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各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笔者重温灾难题材电视连续剧《浴火危城》（原名《大鼠疫1910》，2012），心中别有一番滋味。该剧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防疫事业先驱伍连德率众战胜肆虐东北三省特大鼠疫、粉碎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东北阴险图谋的英勇事迹。在晚清末年列强环伺、内政不修、医学条件极度恶劣的严峻情况之下，能够处理好这一公共卫生事件实属不易。
　　伍连德（1879—1960）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先驱、杰出公共卫生学家。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中国人，1907年经由曾随载泽等五大臣出访日欧诸国的留美博士施肇基（1877—1958）推荐，回国担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1910年东北肺鼠疫大流行时，伍连德被清政府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他不畏艰险，多措并举，仅用4个月时间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瘟疫，被誉为“鼠疫斗士”。鉴于伍连德的杰出贡献，诺贝尔基金官方曾将他列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他的理由是：“在防治肺鼠疫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中有杰出的成就和贡献，以及发现旱獭在鼠疫传播中所起的作用。”
　　《浴火危城》电视剧结合当时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完成了这一有别于浮泛的历史戏说、失真的抗日神剧的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抗疫叙事。《浴火危城》电视剧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简单复制，单纯从防疫角度看，这部作品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科学与迷信的对抗
　　鼠疫又名黑死病，是鼠疫杆菌借助老鼠、跳蚤等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美国学者班乐凯在其专著《十九世纪的中国鼠疫》导言中总结，在有文字可考的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腺鼠疫的大范围流行。
　　第一次是发生于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鼠疫，它席卷了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第二次是始于1347年的黑死病，它从西亚蔓延到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最后横扫欧洲;第三次大流行出现于19世纪末，在地理范围上大大超过了前两次。这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巨大的人口损失，第一次死亡近一亿人;第二次欧洲损失最大，一亿总人口中约有两千五百万人死去;第三次遭受鼠疫的有六十多个国家，其死亡人数逾千万。不幸的是，我国属于多鼠疫国家，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曾经多次发生过鼠疫流行，夺去六万多人性命的东北肺鼠疫只是其中之一。
　　《浴火危城》首先突出了抗疫过程中科学与迷信的尖锐对抗，仅以剧中的三个片段为例。
　　其一，疫情由施肇基紧急报告给正在听戏的摄政王，陪同他的福亲王一番奇谈谬论让人充分认识到清廷最高决策层的颟顸与迷信：“一个医学堂的教书先生和一张洋人的报纸，就值得你这么急来找摄政王禀报？”施肇基强调鼠疫关系到千萬百姓的生命，不可大意。福亲王则冷笑一声道：“这瘟疫厉害嘛，老夫岂能不晓啊……瘟疫发生在别处尚有可能，可是发生在满洲，老夫第一个不信，这满洲是我大清龙兴之地，哪会出现这等荒谬之事啊！”
　　其二，伍连德在哈尔滨街头巡视，发现各家门上贴满了黄纸，为官正派的警察巡长穆德惠告诉他：“这是老百姓驱邪避鬼的，他们认为贴上这个东西就不会染上瘟疫了……自古以来，信则有，不信则无。”穆巡长虽然不认同此等做法，但也不具备宣传科学的能力，只好听之任之。他路见将一粒“仙丹”卖五十两银子的假药贩子，尚能坚决打击，而对于前者却毫无办法。
　　其三，伍连德用听诊器为一垂死的病人诊疗，不料反遭其妻纠缠，口口声声是这物件夺去了丈夫的性命，要不是德高望重的修郎中出手相助，恐怕会演出一场“医闹”。
　　所以，伍连德的抗疫过程首先要耐心地做不知科学、西医为何物的底层民众的工作，让他们逐渐接受与配合防疫措施。伍连德为了弄清鼠疫的源头，让穆德惠寻找疫病尸体，进行解剖。中国人祖传的规矩讲究“入土为安”，给死人“开肠破肚”那是亘古未闻。这种破坏祖宗习俗、大逆不道的做法，遭到村民一致反对;至于为切断传播源而焚烧病死者尸体，更是有违入土为安的丧葬传统，他受到强烈抵制自在情理之中。设想一下，身处疫区的百姓顽固无知，关外三省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懂得如何防治这种烈性的疾病，唯一的医官只是有过三个月的短期粗浅培训，这是多么不堪一击的防疫阵地啊。
　　实际上，除了极少数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当时整个中华尽皆蒙昧。钱波等编著的《原来如此：1840-1949中国底本》讲述过晚清政府高层的两个故事。其一说郭嵩焘为中国最早的驻外公使，以新学家自命，朝中守旧势力对他极为敌视。他曾乘小轮船回湖南老家，乡亲皆未见过轮船，见此大哗，认为他是洋人走狗，于是召开宗族大会声讨他，并将轮船焚毁。其二光绪某年，日斯巴尼亚遣使来华，要求缔结某项新约。军机处的王文韶阅后怒道：“日本鬼子又来胡闹！”外务部章京忙说：“日斯巴尼亚是欧洲之西班牙国，不是亚洲的日本国。”王正色道：“你怎么知道它不会为了作无厌之求，恐我不允，变称他名蒙混？”上层精英尚且如此，难怪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远离科学，亲近迷信了。
　　19世纪末美国来华传教士何天爵曾经详细描述过中国人的种种迷信行为。他指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构造都充满了迷信观念。迷信在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控制着经济和生活的规划，坚定或消融意志，影响财产的价值，决定结婚对象和时间，干预和子女的关系。迷信有时甚至缩短生命，并且总是在控制着葬礼的时间、仪式以及墓地的选择。迷信存在于各阶层之中，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影响着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扭曲了理性能力，损害了逻辑判断。迷信不仅影响着个人的私生活，而且关系国家发展的重大国事也由迷信来决定。”这的确没有冤枉当时的中国人。
　　二、科学的国界与人性的边界
　　人们常说“科学无国界”，这种论断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科学成果可以由全人类共同分享，超越国界;其二是指某种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无论最初属于何方，全人类科学界都可以无国界地学习效仿。但是法国科学家巴斯德说：“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亦即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国界。从人类社会理想的角度看，科学成果应该为世界人民所共享，但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之下，科学家也主动站队，服务于各自的国家利益。 　　在电视剧中，无论是法国教授麦斯尼、俄国医院院长，还是日本的医生、专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着本国的利益，有时甚至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剥夺中国人民的生命。例如，俄国公使游说福亲王，投其所好送上古玩，劝说福亲王向摄政王进言撤换伍连德大清总医官之职，让法国教授麦斯尼接任，而这其实是俄国为了扩大在华的非法权益而干扰东北抗疫的举动。当然，他们精心栽培的代理总医官麦斯尼临死也没在“同意沙俄出兵哈尔滨”的文书上签字，致使沙俄吞噬东北的计划全盘落空。
　　更有甚者，俄国的医院随便处理患病者尸体，导致鼠疫病菌经由人际间交往迅速传播;日本公使叮嘱柴田医生与俄方合作时要尽可能地窃取对方的科研成果，而对己方的发现则要秘而不宣。为达到在中国扩张的目的，日本人一方面利用疫情扩大在华的非法权益，另外一方面秘密培育鼠菌，抓中国人做活体试验，致使俄国医生丽达和许多无辜百姓感染鼠疫。所以有学者认为，日本人在此次大瘟疫中秘密培育的鼠疫杆菌是他们对细菌战研究的开端，为他们此后在东北三省发动丧心病狂惨绝人寰的细菌战种下了罪恶的种子。如此行径，是可忍孰不可忍。
　　时至今日，个别强权国家对中国的正常科技发展横加干涉，击破了科学无国界的美丽幻景。例如，由潘建伟领衔的“墨子号”量子卫星科研团队凭借为下一代的安全通信网络奠定基础而获得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授予2018年度克利夫兰獎，但让人遗憾的是，潘建伟由于个人签证处于“行政审理”状态未能出席此次活动，这显然与201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科学超越界限”的主题不符。
　　科学有无国界尚可讨论，但人性有底线却的确是定论。《浴火危城》电视剧中无论中外人物皆可用人性的标尺来细加衡量，鉴于篇幅所限，笔者只谈一下中国人形象。伍连德、施肇基、修掌柜、秀莲、穆德惠等正面人物形象其人性的光辉闪耀夺目，这代表着中国的希望;而福亲王、那道台、尤其是寡廉鲜耻的县令姚仲亭则是应该被鞭挞与否定的对象。就为官者而言，古人早有论述，如陈子昂《感遇诗》说：“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房玄龄语：“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防疫大臣施肇基其认真、公正、心忧天下、知人善任、敢于担当的品行本身就是为官者人性美的体现，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民造福、为民请命值得后人铭记在心;姚仲亭在防疫方面弄虚作假、草菅人命甚至出卖国家与民众利益的卑鄙行为，完全突破了人性的底线，必将遗臭万年。疫情如火，慎之又慎，两个从俄国返回哈尔滨的伐木工，明知自己是“危险人物”，为了能顺利留宿故意对房东隐匿疫情，其自私行为，不也折射着当今抗疫过程中某些人物的嘴脸吗？
　　三、结语
　　经历过SARS的中国人民，如今又遭受新冠肺炎的严峻考验。从国家最高决策层到普通民众都积极行动起来，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民族凝聚力令人动容。无论从国家动员力还是医疗卫生水平，如今的中国都是一百多年前的人们难以想象到的。当然，逝川难回，历史如过眼云烟，其间所蕴含的经验与教训并不过时，依然值得后人总结回顾。
　　（苏州市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学院）
　　作者简介：孙宗广（1968-），男，山东费县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