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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木一拍震天响，纸扇轻摇论古今，道尽人间冷与暖，中华文明代代传！评书又称说书、讲书、评词，是我国一种古老的传统口头讲说表演形式，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江南则称为评话，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曲艺大家庭中有着重要地位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刘兰芳、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连丽如、金声伯、吴君玉、王丽堂等为代表的北方评书和南方评话演员享誉全国，深受百姓喜爱。进入21世纪，四川评书迅速崛起，深受我国中西部地区百姓欢迎，其崛起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令人惊叹！那么，身处巴渝大地的四川评书因何崛起？又是如何融入评书大家庭并站稳脚跟的呢？这不得不感谢一位年过耄耋的巴渝老人——只愿一生跟党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川评书代表性传承人徐勍。
徐勍，字朝君，号镇中，1936年农历二月十四日生于重庆，祖籍江津，著名评书艺术家，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被中国文联授予“名家金牌”荣誉。由于其说书语言幽默风趣，表达能力强而受到广泛欢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有“北袁（阔成）南徐（勍）”的盛誉，名震巴渝大地。他是如何走上评书的艺术之路？又如何将四川评书传承发扬？这其中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
牢记党恩 步入书坛
由于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又卖身顶替别人当了壮丁，徐勍十岁时就被迫四处漂泊。1947年，他拜师沈宪章，从此正式踏上了评书艺术的道路。但当时艺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年幼的他为谋生计只得过着颠沛流离的江湖艺人生活，受尽欺凌，直到解放才算彻底翻身。也正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对共产党、新中国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激之情。
转眼到了195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碰到了师爷张国栋，得知重庆曲艺队（重庆市曲艺团的前身）正在寻找青年评书演员。在师爷的举荐下，徐勍克服重重阻力，最终从邻水县文教局正式调入了重庆曲艺队。
入团伊始，这个20岁的年轻后生并没有受到团里的重视，甚至无人问津，这让他感到有些失落。但他心怀远志、暗下决心，定要在这个职业上脱胎换骨。当时并不富裕的他自掏腰包购买了一些书籍，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琢磨、学演评书，不断充实自己。不久，机会来了。那是团里的一次常规演出，也是他进团后第一次登台，他以一段韵文评书《米拉山上的英雄》赢得了在场领导和观众的一致认可。从撂地说书面对百八十个观众到进剧场为上千人演出，这对徐勍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却成为了现实。这不但大大增强了他的信心，更坚定了他为人民服务、跟党走的信念。
潜心研学 声震四方
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团里开始安排他编新书、说新书。这对当时一没文化、二没创作经验的徐勍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但他怀着一颗对党的感恩之心，凭借天生超强的记忆能力边学边写，潜心揣摩。由于文化水平有限，无法将所编评书形成文字，他只能从学说新评书开始着手，继而将诙谐幽默的四川方言融入其中，早上背、晚上背、吃饭背、走路背，就连睡觉都在背书。
1958年，他先后参加了省市曲艺汇演并于当年8月与袁阔成、蒋月泉、杨乃珍、高元钧、邹忠新、王少堂等一大批知名演员共赴北京，参加全国首届曲艺汇演。他以一段自己新改编的评书《十元钱》赢得了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刘芝明、郑振铎、老舍、赵树理等文化名家的认可和赞赏。这次汇演不但令他大开眼界也使得他大受鼓舞。载誉归来后，省里、市里也高度重视，有不少人要拜他为师学习评书。年少成名的他没有膨胀，一一婉言谢绝。他深知今天的一切是党和人民给予的，是党、新中国让他从原来的一个半乞半艺、受人欺凌的民间艺人成为一名有尊严的文艺工作者。于是，他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做出了人生第一次神圣的选择——加入共青团。怀着忐忑的心情，他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并托人交到团支部请求组织考验。
几次演出的成功使徐勍声名鹊起，他虽然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重视，但由于性情耿直、不畏强权、坚持真理，也得罪了不少人，有些人开始排挤他、刁难他、批判他，甚至给他戴各种“帽子”。这让一直潜心专注于学习和提高自身业务能力的徐勍不知所措，倍感煎熬。加入共青团的愿望变得越来越渺茫。屋漏偏逢连阴雨，业师沈宪章的悲惨晚年和凄惨离世，使他悲痛欲绝。但性格倔强的徐勍强压心中的悲愤，在保质保量完成团里安排的繁重演出任务的同时，继续专心学习文化，编说新书，相继改编演说《王若飞在狱中》《红岩》《夺印》《石头后面》《从脚说起》等长短篇作品，不但多次刊登、出版，还受到了中宣部、文化部好评。很多人都以为如此繁忙的徐勍在那个时候挣了大钱，殊不知那些年他所有演出的收入均归团里所有，仅靠固定工资和极其微薄的一点补助生活在饥饿和疲劳中。正因如此，再加上他是穷苦人出身和始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说新唱新”，使他较为平稳地度过了“整风运动”和“文革”时期。
1976年，文艺百废待兴。徐勍为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四川评书首开山门。他认为说书人是“职业故事家”，想学好评书首先学历要高，要有文学素养和政治修养，要有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其次，要具备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基本修养。这就是他收徒的标准，也是他每一位弟子必须遵循的原则。
1979年冬，徐勍这个非党员被组织上任命为重庆市曲艺团副团长，主管业务。团内有些人不服，甚至扬言“徐勍当团长我就辞职”。在领导的力挺下，徐勍如期上任。为重振曲艺团，他上任后首抓训练演出队伍，建立正常的艺术生产秩序，改变一些人对曲艺的不信任感，并亲自率队克服重重困难到各地演出，宣传党的政策、歌颂英雄人物、振奋百姓精神，有事总是冲在最前方。渐渐地，那些反对之声慢慢退去。在这些年中他多次登上全省、全国舞台，屡获殊荣。
一心向党 艺献人民
从幼年学艺至今，徐勍已走过近七十个春秋，其中经历了多少辛酸只有他一人知晓。当被问到为何如此执着时，徐老坦言，他深爱着四川评书。由于四川评书原来在评书、评话界没有地位，不被认可，因而他立志要将四川评书带入评书大家庭，得到业内和观众的喜爱和一致认可，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1995年，徐勍告别了工作岗位转入了退休生活，但他人退心不退。退休后，徐勍并没有停止脚步，四处物色年轻演员传授四川评书，收有15名弟子。他坚信付出终有回报，近些年何成正、吴文、程大琼、刘寒霜、袁国虎、凌淋、刘晓山等弟子迅速崛起书坛，为四川评书的未来注入了新的活力。徐勍始终认为评书演员首先要珍惜自己，一定要洁身自好，否则观众就会寒心、失望。因为说书人毕竟叫文化人，文化人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讲节操、讲品德。其次，评书要先注重内容、讲究新。哪怕是传统内容也要有新，要挖掘它更深层次的东西，要与时代接轨。最后才是技巧。评书对演员的文学功底、知识面、表演等方面要求很高。要能从语言、情绪等方面准确地刻画人物。评书没有导演，一个人在舞台上自己调度，其艺术上的魅力很大程度在于演员个人的修养，因此演员应当尽可能做到德才兼备。想要学好评书、说好评书首先要把作品研究透，弄清这个作品要表现什么？要明确是为了表现自己还是要表现作品，表现到什么程度？演员必须要为内容服务，不是要自我表现，更不是要出风头。要综合人物特点、故事情节、环境背景等诸多因素，演绎得恰到好处，只有这样才能说得好。什么叫说得好，就是能感动人，要通过语言语气的轻重转合表达情绪。
2008年，徐勍获得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2011年，75岁的他终于实现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平生所愿，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2012年12月，徐勍经过几十年的不断耕耘，被文化部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川评书代表性传承人荣誉。徐勍屡次获得全市、全省、全国各项大奖，但以前的奖是对他这几十年工作的肯定，而被授予传承人则为他未来工作指引了新的方向。
师徒聚力 共创未来
“说书人毕竟叫文化人，文化人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讲节操、讲品德”。
徐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八十载人生、七十年从艺，这位经历过新旧中国、见证过四川评书沉浮的老人在谈到四川评书未来何去何从时说道：“难办，为什么说难办呢？因为现在对评书的限制太多了，相关从业者对四川评书的认识不统一，再加上四川评书后继乏人，光靠我们这些老人是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文化修养高、耐得住寂寞的有志青年来继承。从创作上讲，目前四川评书已经没有固定的书馆可以长期说书了，电视上也多年不播了，这直接导致观众、演员和创作人才的断档。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演出只需说个小段，无需说大书，也没有人愿意听，这抹杀了创作的积极性，因为他们没有地方说，又给谁去创作呢？”
当问及徐勍为何一直坚持创作、演说新评书，始终坚持为党宣传、为人民服务以及对自己的作品有什么要求时，徐老谈到：“我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有三个‘不可以’，下流的不可以，淫秽的东西不可以，低级庸俗只为逗人一笑的东西不可以。这些是我们平常说话都应该注意的东西，何况在舞台上。我是‘千金难买’，但只要是有公益活动，我积极参加决不推辞，带病都要去。因为我拿着党和人民给我的薪水，是党让我活得有尊严，所以我要歌颂党，为人民做事。”
80岁的徐勍谈到往昔岁月时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完的感慨，让人依稀能感受到他当年的风采。他的两位得意弟子袁国虎和凌淋心中，满溢着对师父的敬佩和感激之情。提起师徒间的故事，他们更像有说不完的话题。
袁国虎说：“我从小喜欢戏曲，但那时候没想过将来会从事说书这门艺术，认识徐老师很早，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直到2009年，经朋友介绍拜徐老师为师，专业从事四川评书的表演。师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传统评书演员中第一批走改革路线的人。他当年所创演的一段又一段的评书无不是结合了当时的时代特色的。他是个很固执的人，在艺术上决不妥协，我也是，于是我们因此经常争论，但最终会尊重有道理的一方。有一次演出我说了一段书，老师在下面听，演出结束后回到我的住处，他帮我修改到很晚才睡。夜里三点多，他忽然又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给我说某一段应该如何如何改，我才知道他一直没睡，为了我在反复琢磨。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铭记在心，也激励了我钻研艺术。”凌淋说：“我六岁登台，大概十几岁就迷上了评书，徐勍老师在那个年代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那个时候虽然无法谋面，但每天中午放学都顾不上吃饭就抱着收音机听他说的评书。他说的书内容紧凑，场面热闹，在当时很受欢迎。我直到前些年才正式拜师。老师是个非常严厉的人，批评甚至有时让人难以接受，他从来都没有表扬过我，我虽然有些怕他但知道他是为我好，哪怕他听了我的书嘴上虽然‘骂’，但脸上能露出一丝微笑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钻研业务，丝毫不敢怠慢。”
有些人说徐勍是个“怪人”，但是他怪得本真，怪得讲道理，怪得讲原则，怪得不妥协，怪得有节操。自幼飘零、饱尝世间冷暖的他懂得珍惜，懂得艺术，更懂得尊重！他珍惜党和人民给予他的一切，他懂得对待艺术要严谨、艺术家要有使命担当，他懂得尊严和尊重是来自于自身的强大。
文章最后我们就以徐老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这也是他对自己七十年艺术之路的总结：翻身不忘共产党，从艺紧贴人民心。民间曲艺，说古唱今，继承传统，更要创新；演员修养，广读博闻；自编自演，一专多能；以能促专，以专带能；一人多角，神似随形；艺无止境，达者为尊；说练嘴劲，唱习妙音；台上灵活，台下守诚；刻苦淡定，德艺双馨。
徐勍，字朝君，号镇中，1936年农历二月十四日生于重庆，祖籍江津，著名评书艺术家，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被中国文联授予“名家金牌”荣誉。由于其说书语言幽默风趣，表达能力强而受到广泛欢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有“北袁（阔成）南徐（勍）”的盛誉，名震巴渝大地。他是如何走上评书的艺术之路？又如何将四川评书传承发扬？这其中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
牢记党恩 步入书坛
由于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又卖身顶替别人当了壮丁，徐勍十岁时就被迫四处漂泊。1947年，他拜师沈宪章，从此正式踏上了评书艺术的道路。但当时艺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年幼的他为谋生计只得过着颠沛流离的江湖艺人生活，受尽欺凌，直到解放才算彻底翻身。也正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对共产党、新中国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激之情。
转眼到了195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碰到了师爷张国栋，得知重庆曲艺队（重庆市曲艺团的前身）正在寻找青年评书演员。在师爷的举荐下，徐勍克服重重阻力，最终从邻水县文教局正式调入了重庆曲艺队。
入团伊始，这个20岁的年轻后生并没有受到团里的重视，甚至无人问津，这让他感到有些失落。但他心怀远志、暗下决心，定要在这个职业上脱胎换骨。当时并不富裕的他自掏腰包购买了一些书籍，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琢磨、学演评书，不断充实自己。不久，机会来了。那是团里的一次常规演出，也是他进团后第一次登台，他以一段韵文评书《米拉山上的英雄》赢得了在场领导和观众的一致认可。从撂地说书面对百八十个观众到进剧场为上千人演出，这对徐勍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却成为了现实。这不但大大增强了他的信心，更坚定了他为人民服务、跟党走的信念。
潜心研学 声震四方
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团里开始安排他编新书、说新书。这对当时一没文化、二没创作经验的徐勍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但他怀着一颗对党的感恩之心，凭借天生超强的记忆能力边学边写，潜心揣摩。由于文化水平有限，无法将所编评书形成文字，他只能从学说新评书开始着手，继而将诙谐幽默的四川方言融入其中，早上背、晚上背、吃饭背、走路背，就连睡觉都在背书。
1958年，他先后参加了省市曲艺汇演并于当年8月与袁阔成、蒋月泉、杨乃珍、高元钧、邹忠新、王少堂等一大批知名演员共赴北京，参加全国首届曲艺汇演。他以一段自己新改编的评书《十元钱》赢得了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刘芝明、郑振铎、老舍、赵树理等文化名家的认可和赞赏。这次汇演不但令他大开眼界也使得他大受鼓舞。载誉归来后，省里、市里也高度重视，有不少人要拜他为师学习评书。年少成名的他没有膨胀，一一婉言谢绝。他深知今天的一切是党和人民给予的，是党、新中国让他从原来的一个半乞半艺、受人欺凌的民间艺人成为一名有尊严的文艺工作者。于是，他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做出了人生第一次神圣的选择——加入共青团。怀着忐忑的心情，他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并托人交到团支部请求组织考验。
几次演出的成功使徐勍声名鹊起，他虽然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重视，但由于性情耿直、不畏强权、坚持真理，也得罪了不少人，有些人开始排挤他、刁难他、批判他，甚至给他戴各种“帽子”。这让一直潜心专注于学习和提高自身业务能力的徐勍不知所措，倍感煎熬。加入共青团的愿望变得越来越渺茫。屋漏偏逢连阴雨，业师沈宪章的悲惨晚年和凄惨离世，使他悲痛欲绝。但性格倔强的徐勍强压心中的悲愤，在保质保量完成团里安排的繁重演出任务的同时，继续专心学习文化，编说新书，相继改编演说《王若飞在狱中》《红岩》《夺印》《石头后面》《从脚说起》等长短篇作品，不但多次刊登、出版，还受到了中宣部、文化部好评。很多人都以为如此繁忙的徐勍在那个时候挣了大钱，殊不知那些年他所有演出的收入均归团里所有，仅靠固定工资和极其微薄的一点补助生活在饥饿和疲劳中。正因如此，再加上他是穷苦人出身和始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说新唱新”，使他较为平稳地度过了“整风运动”和“文革”时期。
1976年，文艺百废待兴。徐勍为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四川评书首开山门。他认为说书人是“职业故事家”，想学好评书首先学历要高，要有文学素养和政治修养，要有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其次，要具备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基本修养。这就是他收徒的标准，也是他每一位弟子必须遵循的原则。
1979年冬，徐勍这个非党员被组织上任命为重庆市曲艺团副团长，主管业务。团内有些人不服，甚至扬言“徐勍当团长我就辞职”。在领导的力挺下，徐勍如期上任。为重振曲艺团，他上任后首抓训练演出队伍，建立正常的艺术生产秩序，改变一些人对曲艺的不信任感，并亲自率队克服重重困难到各地演出，宣传党的政策、歌颂英雄人物、振奋百姓精神，有事总是冲在最前方。渐渐地，那些反对之声慢慢退去。在这些年中他多次登上全省、全国舞台，屡获殊荣。
一心向党 艺献人民
从幼年学艺至今，徐勍已走过近七十个春秋，其中经历了多少辛酸只有他一人知晓。当被问到为何如此执着时，徐老坦言，他深爱着四川评书。由于四川评书原来在评书、评话界没有地位，不被认可，因而他立志要将四川评书带入评书大家庭，得到业内和观众的喜爱和一致认可，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1995年，徐勍告别了工作岗位转入了退休生活，但他人退心不退。退休后，徐勍并没有停止脚步，四处物色年轻演员传授四川评书，收有15名弟子。他坚信付出终有回报，近些年何成正、吴文、程大琼、刘寒霜、袁国虎、凌淋、刘晓山等弟子迅速崛起书坛，为四川评书的未来注入了新的活力。徐勍始终认为评书演员首先要珍惜自己，一定要洁身自好，否则观众就会寒心、失望。因为说书人毕竟叫文化人，文化人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讲节操、讲品德。其次，评书要先注重内容、讲究新。哪怕是传统内容也要有新，要挖掘它更深层次的东西，要与时代接轨。最后才是技巧。评书对演员的文学功底、知识面、表演等方面要求很高。要能从语言、情绪等方面准确地刻画人物。评书没有导演，一个人在舞台上自己调度，其艺术上的魅力很大程度在于演员个人的修养，因此演员应当尽可能做到德才兼备。想要学好评书、说好评书首先要把作品研究透，弄清这个作品要表现什么？要明确是为了表现自己还是要表现作品，表现到什么程度？演员必须要为内容服务，不是要自我表现，更不是要出风头。要综合人物特点、故事情节、环境背景等诸多因素，演绎得恰到好处，只有这样才能说得好。什么叫说得好，就是能感动人，要通过语言语气的轻重转合表达情绪。
2008年，徐勍获得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2011年，75岁的他终于实现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平生所愿，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2012年12月，徐勍经过几十年的不断耕耘，被文化部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川评书代表性传承人荣誉。徐勍屡次获得全市、全省、全国各项大奖，但以前的奖是对他这几十年工作的肯定，而被授予传承人则为他未来工作指引了新的方向。
师徒聚力 共创未来
“说书人毕竟叫文化人，文化人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讲节操、讲品德”。
徐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八十载人生、七十年从艺，这位经历过新旧中国、见证过四川评书沉浮的老人在谈到四川评书未来何去何从时说道：“难办，为什么说难办呢？因为现在对评书的限制太多了，相关从业者对四川评书的认识不统一，再加上四川评书后继乏人，光靠我们这些老人是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文化修养高、耐得住寂寞的有志青年来继承。从创作上讲，目前四川评书已经没有固定的书馆可以长期说书了，电视上也多年不播了，这直接导致观众、演员和创作人才的断档。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演出只需说个小段，无需说大书，也没有人愿意听，这抹杀了创作的积极性，因为他们没有地方说，又给谁去创作呢？”
当问及徐勍为何一直坚持创作、演说新评书，始终坚持为党宣传、为人民服务以及对自己的作品有什么要求时，徐老谈到：“我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有三个‘不可以’，下流的不可以，淫秽的东西不可以，低级庸俗只为逗人一笑的东西不可以。这些是我们平常说话都应该注意的东西，何况在舞台上。我是‘千金难买’，但只要是有公益活动，我积极参加决不推辞，带病都要去。因为我拿着党和人民给我的薪水，是党让我活得有尊严，所以我要歌颂党，为人民做事。”
80岁的徐勍谈到往昔岁月时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完的感慨，让人依稀能感受到他当年的风采。他的两位得意弟子袁国虎和凌淋心中，满溢着对师父的敬佩和感激之情。提起师徒间的故事，他们更像有说不完的话题。
袁国虎说：“我从小喜欢戏曲，但那时候没想过将来会从事说书这门艺术，认识徐老师很早，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直到2009年，经朋友介绍拜徐老师为师，专业从事四川评书的表演。师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传统评书演员中第一批走改革路线的人。他当年所创演的一段又一段的评书无不是结合了当时的时代特色的。他是个很固执的人，在艺术上决不妥协，我也是，于是我们因此经常争论，但最终会尊重有道理的一方。有一次演出我说了一段书，老师在下面听，演出结束后回到我的住处，他帮我修改到很晚才睡。夜里三点多，他忽然又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给我说某一段应该如何如何改，我才知道他一直没睡，为了我在反复琢磨。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铭记在心，也激励了我钻研艺术。”凌淋说：“我六岁登台，大概十几岁就迷上了评书，徐勍老师在那个年代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那个时候虽然无法谋面，但每天中午放学都顾不上吃饭就抱着收音机听他说的评书。他说的书内容紧凑，场面热闹，在当时很受欢迎。我直到前些年才正式拜师。老师是个非常严厉的人，批评甚至有时让人难以接受，他从来都没有表扬过我，我虽然有些怕他但知道他是为我好，哪怕他听了我的书嘴上虽然‘骂’，但脸上能露出一丝微笑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钻研业务，丝毫不敢怠慢。”
有些人说徐勍是个“怪人”，但是他怪得本真，怪得讲道理，怪得讲原则，怪得不妥协，怪得有节操。自幼飘零、饱尝世间冷暖的他懂得珍惜，懂得艺术，更懂得尊重！他珍惜党和人民给予他的一切，他懂得对待艺术要严谨、艺术家要有使命担当，他懂得尊严和尊重是来自于自身的强大。
文章最后我们就以徐老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这也是他对自己七十年艺术之路的总结：翻身不忘共产党，从艺紧贴人民心。民间曲艺，说古唱今，继承传统，更要创新；演员修养，广读博闻；自编自演，一专多能；以能促专，以专带能；一人多角，神似随形；艺无止境，达者为尊；说练嘴劲，唱习妙音；台上灵活，台下守诚；刻苦淡定，德艺双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