们的生活节奏一下子“短平快”起来。我是在曲艺友人的微信群里看到了一个信息：天津的曲艺名家刘国器先生新出了一本书——《笑料中的修辞学》。看到这个书名，我顿时眼前一亮，兴奋不已，并立即产生了阅读该书的强烈欲望。
为什么一看到书名就让我那么兴奋？因为在多年的曲艺创作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修辞学在曲艺创作尤其是相声创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是实实在在地从中尝到了甜头，因而对修辞学的感情相当深厚。
三十五年前，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谈修辞学在相声中的运用》。
相声为什么引人发笑？很多人在不断地研究和总结。但我觉得，大多数研究者似乎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止于表象探讨居多。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位资深曲艺研究者交谈时，得知他给相声的“包袱”总结出了二百几十种技法，堪称“包袱”大全。我听了很吃惊，也很钦佩。这么下力气地去分析研究，一个一个地总结归类，多么不容易啊！但我又一想，这是不是也有些过于细碎和繁琐了。二百多个“包袱”种类，记得住吗？即使记住了，我们的作者在创作中也很难想到在哪个地方运用第九十六种手法还是第二百三十八种手法来组织“包袱”更加合适。
老电影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我们的创作也同此理，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打法，才形成不同的风格。相声与其他艺术最大的区别，就是离不开“包袱”。但形成“包袱”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就相声而谈相声，写好相声，是需要掌握一些学问的。其实，每一个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相关学科的知识，而修辞学，更是与我们走得很近的一门学问。这一点，李伯祥先生在《笑料中的修辞学》一书的序中也有同样的阐述。
我在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曲艺创作课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但每接手新的年级，我的课程伊始，并不是直奔主题，讲授曲艺创作方面的知识，而是首先向学生们介绍两门学科，一门是逻辑学，一门是修辞学。我个人觉得，这两门学科与曲艺人的关系最为密切，是曲艺人应该掌握的。
逻辑学是一门研究人们思维形式及规律的学科。学习逻辑学的目的是让我们头脑清楚，表达准确。生活中，如果我们的思维出了问题，表达不合逻辑，那势必会产生混淆错综的感觉表象。而我们相声里的“包袱”，则基本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有意要搞乱欣赏者的思维方向，设法不让你听得明明白白。但错乱的思维又蕴藏着内在的合理元素，待稍作调整，重归正路，使听者恍然大悟，这便叫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好“包袱”大都是这样产生的。三翻四抖的原理最典型，前三番都是引导观众朝着一个方向思维，最后一抖，打乱了人们正常的思维，出其不意，把人搞懵圈了，然后再调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缝回来”，于是好“包袱”诞生了。再比如很多的“包袱”，是采用偷换概念的手法形成的，还有我们熟悉的“诡辩论”，也是相声组织“包袱”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都是属于逻辑学里的知识。所以，写好相声，学点逻辑学是很有必要的。但本文是从刘先生的书谈开去，关于逻辑学方面的内容就不多说了，在这里过多地谈论逻辑学，似乎就有些不符合逻辑了。
还是回到修辞学这个话题。
修辞学研究的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也就是调动手段对语言进行调整、加工，使语言表达得更准确、鲜明、生动，富有表现力、说服力和感染力。一句话，就是设法使语言更艺术一些。相声是以语言为主要表现力的艺术，“说、学、逗、唱”四个字里， “逗”标志着相声喜剧性的艺术风格，“学”和“唱”是相声艺术的两种表现手段，而“说”则是属于统领地位的。离开了“说”的“逗”、“学”、“唱”，只能是另外的什么形式而绝不是相声。既然如此，相声创作就必须要抓住语言艺术这个纲，纲举目张，其他问题就好办了。要讲语言艺术，理所当然应该学习修辞学。修辞学一般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类，但消极修辞其实人们平时在说话或写文章时自觉不自觉地都能注意运用，所以人们研究修辞学主要研究的是积极修辞，也就是运用“辞格”来修饰、调整语言，增强语言的艺术性。
笑，是相声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一个显著特点，相声之所以能够引人发笑，就是巧妙地组织了“包袱”。组织“包袱”的手法虽然很多，但大多数“包袱”的形成，其实就是诸种辞格在起作用。当我们对辞格进行一番研究后会发现，几乎每一个辞格用在相声中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包袱”。在所有的以文字形式构成的艺术作品中，相声运用辞格的数量最多，次数最频，而且最为灵活多变。有些个别辞格在一般文体中已不常使用，但在相声中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如析字、仿词、苟简等。但是，相声这种语言艺术，因为比较独特，所以它在运用各种辞格时都或多或少与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有相异之处，这一点也是很值得探讨和研究的。
“辞格”的种类很多，刘国器先生在书中介绍得很细，每种“辞格”都找出了相对应的例子。但我个人认为，相声中最常用也最有效的辞格是“夸张”。夸张这一辞格在相声中运用得最多，几乎俯拾皆是，这是由相声的喜剧风格决定的。关于这一点，传统相声《装小嘴》的垫话里阐述了这个道理：
甲 说相声呀，主要得让大家笑。
乙 那是呀！
甲 这笑就不容易，你写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必须通过艺术夸张，你要不夸张它就不乐了。
事实确是如此。一句话或一件事情，如果只是普普通通地说出来，人们听着虽然也明白，但不可乐，印象也不会太深刻。如果用夸张的语言表达出来，不仅可以把人逗乐，而且乐后还会在人们脑海中打下极其深刻的烙印。相声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采用夸张的语言来描述事情，以增强其艺术魅力。这一点，不用多说，大家都有共识。
在一般文体中，夸张要有一定的限度，因为超出一定的限度就会失真。但因为相声是一种独特的漫画性的艺术，所以一般往往采用所谓高度的夸张。有时为了刻画某种特殊人物，甚至夸张到云山雾罩、荒谬至极的地步。传统相声《扒马褂》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茶碗里淹死菊花青大骡子，烤鸭子飞到餐桌上，蛐蛐的脑袋有八仙桌那么大，须子有电线杆子那么长，眼睛有电灯泡那么亮等等。虽说这些夸张都严重地离谱，但在此处却恰好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惯说大话、爱吹牛皮的人物，人们能够接受。像《买猴儿》、《假大空》等相声，正是采用高度的夸张，才成功地塑造出了马大哈、假大空这些有典型意义的畸型人物。像这类人物，只能通过相声来塑造，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则望尘莫及。因此，一般文体中只允许“燕山雪花大如席”，而相声中却允许“广州雪花大如席”。
除“夸张”外，在相声中应用比较多的辞格还有“比喻”、“排比”、“谐音”、“拟人”、“模拟”、“反复”、“同字”、“仿拟”、“借代”、“析字”等。熟练地掌握了这些“辞格”，基本上会保证我们的“包袱”具备较高的质量。刘国器先生书中介绍的辞格比较全面，大约涉及到四十多种。有些辞格运用已不普遍，但作为知识了解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刘国器先生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推动相声作者主动学习修辞学，从消极修辞走向积极修辞，自如地驾驭“修辞学”的知识，使我们的相声能出更多精彩的“包袱”。
书是好书，值得一读。但我读罢也有些不太解渴的感觉，可能与该书偏重介绍“辞格”，简单辅以例文，对修辞学知识的深入引领和剖析不够有关。如能在实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做些深化探讨，可能会为读者打开更多的窗户，收到更好的效果。总的看来，本书展示过多，剖析稍弱。还有，就是有些例文选择得不是很典型。我倾向例文最好能出自大家熟悉的经典作品，而现在书中个别例文有些生僻，影响力有限。另外，像《两块糖》那样的作品，毕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主题和内涵与今天人们的思维已经融不到一起，虽能说明问题，但读来总是感觉有些别扭。其实，能说明问题的实例还是不难找到的，适当予以调整，可能效果会更好。还有就是有些例文的篇幅过于长了，那么长篇幅的文字来扣合一个辞格，比例显得有些失调。个别例文之后的文字在剖析的表述上也有错位现象，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待有机会我将私下里再和刘先生探讨。
总而言之，刘先生做了一件好事。因为提高曲艺作者的素质，是新的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最后，既然我是通过微信渠道得知这本书的信息，请允许我借用微信的表达方式来为本文攒个底：
为刘先生点个大大的“赞”。
感谢有了微信，让我们的生活节奏一下子“短平快”起来。我是在曲艺友人的微信群里看到了一个信息：天津的曲艺名家刘国器先生新出了一本书——《笑料中的修辞学》。看到这个书名，我顿时眼前一亮，兴奋不已，并立即产生了阅读该书的强烈欲望。
为什么一看到书名就让我那么兴奋？因为在多年的曲艺创作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修辞学在曲艺创作尤其是相声创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是实实在在地从中尝到了甜头，因而对修辞学的感情相当深厚。
三十五年前，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谈修辞学在相声中的运用》。
相声为什么引人发笑？很多人在不断地研究和总结。但我觉得，大多数研究者似乎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止于表象探讨居多。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位资深曲艺研究者交谈时，得知他给相声的“包袱”总结出了二百几十种技法，堪称“包袱”大全。我听了很吃惊，也很钦佩。这么下力气地去分析研究，一个一个地总结归类，多么不容易啊！但我又一想，这是不是也有些过于细碎和繁琐了。二百多个“包袱”种类，记得住吗？即使记住了，我们的作者在创作中也很难想到在哪个地方运用第九十六种手法还是第二百三十八种手法来组织“包袱”更加合适。
老电影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我们的创作也同此理，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打法，才形成不同的风格。相声与其他艺术最大的区别，就是离不开“包袱”。但形成“包袱”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就相声而谈相声，写好相声，是需要掌握一些学问的。其实，每一个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相关学科的知识，而修辞学，更是与我们走得很近的一门学问。这一点，李伯祥先生在《笑料中的修辞学》一书的序中也有同样的阐述。
我在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曲艺创作课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但每接手新的年级，我的课程伊始，并不是直奔主题，讲授曲艺创作方面的知识，而是首先向学生们介绍两门学科，一门是逻辑学，一门是修辞学。我个人觉得，这两门学科与曲艺人的关系最为密切，是曲艺人应该掌握的。
逻辑学是一门研究人们思维形式及规律的学科。学习逻辑学的目的是让我们头脑清楚，表达准确。生活中，如果我们的思维出了问题，表达不合逻辑，那势必会产生混淆错综的感觉表象。而我们相声里的“包袱”，则基本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有意要搞乱欣赏者的思维方向，设法不让你听得明明白白。但错乱的思维又蕴藏着内在的合理元素，待稍作调整，重归正路，使听者恍然大悟，这便叫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好“包袱”大都是这样产生的。三翻四抖的原理最典型，前三番都是引导观众朝着一个方向思维，最后一抖，打乱了人们正常的思维，出其不意，把人搞懵圈了，然后再调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缝回来”，于是好“包袱”诞生了。再比如很多的“包袱”，是采用偷换概念的手法形成的，还有我们熟悉的“诡辩论”，也是相声组织“包袱”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都是属于逻辑学里的知识。所以，写好相声，学点逻辑学是很有必要的。但本文是从刘先生的书谈开去，关于逻辑学方面的内容就不多说了，在这里过多地谈论逻辑学，似乎就有些不符合逻辑了。
还是回到修辞学这个话题。
修辞学研究的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也就是调动手段对语言进行调整、加工，使语言表达得更准确、鲜明、生动，富有表现力、说服力和感染力。一句话，就是设法使语言更艺术一些。相声是以语言为主要表现力的艺术，“说、学、逗、唱”四个字里， “逗”标志着相声喜剧性的艺术风格，“学”和“唱”是相声艺术的两种表现手段，而“说”则是属于统领地位的。离开了“说”的“逗”、“学”、“唱”，只能是另外的什么形式而绝不是相声。既然如此，相声创作就必须要抓住语言艺术这个纲，纲举目张，其他问题就好办了。要讲语言艺术，理所当然应该学习修辞学。修辞学一般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类，但消极修辞其实人们平时在说话或写文章时自觉不自觉地都能注意运用，所以人们研究修辞学主要研究的是积极修辞，也就是运用“辞格”来修饰、调整语言，增强语言的艺术性。
笑，是相声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一个显著特点，相声之所以能够引人发笑，就是巧妙地组织了“包袱”。组织“包袱”的手法虽然很多，但大多数“包袱”的形成，其实就是诸种辞格在起作用。当我们对辞格进行一番研究后会发现，几乎每一个辞格用在相声中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包袱”。在所有的以文字形式构成的艺术作品中，相声运用辞格的数量最多，次数最频，而且最为灵活多变。有些个别辞格在一般文体中已不常使用，但在相声中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如析字、仿词、苟简等。但是，相声这种语言艺术，因为比较独特，所以它在运用各种辞格时都或多或少与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有相异之处，这一点也是很值得探讨和研究的。
“辞格”的种类很多，刘国器先生在书中介绍得很细，每种“辞格”都找出了相对应的例子。但我个人认为，相声中最常用也最有效的辞格是“夸张”。夸张这一辞格在相声中运用得最多，几乎俯拾皆是，这是由相声的喜剧风格决定的。关于这一点，传统相声《装小嘴》的垫话里阐述了这个道理：
甲 说相声呀，主要得让大家笑。
乙 那是呀！
甲 这笑就不容易，你写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必须通过艺术夸张，你要不夸张它就不乐了。
事实确是如此。一句话或一件事情，如果只是普普通通地说出来，人们听着虽然也明白，但不可乐，印象也不会太深刻。如果用夸张的语言表达出来，不仅可以把人逗乐，而且乐后还会在人们脑海中打下极其深刻的烙印。相声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采用夸张的语言来描述事情，以增强其艺术魅力。这一点，不用多说，大家都有共识。
在一般文体中，夸张要有一定的限度，因为超出一定的限度就会失真。但因为相声是一种独特的漫画性的艺术，所以一般往往采用所谓高度的夸张。有时为了刻画某种特殊人物，甚至夸张到云山雾罩、荒谬至极的地步。传统相声《扒马褂》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茶碗里淹死菊花青大骡子，烤鸭子飞到餐桌上，蛐蛐的脑袋有八仙桌那么大，须子有电线杆子那么长，眼睛有电灯泡那么亮等等。虽说这些夸张都严重地离谱，但在此处却恰好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惯说大话、爱吹牛皮的人物，人们能够接受。像《买猴儿》、《假大空》等相声，正是采用高度的夸张，才成功地塑造出了马大哈、假大空这些有典型意义的畸型人物。像这类人物，只能通过相声来塑造，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则望尘莫及。因此，一般文体中只允许“燕山雪花大如席”，而相声中却允许“广州雪花大如席”。
除“夸张”外，在相声中应用比较多的辞格还有“比喻”、“排比”、“谐音”、“拟人”、“模拟”、“反复”、“同字”、“仿拟”、“借代”、“析字”等。熟练地掌握了这些“辞格”，基本上会保证我们的“包袱”具备较高的质量。刘国器先生书中介绍的辞格比较全面，大约涉及到四十多种。有些辞格运用已不普遍，但作为知识了解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刘国器先生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推动相声作者主动学习修辞学，从消极修辞走向积极修辞，自如地驾驭“修辞学”的知识，使我们的相声能出更多精彩的“包袱”。
书是好书，值得一读。但我读罢也有些不太解渴的感觉，可能与该书偏重介绍“辞格”，简单辅以例文，对修辞学知识的深入引领和剖析不够有关。如能在实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做些深化探讨，可能会为读者打开更多的窗户，收到更好的效果。总的看来，本书展示过多，剖析稍弱。还有，就是有些例文选择得不是很典型。我倾向例文最好能出自大家熟悉的经典作品，而现在书中个别例文有些生僻，影响力有限。另外，像《两块糖》那样的作品，毕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主题和内涵与今天人们的思维已经融不到一起，虽能说明问题，但读来总是感觉有些别扭。其实，能说明问题的实例还是不难找到的，适当予以调整，可能效果会更好。还有就是有些例文的篇幅过于长了，那么长篇幅的文字来扣合一个辞格，比例显得有些失调。个别例文之后的文字在剖析的表述上也有错位现象，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待有机会我将私下里再和刘先生探讨。
总而言之，刘先生做了一件好事。因为提高曲艺作者的素质，是新的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最后，既然我是通过微信渠道得知这本书的信息，请允许我借用微信的表达方式来为本文攒个底：
为刘先生点个大大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