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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风之先生创立的蒋派二胡是我国民族音乐中优秀的艺术流派,研究蒋派二胡艺术的传承对现今二胡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谈眼界——功夫在诗外
蒋风之于1927年考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同年成为国立音乐院第一期学生。1933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同年在百代唱片公司录制《汉宫秋月》。此时,25岁的蒋风之已形成较成熟的个人演奏风格。1938年,30岁的蒋风之被北京多家大学聘为教授,多次演出并举办独奏音乐会。为什么蒋风之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较高的艺术成就?除了勤奋、刻苦等原因外,开闊的眼界也是不可或缺的。蒋风之师从刘天华,处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最活跃的北京,无疑他的眼光是开阔的,他的二胡艺术不仅仅是一弓、一音、一指、一技,而是有思想、有底蕴的艺术,他的二胡中既有提琴的元素,又有古琴的元素,没有开阔的眼界,不可能做到这些。回到今天,二胡艺术虽已得到极大发展,社会地位、学科建设都得到极大提高。但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恰恰使艺术家的眼界变窄了,变得眼睛里只有弓、音、指、技。很多演奏家看二胡,是从手指到手指,从木头到木头。他们看社会,也是用二胡的眼光看社会,把二胡里的牡丹看作社会的牡丹。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二胡,可以说二胡既是牡丹,也是小草。把自己看成牡丹,那就是百花之王,美得无可比拟。把自己看成小草,则处处还需要汲取和学习。所以对当代二胡人而言,眼界要开阔,功夫在诗外。不但提升艺术水准需要眼界开阔,诗外学诗。提升个人涵养,更要求眼界开阔,诗外学诗。蒋风之的眼界,特别是他的艺术折射出的文化、思想和涵养,值得现代二胡人深入学习。
二、谈立志——青少年演奏者的格局所在
对绝大多数专业院校的琴童和青少年演奏者而言,他们的艺术道路是学校安排的,老师指定的。而院校老师们普遍安排的狂想曲之路、移植曲之路无比艰难且学无所用。对琴童而言,他们没有思考和选择的余地。走上这条路以后,《一狂》、《二狂》、《三狂》、《四狂》接踵而至,《卡门》、《流浪》、《阳光》、《引子》应接不暇,至于为什么要学这些?自己喜欢这些吗?听众喜欢这些吗?很少静下来想一想。走上社会以后,会感到路越来越窄,苦恼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引出学习二胡的立志问题。学二胡,为什么而学?学什么?二胡初到刘天华那里,是无路可走的,刘天华立了一个志向,——“改进国乐”,从此他所学的、所做的,都在为这个目标服务。二胡之于蒋风之,有了刘天华开创的新路,但以后的路依然荆棘。而刘天华的遗志——“改进国乐”,也是蒋风之的学琴之志。据《论蒋派二胡艺术的形成》一文记载:“民乐不景气时,许多搞民乐的人纷纷西学,也有人劝蒋风之先生改行,可老先生硬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但自己坚定信念,还教导其子女,以天华先生为表帅,一定要在发展民乐方面搞出点名堂。”
回到现代,老师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所教的是人,不是技术机器。对于附小、附中的孩子们而言,不应简单草率地把他们变成速度机器、快弓机器,把他们人生最好的时光都献给狂想曲、提琴曲。更不能从小就打下名利、功利的思想——诸如为了比赛而学,为了第一而学,为了留校而学,为了成名成家而学,为了鲜花掌声而学——这些东西很容易进入幼小的心灵,把人带入邪路。从二胡的现状看,空白的地方还有很多。二胡现在还没有一本“史”,仅有两三个“派”,这些空白、急需的事情为何这么多年无人做?就是学习的方向和目的有所偏。为什么方向有所偏?因为“志”立的不正。很多时候,青少年演奏者们都在冲着奖、名、利去拼,当然这也跟环境、机制、老师有很大关系。为这些东西投入了几乎所有的精力,哪里还能为学术静下心来做些事呢?专心才能致志,心不专,什么都不愿意舍弃,又怎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所以青少年演奏者们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往往不是练技术,而是为艺术立志,立多大的志,决定将来有多大的格局,有多大的成就。立志里有很多功夫,绝不是想象那样随便给自己定个人生目标就可以了。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大家注意“志”这个字,已经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样坚定不移的人生信念了。《大学》也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才是修、齐、治、平。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修的功夫,都是围绕立志、坚定人的内心信念而来的。立什么“志”,就会决定今后走什么路,决定今后学什么。这里呼吁附小、附中乃至大学的琴友们,要思考自己学习二胡的目的和方向,给人生和学业立下志向。别人为奖项努力的时候,你们可以去填补这门学科的空白,比如二胡史的修订工作,比如风格流派的研究和整理工作,要相信艺术是有其客观发展规律的。无论得多少奖,演多少出,没有艺术上、学科上的建树,最终都是徒劳。
三、谈借鉴——“化之”还是“被化”
大家知道,蒋风之博采众长,学习二胡、琵琶、小提琴、钢琴等,如果再扩大一下,蒋风之的书法、国学底蕴也十分了得。他的演奏风格含有浓郁的文化气息,从古琴里吸取了丰富的艺术养料。蒋风之借鉴古琴,但没有把二胡“古琴化”,刘天华借鉴西洋,但没有把二胡“西洋化”,刘天华借鉴小提琴,也没有把二胡“小提琴化”。这里引申出一个问题。二胡借鉴外来艺术,究竟是要“化之”还是要“被化”。据何昌林先生文章载例:“张大千举办新潮作品展,特请毕加索莅临指教。毕加索绕厅一周,扭头就走。张大千急忙拦住他,恳请他对自己的作品提点意见。毕加索说:‘墙上哪有你张大千的作品,我发现这些全是我毕加索画的’。张大千由此受到极大震动,突然间领悟到自我的价值,张大千化毕加索——可,而张大千毕加索化——不可!”反观今天,二胡大量借鉴各种艺术元素,但很多时候不是化之为我所用,而是化我为它,以致很多时候如东施效颦一般失去自我。如二胡的“声腔化”、“提琴化”、“戏剧化”、“狂想化”,甚至“国际化”等等,都是借鉴外来艺术生搬硬套、不知取舍,偏离正确方向的提法。所以二胡借鉴外来艺术,万不能学《梁祝》,把自己给“化”了,最终不论是化为蝴蝶,还是化为其它,都逃不出一个悲剧的命运。
一、谈眼界——功夫在诗外
蒋风之于1927年考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同年成为国立音乐院第一期学生。1933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同年在百代唱片公司录制《汉宫秋月》。此时,25岁的蒋风之已形成较成熟的个人演奏风格。1938年,30岁的蒋风之被北京多家大学聘为教授,多次演出并举办独奏音乐会。为什么蒋风之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较高的艺术成就?除了勤奋、刻苦等原因外,开闊的眼界也是不可或缺的。蒋风之师从刘天华,处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最活跃的北京,无疑他的眼光是开阔的,他的二胡艺术不仅仅是一弓、一音、一指、一技,而是有思想、有底蕴的艺术,他的二胡中既有提琴的元素,又有古琴的元素,没有开阔的眼界,不可能做到这些。回到今天,二胡艺术虽已得到极大发展,社会地位、学科建设都得到极大提高。但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恰恰使艺术家的眼界变窄了,变得眼睛里只有弓、音、指、技。很多演奏家看二胡,是从手指到手指,从木头到木头。他们看社会,也是用二胡的眼光看社会,把二胡里的牡丹看作社会的牡丹。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二胡,可以说二胡既是牡丹,也是小草。把自己看成牡丹,那就是百花之王,美得无可比拟。把自己看成小草,则处处还需要汲取和学习。所以对当代二胡人而言,眼界要开阔,功夫在诗外。不但提升艺术水准需要眼界开阔,诗外学诗。提升个人涵养,更要求眼界开阔,诗外学诗。蒋风之的眼界,特别是他的艺术折射出的文化、思想和涵养,值得现代二胡人深入学习。
二、谈立志——青少年演奏者的格局所在
对绝大多数专业院校的琴童和青少年演奏者而言,他们的艺术道路是学校安排的,老师指定的。而院校老师们普遍安排的狂想曲之路、移植曲之路无比艰难且学无所用。对琴童而言,他们没有思考和选择的余地。走上这条路以后,《一狂》、《二狂》、《三狂》、《四狂》接踵而至,《卡门》、《流浪》、《阳光》、《引子》应接不暇,至于为什么要学这些?自己喜欢这些吗?听众喜欢这些吗?很少静下来想一想。走上社会以后,会感到路越来越窄,苦恼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引出学习二胡的立志问题。学二胡,为什么而学?学什么?二胡初到刘天华那里,是无路可走的,刘天华立了一个志向,——“改进国乐”,从此他所学的、所做的,都在为这个目标服务。二胡之于蒋风之,有了刘天华开创的新路,但以后的路依然荆棘。而刘天华的遗志——“改进国乐”,也是蒋风之的学琴之志。据《论蒋派二胡艺术的形成》一文记载:“民乐不景气时,许多搞民乐的人纷纷西学,也有人劝蒋风之先生改行,可老先生硬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但自己坚定信念,还教导其子女,以天华先生为表帅,一定要在发展民乐方面搞出点名堂。”
回到现代,老师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所教的是人,不是技术机器。对于附小、附中的孩子们而言,不应简单草率地把他们变成速度机器、快弓机器,把他们人生最好的时光都献给狂想曲、提琴曲。更不能从小就打下名利、功利的思想——诸如为了比赛而学,为了第一而学,为了留校而学,为了成名成家而学,为了鲜花掌声而学——这些东西很容易进入幼小的心灵,把人带入邪路。从二胡的现状看,空白的地方还有很多。二胡现在还没有一本“史”,仅有两三个“派”,这些空白、急需的事情为何这么多年无人做?就是学习的方向和目的有所偏。为什么方向有所偏?因为“志”立的不正。很多时候,青少年演奏者们都在冲着奖、名、利去拼,当然这也跟环境、机制、老师有很大关系。为这些东西投入了几乎所有的精力,哪里还能为学术静下心来做些事呢?专心才能致志,心不专,什么都不愿意舍弃,又怎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所以青少年演奏者们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往往不是练技术,而是为艺术立志,立多大的志,决定将来有多大的格局,有多大的成就。立志里有很多功夫,绝不是想象那样随便给自己定个人生目标就可以了。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大家注意“志”这个字,已经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样坚定不移的人生信念了。《大学》也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才是修、齐、治、平。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修的功夫,都是围绕立志、坚定人的内心信念而来的。立什么“志”,就会决定今后走什么路,决定今后学什么。这里呼吁附小、附中乃至大学的琴友们,要思考自己学习二胡的目的和方向,给人生和学业立下志向。别人为奖项努力的时候,你们可以去填补这门学科的空白,比如二胡史的修订工作,比如风格流派的研究和整理工作,要相信艺术是有其客观发展规律的。无论得多少奖,演多少出,没有艺术上、学科上的建树,最终都是徒劳。
三、谈借鉴——“化之”还是“被化”
大家知道,蒋风之博采众长,学习二胡、琵琶、小提琴、钢琴等,如果再扩大一下,蒋风之的书法、国学底蕴也十分了得。他的演奏风格含有浓郁的文化气息,从古琴里吸取了丰富的艺术养料。蒋风之借鉴古琴,但没有把二胡“古琴化”,刘天华借鉴西洋,但没有把二胡“西洋化”,刘天华借鉴小提琴,也没有把二胡“小提琴化”。这里引申出一个问题。二胡借鉴外来艺术,究竟是要“化之”还是要“被化”。据何昌林先生文章载例:“张大千举办新潮作品展,特请毕加索莅临指教。毕加索绕厅一周,扭头就走。张大千急忙拦住他,恳请他对自己的作品提点意见。毕加索说:‘墙上哪有你张大千的作品,我发现这些全是我毕加索画的’。张大千由此受到极大震动,突然间领悟到自我的价值,张大千化毕加索——可,而张大千毕加索化——不可!”反观今天,二胡大量借鉴各种艺术元素,但很多时候不是化之为我所用,而是化我为它,以致很多时候如东施效颦一般失去自我。如二胡的“声腔化”、“提琴化”、“戏剧化”、“狂想化”,甚至“国际化”等等,都是借鉴外来艺术生搬硬套、不知取舍,偏离正确方向的提法。所以二胡借鉴外来艺术,万不能学《梁祝》,把自己给“化”了,最终不论是化为蝴蝶,还是化为其它,都逃不出一个悲剧的命运。