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没有统一高考，表现优异的士兵可以被推荐上大学。多数朝鲜男性上大学的时候已经二十七八岁。
　　“时至今日我还会不时想起在朝鲜的日子。想想一同上课的同学、老师，想想平壤空气里干净、甜润的气息、想想夜晚永远星光灿烂的天空。朝鲜，就像一个和我一同经历了一段艰难岁月的老朋友一样，每当想起来，都想对他问声：‘你还好吗？’”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大四学生董海涛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已经从平壤回国一年了。董海涛就读于二外朝鲜语系，2011年4月他获得国家留学专用基金，和国内其他50余名学生一同踏上了留学朝鲜的旅途。
　　他前往的学校是金亨稷师范大学，是朝鲜仅次于金日成综合大学的高校。学校的名字来自于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父亲金亨稷。在金亨稷师范的7个月里，董海涛时常感觉到自己是在世界上最安静、最不为人知的一个角落里。这个国家和中国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这里没有胖人，街上很少能遇上膀大腰圆的汉子。相对于饮食的不适，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生活更让他烦恼，他必须用极为原始的方式同朝鲜同学和老师相处。
　　7个月里，董海涛瘦了20斤，给父母和国内的女朋友写了197封信。一年以后，身为韩国丽水世界博览会志愿者的董海涛却觉得，这段看上去艰苦的岁月，并不是朝鲜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
　　“一开始，我只是想知道朝鲜的大学生在想什么，他们的精神世界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否也一样向往外面的世界。”
　　他得到答案了吗？7个月时间里，大学里“大叔级别”的同宿生变成了董海涛善解人意的辅导员，遍历平壤的大街小巷。或许，在董海涛心里，一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清晰了。
　　衣、食、住、行
　　董海涛是交换生。中朝留学生是按1∶3的比例交换的，即1个中国学生去朝鲜就有3个朝鲜学生来到中国，由对方提供食宿和生活费用。这项留学生交换制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朝很多领导人都曾是这样制度下的“海归”。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和朝鲜第一外相姜锡柱就曾经是北大同学，还住同一个宿舍，成为了好朋友。
　　作为交换生，董海涛享受到了朝鲜给予的补助——每个去朝鲜留学的中国学生都可以获得40欧元现金补贴。
　　在朝鲜同学眼里，中国学生在朝鲜享受的是“极高”的待遇。“饭不限量供应。但是朝鲜的料理方式单一，不合我们胃口。每天豆芽豆腐，还有被戏称为‘馊水汤’的大酱汤。大家都瘦了不少。不过幸好每个月有朝方的补助，这些钱够大家改善个四五回的伙食了。”
　　留学生最主要的开销还是电话费。董海涛仔细算过，平壤一分钟的电话费折合人民币大约17元。在高丽饭店可以发电子邮件，每发送25kb的文件要付约20元人民币。虽然董海涛觉得这“贵得离谱”，但是如果写信的话，恐怕20多天都到不了国内。“我们这些中国学生还是选择发邮件，毕竟25kb的txt文档能写上几千字了。”
　　董海涛平时拿到的朝方补贴，基本都花在邮件上了。为了省下通信的钱，董海涛在集贸市场为一个两三元的牙刷砍过价，就为了省下一点通讯费用。
　　有一次，董海涛临时决定要给女朋友发邮件。因为事出突然，他到了晚上才出门到上网的地方去。因为平壤的地铁只开到晚上9点，发完邮件，董海涛只好步行回去，回到宿舍时已经是半夜11点了。
　　在来到朝鲜之前，根据一些报道，董海涛总觉得朝鲜是个半军事化管理的国家。一向遵守纪律的董海涛觉得，自己违反纪律晚归，恐怕会被大学的外事科长和辅导员狠狠训斥一番了。他乖乖地到外事科长的房间去请罪。
　　结果没想到外事科长虽然眉头深锁，却耐心地听完他的解释。科长并没有太过责备他，而是拍拍董海涛的肩头说：“1998年时我也去中国留学过2年。在外留学，其实也是非常想念家人和爱人的，这也都是人之常情，以后注意就行了。”
　　科长的开明让董海涛非常吃惊，他觉得，这并不是传闻所说的没有人情味的国家。
　　困扰中国留学生的通讯问题，普通的朝鲜市民倒并不是太在意。董海涛注意到，市场上有朝鲜自己的手机销售——多数是平壤牌的。有一次他好奇地让带手机的人打开手机，“看到开机时那个光芒四射的欢迎画面，我就清楚了，其实这就是一部华为手机嘛。”
　　留学生的生活比较乏味，周末时，董海涛有个爱好就是逛平壤的集贸市场。
　　朝鲜人每个月的收入确实也就10元钱，但那是因为朝鲜几乎所有的物品都是国家供给，凭票供应，所以朝鲜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地方需要用钱。他当初去留学时也曾抱着“拥有100元人民币就是富翁”的美好愿望，但到了那边才知道其实很多东西的价格和国内相差无几。
　　在集贸市场逛了几回，董海涛终于摸清楚了当地的物价。平壤居民以米饭为主食，没有什么面食。菜的种类也少，肉类就更少了。“老百姓一般买不起肉，而且都是凭票供应的，市场上卖肉的就很少。这肉不零卖，一买就让你买整整一袋，这一袋就是4斤。”
　　董海涛记下的价格是：鲜猪肉一斤约折合人民币35元，牛肉一斤28元；豆角一斤7元，茄子一斤12元；苹果一斤7元，橘子一斤6元，香蕉一斤10元。
　　室友“饼叔”
　　金亨稷师范大学的住宿条件听起来并不差。一般是3个人合住一套2室一厅。董海涛在平壤的7个月，就和一个朝鲜大学生分在了一个房间。这个朝鲜同学，大家都叫他“饼叔”。
　　“饼叔”原名叫崔胜进，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要“胜利、前进”，充满了革命色彩。大家之所以叫他饼叔：一来是因为他脸盘宽大，形如一张大饼；二来是因为今年上大四的他已经31岁。于是这些只有二十一二岁的中国留学生就戏称他为“叔”。
　　说起来，“饼叔”算是朝鲜男性大学生的一个缩影了。由于朝鲜半岛一直处于停战状态——仅仅是停战，所以朝鲜和韩国都实行全民兵役制。几乎所有的朝鲜男性——还有很多女性——到达一定年龄都必须服兵役。根据他们的表现和个人的选择，他们的兵役期从5年到10年不等。这里没有统一高考，退役之后由部队推荐，表现优异的士兵就可以上大学。多数的朝鲜男性上大学的时候已经二十七八岁了。
　　“饼叔”来自于朝鲜经济特区新义州，家庭条件算是不错的。同为年轻人，董海涛和“饼叔”有不少共同话题。 　　董海涛爱看电影，课余都会用笔记本电脑看会电影当消遣。每次董海涛看国产电影的时候，“饼叔”都会兴冲冲地凑过来看一会儿，然后饶有兴趣地指着画面问董海涛：这是中国什么地方？不过每次他都只看几分钟就离开了。
　　而董海涛看好莱坞的电影时，“饼叔”也会不时过来瞟一眼。董海涛叫他一起看，他就会面露难色地说到：“我们看外国的电影不太好”。时间一长，董海涛也就不再叫他一起看了。“他总是恋恋不舍地来望一眼就离开，那种想看又不能看的样子想起来就好笑。”
　　董海涛觉得，这些朝鲜的年轻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充满憧憬与向往，只不过限于各种原因，不能过多地去了解。
　　“饼叔”对中国真地非常好奇。有一次，“饼叔”煮好了面条，就叫董海涛一起吃。在两人脸红耳赤地吃着热面条的时候，“饼叔”若无其事地问起董海涛：中国有没有地铁啊，中国的游乐场会开到几点？还有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的大学里有多少专业，都学什么，外国人多不多？
　　“饼叔”问到董海涛一个月生活费是多少的时候，董海涛告诉他，自己大约需要1500元人民币。“饼叔”吃了一惊。事后“饼叔”告诉董海涛，朝鲜的教育、医疗都是免费的，学校也会给学生们提供食宿，甚至连坐公交车都提供有专门的车票。“我基本没什么需要用钱的地方。”
　　但“饼叔”还是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没有地方需要用钱，但是全部都是国家供应未免太单调贫乏了，比如说如果你想再吃一包方便面，就得自己去买了。”
　　从一包方便面说起，“饼叔”非常感慨地提到，自己非常希望朝鲜也能快点发展经济。董海涛就给他讲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事。“饼叔”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提出了异议：“我觉得朝鲜不能开放。现在我们和韩国的关系很不好，美国也随时可能介入，朝鲜半岛很不安全。如果开放了，全力发展经济，万一发生战争，我们的国家就可能面临灭亡。”
　　在董海涛7个月的观察中，“饼叔”的这番话似乎代表了所有朝鲜人的看法。
　　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紧张，许多在中国常见的东西都买不到。“饼叔”常常向董海涛要一些零食。董海涛带过去一大袋阿尔卑斯奶糖，几乎有一半都分给了他。每隔几天，他都会跟董海涛说奶糖非常好吃，还有没有。“那种拐弯抹角要东西的方式，当时我挺反感的，但现在想起来，却觉得他非常可爱，有朝鲜年轻人那种朴实的羞涩。”
　　平时的时候，大家喜欢凑在房间里看电视。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都有电视节目，虽然一共就只有3个台，但大家总能看得津津有味。至于其他的时间，如果没有课，“饼叔”就和其他同宿生在楼下的某个小角落抽烟、聊天，跟其他国家的大学生没有什么两样。
　　在朝鲜我们怎么恋爱
　　在平壤的街头，现在已经可以不时看见情侣牵着手走在街上。尽管他们虽然牵着手，两个人还是得保持着一小段距离。这分小心翼翼的甜蜜常常让独自在外的中国留学生羡慕不已。
　　朝鲜的大学生有规定是不允许谈恋爱的。董海涛曾经就这个大学生都关心的问题，咨询过一个叫张智成的朝鲜同学。
　　“朝鲜大学生如果谈恋爱被发现会怎么办？”
　　张智成回答：“被学校开除。”
　　董海涛继续问：“那大学生到底有没有谈恋爱的呢？”
　　对方笑着说：“当然有。”
　　“那中学生呢？”
　　张智成笑得更厉害了：“应该也有。”
　　“我开玩笑地问：‘那你的女朋友是谁？’他冲着我一脸坏笑，就是不直接回答。”董海涛对《世界博览》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