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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才培养为突破口，在不断求解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钱学森之问”十年回望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命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10年以来，一直被认为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命题的由来
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他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2009年，安徽11名教授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信，使我们又一次关注钱学森生前那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未竟之问。信中说：“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是全民之问，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期待。
崛起的根本动力在教育
“钱学森之问”让人们意识到，中国崛起的根本动力，还是在教育。
一方面是教育目标。有学者围绕钱老之问，指出中西方教育目标的差异，是方向性的差异。身在儒释道文化圈的中国教育，强调伦理与知识，终极目标是君子；西方教育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形成了形式逻辑理论和实验验证科学的传统，强调真理与智慧，终极目标是思想家和科学家。布莱尼茨也曾言称：中国长于政治伦理道德，西方长于数学、自然科学。终极目的的不同，将两种教育距离逐渐拉大。
另一方面是教育体制内部问题。若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不是教育出来的，教育针对的是所有人当然也包括天才，但不是专门为天才服务的。天才之所以是天才，是因为其天赋擅长的经审核智力领域，教育只是点亮天才的天赋之火。一般来说，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的产生，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有赖于专门的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等，已为社会广泛重视，但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温家宝2006年拿这个问题请教国内最有名的6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但是，“钱学森之问”事件里最初的几位当事人却并不是这么认为。
按照教育规律办事
2010年，在北京大学，“钱学森之问”的当事人温家宝总理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温家宝说：“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同学们会有用。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总理接着说，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大学还应该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在教育改革中处于重要地位。
“钱学森之问”事件里，还有一位不在现场的当事人，就是“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他是民国时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后来到美国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在他看来，答案很简单：这需要一个过程。西方的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三四百年的传统，中国想要在三四十年里把三四百年的传统浓缩起来一下子发展，这是不可能的。杨振宁回忆了自己在西南联大时，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教育才刚刚起步，教他们的老师都是在20世纪初出国留学归来的人。后来杨振宁到美国时已经达到了美国当时研究的最前沿，“可以说是一代或者两代的教育就可以教育出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这是非常快的、难以想象的”。
杨振宁提出两个思路：科学和美学相关；科学以科普为基础。杨振宁用虹和霓的例子，从物理学阐释科学的美在哪里。比如，从实验角度讲，虹是42度的圆弧，红色在外，紫色在里；霓是50度的弧，红在里头，紫在外面。即使小孩看见了也会觉得非常漂亮，这是一种在实验里美的例子。
杨振宁认为，因为在中小学生中科普工作做得不够，导致文科生的科学素养差。他回忆了自己在北平崇德中学（现在的北京三十一中）的经历。杨振宁说：“崇德中学有个非常小的图书馆，其实就是一间屋子，我时不时会到那个屋子里翻看，就翻到一本书。这本书描述的是上世纪前30年物理学界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三大革命。我看了非常震撼和激动，当时就觉得，这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基础教育要全面拓展
美学和科学有关系？钱学森本人在中学读书的经历，也证实了杨振宁的说法。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时，钱学森在教师的带领下捕捉蝴蝶，收集标本，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钢琴、小提琴和水彩画。他的房间里堆满了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
钱学森在成年之后曾经回忆说：“父亲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
钱学森总是忆起在北京师大附中学习的6年。刚入学时，北师大附中弥漫着开拓创造之学风。在他的记忆中，“教生物的于君石老师，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我记得他给我一条蛇，让我做标本”“美术老师高希舜教画西洋画。我买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学画，后来我画得很不错”“国文老师董鲁安教我们读鲁迅的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我对用文言写文章小品特别感兴趣”“我们的音乐老师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音乐，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钱学森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附中给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培养了我的科学兴趣。”他还曾亲笔手书一份珍贵名单，列出了给予他一生深刻影响的17个人的名字，其中7人是北师大附中的老师。
来自世界的答案
在“钱学森之问”被提出10年后，有两位中国人得到了世界公认的奖项，或许，这就是世界给中国的答案。对此，我们应该认真思考。
2015年10月，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等3人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是首位获得诺奖科学类奖项的中国人。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引起中国主流媒体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学生屠呦呦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不是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三无教授”。
就在屠呦呦获得诺奖后，人们发现屠呦呦的母校宁波效实中学，在今年7月刚刚面临一场“风波”：家长因该校在近两年的高考中，表现不如宁波的另一所中学，而对学校双休日不补课进行质疑。而该校官方的回应是：不就是双休日不补课吗？
现在，该校可以在官方答复后面再加上一句话：这样能培养出大师！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基础教育不能被功利的目标牵着走，要把目光看向更远。教育是为学生未来服务的，是给学生长远的人生目标确立一个良好的起点，这才是教育者应有的态度。
另一个来自国际的奖项，是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这是该奖项第一次颁发给非英语作者。刘慈欣1985年毕业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又是一位新中国培养的受到世界认可的杰出人才。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刘慈欣主张：“不要问具体有什么用，中国的科学和很多方面曾经的落后，就是因为干什么都要问有什么用。有些东西，是作为人的最根本的冲动，是不需要问有什么用的。”
政策在回应
钱学森去世后，“钱学森之问”成为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为回应“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经过一再增补，目前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入选高校是国内21所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这场“试验”，首先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学科开始。
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但并未大张旗鼓地宣扬。一位大学校长表示，“珠峰计划”的名字比较高调，而教育部希望各校不宣传，不张扬，埋头苦干。
这位校长说，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据介绍，教育部鼓励21所大学各显神通，没有定式。因此，各大名校的做法并不一样。但是，不约而同地，在2010年高校招生宣传时，它们分别开始向中学生大力介绍这项计划的重要性，以增加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
“钱学森之问”十年回望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命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10年以来，一直被认为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命题的由来
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他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2009年，安徽11名教授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信，使我们又一次关注钱学森生前那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未竟之问。信中说：“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是全民之问，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期待。
崛起的根本动力在教育
“钱学森之问”让人们意识到，中国崛起的根本动力，还是在教育。
一方面是教育目标。有学者围绕钱老之问，指出中西方教育目标的差异，是方向性的差异。身在儒释道文化圈的中国教育，强调伦理与知识，终极目标是君子；西方教育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形成了形式逻辑理论和实验验证科学的传统，强调真理与智慧，终极目标是思想家和科学家。布莱尼茨也曾言称：中国长于政治伦理道德，西方长于数学、自然科学。终极目的的不同，将两种教育距离逐渐拉大。
另一方面是教育体制内部问题。若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不是教育出来的，教育针对的是所有人当然也包括天才，但不是专门为天才服务的。天才之所以是天才，是因为其天赋擅长的经审核智力领域，教育只是点亮天才的天赋之火。一般来说，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的产生，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有赖于专门的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等，已为社会广泛重视，但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温家宝2006年拿这个问题请教国内最有名的6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但是，“钱学森之问”事件里最初的几位当事人却并不是这么认为。
按照教育规律办事
2010年，在北京大学，“钱学森之问”的当事人温家宝总理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温家宝说：“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同学们会有用。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总理接着说，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大学还应该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在教育改革中处于重要地位。
“钱学森之问”事件里，还有一位不在现场的当事人，就是“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他是民国时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后来到美国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在他看来，答案很简单：这需要一个过程。西方的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三四百年的传统，中国想要在三四十年里把三四百年的传统浓缩起来一下子发展，这是不可能的。杨振宁回忆了自己在西南联大时，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教育才刚刚起步，教他们的老师都是在20世纪初出国留学归来的人。后来杨振宁到美国时已经达到了美国当时研究的最前沿，“可以说是一代或者两代的教育就可以教育出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这是非常快的、难以想象的”。
杨振宁提出两个思路：科学和美学相关；科学以科普为基础。杨振宁用虹和霓的例子，从物理学阐释科学的美在哪里。比如，从实验角度讲，虹是42度的圆弧，红色在外，紫色在里；霓是50度的弧，红在里头，紫在外面。即使小孩看见了也会觉得非常漂亮，这是一种在实验里美的例子。
杨振宁认为，因为在中小学生中科普工作做得不够，导致文科生的科学素养差。他回忆了自己在北平崇德中学（现在的北京三十一中）的经历。杨振宁说：“崇德中学有个非常小的图书馆，其实就是一间屋子，我时不时会到那个屋子里翻看，就翻到一本书。这本书描述的是上世纪前30年物理学界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三大革命。我看了非常震撼和激动，当时就觉得，这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基础教育要全面拓展
美学和科学有关系？钱学森本人在中学读书的经历，也证实了杨振宁的说法。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时，钱学森在教师的带领下捕捉蝴蝶，收集标本，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钢琴、小提琴和水彩画。他的房间里堆满了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
钱学森在成年之后曾经回忆说：“父亲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
钱学森总是忆起在北京师大附中学习的6年。刚入学时，北师大附中弥漫着开拓创造之学风。在他的记忆中，“教生物的于君石老师，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我记得他给我一条蛇，让我做标本”“美术老师高希舜教画西洋画。我买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学画，后来我画得很不错”“国文老师董鲁安教我们读鲁迅的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我对用文言写文章小品特别感兴趣”“我们的音乐老师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音乐，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钱学森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附中给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培养了我的科学兴趣。”他还曾亲笔手书一份珍贵名单，列出了给予他一生深刻影响的17个人的名字，其中7人是北师大附中的老师。
来自世界的答案
在“钱学森之问”被提出10年后，有两位中国人得到了世界公认的奖项，或许，这就是世界给中国的答案。对此，我们应该认真思考。
2015年10月，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等3人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是首位获得诺奖科学类奖项的中国人。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引起中国主流媒体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学生屠呦呦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不是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三无教授”。
就在屠呦呦获得诺奖后，人们发现屠呦呦的母校宁波效实中学，在今年7月刚刚面临一场“风波”：家长因该校在近两年的高考中，表现不如宁波的另一所中学，而对学校双休日不补课进行质疑。而该校官方的回应是：不就是双休日不补课吗？
现在，该校可以在官方答复后面再加上一句话：这样能培养出大师！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基础教育不能被功利的目标牵着走，要把目光看向更远。教育是为学生未来服务的，是给学生长远的人生目标确立一个良好的起点，这才是教育者应有的态度。
另一个来自国际的奖项，是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这是该奖项第一次颁发给非英语作者。刘慈欣1985年毕业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又是一位新中国培养的受到世界认可的杰出人才。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刘慈欣主张：“不要问具体有什么用，中国的科学和很多方面曾经的落后，就是因为干什么都要问有什么用。有些东西，是作为人的最根本的冲动，是不需要问有什么用的。”
政策在回应
钱学森去世后，“钱学森之问”成为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为回应“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经过一再增补，目前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入选高校是国内21所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这场“试验”，首先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学科开始。
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但并未大张旗鼓地宣扬。一位大学校长表示，“珠峰计划”的名字比较高调，而教育部希望各校不宣传，不张扬，埋头苦干。
这位校长说，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据介绍，教育部鼓励21所大学各显神通，没有定式。因此，各大名校的做法并不一样。但是，不约而同地，在2010年高校招生宣传时，它们分别开始向中学生大力介绍这项计划的重要性，以增加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