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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19世纪的女性来说，当一名家庭女教师是唯一可以选择的体面职业。这个角色被置于一个非常模糊的，介于仆人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地带。这种被孤立的地位必然使其遭受蔑视，即使在恋爱关系中也仍难免被摆布，被轻视。两个故事里的女主人公有许多共性，本文通过四个方面的对比反映了深植人心的父权观念和阶级观念。
关键词:家庭女教师 模糊地位 歧视 父权制
虽然简·爱是夏洛特笔下一位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的虚构的艺术人物，而《音乐之声》(1965)里的玛丽娅的故事则改编自二战前奥地利的一桩真人真事。两个人物一真一假，相距几千公里，时间间隔百余年，但两个故事在父权制和家庭女教师歧视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位女主人公的身份都是“家庭女教师”，都非常决绝、叛逆，最终也都赢得了雇主的爱。
工业革命时期，除了工厂里那些又脏又累的活计外，女性能做的唯一一份“体面工作”就是做家庭女教师—— 一个受人摆布的角色。她们不能奢望一份稳定的工作，只能享有微薄的收入和一个模糊的社会地位 —— 介于仆人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某个地带，这让她在这个家庭中备受孤立。
简·爱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在那场关于罗彻斯特先生傲慢语气的讨论中，她坦言罗彻斯特作为她的雇主被赋予了向她发号施令的权利。这场对话暗示了家庭女教师不同于仆人的这种微妙地位，因为仆人永远不可能与主人进行任何“讨论”。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音乐之声》的故事里。当家庭女教师玛丽娅被要求吹哨召集孩子们时，她惊诧于雇主的冷漠，并回答：“哨子是叫狗、叫猫或其他动物的，不是用来叫孩子们的，更不是用来叫我的。这太侮辱人了。”两位女教师都试图努力维护自己小小的自尊，但基于自己的身份，她们必须很快适应雇主的冷漠无情。这一点对于生活在一个更为传统、守旧的环境下的简·爱来说尤其如此。两人的叛逆和挣扎并不是恣意无度的，而是被很好地控制在她们的雇主可以接受的程度。
在两段感情经历中，两位女主角都经历了同样的痛苦和煎熬。虽然简·爱受邀参加在Thornfield举行的欢迎布兰奇·英格拉姆的舞会，但她也只能独自坐在角落里，无人理会。她坐在那里，不是因为她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具有同样体面的身份，有权分享这份华丽，而纯粹是因为她的老板要求她这么做。“坐在那里”只是她的老板对她提出的诸多要求之一。简·爱的内心深知这种被忽略、冷落、甚至蔑视的侮辱，但她更清楚，作为一名家庭女教师，她只能选择雇主为她做出的选择。留或不留全不由她。
Von Trapp庄园为施奈德男爵夫人举行了一场欢迎舞会。与简·爱相比，玛丽娅的生活环境似乎要轻松一些，但她也只能和七个孩子一起呆在金碧辉煌的大厅后面空荡荡的走廊里。面对咫尺之外的五光十色，她不过是个看客。这短短数英尺的距离是横亘在家庭女教师玛丽娅和男爵夫人埃尔萨·施奈德之间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她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唯一可以让玛丽娅和里面的喧嚣连在一起的那根脆弱的纽带似乎只有孩子们献上的那首告别曲“So Long, Farewell.”
虽然生活在两个家庭里，两位女主角却有着同样的感情体验。两人在一开始就被自己的主人、主人美丽富有的结婚对象和主人那个世界的所有人边缘化了。而这种被冷落和被漠视最终归结于她俩太过平凡的长相、卑微的出生、微薄的收入，最重要的是她们太不起眼的“家庭女教师”身份。讽刺的是，虽然做家庭女教师是自降身份，但雇佣家庭教师却是有文化的标志。十九世纪的家庭女教师的地位及其尴尬，她虽非仆人，但她拿到的薪水却又把她定位在仆人的经济水平上。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两个故事中的另一方——给两位女主角带来伤痛和爱情的两位男雇主时，我们发现，与简·爱和玛丽娅的隐忍和坚持不同，罗彻斯特和冯·特拉普有着非常良好的自我感觉，甚至是武断。他们的声音回荡在屋里每一个角落，且不容置疑。贵族出身的罗彻斯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行使权威和施救权的机会。简·爱第一次被正式召见的那一幕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傲慢和优越感。小说第13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罗彻斯特先生当然知道我和菲尔菲克斯太太走进了房间，但他似乎没有心情去留意我们。因为当我们朝他走去时，他始终没有抬头看我们一眼。”罗彻斯特迫不及待地告诉简·爱，阿黛拉和她那位不忠的母亲赛琳的事情。他不承认自己对阿黛拉有抚养权，因为他认为那不是他的骨肉。他无比刻薄地说（15章）：“听到她母亲身无分文，我就把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从巴黎粘湿的泥土里拔了出来，移栽到这里，好让她在英国乡村花园的沃土里健康成长。”他有意炫耀：即便对于那些背叛自己的人，他依然非常慷慨、仁慈；他是他们的大救星。罗彻斯特还故意亲近布兰奇以证实简·爱对他的感情，或是让她更加爱慕自己。这招对简·爱非常灵验。但如果简·爱用此计还施彼身，结果会怎样呢？她是否会因轻浮而受千夫所指？答案是肯定的！在一个父权社会里，双重标准在所难免。这不禁让人怀疑，《音乐之声》里男爵夫人的出现是否也是有意安排的呢？
英格拉姆和男爵夫人这两位财富与美貌并重的佳人的存在自然加重了两位寒碜女教师的自卑情绪，但与此同时，两位男主人的地位和价值却得到了提升。这让他们施予家庭女教师的爱情似乎更像是一种难得的恩惠。冯·特拉普上校向玛丽娅表明爱意之后，玛丽娅心存感激地唱到：“万事皆有因，曾几何时，我一定做过好事，积过德。”
当简·爱痛苦地压抑着对罗彻斯特的渴望和爱情时，玛丽娅也为了逃避自己真实的感情而躲进了修道院。她们的退缩源于她们内心清晰的等级观念及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正如拉曼所说，耐心对于女人的价值远大于它之于男性的价值，因为等待是女性生命重要的特征。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期待男人更主动，尤其是在求爱过程中。女人纵然有千般情愫，也必须等待男人来揭晓最终答案。男人注定是主动的、主导的，而女人天生只能是被动、附属的。幸运的是，这两位不安分的女子最终打破了这种窠臼，选择回头，勇敢面对自己真实的感受。如果简·爱对自己灵魂的呼唤置若罔闻，如果玛丽娅选择在修道院中度过残生，这份真情将被永远埋葬。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governess指的是家庭女教师，governor却没有家庭男教师的含义。我们是否可以推定，男权社会里就没有家庭男教师一说，这个词是为女人量身定做的。为什么没有人把灰姑娘或小美人鱼描述成一个整日在黑暗、绝望、劳作里等待白雪公主救赎的小男孩呢？即便有这样一位——美女与野兽中的野兽，他曾经也是个王子。野兽此时的不济也被先前的尊贵身份平衡掉了。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深植我们内心的父权意识和阶级偏见。
参考文献：
[1]Bronte, C. 2000. Jane Eyre[M]. Beij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Jackson, M. 1994. The Position of Middle-Class Women as Context for Bronte’s Jane Eyre[M]. England: Brown University
[3]Punch, C. E. 1993. On Training the Ideal Governess[M]. England: Brown University
[4]Rahman, M. 1994. How Victorian Women Suffer More Like Christ Than do Men[M]. England: Brown University.
关键词:家庭女教师 模糊地位 歧视 父权制
虽然简·爱是夏洛特笔下一位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的虚构的艺术人物，而《音乐之声》(1965)里的玛丽娅的故事则改编自二战前奥地利的一桩真人真事。两个人物一真一假，相距几千公里，时间间隔百余年，但两个故事在父权制和家庭女教师歧视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位女主人公的身份都是“家庭女教师”，都非常决绝、叛逆，最终也都赢得了雇主的爱。
工业革命时期，除了工厂里那些又脏又累的活计外，女性能做的唯一一份“体面工作”就是做家庭女教师—— 一个受人摆布的角色。她们不能奢望一份稳定的工作，只能享有微薄的收入和一个模糊的社会地位 —— 介于仆人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某个地带，这让她在这个家庭中备受孤立。
简·爱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在那场关于罗彻斯特先生傲慢语气的讨论中，她坦言罗彻斯特作为她的雇主被赋予了向她发号施令的权利。这场对话暗示了家庭女教师不同于仆人的这种微妙地位，因为仆人永远不可能与主人进行任何“讨论”。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音乐之声》的故事里。当家庭女教师玛丽娅被要求吹哨召集孩子们时，她惊诧于雇主的冷漠，并回答：“哨子是叫狗、叫猫或其他动物的，不是用来叫孩子们的，更不是用来叫我的。这太侮辱人了。”两位女教师都试图努力维护自己小小的自尊，但基于自己的身份，她们必须很快适应雇主的冷漠无情。这一点对于生活在一个更为传统、守旧的环境下的简·爱来说尤其如此。两人的叛逆和挣扎并不是恣意无度的，而是被很好地控制在她们的雇主可以接受的程度。
在两段感情经历中，两位女主角都经历了同样的痛苦和煎熬。虽然简·爱受邀参加在Thornfield举行的欢迎布兰奇·英格拉姆的舞会，但她也只能独自坐在角落里，无人理会。她坐在那里，不是因为她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具有同样体面的身份，有权分享这份华丽，而纯粹是因为她的老板要求她这么做。“坐在那里”只是她的老板对她提出的诸多要求之一。简·爱的内心深知这种被忽略、冷落、甚至蔑视的侮辱，但她更清楚，作为一名家庭女教师，她只能选择雇主为她做出的选择。留或不留全不由她。
Von Trapp庄园为施奈德男爵夫人举行了一场欢迎舞会。与简·爱相比，玛丽娅的生活环境似乎要轻松一些，但她也只能和七个孩子一起呆在金碧辉煌的大厅后面空荡荡的走廊里。面对咫尺之外的五光十色，她不过是个看客。这短短数英尺的距离是横亘在家庭女教师玛丽娅和男爵夫人埃尔萨·施奈德之间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她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唯一可以让玛丽娅和里面的喧嚣连在一起的那根脆弱的纽带似乎只有孩子们献上的那首告别曲“So Long, Farewell.”
虽然生活在两个家庭里，两位女主角却有着同样的感情体验。两人在一开始就被自己的主人、主人美丽富有的结婚对象和主人那个世界的所有人边缘化了。而这种被冷落和被漠视最终归结于她俩太过平凡的长相、卑微的出生、微薄的收入，最重要的是她们太不起眼的“家庭女教师”身份。讽刺的是，虽然做家庭女教师是自降身份，但雇佣家庭教师却是有文化的标志。十九世纪的家庭女教师的地位及其尴尬，她虽非仆人，但她拿到的薪水却又把她定位在仆人的经济水平上。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两个故事中的另一方——给两位女主角带来伤痛和爱情的两位男雇主时，我们发现，与简·爱和玛丽娅的隐忍和坚持不同，罗彻斯特和冯·特拉普有着非常良好的自我感觉，甚至是武断。他们的声音回荡在屋里每一个角落，且不容置疑。贵族出身的罗彻斯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行使权威和施救权的机会。简·爱第一次被正式召见的那一幕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傲慢和优越感。小说第13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罗彻斯特先生当然知道我和菲尔菲克斯太太走进了房间，但他似乎没有心情去留意我们。因为当我们朝他走去时，他始终没有抬头看我们一眼。”罗彻斯特迫不及待地告诉简·爱，阿黛拉和她那位不忠的母亲赛琳的事情。他不承认自己对阿黛拉有抚养权，因为他认为那不是他的骨肉。他无比刻薄地说（15章）：“听到她母亲身无分文，我就把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从巴黎粘湿的泥土里拔了出来，移栽到这里，好让她在英国乡村花园的沃土里健康成长。”他有意炫耀：即便对于那些背叛自己的人，他依然非常慷慨、仁慈；他是他们的大救星。罗彻斯特还故意亲近布兰奇以证实简·爱对他的感情，或是让她更加爱慕自己。这招对简·爱非常灵验。但如果简·爱用此计还施彼身，结果会怎样呢？她是否会因轻浮而受千夫所指？答案是肯定的！在一个父权社会里，双重标准在所难免。这不禁让人怀疑，《音乐之声》里男爵夫人的出现是否也是有意安排的呢？
英格拉姆和男爵夫人这两位财富与美貌并重的佳人的存在自然加重了两位寒碜女教师的自卑情绪，但与此同时，两位男主人的地位和价值却得到了提升。这让他们施予家庭女教师的爱情似乎更像是一种难得的恩惠。冯·特拉普上校向玛丽娅表明爱意之后，玛丽娅心存感激地唱到：“万事皆有因，曾几何时，我一定做过好事，积过德。”
当简·爱痛苦地压抑着对罗彻斯特的渴望和爱情时，玛丽娅也为了逃避自己真实的感情而躲进了修道院。她们的退缩源于她们内心清晰的等级观念及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正如拉曼所说，耐心对于女人的价值远大于它之于男性的价值，因为等待是女性生命重要的特征。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期待男人更主动，尤其是在求爱过程中。女人纵然有千般情愫，也必须等待男人来揭晓最终答案。男人注定是主动的、主导的，而女人天生只能是被动、附属的。幸运的是，这两位不安分的女子最终打破了这种窠臼，选择回头，勇敢面对自己真实的感受。如果简·爱对自己灵魂的呼唤置若罔闻，如果玛丽娅选择在修道院中度过残生，这份真情将被永远埋葬。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governess指的是家庭女教师，governor却没有家庭男教师的含义。我们是否可以推定，男权社会里就没有家庭男教师一说，这个词是为女人量身定做的。为什么没有人把灰姑娘或小美人鱼描述成一个整日在黑暗、绝望、劳作里等待白雪公主救赎的小男孩呢？即便有这样一位——美女与野兽中的野兽，他曾经也是个王子。野兽此时的不济也被先前的尊贵身份平衡掉了。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深植我们内心的父权意识和阶级偏见。
参考文献：
[1]Bronte, C. 2000. Jane Eyre[M]. Beij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Jackson, M. 1994. The Position of Middle-Class Women as Context for Bronte’s Jane Eyre[M]. England: Brown University
[3]Punch, C. E. 1993. On Training the Ideal Governess[M]. England: Brown University
[4]Rahman, M. 1994. How Victorian Women Suffer More Like Christ Than do Men[M]. England: Brow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