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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潘剑冰先生所著、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一书，从道德、文章、人生经历等不同角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民国时期十六位个性鲜明、学富五车的大先生。读罢此书，令人获益匪浅。
一、学识，衬出学问之渊博
辜鸿铭，是民国初年一位颇具影响又很有争议的大先生，出生于马来西亚，游学于欧洲，通晓九国语言，能够精湛娴熟地使用英、德、法三种语言，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连林语堂先生都盛赞其英语水平在中国“二百年无出其右”。 1907年，蔡元培先生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这位学长的大名在莱比锡已经是无人不晓了，甚至还赢得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盛名。所以，蔡先生在就任北大校长后力排众议，礼聘这位学长到北大做教授。
第一天上课时，辜大先生就和学生“约法三章”：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后你们才能出去；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这个“约法三章”无外乎是在告诉当时的北大学生：在中国，尊师重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
对学生，辜大先生可谓倾其所有，无私相授；对洋人，则是极尽挖苦之能事，以长中国人的志气。早在英国爱丁堡留学时，他会故意在公共汽车上倒着看英文报纸，在英国人嘲笑他附庸风雅时，他则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淡定地回答：“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看，简直没有意思。”对那些在北大校园自恃“高贵”的洋教授，他会先用纯正的英语与之“探讨”学问，再用拉丁语与之“交流”教学心得，使得这些“南郭先生”只好逃之夭夭，卷铺盖走人。
言行举止的特立独行，使得他在批评胡适这样的名人时也是丝毫不留情面。他对胡适教授的哲学就做过这样的批评：“古代哲学以教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教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
另一位大先生陈寅恪，在中国学术界可谓大名鼎鼎，尤其是他的记忆力之强、知识面之广，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其得意门生王永兴回忆恩师晚年失明后，自己给先生念《资治通鉴》时，脱漏一字，大先生当即指出，让他重读。因此，挚友吴宓称赞他为“全中国最为博学之人”，就连一向盛气凌人的傅斯年也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其弟子季羡林在面对老师早年留学德国所作的64本记录了多达十几种语言的学习笔记本时，只能用“泛滥无涯”来形容老师的语言水平。然而，这位曾经在国外留学十六年，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学习过的大先生，居然没有拿到任何学校颁发的文凭。恰恰因为没有学位，当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时，时任研究院筹备处主任的同窗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担任导师时遭拒；后来，梁启超再次推荐，大先生还是因没有学位、没有著作而被拒。在听到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教授推荐大先生，梁启超说自己的著作还不如大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后，曹校长才礼聘大先生为导师。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一个文化人必须有着独立之精神，才能有自由之思想。因此，他授课奉行的原则是：“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讲过的。”这才有了已经在国文系读到大三的王永兴在听了大先生讲的唐史课后，坚持要求转系，拜在大先生门下做弟子。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潘光旦称大先生为“教授之教授”，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也发出了“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的感叹。
二、传道，折射出做人之率真
书中介绍的十六位大先生，就其出身而言，有前清的秀才、进士，有留洋回来的硕士、博士，还有只读了半年小学、中学辍学的鸿儒；再看他们讲课的课堂，除了章太炎外，几乎清一色地或在清华大学、或在北京大学传道授业。
胡适先生以27岁的年纪被蔡元培先生聘为北大教授后，他的年少张狂引来了与之年龄相近的学生们的作弄。北京大学才子傅斯年有着“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的美誉，其才学连刘师培、黄侃等老师也深为钦佩。傅斯年可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就此被同学推举出来，在课堂上与胡适“探讨”国学。第一堂课，胡适就被问得直冒冷汗，几节课交锋下来，傅斯年失去招架之功，只得缴械投降。
三、人格，彰显出为师之风范
民国课堂的大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
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有着“三不来教授”的美誉，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而他拜章太炎为师，则源于一场骂战。内急的黄侃不下楼方便，于是“飞流直下三千尺”，这可惹恼了住在楼下的章太炎。于是，有着“民国骂圣”之誉的章太炎与黄侃就有了一场骂战。两位遣词造句的顶尖高手发现对方功力深厚，骂着骂着，怒气渐消，互通姓名后，好学的黄侃立即叩头拜章为师 ，成了章氏门下第一弟子。就是这样一个“狂妄”之人，在北京大学讲“说文解字”时，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还能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学生课后去查书，发现居然一字不错、一字不漏。而他咏诵诗章所形成的带有浓郁黄氏风格的“黄调”，令冯友兰等弟子羡慕不已，纷纷模仿，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道文化风景。
胡适早年留学美国，顶着几十个“博士”头衔的“海龟”，27岁就成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胡适先生能以一种容忍的精神，对待来自不同思想领域的批判。1930年4月，胡适先生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反损骂者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我自然情愿挨骂。”在与鲁迅先生分道扬镳后，鲁迅先生对胡适的批评与讽刺日益增多，他不仅没有反击鲁迅先生，反而一再维护鲁迅先生，批评那些恶意攻击诋毁鲁迅先生的言论。当自己的女弟子苏雪林以泼妇骂街的架势对鲁迅先生进行“鞭尸”般谩骂时，胡适先生则狠狠批评了自己的弟子，称她骂鲁迅的话“太动火气，是旧文字的恶腔调”，并教育自己的弟子，批评一个人应该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爱”。胡适先生这种国民风度，在今天也是非常少见的。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校）
一、学识，衬出学问之渊博
辜鸿铭，是民国初年一位颇具影响又很有争议的大先生，出生于马来西亚，游学于欧洲，通晓九国语言，能够精湛娴熟地使用英、德、法三种语言，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连林语堂先生都盛赞其英语水平在中国“二百年无出其右”。 1907年，蔡元培先生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这位学长的大名在莱比锡已经是无人不晓了，甚至还赢得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盛名。所以，蔡先生在就任北大校长后力排众议，礼聘这位学长到北大做教授。
第一天上课时，辜大先生就和学生“约法三章”：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后你们才能出去；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这个“约法三章”无外乎是在告诉当时的北大学生：在中国，尊师重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
对学生，辜大先生可谓倾其所有，无私相授；对洋人，则是极尽挖苦之能事，以长中国人的志气。早在英国爱丁堡留学时，他会故意在公共汽车上倒着看英文报纸，在英国人嘲笑他附庸风雅时，他则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淡定地回答：“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看，简直没有意思。”对那些在北大校园自恃“高贵”的洋教授，他会先用纯正的英语与之“探讨”学问，再用拉丁语与之“交流”教学心得，使得这些“南郭先生”只好逃之夭夭，卷铺盖走人。
言行举止的特立独行，使得他在批评胡适这样的名人时也是丝毫不留情面。他对胡适教授的哲学就做过这样的批评：“古代哲学以教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教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
另一位大先生陈寅恪，在中国学术界可谓大名鼎鼎，尤其是他的记忆力之强、知识面之广，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其得意门生王永兴回忆恩师晚年失明后，自己给先生念《资治通鉴》时，脱漏一字，大先生当即指出，让他重读。因此，挚友吴宓称赞他为“全中国最为博学之人”，就连一向盛气凌人的傅斯年也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其弟子季羡林在面对老师早年留学德国所作的64本记录了多达十几种语言的学习笔记本时，只能用“泛滥无涯”来形容老师的语言水平。然而，这位曾经在国外留学十六年，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学习过的大先生，居然没有拿到任何学校颁发的文凭。恰恰因为没有学位，当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时，时任研究院筹备处主任的同窗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担任导师时遭拒；后来，梁启超再次推荐，大先生还是因没有学位、没有著作而被拒。在听到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教授推荐大先生，梁启超说自己的著作还不如大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后，曹校长才礼聘大先生为导师。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一个文化人必须有着独立之精神，才能有自由之思想。因此，他授课奉行的原则是：“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讲过的。”这才有了已经在国文系读到大三的王永兴在听了大先生讲的唐史课后，坚持要求转系，拜在大先生门下做弟子。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潘光旦称大先生为“教授之教授”，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也发出了“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的感叹。
二、传道，折射出做人之率真
书中介绍的十六位大先生，就其出身而言，有前清的秀才、进士，有留洋回来的硕士、博士，还有只读了半年小学、中学辍学的鸿儒；再看他们讲课的课堂，除了章太炎外，几乎清一色地或在清华大学、或在北京大学传道授业。
胡适先生以27岁的年纪被蔡元培先生聘为北大教授后，他的年少张狂引来了与之年龄相近的学生们的作弄。北京大学才子傅斯年有着“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的美誉，其才学连刘师培、黄侃等老师也深为钦佩。傅斯年可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就此被同学推举出来，在课堂上与胡适“探讨”国学。第一堂课，胡适就被问得直冒冷汗，几节课交锋下来，傅斯年失去招架之功，只得缴械投降。
三、人格，彰显出为师之风范
民国课堂的大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
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有着“三不来教授”的美誉，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而他拜章太炎为师，则源于一场骂战。内急的黄侃不下楼方便，于是“飞流直下三千尺”，这可惹恼了住在楼下的章太炎。于是，有着“民国骂圣”之誉的章太炎与黄侃就有了一场骂战。两位遣词造句的顶尖高手发现对方功力深厚，骂着骂着，怒气渐消，互通姓名后，好学的黄侃立即叩头拜章为师 ，成了章氏门下第一弟子。就是这样一个“狂妄”之人，在北京大学讲“说文解字”时，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还能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学生课后去查书，发现居然一字不错、一字不漏。而他咏诵诗章所形成的带有浓郁黄氏风格的“黄调”，令冯友兰等弟子羡慕不已，纷纷模仿，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道文化风景。
胡适早年留学美国，顶着几十个“博士”头衔的“海龟”，27岁就成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胡适先生能以一种容忍的精神，对待来自不同思想领域的批判。1930年4月，胡适先生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反损骂者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我自然情愿挨骂。”在与鲁迅先生分道扬镳后，鲁迅先生对胡适的批评与讽刺日益增多，他不仅没有反击鲁迅先生，反而一再维护鲁迅先生，批评那些恶意攻击诋毁鲁迅先生的言论。当自己的女弟子苏雪林以泼妇骂街的架势对鲁迅先生进行“鞭尸”般谩骂时，胡适先生则狠狠批评了自己的弟子，称她骂鲁迅的话“太动火气，是旧文字的恶腔调”，并教育自己的弟子，批评一个人应该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爱”。胡适先生这种国民风度，在今天也是非常少见的。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