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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49岁的米卡提是一名逊尼派穆斯林,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是一位百万富翁。
大约在20年前,黎巴嫩内战的报道每天充斥着媒体。长枪党、真主党、马龙派、德鲁兹之类的名字猛往人的耳朵里灌。后来内战平息了,这个国家不再显山露水。不过近两个月来,黎巴嫩又往人们的眼球里跳,究其原因,竟与20年前如出一辙。这么多年了,这个国家还在原地打转吗?
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袭身亡。两周后,黎现任总理卡拉米突然宣布辞职。3月10日,黎总统拉胡德又责成卡拉米组成新政府。然而,3月29日卡拉米再度提交辞呈。新政府难产,既反映了在外部势力介入的背景下,黎政坛云谲波诡的派系斗争态势,也折射出黎政治体制中长期积重难返的深层次矛盾。4月19日,受命组阁的新任总理、前劳工部长米卡提终于组成新一届政府。
派系多得数不清
黎巴嫩教派众多,党派林立,总体上分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目前,在黎政坛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占人口总数27%)、逊尼派(26%)、德鲁兹派(8%)和基督教的马龙派(23%)。
根据1926年法国委任统治时期颁布的黎《宪法》,黎巴嫩是议会民主制共和国。然而,教派分权制却是黎国家权力结构的基础,由此导致的权力分配之争由来已久,难以彻底根除。1943年黎独立时,各派签署《民族公约》,以人口构成比例为基准,确立了国家权力分配基本原则:一是国家领导职务按教派实力大小分配。基督教马龙派出任总统,逊尼派穆斯林担任总理,什叶派穆斯林任议长,形成了最高领导层的“三驾马车”。二是议会议席按各派人数分配。以1932年的人口统计情况为基本依据,确定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以6∶5的比例在议会中分配议席。显然,基督教势力在权力结构中占较大优势。
然而,随着黎国内各派人口比例的此消彼长,原有的权力分配基础不断被打破,这为各派权力之争埋下隐患。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黎巴嫩的穆斯林人口超过了基督教徒。什叶派强烈要求改革,废除马龙派垄断政权的政治体制。马龙派则坚持维护其既得利益,反对任何改革。
教派分权制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执掌国家政权的领导人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教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特别是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各派往往以教派利益、维护自身权力和地位为“标杆”重新“站队”,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这样做不但使彼此间的矛盾更趋复杂尖锐,甚至酿成武装冲突,同时也给外部势力插手黎内部事务提供了契机。如1957年,当时基督教马龙派执政的夏蒙政府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遭到黎穆斯林势力和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1958年5月,黎爆发反对夏蒙的武装斗争,并最终演变为内战,且导致美国得以借维护黎独立和安全之名出兵黎巴嫩。20世纪70年代初,巴解主力从约旦转入黎巴嫩,遭到基督教马龙派的强烈抵制,却受到当地穆斯林势力的欢迎。穆斯林为了扭转自身弱势地位,与巴解联手抗衡马龙派,打破了原有的教派平衡,成为旷日持久的黎巴嫩内战的导火索。
“祸”起叙利亚
叙利亚对黎内政的干预大大增加了黎权力斗争的复杂性。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为了达到控制黎的目的,采取了“扶弱抑强”的平衡策略,即防止任何一派坐大。叙在1976年出兵黎巴嫩时,支持处于劣势的马龙派抵抗穆斯林势力与巴解的联手围攻。而到了1977年以后,随着黎教派力量的变化,以及出于联合巴解抵制埃以媾和的需要,叙又转而公开支持黎穆斯林势力对付马龙派。黎内战结束后,叙为加强对黎的控制,一方面继续大力扶持亲叙的黎政府,另一方面设法压制黎国内的反叙派。如责成安全部门派遣特工对反叙派进行严密监控,甚至随意拘捕。叙的这一做法在黎反叙派中早已埋下积怨,使他们盼望早日摆脱叙的心情尤为迫切。
理论上讲,反叙派阵营的中坚力量是基督教马龙派和伊斯兰教德鲁兹派,还有部分逊尼派;亲叙派阵营则以什叶派为主要力量。然而,隶属马龙派的拉胡德总统和隶属逊尼派的卡拉米总理也是亲叙派,得到叙的鼎力支持。显然,这里面有维护既得权力的因素在起作用。
美国看到了另一扇大门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将打压的目标转向中东的另一个“暴政”国家——叙利亚。美国极力促成联合国1559号决议,意在通过迫使叙从黎撤军,拆散叙黎特殊关系,进一步孤立叙利亚。然而,美国在种“瓜”之时意外得“豆”。众所周知,美国推出的中东改造战略已从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入手,而黎巴嫩反对派此时“揭竿而起”,使美国又在中东看到了一个新的“民主大门”。于是,美国有意在黎发动一场“雪松革命”(雪松是黎国旗中图案),借反对派之手推翻亲叙的“暴政”政权,在黎巴嫩树立又一个民主“样板”。于是,美国派遣助理国务卿萨特菲尔德到黎活动并为反对派出谋划策。与此同时,亲叙派也积极行动。黎什叶派精神领袖法德拉拉前往叙利亚访问,真主党代表团也出访了伊朗。外部势力的介入给本已扑朔迷离的黎政局增加了新的变数。
摆不脱的影子
目前,黎各派均希望在今年5月31日的议会选举前争取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态势。哈里里遇害后,黎反对派以大规模示威的方式向政府发难,将矛头直指政府“三驾马车。从反对派提出的一系列“合理”要求,如叙利亚军队和情报人员撤出黎巴嫩,解除黎安全机构负责人的职务,彻底查明前总理哈里里死因等来看,它们之间都有内在联系。一旦黎政府接受“要求”,就等于既放弃了叙利亚这座“靠山”,也对哈里里之死与叙有关的传言“不打自招”,从而陷于被动。显然,反对派的“醉翁之意”在于今年5月的议会大选,为借机彻底摆脱叙利亚的束缚,并谋取领导权做前期准备。黎反对派领导人、社会进步党主席琼卜拉特公开主张“通过民主及和平的方式推动政治进程向前发展”,特别强调举行议会选举将是“解决黎当前政治难题的基础”,夺权之意溢于言表。
然而,若我们认真探究黎巴嫩政治危机的主要症结,有两个问题恐怕难以解决:一是拆散黎叙特殊关系,二是废除教派分权制度。
诚然,叙利亚对黎内政的严重干预和控制是引发黎内部诸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黎要与叙利亚一刀两断谈何容易。目前的黎“三驾马车”均为亲叙派,且掌握着军政大权及政权运作,总体上仍掌控着局势。拉胡德总统任期延长得益于叙的暗中相助,不能不“知恩图报”。卡拉米接连辞职表面上看是与反对派谈不拢,实际上是担心一旦做出让步会导致亲叙派在未来议会选举中失势。于是,他甚至拒绝成立小型内阁,坚持组成一个由各党派广泛参加的联合政府。同时,卡拉米此举也在钻教派分权体制的空子。因教派分权制规定总理只能出自逊尼派,而哈里里遇害后该派推不出更合适的人选。
同时,亲叙派还极力延长现议会寿命。现议会中亲叙派占多数,据报道,在卡拉米辞职后,议会讨论新总理人选时,128名议员中有多达71名仍支持卡拉米当选。可见,维持议会现状对维系叙黎特殊关系至关重要。新总理米卡提被许多人视为“温和的”亲叙派,他似乎有意疏远亲叙阵营,但与小阿萨德私人关系良好。现议会将于2005年5月底到期,新一届议会选举已迫在眉睫。叙利亚在黎经营近30年,绝不会轻易对黎“大撒把”。即便在各方压力下被迫撤军,叙仍将暗中对黎施加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真主党高举反美大旗,牵头发起了一场由50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挺叙”大集会,其能量和影响不可小视,不排除在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的可能。
再说教派分权制,虽有种种弊病,但毕竟是根据黎教派众多的国情而定,短期内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案。况且,各派均有自己传统的、相对固定的选民群体。因此,要废除之更非一朝一夕之事。
大约在20年前,黎巴嫩内战的报道每天充斥着媒体。长枪党、真主党、马龙派、德鲁兹之类的名字猛往人的耳朵里灌。后来内战平息了,这个国家不再显山露水。不过近两个月来,黎巴嫩又往人们的眼球里跳,究其原因,竟与20年前如出一辙。这么多年了,这个国家还在原地打转吗?
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袭身亡。两周后,黎现任总理卡拉米突然宣布辞职。3月10日,黎总统拉胡德又责成卡拉米组成新政府。然而,3月29日卡拉米再度提交辞呈。新政府难产,既反映了在外部势力介入的背景下,黎政坛云谲波诡的派系斗争态势,也折射出黎政治体制中长期积重难返的深层次矛盾。4月19日,受命组阁的新任总理、前劳工部长米卡提终于组成新一届政府。
派系多得数不清
黎巴嫩教派众多,党派林立,总体上分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目前,在黎政坛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占人口总数27%)、逊尼派(26%)、德鲁兹派(8%)和基督教的马龙派(23%)。
根据1926年法国委任统治时期颁布的黎《宪法》,黎巴嫩是议会民主制共和国。然而,教派分权制却是黎国家权力结构的基础,由此导致的权力分配之争由来已久,难以彻底根除。1943年黎独立时,各派签署《民族公约》,以人口构成比例为基准,确立了国家权力分配基本原则:一是国家领导职务按教派实力大小分配。基督教马龙派出任总统,逊尼派穆斯林担任总理,什叶派穆斯林任议长,形成了最高领导层的“三驾马车”。二是议会议席按各派人数分配。以1932年的人口统计情况为基本依据,确定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以6∶5的比例在议会中分配议席。显然,基督教势力在权力结构中占较大优势。
然而,随着黎国内各派人口比例的此消彼长,原有的权力分配基础不断被打破,这为各派权力之争埋下隐患。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黎巴嫩的穆斯林人口超过了基督教徒。什叶派强烈要求改革,废除马龙派垄断政权的政治体制。马龙派则坚持维护其既得利益,反对任何改革。
教派分权制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执掌国家政权的领导人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教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特别是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各派往往以教派利益、维护自身权力和地位为“标杆”重新“站队”,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这样做不但使彼此间的矛盾更趋复杂尖锐,甚至酿成武装冲突,同时也给外部势力插手黎内部事务提供了契机。如1957年,当时基督教马龙派执政的夏蒙政府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遭到黎穆斯林势力和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1958年5月,黎爆发反对夏蒙的武装斗争,并最终演变为内战,且导致美国得以借维护黎独立和安全之名出兵黎巴嫩。20世纪70年代初,巴解主力从约旦转入黎巴嫩,遭到基督教马龙派的强烈抵制,却受到当地穆斯林势力的欢迎。穆斯林为了扭转自身弱势地位,与巴解联手抗衡马龙派,打破了原有的教派平衡,成为旷日持久的黎巴嫩内战的导火索。
“祸”起叙利亚
叙利亚对黎内政的干预大大增加了黎权力斗争的复杂性。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为了达到控制黎的目的,采取了“扶弱抑强”的平衡策略,即防止任何一派坐大。叙在1976年出兵黎巴嫩时,支持处于劣势的马龙派抵抗穆斯林势力与巴解的联手围攻。而到了1977年以后,随着黎教派力量的变化,以及出于联合巴解抵制埃以媾和的需要,叙又转而公开支持黎穆斯林势力对付马龙派。黎内战结束后,叙为加强对黎的控制,一方面继续大力扶持亲叙的黎政府,另一方面设法压制黎国内的反叙派。如责成安全部门派遣特工对反叙派进行严密监控,甚至随意拘捕。叙的这一做法在黎反叙派中早已埋下积怨,使他们盼望早日摆脱叙的心情尤为迫切。
理论上讲,反叙派阵营的中坚力量是基督教马龙派和伊斯兰教德鲁兹派,还有部分逊尼派;亲叙派阵营则以什叶派为主要力量。然而,隶属马龙派的拉胡德总统和隶属逊尼派的卡拉米总理也是亲叙派,得到叙的鼎力支持。显然,这里面有维护既得权力的因素在起作用。
美国看到了另一扇大门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将打压的目标转向中东的另一个“暴政”国家——叙利亚。美国极力促成联合国1559号决议,意在通过迫使叙从黎撤军,拆散叙黎特殊关系,进一步孤立叙利亚。然而,美国在种“瓜”之时意外得“豆”。众所周知,美国推出的中东改造战略已从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入手,而黎巴嫩反对派此时“揭竿而起”,使美国又在中东看到了一个新的“民主大门”。于是,美国有意在黎发动一场“雪松革命”(雪松是黎国旗中图案),借反对派之手推翻亲叙的“暴政”政权,在黎巴嫩树立又一个民主“样板”。于是,美国派遣助理国务卿萨特菲尔德到黎活动并为反对派出谋划策。与此同时,亲叙派也积极行动。黎什叶派精神领袖法德拉拉前往叙利亚访问,真主党代表团也出访了伊朗。外部势力的介入给本已扑朔迷离的黎政局增加了新的变数。
摆不脱的影子
目前,黎各派均希望在今年5月31日的议会选举前争取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态势。哈里里遇害后,黎反对派以大规模示威的方式向政府发难,将矛头直指政府“三驾马车。从反对派提出的一系列“合理”要求,如叙利亚军队和情报人员撤出黎巴嫩,解除黎安全机构负责人的职务,彻底查明前总理哈里里死因等来看,它们之间都有内在联系。一旦黎政府接受“要求”,就等于既放弃了叙利亚这座“靠山”,也对哈里里之死与叙有关的传言“不打自招”,从而陷于被动。显然,反对派的“醉翁之意”在于今年5月的议会大选,为借机彻底摆脱叙利亚的束缚,并谋取领导权做前期准备。黎反对派领导人、社会进步党主席琼卜拉特公开主张“通过民主及和平的方式推动政治进程向前发展”,特别强调举行议会选举将是“解决黎当前政治难题的基础”,夺权之意溢于言表。
然而,若我们认真探究黎巴嫩政治危机的主要症结,有两个问题恐怕难以解决:一是拆散黎叙特殊关系,二是废除教派分权制度。
诚然,叙利亚对黎内政的严重干预和控制是引发黎内部诸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黎要与叙利亚一刀两断谈何容易。目前的黎“三驾马车”均为亲叙派,且掌握着军政大权及政权运作,总体上仍掌控着局势。拉胡德总统任期延长得益于叙的暗中相助,不能不“知恩图报”。卡拉米接连辞职表面上看是与反对派谈不拢,实际上是担心一旦做出让步会导致亲叙派在未来议会选举中失势。于是,他甚至拒绝成立小型内阁,坚持组成一个由各党派广泛参加的联合政府。同时,卡拉米此举也在钻教派分权体制的空子。因教派分权制规定总理只能出自逊尼派,而哈里里遇害后该派推不出更合适的人选。
同时,亲叙派还极力延长现议会寿命。现议会中亲叙派占多数,据报道,在卡拉米辞职后,议会讨论新总理人选时,128名议员中有多达71名仍支持卡拉米当选。可见,维持议会现状对维系叙黎特殊关系至关重要。新总理米卡提被许多人视为“温和的”亲叙派,他似乎有意疏远亲叙阵营,但与小阿萨德私人关系良好。现议会将于2005年5月底到期,新一届议会选举已迫在眉睫。叙利亚在黎经营近30年,绝不会轻易对黎“大撒把”。即便在各方压力下被迫撤军,叙仍将暗中对黎施加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真主党高举反美大旗,牵头发起了一场由50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挺叙”大集会,其能量和影响不可小视,不排除在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的可能。
再说教派分权制,虽有种种弊病,但毕竟是根据黎教派众多的国情而定,短期内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案。况且,各派均有自己传统的、相对固定的选民群体。因此,要废除之更非一朝一夕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