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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融合度日益提高，各经济体之间的商业活动趋于复杂，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能否真实反映这种复杂性，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
近日，事关国际贸易统计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十天内在中国召开了三个。国家统计局与联合国统计司共同举办国际贸易统计地区研讨会，亚洲国家的高官悉数到场，共同研讨亚洲发展中国家提高国际贸易统计质量的问题；商务部先后在成都和北京两次召集相关部委官员和学者与国际专家对话，交流国际贸易统计改革的最佳路径。
这种讨论升温绝非偶然。今年2月，联合国统计司和欧盟统计局就召集各路机构，研究贸易统计数据与其他经济统计衔接的问题。6月，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主持，召集联合国统计署、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及各国统计和贸易部门的高官与学者汇集华盛顿，研讨贸易统计改革事宜。
《财经》记者获悉，目前世贸组织（WTO）、经合组织（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正在酝酿改革现行贸易统计体系，试图找到真实反映全球产业链在不同国家不同生产环节增值途径的新测度，从而揭开隐藏在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与贸易背后的增加值“迷踪”。
WTO总干事帕斯卡·拉米也为此奔走呼吁，在他的推动下，WTO发起了“世界制造倡议”，提倡按增加值核算贸易流量，以期纠正贸易全值统计对贸易实况的扭曲。此举在国际间掀起热浪。
中国也借此浪潮，提速研究步伐，考虑采用新统计方法的可行性。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高层曾就此作出相关批示，引起相关部委的重视。
贸易增加值方法将如何取代传统的统计方法呢？
iPhone旅途“迷踪”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世界贸易图景，“二战”后制定的管理世界贸易的规则已经无法准确表达全球贸易的新语境。
跨国公司要素全球化配置形成了生产环节细分，单纯一国出口的商品已经少有，大多是“万国组合”。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分工的浪潮，将世界贸易链的架构冲刷得更加细碎化。
在贸易研究专家们看来，一台iPhone的贸易旅途可以更好诠释这种变化。
一部美国自中国进口的iPhone批发价是178.96美元，其生产链跨越多国。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的学者研究，来自日本的闪存（24美元）和屏幕（35美元）占增值的33％，来自韩国的信息处理器及其相关零件（23美元），占比12.9％，德国制造的全球定位系统微电脑、摄像机、WiFi无线产品（30美元）占比16.8％，而来自美国的蓝牙、录音零件和3G技术（12美元）占比6.7％，最后由中国工人组装贡献了6.5美元的增值，占比3.6％。
显然，中国出口的产品并非都是纯粹的中国原材料、中国加工和生产。
“中国制造”的一个芭比娃娃，原材料中包含了沙特的石油、美国精炼的乙烯、台湾地区加工的乙烯基塑料颗粒、日本提供的尼龙头发、美国生产的包装盒。同理，深圳出口的无论是一只机器狗，还是一辆保时捷汽车等等，零部件都横跨几大洲。
尤其在高科技产品领域，情况更是如此。中国55％以上的高新技术的机电产品出口，并非“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而是“Assembled in China”（中国组装）。
但现行统计却将所有的商业价值归于出口的“原产地”国。
“这是一种统计偏见。”加拿大特利尔大学国际商学院阿里·阿斯切教授前不久在成都表示。他说，中国加工贸易中大约10％的价值在国内，而更多的价值在国外。因此，“把中国看成世界工厂是有危险性的，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组装产品’的国家”。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余建华不久前在成都表示，将原产地定为组装出口最终产品的国家，导致原产地被误读。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2010年出口额为15779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占了50％左右，外资企业的出口占到当年出口的55％。虽然出口价值并非全部在中国生产和增值，但统计上都算在了中国头上。
拉米也在此间重申，由于生产的全球化分工，来自不同国家的组件多次跨越关境，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导致了重复计算、多头计算货物价值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传统国际贸易统计方法忽略了贸易链上的服务增值，不能真实解读贸易流带来的就业、收入等利润分配。瑞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诺基亚N95由芬兰设计，中国生产，出口美国，但从实际增值看，芬兰的硬件制造和美国的分销环节占比最大，分别为35％和50％，来自中国的占比为2％。但这样的增值“迷踪”长期被隐藏。
余建华指出，当前的贸易统计方式仍建立在传统货物贸易形态上，不能准确反映全球生产链的全部过程和在不同国家不同生产环节的增值的实际情况，无法全面体现贸易对就业和收入方面的作用，给各国政府制定贸易政策提供了不准确的信息。
在前不久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专家普遍认为，不完善的数据将导致贸易决策的误判和宏观经济政策抉择的失误。越来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制下的跨境关联已经彰显传统关境贸易统计方式蛰伏的缺陷。
中美顺差之辩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额的争论由来已久，其中一个争论点，即是统计口径的差异。
早在1994年，中美经贸联委会下设的贸易统计工作小组，曾就几个年度的数据进行了比较，企图寻找到双边贸易失衡的“原罪”。而按关境统计的贸易总值与按生产链增加值统计的贸易值间差异较大。
根据世贸组织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按传统贸易统计，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850亿美元，但如按增加值贸易计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1640亿美元，占传统贸易统计的69％。
WTO经济研究统计司国际贸易统计处主任安德烈亚斯·穆雷尔也表示，如果采用增加值方法并调整加工贸易因素，2005年美中贸易逆差将会缩减到一半，由2180亿美元减少至1010亿美元，与此类似，2008年2850亿美元的双边逆差也会缩小40％以上。
由此看来，新的视角反映出以往的统计方式也许对双边贸易平衡的真实性产生误判，对各自比较优势的评估产生了误导。
实际上，早在18年前当时的中国外经贸部曾提出过现行国际贸易统计扭曲双边贸易平衡的问题。但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人微言轻”，并未得到呼应。
新近WTO与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联合发布《东亚贸易模式与全球价值链：从货物贸易到任务贸易》的报告，用增加值测度东亚地区贸易流的方法在全球掀起波澜。该报告从一个多边的视角还原出全球贸易的另一番图景。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图景不仅引发对贸易失衡的再认识，也使人们自省各国的贸易政策取向。
新视角使一些国际专家意识到，中国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祸根。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并非中国一家所致，而是与近百个国家的多边贸易赤字，其背后是跨国公司的供应链效应的发酵。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泛亚地区供应链的共振反应。因此，华盛顿一些人士施压人民币汇率和实施贸易制裁，通过对中国一国的压力来解决美国问题，肯定是开错了药方。
新统计正本清源
跨国公司主导的世界贸易链已经远非十年前那种单纯的货物出口业态，蛰伏缺陷的传统统计扭曲了国际经贸关系，增添了贸易摩擦加剧的“火药”。
美国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衰微，贸易的不平衡引起各国关注。一些国家采取设置贸易壁垒、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的方式提振本国就业，并企图以“全球脱钩”的方式，摆脱全球化的波及。
但这些方式却正在削弱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利益。专家们警告说，由于生产分散化和相互联系的不断加深，使用贸易限制措施限制进口可能难以达到保护本国产业的初衷，反而导致本国出口成本的增加。
更多人相信，如今，已经没有纯粹的“你与我”，大家都是贸易链上捆绑在一起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通过贸易和资金流的跨境融合，才能促成全球贸易链上的蛋糕越做越大。
由此，近年来，改革贸易统计体系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作为全球化进程的护航者，WTO等国际组织正在酝酿改革现行贸易统计体系，这也是贸易自由主义推手拉米奔走呼吁的动因。
业内的共识是，在多边贸易体系陷入泥潭的当下，贸易增加值统计方式变革是贸易自由化突围的一种新视角。
据了解，目前国际推崇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分析生产的具体环节，从中找出具体投入物的原产地和价值的直接方法，但这种方式对微观数据要求较高，只能适用于统计数据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第二种方式是采用增加值方法测算贸易的间接方式，通过对各国官方数据和国民账户进行调整来体现。WTO目前就是使用这种方式。
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传统统计方法的受害国，正在全面参与国际贸易统计改革。不过，目前还停留在部委与研究机构的探讨中，还有待与国际组织的对接。
据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副司长齐舒畅透露，统计局早在2007年就开始着手研究增加值的贸易统计，与中科院、北京大学等机构合作，目前编制出42个部门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试图更准确反映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齐舒畅同时透露，正在与日本机构合作研究，试编反映增加值来源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有望明年3月发布。据介绍，国外的投入产出表比较详细，但中国只是逢2逢7的年份编制投入产出基本表，逢5逢0年份编制延长表，并且是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一时还无法测度贸易增加值，存在时间序列差、数据滞后等问题。
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司司长郑跃声表示，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是国际上正在探索的新视角，是真实反映全球贸易运行的新的测度工具，但目前还不能取代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助理、研究员姚为群指出，将来实施可能是与现行统计方式并存的“双轨制”。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副会长贾怀勤也认为，建立在海关关境货物统计与国民账户核算体系贸易统计之间的桥梁，更多是“一种补充，而非取代”。
推行一项国际改革显非易事：联合国贸易统计体系的改变，成员国的跟进需要时间，统计体系与各贸易部门数据采集方法对接需要时间，贸易部门的数据与生产部门、劳动就业部门等多部门的数据对接也需要时间。因此，社科院世经所研究员宋弘说，“目前还没有推出的时间表。”
一位多年研究统计的人士表示，研究国际贸易统计的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目前还各自为战，在数据共享上不够畅通，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积极主动的研究体系。
由此，采访中多位专家建议，应该借鉴美国隶属总统的协调委员会机制以及数据共享立法的经验，由商务部牵头，在国务院层面下统筹各部委协同合作，这有利于争取国际技术援助，也有利于与世界银行、亚洲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合作推动相关统计改革。
针对世贸组织在日前提出的“世界制造倡议”，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余建华表示，中国支持世贸组织日前发起的“世界制造倡议”，愿意积极推动全球贸易统计改革，并建议世贸成员国统一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制定出简易可行的改革方案，可从具体产品入手，适时对新的统计方法进行试点。
这种视角也有助于中国政府重新审视自己十年来的贸易政策乃至产业政策的模式。各个环节的增加值分析显示，中国的能源及原材料密集型增长模式上代价昂贵，在全球大宗商品周期波动下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生产“轻型化”乃当务之急；改善自身在“微笑曲线”上的位置，从“以量取胜”走向“以质取胜”刻不容缓。
更重要的是，这种视角也给亚洲依赖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拉响警笛：亚洲经济增长的动力未来将随着欧美实体消费的衰微而显得更加脆弱易伤，经历了出口巅峰喜悦的亚洲必须加快转型。
近日，事关国际贸易统计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十天内在中国召开了三个。国家统计局与联合国统计司共同举办国际贸易统计地区研讨会，亚洲国家的高官悉数到场，共同研讨亚洲发展中国家提高国际贸易统计质量的问题；商务部先后在成都和北京两次召集相关部委官员和学者与国际专家对话，交流国际贸易统计改革的最佳路径。
这种讨论升温绝非偶然。今年2月，联合国统计司和欧盟统计局就召集各路机构，研究贸易统计数据与其他经济统计衔接的问题。6月，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主持，召集联合国统计署、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及各国统计和贸易部门的高官与学者汇集华盛顿，研讨贸易统计改革事宜。
《财经》记者获悉，目前世贸组织（WTO）、经合组织（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正在酝酿改革现行贸易统计体系，试图找到真实反映全球产业链在不同国家不同生产环节增值途径的新测度，从而揭开隐藏在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与贸易背后的增加值“迷踪”。
WTO总干事帕斯卡·拉米也为此奔走呼吁，在他的推动下，WTO发起了“世界制造倡议”，提倡按增加值核算贸易流量，以期纠正贸易全值统计对贸易实况的扭曲。此举在国际间掀起热浪。
中国也借此浪潮，提速研究步伐，考虑采用新统计方法的可行性。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高层曾就此作出相关批示，引起相关部委的重视。
贸易增加值方法将如何取代传统的统计方法呢？
iPhone旅途“迷踪”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世界贸易图景，“二战”后制定的管理世界贸易的规则已经无法准确表达全球贸易的新语境。
跨国公司要素全球化配置形成了生产环节细分，单纯一国出口的商品已经少有，大多是“万国组合”。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分工的浪潮，将世界贸易链的架构冲刷得更加细碎化。
在贸易研究专家们看来，一台iPhone的贸易旅途可以更好诠释这种变化。
一部美国自中国进口的iPhone批发价是178.96美元，其生产链跨越多国。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的学者研究，来自日本的闪存（24美元）和屏幕（35美元）占增值的33％，来自韩国的信息处理器及其相关零件（23美元），占比12.9％，德国制造的全球定位系统微电脑、摄像机、WiFi无线产品（30美元）占比16.8％，而来自美国的蓝牙、录音零件和3G技术（12美元）占比6.7％，最后由中国工人组装贡献了6.5美元的增值，占比3.6％。
显然，中国出口的产品并非都是纯粹的中国原材料、中国加工和生产。
“中国制造”的一个芭比娃娃，原材料中包含了沙特的石油、美国精炼的乙烯、台湾地区加工的乙烯基塑料颗粒、日本提供的尼龙头发、美国生产的包装盒。同理，深圳出口的无论是一只机器狗，还是一辆保时捷汽车等等，零部件都横跨几大洲。
尤其在高科技产品领域，情况更是如此。中国55％以上的高新技术的机电产品出口，并非“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而是“Assembled in China”（中国组装）。
但现行统计却将所有的商业价值归于出口的“原产地”国。
“这是一种统计偏见。”加拿大特利尔大学国际商学院阿里·阿斯切教授前不久在成都表示。他说，中国加工贸易中大约10％的价值在国内，而更多的价值在国外。因此，“把中国看成世界工厂是有危险性的，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组装产品’的国家”。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余建华不久前在成都表示，将原产地定为组装出口最终产品的国家，导致原产地被误读。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2010年出口额为15779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占了50％左右，外资企业的出口占到当年出口的55％。虽然出口价值并非全部在中国生产和增值，但统计上都算在了中国头上。
拉米也在此间重申，由于生产的全球化分工，来自不同国家的组件多次跨越关境，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导致了重复计算、多头计算货物价值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传统国际贸易统计方法忽略了贸易链上的服务增值，不能真实解读贸易流带来的就业、收入等利润分配。瑞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诺基亚N95由芬兰设计，中国生产，出口美国，但从实际增值看，芬兰的硬件制造和美国的分销环节占比最大，分别为35％和50％，来自中国的占比为2％。但这样的增值“迷踪”长期被隐藏。
余建华指出，当前的贸易统计方式仍建立在传统货物贸易形态上，不能准确反映全球生产链的全部过程和在不同国家不同生产环节的增值的实际情况，无法全面体现贸易对就业和收入方面的作用，给各国政府制定贸易政策提供了不准确的信息。
在前不久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专家普遍认为，不完善的数据将导致贸易决策的误判和宏观经济政策抉择的失误。越来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制下的跨境关联已经彰显传统关境贸易统计方式蛰伏的缺陷。
中美顺差之辩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额的争论由来已久，其中一个争论点，即是统计口径的差异。
早在1994年，中美经贸联委会下设的贸易统计工作小组，曾就几个年度的数据进行了比较，企图寻找到双边贸易失衡的“原罪”。而按关境统计的贸易总值与按生产链增加值统计的贸易值间差异较大。
根据世贸组织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按传统贸易统计，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850亿美元，但如按增加值贸易计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1640亿美元，占传统贸易统计的69％。
WTO经济研究统计司国际贸易统计处主任安德烈亚斯·穆雷尔也表示，如果采用增加值方法并调整加工贸易因素，2005年美中贸易逆差将会缩减到一半，由2180亿美元减少至1010亿美元，与此类似，2008年2850亿美元的双边逆差也会缩小40％以上。
由此看来，新的视角反映出以往的统计方式也许对双边贸易平衡的真实性产生误判，对各自比较优势的评估产生了误导。
实际上，早在18年前当时的中国外经贸部曾提出过现行国际贸易统计扭曲双边贸易平衡的问题。但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人微言轻”，并未得到呼应。
新近WTO与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联合发布《东亚贸易模式与全球价值链：从货物贸易到任务贸易》的报告，用增加值测度东亚地区贸易流的方法在全球掀起波澜。该报告从一个多边的视角还原出全球贸易的另一番图景。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图景不仅引发对贸易失衡的再认识，也使人们自省各国的贸易政策取向。
新视角使一些国际专家意识到，中国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祸根。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并非中国一家所致，而是与近百个国家的多边贸易赤字，其背后是跨国公司的供应链效应的发酵。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泛亚地区供应链的共振反应。因此，华盛顿一些人士施压人民币汇率和实施贸易制裁，通过对中国一国的压力来解决美国问题，肯定是开错了药方。
新统计正本清源
跨国公司主导的世界贸易链已经远非十年前那种单纯的货物出口业态，蛰伏缺陷的传统统计扭曲了国际经贸关系，增添了贸易摩擦加剧的“火药”。
美国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衰微，贸易的不平衡引起各国关注。一些国家采取设置贸易壁垒、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的方式提振本国就业，并企图以“全球脱钩”的方式，摆脱全球化的波及。
但这些方式却正在削弱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利益。专家们警告说，由于生产分散化和相互联系的不断加深，使用贸易限制措施限制进口可能难以达到保护本国产业的初衷，反而导致本国出口成本的增加。
更多人相信，如今，已经没有纯粹的“你与我”，大家都是贸易链上捆绑在一起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通过贸易和资金流的跨境融合，才能促成全球贸易链上的蛋糕越做越大。
由此，近年来，改革贸易统计体系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作为全球化进程的护航者，WTO等国际组织正在酝酿改革现行贸易统计体系，这也是贸易自由主义推手拉米奔走呼吁的动因。
业内的共识是，在多边贸易体系陷入泥潭的当下，贸易增加值统计方式变革是贸易自由化突围的一种新视角。
据了解，目前国际推崇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分析生产的具体环节，从中找出具体投入物的原产地和价值的直接方法，但这种方式对微观数据要求较高，只能适用于统计数据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第二种方式是采用增加值方法测算贸易的间接方式，通过对各国官方数据和国民账户进行调整来体现。WTO目前就是使用这种方式。
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传统统计方法的受害国，正在全面参与国际贸易统计改革。不过，目前还停留在部委与研究机构的探讨中，还有待与国际组织的对接。
据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副司长齐舒畅透露，统计局早在2007年就开始着手研究增加值的贸易统计，与中科院、北京大学等机构合作，目前编制出42个部门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试图更准确反映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齐舒畅同时透露，正在与日本机构合作研究，试编反映增加值来源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有望明年3月发布。据介绍，国外的投入产出表比较详细，但中国只是逢2逢7的年份编制投入产出基本表，逢5逢0年份编制延长表，并且是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一时还无法测度贸易增加值，存在时间序列差、数据滞后等问题。
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司司长郑跃声表示，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是国际上正在探索的新视角，是真实反映全球贸易运行的新的测度工具，但目前还不能取代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助理、研究员姚为群指出，将来实施可能是与现行统计方式并存的“双轨制”。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副会长贾怀勤也认为，建立在海关关境货物统计与国民账户核算体系贸易统计之间的桥梁，更多是“一种补充，而非取代”。
推行一项国际改革显非易事：联合国贸易统计体系的改变，成员国的跟进需要时间，统计体系与各贸易部门数据采集方法对接需要时间，贸易部门的数据与生产部门、劳动就业部门等多部门的数据对接也需要时间。因此，社科院世经所研究员宋弘说，“目前还没有推出的时间表。”
一位多年研究统计的人士表示，研究国际贸易统计的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目前还各自为战，在数据共享上不够畅通，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积极主动的研究体系。
由此，采访中多位专家建议，应该借鉴美国隶属总统的协调委员会机制以及数据共享立法的经验，由商务部牵头，在国务院层面下统筹各部委协同合作，这有利于争取国际技术援助，也有利于与世界银行、亚洲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合作推动相关统计改革。
针对世贸组织在日前提出的“世界制造倡议”，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余建华表示，中国支持世贸组织日前发起的“世界制造倡议”，愿意积极推动全球贸易统计改革，并建议世贸成员国统一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制定出简易可行的改革方案，可从具体产品入手，适时对新的统计方法进行试点。
这种视角也有助于中国政府重新审视自己十年来的贸易政策乃至产业政策的模式。各个环节的增加值分析显示，中国的能源及原材料密集型增长模式上代价昂贵，在全球大宗商品周期波动下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生产“轻型化”乃当务之急；改善自身在“微笑曲线”上的位置，从“以量取胜”走向“以质取胜”刻不容缓。
更重要的是，这种视角也给亚洲依赖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拉响警笛：亚洲经济增长的动力未来将随着欧美实体消费的衰微而显得更加脆弱易伤，经历了出口巅峰喜悦的亚洲必须加快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