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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舒晓鸣老师是笔者的老朋友，由采访而渐渐熟识。退休以后，舒老师曾多次自费赴上海等地，采访了数十位老艺术家，使她的“石挥研究课题”得以丰富和完善，并出版了多部专著。她说父亲一生的为人和对事业孜孜以求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她。舒老师的父亲是我国民族歌剧的开拓者之一、已故著名戏剧家舒强先生。“父亲20岁就成了画家，不到30岁就成为名演员，更是我国话剧和新歌剧的开拓者，著名的导演艺术家。延安时期，父亲和王大化叔叔导演的新歌剧《白毛女》获得巨大成功，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肯定，受到广大工农兵观众的热烈欢迎，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今年是舒强先生诞辰100周年，舒老师接受了笔者的独家专访。
父亲导演《白毛女》的时间最长
1937年，舒强参加了左翼剧联组织的抗敌救亡演剧队，后辗转来到延安，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戏剧导演工作，他与王大化、王滨导演的歌剧《白毛女》为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1944年冬到1945年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集体创作大型民族新歌剧《白毛女》，舒强和王大化、贺散之、丁毅等人一道埋头创作歌词，又先后和王滨、王大化一起担任导演工作。在短短数月中，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圆满完成了《白毛女》的排练任务。此剧上演后，流行于全国解放区，成为划时代的优秀剧目。
舒晓鸣介绍说：“我父亲导演歌剧《白毛女》的时间最长，王昆、郭兰英、万山红、彭丽媛——他为一代代的‘喜儿’说戏、排戏。延安时期、解放后以及上世纪60年代恢复演出《白毛女》，他都是导演。我清楚记得有一天，演喜儿的王昆坐在我家平房门口的小马扎上，爸爸拿出几张他画的画正在讲解，画是铅笔素描，每张都画的是喜儿的动作和表情。其中有一张‘北风吹’：一阵北风刮来，喜儿双手捧着装玉米的家什，用胳膊肘挡住迎面刮来的风。光是唱‘北风吹’、喜儿刚出场的一段戏，爸爸就画了三、四张画。《白毛女》剧组经常在桥儿沟大教堂里排戏，关着大门，我们就扒着门缝往里看。终于有一天，《白毛女》彩排了，在教堂外的院子里，表演区在一个平台上。这次彩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白毛女穿一身翻毛皮衣皮裤，上身和腿上以及头发都是白色的长毛。大概是因为不好看，观众提了意见，这身打扮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喜儿变成白毛女之后，只是披着白色的长发，身上、腿上穿着破布条样的衣裤，再没有白毛了。”
1945年春，新歌剧《白毛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首先在中央党校礼堂正式公演了，四月到六月这段时间，连续演出30多场。舒晓鸣回忆说，《白毛女》最初在延安演出时，“白毛女”是有小孩的，“爸爸让我演‘小白毛’。那时我五岁，个子比较高，当大春、大锁追进山洞时，我躲在白毛女的身后，拉着她的破衣裳，做出害怕的样子——王昆阿姨肯定记得这事。因为我个高，爸爸让我缩着身子，两条腿也弯起来。我每次都按照导演爸爸的要求做，一点也不马虎。在演《白毛女》的过程中，我跟着剧组走遍了延安的每一个角落，像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杨家岭，八路军总司令部王家坪，还有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我都去过。每天晚上让我在后台找个地方先睡觉，等快上场时，有阿姨叔叔叫我起来化装上台。白天不演戏的时候，我比较清闲，喜欢到处乱转，碰上延安的机关干部或部队战士总喜欢逗我玩，让我表演一段白毛女，我总是连唱带表演，好不热闹。”
放弃绘画。以戏剧作为终身职业
解放后，舒强先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话剧系主任和话剧系、歌剧系教授，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代理院长、院长、总导演等职，为新中国戏剧事业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成为新中国话剧和歌剧的开拓者之一。王昆、朱琳等许多著名艺术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启蒙老师”。
“我不敢说父亲是个天才，但他肯定是个人才。父亲学生时代的理想是当画家，他每到星期天就和一些同学背上画夹跟随老师到郊外去写生，他画画很刻苦，悟性强，进步快，到高中二年级，他参加江苏省中学生美术比赛，就获得第一名。父亲一心想考中央大学美术系，因数学成绩不佳，未被录取。高中毕业时，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美展，他送去了三张画，都被选中，受到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徐悲鸿的赏识。我听父亲说过：当时徐悲鸿看了他的画，了解了他的情况后说：如果当时我在，我会破格录取你。父亲早在二十岁左右，绘画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素描和彩粉画。”
舒强高中上的是省立南京中学，学校有个“南钟剧社”，舒强经常看他们演出，给剧社画海报、打灯光，后来也扮演了一些角色。剧社从上海请来了“左联”的陈鲤庭和原“南国社”的左明两位导演，在他们的指导下，他学到了许多表演的知识。这次演出之后，他被发展为“剧联”成员。
1931年“九一八”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演出次数增加，剧目更突出反帝、反封建和抗日的内容，舒强先后参加了《江村小景》、《姐姐》、《母亲》、《丰收之后》、《香稻米》、《父归》、《乱钟》等剧目的演出。“当时演戏是被人瞧不起的，特别是女演员少，上了年纪的老太婆就更没人愿意演了，父亲就自告奋勇，男扮女装，大多演上岁数的女性，演了十多个，一个比一个演得好，博得观众的赞赏，连奶奶在台下看戏，都没看出台上的老太婆是自己儿子演的。”
1934年左联南京分盟邀请著名导演章泯为他们导演了易卜生的《娜拉》，于1935年元旦公演，轰动了南京城。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准备再次公演《娜拉》的前夕，主要成员被捕，舒强也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结识了田汉、阳翰笙、廖洙沙和一些真正的工人、农民共产党员，受到很大的震撼，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舒强认识到，戏剧是宣传群众的有力武器，出狱后，他放弃绘画，决心以戏剧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历尽艰辛到达延安，演而优则导
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由左联领导的上海第一个职业剧团“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正式成立，南京左联的成员赴沪加入。舒强在上海职业剧团只干了半年，参演了《罗米欧与朱丽叶》、《武则天》、《太平天国》等剧目，结识了章泯、沈西苓、郑君里、陈鲤庭、赵丹、袁文殊等大艺术家，向他们学到了许多知识，他真正了解了像样的剧场艺术，同时，他开始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理论。 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上海文艺界组织了“抗敌救亡演剧队”，舒强先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四队，1938年到达武汉后，改为抗敌演剧二队，在1937年到1939年期间，他随演剧队沿着长江两岸，深入到湖北、湖南、江西、广西等广大地区，向工人、农民、士兵宣传鼓动，演出了《东北之家》、《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宝山之战》、《抓壮丁》等一大批抗日救亡戏剧，特别是由舒强主演的歌颂东北抗日英雄的独幕剧《三江好》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演出了五六百场，在长江以南各省市影响很大。
1941年由于皖南事变的爆发，舒强未能如期奔赴延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去了香港，参加了“留港剧人协会”，先后参演了《马门教授》和《北京人》（饰老太爷曾皓）。1942年在桂林广西省艺术馆馆长欧阳予倩邀请下，作为特邀演员，主演了《长夜行》和反映苏联反特斗争的独幕剧《人约黄昏》。1943年在重庆中国艺术剧社，再次参加《北京人》的演出，并且参加曹禺新剧目《家》的首场演出（饰觉慧）。
经过艰辛辗转，1944年，舒强终于到达延安，参加了《前线》的演出。1956年，舒强最后一次登上舞台是在实验话剧院的《同甘共苦》中饰演男主角孟莳荆。在去延安之前，30岁的舒强已经参演了几十个剧目，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名演员。他非常喜欢“晕”在自己角色之中的那种感觉，他可以为了角色忘掉一切。而导演的训练也早已开始，在演剧队时期，舒强在演戏的同时，也当过导演，导演过《三江好》、《木兰从军》、《烟苇港》等。延安时期，参加导演《前线》、《粮食》、新歌剧《白毛女》等。舒老师说：“特别是父亲和王大化叔叔导演的新歌剧《白毛女》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肯定，受到广大工农兵观众的热烈欢迎，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白毛女》的诞生为我国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昆、朱琳称父亲是启蒙老师
舒晓鸣说父亲的一生，既是表演艺术家，又是导演艺术家，还是戏剧教育家、戏剧理论家，在长期的导、表演实践和戏剧教育岗位上，他不断总结自己的创作体会，钻研戏剧理论，写出大量的戏剧理论文章。
1953年，舒强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话剧《战斗里成长》。1958年到1983年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先后执导过《火焰山的怒吼》、《三人行》、《报童》（儿艺）、《大风歌》、《哥儿们折腾记》、《西安事变》（甘肃省话剧团）、《最后一幕》、《故都春晓》、《灵与肉》等。
1962年为中央歌剧舞剧院重排《白毛女》，新时期又为中央歌剧舞剧院导演歌剧《星光啊星光》。1987年为中央戏剧学院张奇虹导演的《复活》作艺术指导。
早在1939年，舒强就曾应章泯同志邀请，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戏剧组教表演课和化装课，1943年又应郑君里的邀请，在四川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电影戏剧专修科表演系教表演课。1944年到1945年，在延安鲁艺戏剧系教授表演和化装。1946年到1949年，在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戏剧系任系主任，教授表演和化装。1946年到1949年，培训各文工团团员约400人，主要教表演。1949年到1953年，在中央戏剧学院任表导系主任，教授过的学生普通班约100人，本科班约80人。
1954年后，舒强主要在剧院工作，在长期的剧院排戏的过程中，他以剧场当课堂，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演员。刚一解放，他很快就出版了两本专著《新歌剧表演的初步探索》和《表演和导演问题》。此后，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写了几十篇戏剧论文，大部分收入1981年出版的《舒强戏剧论文集》中，1982年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关于导演艺术创新问题》（1982年《戏剧报》第六期）、《话剧表演艺术的几个问题》（1984年《戏剧报》第四期）、《关于创新问题》（1987年《戏剧报》第二期）、《今日苏联剧坛印象》（1988年《外国戏剧》第二期）等等。1993年出版了他的革命历程回忆录《跋涉》。
1991年12月25日，有关方面联合召开了“舒强从事戏剧活动六十周年座谈会”，舒晓鸣回忆说：“当时来了许多领导和老艺术家，大家充分肯定了父亲六十年来对我国革命的文艺事业所做出的贡献。阳翰老称他为：‘在革命斗争烈火中锤炼出来的戏剧战士，也是我国戏剧表演、导演艺术理论的开拓者之一。’贺敬之同志说他是：‘始终如一的革命艺术家。’徐晓钟同志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在大会上发言，充分肯定了父亲在戏剧学院初建和发展中以及他在我国戏剧理论建设中的贡献。听了他的发言，我才知道，原来中央戏剧学院的校旗是父亲设计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朱琳称父亲是她的‘启蒙老师’；著名歌唱家王昆发言回顾了他们长期以来的战斗友谊，说‘舒强同志教我演戏’；著名女导演张奇虹说父亲是她的‘恩师’。……这一天大概是父亲一生最愉快、最灿烂的一天吧，他看到了党和人民对他努力工作的充分肯定。应该说，父亲的一生是辉煌的，他达到的灿烂高度，是多少人一生努力都未能企及的。”
“他是幸福的。”说完这句话，舒老师却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1993年，爸爸突然得了气胸住院手术，78岁的老人大伤元气，体重减少了二三十斤，背也驼了，行走困难，他的暮年是艰难的，同时又是战斗的。父亲的一生主要是在演戏、排戏、看戏、评戏中度过的，晚年这一切他都不能干了，他唯一的任务就是与病魔抗争。由于呼吸困难，他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就是这样，他稍好一点，就又坚持每天去北海公园锻炼身体，每天看书看报，做力所能及的家务。1998年到1999年，他曾因心脏病三次住院抢救，每次醒过来，他依然坚持锻炼，坚持学习，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剧院建设，关心子女成长，他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最后一息，直到1999年11月12日，他猝然之间，作别了一生所热爱的事业，将瞬间化为永恒。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但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
父亲给我刮眉毛、做木拖鞋
舒老师说父亲不仅是个艺术家，在生活中也充满了创造性和艺术灵感。当年，舒晓鸣随母亲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坐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卡车于1941年1月先到延安，而舒强则因为“皖南事变”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切断了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不得不辗转到香港，直到1944年2月才到延安。 “过了3年，我们一家才团圆，这时我已经五岁了。我从小眉毛很淡，谁也没有觉得是个问题。爸爸有一双画家的眼睛，他一看见我，就对我的一双眉毛很不满意。不知道他是从创造美的观念出发，还是考虑到我的发展前途，他马上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至今不知道他当时对自己这个大胆的想法是否作过论证，但他很快就落实到行动上了，他把我的两条淡眉毛用刮胡刀给刮得一干二净，然后又用他画画的黑笔给我画了两条眉毛。我当时只有五岁，只觉得好玩，什么也没想，更没想过眉毛刮掉，如果长不出来怎么办。就这样稀里糊涂过了一个星期，我的新眉毛长了出来，黑黑的长长的一根搭一根，一双形状、颜色都恰到好处的秀眉诞生了，非常好看，给我的脸上增加了光彩。我现在七十多岁了，周围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同志，眉毛掉得很稀少了，不画眉毛就看不见，而我没有这种烦恼，这要感谢我的爸爸。时代发展到今天，社会上流行文眉，理发店的女老板经常对我说：阿姨，我给您文文眉吧？我总是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心想：我的一双眉毛是父亲的创造，是父亲留给我的终身纪念，谁也不能动。”
当年在延安，无论官兵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舒晓鸣的一家也不例外，“我们的衣服都是妈妈自己做的。我当时四五岁整天欢蹦乱跳，鞋子穿得特别费，一双新鞋穿不了多久就露脚趾了，当时做鞋和买鞋都很不容易。爸爸来延安之后，就想了个办法，他找了两块木板做鞋底，木板前面钉上两条皮带，做成一双木屐，就是木拖鞋，让我穿。穿上这双木拖板儿，我非常得意，因为我从来没看见别的小朋友穿过这样的鞋，我独一无二。每天我穿着这双木拖鞋，‘哒哒、哒哒’地跑来跑去，自己感觉这声音特别清脆、悦耳。经常是人未到，叔叔、阿姨们就知道是我来了。这双鞋，我记得一直穿到小脚后跟都着地了还舍不得扔。但这双木拖鞋最终还是扔了，而爸爸给我的一双秀眉，将陪伴我一生。”
父亲对我一直是“父道尊严”
由于受到家庭及鲁艺环境的影响，舒晓鸣从小就喜欢文艺。
“我从小喜欢演戏和画画。在延安上保小时，老师就让我女扮男装演小英雄王二小，小学搞展览，老师还让我去画画，到北京育才小学演儿童歌舞剧《小红帽》时，让我演女主角小红帽。上师大女附中后，我初中就近视眼了，戴上了眼镜，当演员比较受限制，当时我是剧团团长，就导演了前苏联剧作家罗佐夫写中学生生活的多幕剧《她的朋友们》，现在的著名电影导演王好为演女主角，演出相当成功，在全校影响很大。初中时，父亲曾问过我，长大准备干什么，我说：第一当导演，第二当文学家，第三当教师。当时父亲没有表态。初中时，有一年刚放暑假，爸爸就找出一堆书，大概有10本吧，让我看，没过几天就问我看了多少啦，嫌我看书太慢。初中三年级时，我们曾参观石油勘探学校，‘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热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苦难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跨上了层层的山峰……’
“这首《勘探队员之歌》唱得我们热血沸腾，我被感动了，很想报考石油勘探学校，就去找爸爸。爸爸对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很肯定，但劝我不要太急，升了高中后再慢慢考虑，他说这是一生所要贡献的事业，考虑成熟后再作决定。高中三年级，我想考电影学院导演系或戏剧学院导演系，父亲坚决不同意。
“他说：‘没有特殊才能，不要当导演。’我如果抗拒父亲的意志，坚决去考，一旦考不上，将无地自容，所以考虑再三，我没考导演系，依我当时的成绩，直接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我放弃了第一志愿，保留了文学和教师。”
舒老师说父亲在她成长过程中一直是“父道尊严”的形象，所以曾有很长时间怨恨过父亲。
“他总是以严父的姿态，指出我的不足，批评我的缺点。他从来没把我当回事，更不可能拿我们当朋友，说心里话，父亲对我的态度，使我感到自己缺乏才能，要想作出一番事业，必须非常努力才行。所以，我在教学岗位上，自甘寂寞，自甘清贫，埋头钻研，全力以赴，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爱自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自己’；‘锲而不舍，为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奋斗终身’。这是我的信念，我的座右铭。
“在有限的生命中，挖掘出最大潜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埋头艺术教育事业30多年后，积累了丰富的课时，撰写了多本专著，通过了外语考试，评上了教授。过去想到父亲，总是想到他看不起我，爱批评我，挑我的毛病。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再想，我才体会到父亲给我的压力，使我对自己不存在幻想，特别知道努力，才有了今天的结果。父亲给我的压力，变成我奋斗的动力，我不再怨恨父亲，反而要感谢父亲！”
今年是舒强先生诞辰100周年，舒老师接受了笔者的独家专访。
父亲导演《白毛女》的时间最长
1937年，舒强参加了左翼剧联组织的抗敌救亡演剧队，后辗转来到延安，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戏剧导演工作，他与王大化、王滨导演的歌剧《白毛女》为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1944年冬到1945年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集体创作大型民族新歌剧《白毛女》，舒强和王大化、贺散之、丁毅等人一道埋头创作歌词，又先后和王滨、王大化一起担任导演工作。在短短数月中，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圆满完成了《白毛女》的排练任务。此剧上演后，流行于全国解放区，成为划时代的优秀剧目。
舒晓鸣介绍说：“我父亲导演歌剧《白毛女》的时间最长，王昆、郭兰英、万山红、彭丽媛——他为一代代的‘喜儿’说戏、排戏。延安时期、解放后以及上世纪60年代恢复演出《白毛女》，他都是导演。我清楚记得有一天，演喜儿的王昆坐在我家平房门口的小马扎上，爸爸拿出几张他画的画正在讲解，画是铅笔素描，每张都画的是喜儿的动作和表情。其中有一张‘北风吹’：一阵北风刮来，喜儿双手捧着装玉米的家什，用胳膊肘挡住迎面刮来的风。光是唱‘北风吹’、喜儿刚出场的一段戏，爸爸就画了三、四张画。《白毛女》剧组经常在桥儿沟大教堂里排戏，关着大门，我们就扒着门缝往里看。终于有一天，《白毛女》彩排了，在教堂外的院子里，表演区在一个平台上。这次彩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白毛女穿一身翻毛皮衣皮裤，上身和腿上以及头发都是白色的长毛。大概是因为不好看，观众提了意见，这身打扮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喜儿变成白毛女之后，只是披着白色的长发，身上、腿上穿着破布条样的衣裤，再没有白毛了。”
1945年春，新歌剧《白毛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首先在中央党校礼堂正式公演了，四月到六月这段时间，连续演出30多场。舒晓鸣回忆说，《白毛女》最初在延安演出时，“白毛女”是有小孩的，“爸爸让我演‘小白毛’。那时我五岁，个子比较高，当大春、大锁追进山洞时，我躲在白毛女的身后，拉着她的破衣裳，做出害怕的样子——王昆阿姨肯定记得这事。因为我个高，爸爸让我缩着身子，两条腿也弯起来。我每次都按照导演爸爸的要求做，一点也不马虎。在演《白毛女》的过程中，我跟着剧组走遍了延安的每一个角落，像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杨家岭，八路军总司令部王家坪，还有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我都去过。每天晚上让我在后台找个地方先睡觉，等快上场时，有阿姨叔叔叫我起来化装上台。白天不演戏的时候，我比较清闲，喜欢到处乱转，碰上延安的机关干部或部队战士总喜欢逗我玩，让我表演一段白毛女，我总是连唱带表演，好不热闹。”
放弃绘画。以戏剧作为终身职业
解放后，舒强先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话剧系主任和话剧系、歌剧系教授，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代理院长、院长、总导演等职，为新中国戏剧事业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成为新中国话剧和歌剧的开拓者之一。王昆、朱琳等许多著名艺术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启蒙老师”。
“我不敢说父亲是个天才，但他肯定是个人才。父亲学生时代的理想是当画家，他每到星期天就和一些同学背上画夹跟随老师到郊外去写生，他画画很刻苦，悟性强，进步快，到高中二年级，他参加江苏省中学生美术比赛，就获得第一名。父亲一心想考中央大学美术系，因数学成绩不佳，未被录取。高中毕业时，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美展，他送去了三张画，都被选中，受到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徐悲鸿的赏识。我听父亲说过：当时徐悲鸿看了他的画，了解了他的情况后说：如果当时我在，我会破格录取你。父亲早在二十岁左右，绘画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素描和彩粉画。”
舒强高中上的是省立南京中学，学校有个“南钟剧社”，舒强经常看他们演出，给剧社画海报、打灯光，后来也扮演了一些角色。剧社从上海请来了“左联”的陈鲤庭和原“南国社”的左明两位导演，在他们的指导下，他学到了许多表演的知识。这次演出之后，他被发展为“剧联”成员。
1931年“九一八”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演出次数增加，剧目更突出反帝、反封建和抗日的内容，舒强先后参加了《江村小景》、《姐姐》、《母亲》、《丰收之后》、《香稻米》、《父归》、《乱钟》等剧目的演出。“当时演戏是被人瞧不起的，特别是女演员少，上了年纪的老太婆就更没人愿意演了，父亲就自告奋勇，男扮女装，大多演上岁数的女性，演了十多个，一个比一个演得好，博得观众的赞赏，连奶奶在台下看戏，都没看出台上的老太婆是自己儿子演的。”
1934年左联南京分盟邀请著名导演章泯为他们导演了易卜生的《娜拉》，于1935年元旦公演，轰动了南京城。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准备再次公演《娜拉》的前夕，主要成员被捕，舒强也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结识了田汉、阳翰笙、廖洙沙和一些真正的工人、农民共产党员，受到很大的震撼，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舒强认识到，戏剧是宣传群众的有力武器，出狱后，他放弃绘画，决心以戏剧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历尽艰辛到达延安，演而优则导
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由左联领导的上海第一个职业剧团“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正式成立，南京左联的成员赴沪加入。舒强在上海职业剧团只干了半年，参演了《罗米欧与朱丽叶》、《武则天》、《太平天国》等剧目，结识了章泯、沈西苓、郑君里、陈鲤庭、赵丹、袁文殊等大艺术家，向他们学到了许多知识，他真正了解了像样的剧场艺术，同时，他开始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理论。 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上海文艺界组织了“抗敌救亡演剧队”，舒强先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四队，1938年到达武汉后，改为抗敌演剧二队，在1937年到1939年期间，他随演剧队沿着长江两岸，深入到湖北、湖南、江西、广西等广大地区，向工人、农民、士兵宣传鼓动，演出了《东北之家》、《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宝山之战》、《抓壮丁》等一大批抗日救亡戏剧，特别是由舒强主演的歌颂东北抗日英雄的独幕剧《三江好》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演出了五六百场，在长江以南各省市影响很大。
1941年由于皖南事变的爆发，舒强未能如期奔赴延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去了香港，参加了“留港剧人协会”，先后参演了《马门教授》和《北京人》（饰老太爷曾皓）。1942年在桂林广西省艺术馆馆长欧阳予倩邀请下，作为特邀演员，主演了《长夜行》和反映苏联反特斗争的独幕剧《人约黄昏》。1943年在重庆中国艺术剧社，再次参加《北京人》的演出，并且参加曹禺新剧目《家》的首场演出（饰觉慧）。
经过艰辛辗转，1944年，舒强终于到达延安，参加了《前线》的演出。1956年，舒强最后一次登上舞台是在实验话剧院的《同甘共苦》中饰演男主角孟莳荆。在去延安之前，30岁的舒强已经参演了几十个剧目，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名演员。他非常喜欢“晕”在自己角色之中的那种感觉，他可以为了角色忘掉一切。而导演的训练也早已开始，在演剧队时期，舒强在演戏的同时，也当过导演，导演过《三江好》、《木兰从军》、《烟苇港》等。延安时期，参加导演《前线》、《粮食》、新歌剧《白毛女》等。舒老师说：“特别是父亲和王大化叔叔导演的新歌剧《白毛女》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肯定，受到广大工农兵观众的热烈欢迎，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白毛女》的诞生为我国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昆、朱琳称父亲是启蒙老师
舒晓鸣说父亲的一生，既是表演艺术家，又是导演艺术家，还是戏剧教育家、戏剧理论家，在长期的导、表演实践和戏剧教育岗位上，他不断总结自己的创作体会，钻研戏剧理论，写出大量的戏剧理论文章。
1953年，舒强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话剧《战斗里成长》。1958年到1983年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先后执导过《火焰山的怒吼》、《三人行》、《报童》（儿艺）、《大风歌》、《哥儿们折腾记》、《西安事变》（甘肃省话剧团）、《最后一幕》、《故都春晓》、《灵与肉》等。
1962年为中央歌剧舞剧院重排《白毛女》，新时期又为中央歌剧舞剧院导演歌剧《星光啊星光》。1987年为中央戏剧学院张奇虹导演的《复活》作艺术指导。
早在1939年，舒强就曾应章泯同志邀请，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戏剧组教表演课和化装课，1943年又应郑君里的邀请，在四川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电影戏剧专修科表演系教表演课。1944年到1945年，在延安鲁艺戏剧系教授表演和化装。1946年到1949年，在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戏剧系任系主任，教授表演和化装。1946年到1949年，培训各文工团团员约400人，主要教表演。1949年到1953年，在中央戏剧学院任表导系主任，教授过的学生普通班约100人，本科班约80人。
1954年后，舒强主要在剧院工作，在长期的剧院排戏的过程中，他以剧场当课堂，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演员。刚一解放，他很快就出版了两本专著《新歌剧表演的初步探索》和《表演和导演问题》。此后，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写了几十篇戏剧论文，大部分收入1981年出版的《舒强戏剧论文集》中，1982年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关于导演艺术创新问题》（1982年《戏剧报》第六期）、《话剧表演艺术的几个问题》（1984年《戏剧报》第四期）、《关于创新问题》（1987年《戏剧报》第二期）、《今日苏联剧坛印象》（1988年《外国戏剧》第二期）等等。1993年出版了他的革命历程回忆录《跋涉》。
1991年12月25日，有关方面联合召开了“舒强从事戏剧活动六十周年座谈会”，舒晓鸣回忆说：“当时来了许多领导和老艺术家，大家充分肯定了父亲六十年来对我国革命的文艺事业所做出的贡献。阳翰老称他为：‘在革命斗争烈火中锤炼出来的戏剧战士，也是我国戏剧表演、导演艺术理论的开拓者之一。’贺敬之同志说他是：‘始终如一的革命艺术家。’徐晓钟同志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在大会上发言，充分肯定了父亲在戏剧学院初建和发展中以及他在我国戏剧理论建设中的贡献。听了他的发言，我才知道，原来中央戏剧学院的校旗是父亲设计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朱琳称父亲是她的‘启蒙老师’；著名歌唱家王昆发言回顾了他们长期以来的战斗友谊，说‘舒强同志教我演戏’；著名女导演张奇虹说父亲是她的‘恩师’。……这一天大概是父亲一生最愉快、最灿烂的一天吧，他看到了党和人民对他努力工作的充分肯定。应该说，父亲的一生是辉煌的，他达到的灿烂高度，是多少人一生努力都未能企及的。”
“他是幸福的。”说完这句话，舒老师却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1993年，爸爸突然得了气胸住院手术，78岁的老人大伤元气，体重减少了二三十斤，背也驼了，行走困难，他的暮年是艰难的，同时又是战斗的。父亲的一生主要是在演戏、排戏、看戏、评戏中度过的，晚年这一切他都不能干了，他唯一的任务就是与病魔抗争。由于呼吸困难，他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就是这样，他稍好一点，就又坚持每天去北海公园锻炼身体，每天看书看报，做力所能及的家务。1998年到1999年，他曾因心脏病三次住院抢救，每次醒过来，他依然坚持锻炼，坚持学习，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剧院建设，关心子女成长，他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最后一息，直到1999年11月12日，他猝然之间，作别了一生所热爱的事业，将瞬间化为永恒。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但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
父亲给我刮眉毛、做木拖鞋
舒老师说父亲不仅是个艺术家，在生活中也充满了创造性和艺术灵感。当年，舒晓鸣随母亲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坐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卡车于1941年1月先到延安，而舒强则因为“皖南事变”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切断了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不得不辗转到香港，直到1944年2月才到延安。 “过了3年，我们一家才团圆，这时我已经五岁了。我从小眉毛很淡，谁也没有觉得是个问题。爸爸有一双画家的眼睛，他一看见我，就对我的一双眉毛很不满意。不知道他是从创造美的观念出发，还是考虑到我的发展前途，他马上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至今不知道他当时对自己这个大胆的想法是否作过论证，但他很快就落实到行动上了，他把我的两条淡眉毛用刮胡刀给刮得一干二净，然后又用他画画的黑笔给我画了两条眉毛。我当时只有五岁，只觉得好玩，什么也没想，更没想过眉毛刮掉，如果长不出来怎么办。就这样稀里糊涂过了一个星期，我的新眉毛长了出来，黑黑的长长的一根搭一根，一双形状、颜色都恰到好处的秀眉诞生了，非常好看，给我的脸上增加了光彩。我现在七十多岁了，周围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同志，眉毛掉得很稀少了，不画眉毛就看不见，而我没有这种烦恼，这要感谢我的爸爸。时代发展到今天，社会上流行文眉，理发店的女老板经常对我说：阿姨，我给您文文眉吧？我总是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心想：我的一双眉毛是父亲的创造，是父亲留给我的终身纪念，谁也不能动。”
当年在延安，无论官兵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舒晓鸣的一家也不例外，“我们的衣服都是妈妈自己做的。我当时四五岁整天欢蹦乱跳，鞋子穿得特别费，一双新鞋穿不了多久就露脚趾了，当时做鞋和买鞋都很不容易。爸爸来延安之后，就想了个办法，他找了两块木板做鞋底，木板前面钉上两条皮带，做成一双木屐，就是木拖鞋，让我穿。穿上这双木拖板儿，我非常得意，因为我从来没看见别的小朋友穿过这样的鞋，我独一无二。每天我穿着这双木拖鞋，‘哒哒、哒哒’地跑来跑去，自己感觉这声音特别清脆、悦耳。经常是人未到，叔叔、阿姨们就知道是我来了。这双鞋，我记得一直穿到小脚后跟都着地了还舍不得扔。但这双木拖鞋最终还是扔了，而爸爸给我的一双秀眉，将陪伴我一生。”
父亲对我一直是“父道尊严”
由于受到家庭及鲁艺环境的影响，舒晓鸣从小就喜欢文艺。
“我从小喜欢演戏和画画。在延安上保小时，老师就让我女扮男装演小英雄王二小，小学搞展览，老师还让我去画画，到北京育才小学演儿童歌舞剧《小红帽》时，让我演女主角小红帽。上师大女附中后，我初中就近视眼了，戴上了眼镜，当演员比较受限制，当时我是剧团团长，就导演了前苏联剧作家罗佐夫写中学生生活的多幕剧《她的朋友们》，现在的著名电影导演王好为演女主角，演出相当成功，在全校影响很大。初中时，父亲曾问过我，长大准备干什么，我说：第一当导演，第二当文学家，第三当教师。当时父亲没有表态。初中时，有一年刚放暑假，爸爸就找出一堆书，大概有10本吧，让我看，没过几天就问我看了多少啦，嫌我看书太慢。初中三年级时，我们曾参观石油勘探学校，‘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热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苦难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跨上了层层的山峰……’
“这首《勘探队员之歌》唱得我们热血沸腾，我被感动了，很想报考石油勘探学校，就去找爸爸。爸爸对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很肯定，但劝我不要太急，升了高中后再慢慢考虑，他说这是一生所要贡献的事业，考虑成熟后再作决定。高中三年级，我想考电影学院导演系或戏剧学院导演系，父亲坚决不同意。
“他说：‘没有特殊才能，不要当导演。’我如果抗拒父亲的意志，坚决去考，一旦考不上，将无地自容，所以考虑再三，我没考导演系，依我当时的成绩，直接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我放弃了第一志愿，保留了文学和教师。”
舒老师说父亲在她成长过程中一直是“父道尊严”的形象，所以曾有很长时间怨恨过父亲。
“他总是以严父的姿态，指出我的不足，批评我的缺点。他从来没把我当回事，更不可能拿我们当朋友，说心里话，父亲对我的态度，使我感到自己缺乏才能，要想作出一番事业，必须非常努力才行。所以，我在教学岗位上，自甘寂寞，自甘清贫，埋头钻研，全力以赴，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爱自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自己’；‘锲而不舍，为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奋斗终身’。这是我的信念，我的座右铭。
“在有限的生命中，挖掘出最大潜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埋头艺术教育事业30多年后，积累了丰富的课时，撰写了多本专著，通过了外语考试，评上了教授。过去想到父亲，总是想到他看不起我，爱批评我，挑我的毛病。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再想，我才体会到父亲给我的压力，使我对自己不存在幻想，特别知道努力，才有了今天的结果。父亲给我的压力，变成我奋斗的动力，我不再怨恨父亲，反而要感谢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