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上午，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1877—1927）在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书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王国维之死，世人热议已久，其死因历来各种揣测与传说不断。殉清说、殉文化信念说、性格悲剧说、罗振玉逼迫说等，各种说法层出不穷，一时莫衷一是。当然，无论死因究竟如何，王国维死后的悼念活动是极其隆重的，学界同仁纷纷致辞追挽，一时悼词悲诗纷至沓来，无不流露出痛悼叹惜之情。
　　其中，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的挽联，情真意挚，为世人所熟知。联云：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山残水，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拣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关于这一挽联的深沉意蕴，研究者们已多有探讨，在此不赘。殊不知，这一挽联手稿之上，尚有陈寅恪的一些注释标记与嘱语，却不太为后世读者所知晓，其含义亦久未有人道及。当然，这份珍藏于清华大学的手稿，要想亲睹细观，实在是不太容易的。有幸的是，由清华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联合主办的“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于2017年9月9日在香港城市大学展览馆开幕，展出了普通读者很难寓目的包括梁启超、陈寅恪、梅贻琦、胡适、王国维、钱穆在内的一百三十余位有重要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的清华学人的多件手札。其中，就有著名的陈寅恪挽王国维联手稿一件。
　　细观手稿，但见陈寅恪一笔瘦劲的小楷，书于“清华学校研究院用笺”之上。因年代久远，距今已整整九十年的这件手稿，笺纸边框已然漫漶，但陈寅恪的手书依旧字迹清晰。可见联语“水”字边有注语“昆明湖”，“山”字边有注语“万寿山”，联后署“观堂先生灵鉴”与“后学陈寅恪拜挽”两行。联语中世人所熟悉的“累”字写作“纍”，“玄”字写作“幺”字下加短竖的异体字形，且这两个字旁边皆标有双圈符号，意即提请注意。陈寅恪于笺纸框外写有两行小字注语，称“字傍加圈者有纍及幺两字，若写作累字，恐人读仄声，幺若写作玄则犯庙讳，故也求书时注意。及之礼拜三日下午来取书联”。
　　应当说，陈寅恪在挽联手稿中的注语相当重要，一方面体现了他谨严缜密的文思，另一方面更体现了他对王国维其人其学的敬重及对其生涯行止的深刻体悟。
　　上联首句中，“十七年”指1911年至1927年。其间经多次重大世变，诸如辛亥革命与清帝退位（1912），民国建立不久又遇袁世凯称帝（1916）;护国战争爆发之后，张勋又拥立溥仪复辟（1917），一场闹剧数天即告终结;不久，冯玉祥“逼宫”（1924），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在此期间，王国维已有“主辱臣死”之志，曾邀约柯绍忞、罗振玉等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而未果。之后，复有“东北王”张作霖入主北京（1926），北伐军直逼北京（1927）等一系列剧变之时局。这十七年间的世变纷扰种种，使得遗民情结颇为沉重的王国维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之慨，故曰“家国久魂销”。次句“剩水残山”，陈寅恪业已指明——水指昆明湖，山指万寿山，均在颐和园内，这正是留与王国维的“一死”之地。
　　上联最后一句，“纍（léi）臣”，特指战国楚屈原，这里当然是以沉江赴死的屈原来指代投湖自尽的王国维。“一死”与王国维遗书中“只欠一死”相呼应。唐筼曾录陈寅恪对这一联语的解释称：“王先生遗书以所藏书见托（书籍多有王先生批注），故联语及之。元裕之诗云：‘空馀韩偓伤时语，留与累臣一断魂。’联语盖有取其词也。”
　　在篇末注语中，陈寅恪特别强调了“纍”字不能写作“累”字。因“累”字的读音为léi、lèi、lěi，可分别组成累赘、劳累、积累等词语，而“纍”字的读音为léi，是平声，与累字的读音是有区别的。且“纍（léi）臣”一词有着特殊的历史涵义，是专名，不可随意因笔画简繁而改易。纍（léi）臣有两个含义，一指古代被拘系于异国的臣子对所在国国君的自称，泛指被拘系之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 ，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 金代元好问《雪香亭杂咏》之十五：“白发纍臣几人在，就中愁杀庾兰成。”第二个含义就是特指战国楚屈原，后人因其无罪而死，故称。宋代方夔《重午》诗有云：“纍臣水底沉鱼塚，玉女钗头缀虎符。” 明代汪道昆《高唐梦》剧本中亦有唱词云：“泽畔招魂，纍臣何处悲咽？”挽联中，陈寅恪为避免书写者删繁就简，特别加以注明，正是明确取用此第二义也。
　　下联第一句，唐筼录有陈寅恪自己的释义称：“韩昌黎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北史·魏书·魏赡传》，五千卷语所本也。”所谓“韩昌黎诗”即韩愈所作《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一诗，诗中提到的“邺侯”乃李泌。所谓“牙签”，实乃“书签”，原指中国古代盛行卷轴装书籍之时（唐宋），在书卷上所系作为内容标识或阅读标记的签牌，这一签牌通常是用象牙、兽骨等制成，故称。“五千卷牙签”，概指藏书规模颇丰。而“新手触”之语，乃指陈寅恪初次接触到王国维遗留的藏书。事实上，王国维遗书中已经明确地将陈寅恪视为自己的“托命人”，将自己生前所有藏书交与其料理;“新手触”一语，将睹遗书思故人之情、承遺命怀故人之意悄然流露。
　　下联次句中“玄文奇字”，是指王国维遗留下来的藏书内容上大多古奥奇特，大多属于艰深古学。王国维精于上古史与古文字（甲骨、金文、简帛）研究，这样的概括是恰如其分的。但在联语书写中，陈寅恪特意将“玄”字写作“幺”字下加短竖的异体字形;且还在篇末注语中特别强调，他之所以写成这样的异体字形，是因为“若写作玄则犯庙讳”，“故也求书时注意”。换句话说，如果直接写成“玄”字犯了什么忌讳呢？什么又是“庙讳”呢？ 　　所谓“庙讳”，即中国古代当朝君主及其祖辈的名字，臣子公众必须避讳，即使已故的君主七世之内也须避讳，这在当时官方有明确的规定，并有严格的制度予以执行。民间避讳常用的做法大致有：改姓氏、改名字、改地名、改官名、改物名、改书名、改干支名、改方药名、改常语等等。陈寅恪在联语中特意将“玄”字写作“幺”字下加短竖的异体字形，正是为避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庙讳”。
　　依常理而言，陈寅恪书联之际，已是民国十六年，清王朝早已不复存在，何故又要避“庙讳”呢？况且陈寅恪本人也从未以清室遗民自况，何必要再遵“前朝”旧制呢？这就不能不说是陈寅恪的一番深心了——既然王国维以清室遗民自居且舍身“殉国”，那么理应尊重他的这一心理身份与情怀归宿，即仍依“旧制”来抒写其遗民风范。事实上，王国维死后受封逊帝溥仪所赐谥号“忠慤公”，其家属确实也照例得到了前朝皇室的抚恤金;且下葬时由前朝遗老杨钟羲撰文、袁励凖书丹的王国维墓志铭，墓志盖上也赫然刻着“诰授奉政大夫赏食五品俸南书房行走特谥忠慤王公墓志铭”字样，俨然一仍旧制，遗老风范一清二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注语末尾处所称“礼拜三日下午来取书联”云云，还透露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信息。首先，据此可知，陈寅恪虽撰成挽联，可却未亲自书联，而是请人代写的。再者，此挽联的撰成时间及使用时间，一般而言，皆以为是在王国维赴死之后不久（甚或当日即撰并书），而这一注语的出现否定了长久以来的这种推定。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编）》，就将此挽联系于1927年6月3日当晚王国维遗体入殓之后，并引用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文中所描述的场景，称“当天晚上殡葬后，研究院师生向静安先生最后告别”;并称“陈寅恪先生来后行三跪九叩大礼”。试想，在最后告别仪式上，此挽联的出现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然而，仅从“礼拜三日下午来取书联”这样的行文语气来判断，亦可知此挽联底稿乃是陈寅恪事前写好，注语实际上是写给代写挽联者看的，是嘱托代写者照此书写，他稍晚（即某个礼拜三）即要取走写成的挽联。查1927年6月3日（王国维遗体入殓日），乃星期五而非星期三;如果依年谱编者的推定，就会生出一个无法解释的疑问：难道陈能未卜先知，事前即知晓王的赴死之举，而预写挽联不成？这不但匪夷所思，也绝无可能。因此，年谱编者将此挽联系于姜亮夫忆述之后的做法欠妥。
　　1927年8月14日，王国维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这一天是星期日，葬礼当天应有祭悼仪式，陈寅恪有无参加无从确考。但这一天之前四日的星期三（8月10日），陈寅恪去取走自己事先写好底稿再请人代写的挽联，这一事件则是有可能性的。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这应当是此挽联撰成及使用的时间上限。当然，其后对王国维的追悼活动还包括1929年6月3日（星期一），王国维逝世二周年之际，为其竖立纪念碑之时，是否也曾使用此挽联，虽仍然不可确考，但亦有可能（因可能于此日之前的上个星期去请人代书挽联）。总而言之，除非在此次展出的这份底稿之外，尚有另一份撰写时间更早的挽联底稿存在，抑或就真有由陈寅恪亲书“急就”的挽联实物存世，否则就只能以1927年8月10日前后这一时间上限，来推定陈寅恪撰成以及使用此挽联的时间了。
　　无论如何，陈寅恪挽王國维联手稿的公开展出，确实为解读王国维之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旁证机缘。当然，如果《陈寅恪集》尚有新版重印的机会，笔者以为，不妨也将陈寅恪手稿中的这些注语及标记一一辑录，甚或就直接依原件影印出来，在以飨读者的同时，也可为王国维与陈寅恪这两位国学巨擘的交谊，再添一段佳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