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基督新教的传教著作当中，经常提及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过程、结束这种种因素，看起来并没有对基督教传教士们的阐释教义产生什么影响。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们，他们都没有对“CHRIST”这个词，进行富有中国文化意蕴的翻译。
　　他们仍然保留了这个词的外来感，将之翻译为“基督”。如果他们从太平宗教学到了教训，就应该尝试把这个词翻译得更有意义，比如太平教所采用的“天子”。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大概这些19世纪的传教士意识到基督教传教的政治风险，于是，有别于那些早期教会的传教使徒，他们放弃了采用这些极富地方文化色彩的词汇。
　　传教士们也不欣赏太平教试图融合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而做出的努力和尝试。洪秀全从一种全新的、传统中国基督化的世界观出发，把中国看成整个基督世界的中心。这种观点在太平教版本的《三字经》中可以非常清楚地读到。这种通过对中国在世界上位置的重新理解来重构中国历史的观点，无论是和传统的，还是和当时基督教传教士所编写的《三字经》的观点，都是不同的。
　　中国儒家的经典《三字经》成书于 13世纪，被当成孩童学习读写的教材。这本书开篇就是对人性的一种信仰的宣称，即“人之初，性本善”。其他大部分内容，都简单明了地教导推崇儒教的伦理道德观，以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种关系为最基本的伦理体系。这本书也提及儒家传统的主要典籍，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历史阐述，从中国最早期朝代开始，一直到宋朝为止，也就是到传统儒家《三字经》成书时结束。
　　传统儒家的《三字经》和太平天国版本《三字经》之间的一些不同之处，很值得探讨。太平版本《三字经》的开篇就和儒家版本非常不同。太平版的开篇讲述圣主皇上帝和他的创世，接着这本书介绍了以色列民族，然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述历史，这些历史，基本上集中于埃及的审判故事以及以色列的救赎故事，接着是对中国历史的重述；这些重述很独特地指出古代的中国人是与上帝同行，按上帝的律法行事的。
　　该书还指出早期的君王们以公义和美德实行统治，而不是依靠军事力量。因此，这些君王们深受人民的爱戴。只是到了公元前3世纪的秦代，人民才被带上邪路。
　　太平版本的《三字经》，还列举了秦代之后的每个朝代，如何一步步地使人民远离上帝道路。这个历史叙事截止于宋代，接着就开始介绍洪秀全在1837年升入天堂的故事。这本书的最后，集中介绍洪秀全看到的异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太平教的教义信经。此书结尾的篇章则鼓励人民如何敬拜上帝，遵守诫命。总的来说，传统儒家的《三字经》和太平版的《三字经》，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容和方式，来揭示道理与阐述中国历史。
　　太平版的《三字经》，和基督教传教士们编写的《三字经》之间，甚至存在着更多歧异之处。传教士们的版本是由麦都思翻译的。这个版本在19世纪被广泛地运用和传播着。尽管这两个版本都是从上帝的创世活动开始，但除了开头几句之外，它们可说是完全不同的两本书。传教士版的《三字经》由阐述全知、全能的上帝本质开始。接着这本书提到了上帝创造人类的故事。
　　麦都思非常谨慎地指出，人的本性是善的。尽管它是以中文和《三字经》的方式写成，但该书的其他部分，读起来就像一部在任何年代、任何地方都能够出版的典型的基督教福音书。1870年发行这个版本的传教士们，在历经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也并没因此而改变这些主题或添加什么新的内容。
　　在这本传教士版本的《三字经》中，同样没有涉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读者从这本书里学到的只会是：这个神圣的真神仅关心那些与历史、文化、身心无关的灵魂。而太平版本的《三字经》，则试图重述中国的历史，将“过去的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与世界历史相连结。
　　它认为，在地球上所有的人类中，上主皇上帝偏爱并拣选了中国人，而且他还任命他们当中的一个来做天王，管理他们。太平宗教把基督教中国化了的种种作为，基督教传教士们完全视而不见，对如何继续传播他们的福音信息，也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当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传教士认为他们可以无视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时，中国的官僚阶级和普通民众却没有忘记这场事件以及它和天主教、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这种太平天国和基督教彼此勾结的印象，即使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的几十年间，还令人记忆犹新。
　　《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托马斯·赖利著，李勇等译，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