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部优秀的政治题材电影,《窃听风暴》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并将这种意识形态升华到了人性的高度,增加了影片的深度与广度。影片将叙事纳入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虚构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并通过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刻画,引起了观众情感的真实共鸣。
　　
　　关键词:意识形态;体制与艺术;人物性格
　　
　　《窃听风暴》主要讲述了前东德斯塔西情报工作人员维恩勒对著名右派剧作家德雷曼以及其夫人克丽丝玛利亚的生活实施监听,却在监听的过程中逐渐被剧作家的真性情、真爱、才华所感染和打动,从而转为保护剧作家度过那个“危险时期”的故事。《窃听风暴》是一部优秀的政治题材电影,它体现了导演对前东德时期社会主义集权制度的反思,同时赞扬了艺术的生命力,歌颂了人性的自由与崇高。2006年影片在德国上映并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同时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先后获德国国家电影节金萝拉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7项大奖,第79届奥斯卡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等。巨大的成功来源于电影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对艺术的关怀以及对人性回归的呼唤。
　　
　　一、影片的意识形态色彩
　　
　　“意识形态通常被定义为反映社会需要和个别的个人、团体、阶级或文化向往的一组意念。……每部电影都偏向某种意识形态,因此褒扬某些角色、组织、行为及动机为正面的,反之也贬抑相反的价值为负面的。”[1]《窃听风暴》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影片的这种意识形态具体表现为在感情上倾向于无拘无束、思想自由的艺术家们,他们是社会的良知,在这个严酷的社会环境中能够直面人生、勇敢说话、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同时影片冷静地批判了集权者的残暴和虚伪以及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可恶行径,尤其表现为对于艺术的制约和对艺术家的控制。通过两者的对比,该片从人权和人性的角度出发,批判了东德的社会制度对普通人(影片中着重表现为对于艺术家)权利的漠视和侵害,表达了人们在压抑中对自由、开放、民主的环境的深切渴望,并通过片中著名艺术家艾尔伯特之口直接道出了大众对于这个“毫无人权,根本不让人说话的国家”的反抗与呐喊。
　　“散漫的、多样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最终要受到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意识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制约的。”[2]电影的观众(文本的阅读者)在电影与现实的误认中就不自觉地臣服于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其自觉的实践者。在《窃听风暴》中,导演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自觉实践者,将他所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附着于电影之上,或作为隐含在文本之下的一条暗流。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通过电影建构的世界,产生了对于影片主人公——其实质为代表着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物形象——的认同,也就不自觉地在精神上与导演握手,达成与导演所表达的观念的契合,这便是电影的魔力。进一步说,观众通过导演建构的那个电影世界来认同这个价值观,从而把这种价值观不自觉地应用于生活和精神的其他方面。博德里在《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一文中指出,电影是一种需要明确意识形态的机器,而且意识形态必须占据和观众视点重合的那个点,使之总是和观众的心理趋向“不谋而合”,与其说是迎合不如说电影是在“暗度陈仓”似地引导,或者说电影总是想方设法把观众带入到它所期待的那个价值体系中去。《窃听风暴》所倡导的自由、人权、平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占据了电影的“这一点”,所以电影就顺理成章地展现了这一主流意识形态。
　　 影片还探讨了体制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影片人物豪斯说:“一个人如果能适应每一种环境,那么他就不是人了。”同样一种文化若能适应每一种制度,那么它就已经失去其本真了。艺术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方式,它是超越国界、超越体制的。艺术源于生活,艺术家也要着眼于生活。因此,艺术家是社会的良知,是黑暗中的灯塔。影片开头部分,由德雷曼导演、德雷曼夫人主演的精彩戏剧深深地感动了作为特工的维恩勒。在监听过程中,艺术家们真诚的交流、思想的碰撞、热情洋溢的生活打动着特工维恩勒,让我们看到艺术的强大感染力。但是艺术却又是在体制的夹缝中生存的,众多艺术家被监听,人身自由以及言论自由都被限制。在这个夹缝中,有的人选择决绝抵抗——自杀而终;有的人选择消极逃避——依靠服用药物来苟且偷生;也有人在逃避后选择直面——通过作家的笔来揭露社会,反抗体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艺术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无拘无束,可以任意驰骋;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受到体制的制约,甚至是在体制的高压下苟延残喘。
　　
　　 二、主要人物性格分析
　　
　　由于电影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具有特殊性,因此影片中的人物形象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归属于左右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以德雷曼夫妇为代表的艺术家们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以特工维恩勒为代表的上层建筑派,他们为捍卫体制不惜利用一切手段,集中代表着左倾集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导演将这两种意识形态下的人格都统摄于人性的高度之中。维恩勒在监听的过程中实现了人性的回归和价值的重新判断,用实际行动捍卫了人格的崇高。德雷曼在逃避和直面社会现实的改变中树立了艺术家崇高的人物形象。
　　文学理论中讲到,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就是能充分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3]《窃听风暴》通过对东德社会主义制度时期这一典型环境中像维恩勒这样的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突出了人物性格特征,同时还提高了影片的思想深度。“人物的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4]特务维恩勒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主义热情、专业的职业操守以及高超的职业技术的人,他是电影中所展现的那个时代的产物,没有这样的集权制度,便不会激发这样的人格。影片开场通过维恩勒审讯犯人的驾轻就熟以及课程教学的严肃认真的交叉剪辑,展现了他过硬的专业技能、冷静的思维、对自身职业所具有的崇高感以及作为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荣誉感和使命感。“典型环境不仅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基础,而且还逼迫着人物行动,制约着人物性格发展变化。”[5]维恩勒这种高度的职业敏感来自于他所处的环境,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时代信仰。这种信仰驱使着他这样做,不作他想。“但是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在一定条件下,他又可以对环境发生反作用。”[6]在监听的过程中,维恩勒逐渐受到艺术家真性情、真爱的熏陶和才华的吸引,人物性格发生了转变,开始怀疑自己以前的信仰。维恩勒是整部影片最大的矛盾集合体,一方面,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且他身为一名特工,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与准则;但是另一方面,良知的觉醒,人性的复苏,使他察觉到了异样的端倪,开始怀疑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信仰,甚至是自己的国家。
　　德雷曼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剧作家。他有着诗意充盈的、敏感多思的、眼光超越的、痛苦忧伤的、向往着自由和舒展个性的诗人之心。他无拘无束、天马行空、自由散漫的性格特征表现在他不会打领带,买菜回家的路上会放下菜篮和小朋友踢一场球,毫不吝啬地表现出对女友的爱与依赖——在德雷曼夫人演出结束后两人在后台耳语亲热,回家后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孩一样抱着自己女友的肚子,尽显天真与烂漫。人物性格不仅可以通过一个细节或者一个场景来体现,同时还可以通过一个事件来体现。对于女友背着她与部长来往一事,他没有恼羞成怒,而是用温暖的怀抱表达了他的宽容与理解,同时也力劝女友做自己,相信自己,不要依附于权势。对于好朋友之死,他只是默默地用一曲《好人奏鸣曲》来表达他的哀伤与怀念。通过这两件事,我们认识到了德雷曼的一颗温润的诗人之心,他的真情与真诚不仅打动了剧中人物维恩勒还打动了作为观众的我们,此时观众的情感与剧中人物达到了统一,共鸣得以产生。德雷曼展现了艺术家生命的斑斓色彩,性格的丰富多彩,同时还展现了他作为一名优秀的知识分子灵魂的深度。对于体制他一开始的态度是回避,不主张用激进的方式去对抗,后来好朋友的死让他清醒,他决心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抱着一颗博爱的心拯救大众,揭露当局的丑闻与不公。这样的人物虽然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影片中看到真实的情感,德雷曼的性格和灵魂是合乎理想的,具体表现在合乎了观众的心理情感期待。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出德雷曼性格的弱点——过于天真和善良,轻信他人,这样的性格在那个时代注定是需要被保护的。
　　
　　三、结语
　　
　　《窃听风暴》是一部优秀的德国电影,它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影响其艺术性,反而给电影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在细细体会剧中人物性格及其命运时,特殊时代背景下人物灵魂的深度也同样令人叹服。一个时代的阴霾终将过去,而一个人物的悲剧却无法挽回。苦难的灵魂经过觉醒最终得到拯救,显得如此深刻和动人。片中布莱希特那首美丽的小诗就是对电影最好的注脚:信仰和爱情要像树一般挺拔直立,它们就像蓝天中飘过的那朵云一样洁白无瑕。只要我们相信,它就是那样。
　　
　　注释:
　　[1] [美]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焦雄屏译,世界图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页。
　　[2] 峻冰:《20世纪外国现代电影理论的发展轨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5期。
　　[3][4][5][6]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第221页、第222页、第222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